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西北、解放西部过程中，1949年7月陕西的扶眉战役以及8月的兰州战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人民解放军相继歼灭了国民党胡宗南部4.4万人以及长期盘踞西北地区的第四十集团军。这是解放战争期间陕甘境内国共两党的一次大决战。经此，陕甘境内大部解放。

烈士李锡贵在兰州战役牺牲时，担任我第一野战军第四军第十师第三十团的政委。

李锡贵，1917年8月31日生于陕西省旬邑县湫坡头镇坪坊村一个雇农家庭，祖孙三代11口人挤住在两孔破窑里，仅靠父亲和四个哥哥打工勉强度日。1923年，因生活所迫，全家迁到甘肃省正宁县三嘉乡林家坡当佃户。第二年，7岁的李锡贵给一个何姓地主放羊，开始了长工生涯。李锡贵小时候胆子大，他十二三岁时，亲手打死一只咬伤羊羔的野狼。还有一次，为保护羊群和自己，他机智地点燃牧草，熊熊烈火吓跑了豹子。可这个姓何的地主心疼牧草，竟然扣了他的工钱，他气愤至极，觉得这个地主把长工的命不当一回事，质问道：“是草值钱还是人命值钱？”父亲和哥哥担心他胆大性急闹出人命来，便把他送到离家较远的张洪镇当长工。因了这两件事，他得了个“穷大胆”的绰号。

张洪镇位于旬邑县西部，早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许才升就在这一地区宣传革命，成立农会，建立了党组织。李锡贵在张洪镇一个张姓地主家做工时，恰逢1928年旬邑暴动发生不久，暴动领导人吕佑乾、许才升等七烈士就牺牲在张洪镇，人们常常谈论烈士们事迹，称赞他们不怕死的精神，说他们是为劳苦大众牺牲的英雄。和李锡贵一起劳作的长工们还私下里议论共产党和刘志丹的队伍。得知镇上有不少穷苦人跟着刘志丹闹革命去了，李锡贵暗下决心也要找共产党和刘志丹。有一天，旬邑游击队偷袭了张洪镇警察所，缴了“黑狗子”们的枪，为老百姓出了气。由此，李锡贵结识了参加这次战斗的旬邑游击队队员崔平原。

刘志丹“放虎归山”

1933年10月，李锡贵长途跋涉来到照金，寻找旬邑游击队的崔平原。那时候，游击队经常和国民党军队打仗，行踪不定。正在为难之际，巧遇要北上甘肃合水县的红二十六军，李锡贵主动提出给红军带路。他带着红军队伍沿着子午岭山麓，穿林越沟，日夜兼程，一直赶到合水县城下。这是他第一次看打仗，亲眼看见红军指战员不怕死，英勇杀敌，攻下了县城，消灭了残害百姓的民团和土豪劣绅，他恨不得马上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可是，参加红军必须有人介绍，正在此时，他碰到了要找的崔平原。时任游击七支队三分队班长的崔平原把他带到刘志丹跟前，并介绍了李锡贵打狼驱豹子的故事，刘志丹一下子喜欢上了这个勇敢的少年，称赞他为红军带路有功。当李锡贵提出要参加红军时，刘志丹盯着他看了又看，觉得这块好钢应该先在地方游击队锻炼锻炼。他给李锡贵讲了游击队和红军之间的关系：红军打仗离不开地方游击队的支持，游击队熟悉当地情况，打起仗来，给主力部队提供情报和后勤保障，补充兵员，红军要发展，首先要加强地方游击队的力量。说完，他拍着李锡贵的肩膀说：“小伙子，好样的，我放你这个小老虎归山，介绍你回家乡参加游击队，干大事情！”

李锡贵高兴地往回家的路上赶。他来不及探望父母，先跑到和他老家坪坊紧邻的门家村，拉上童年时期的好伙伴门善德，两人一起参加了新正县游击队，两位好朋友从此成为亲密战友。门善德从战士一直干到营长，幸运的他活到了解放。

1935年，李锡贵在新正县游击队六支队当通讯员。其实，他更愿意当一个战士，直接参加战斗。因此，他在军事训练中格外用心，苦练射击、投弹、刺杀本领。这一年年底，六支队在战斗中缴获了一挺捷克式轻机枪，这是游击队当时最先进的武器。李锡贵望着那乌黑发亮的枪管和枪架，那装满子弹的弹匣，一扣扳机就打出一梭子。他摸了又摸，试了又试，爱不释手。游击队领导看他如此喜欢机枪，任命他担任首任机枪班班长。

1936年春，六支队攻打马栏镇，遭到防守民团一个排顽抗。李锡贵架起机枪，一个长点射，一下子撂倒了三个敌人，吓得守敌纷纷钻进碉堡，他和队员们趁机冲过去，缴了敌人的枪。战后，李锡贵因枪法准，得了个“铁眼窝”（当地人把眼睛称“眼窝”）的绰号。这个绰号在当地迅速传开，以致老百姓只知其绰号而不知真名，一提“铁眼窝”，国民党军心惊胆战，老百姓暗暗叫好。这一年，李锡贵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初期，李锡贵担任新正县保安大队三连指导员，率部先后驻守淳化县城、新正县下墙村，多次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和进攻。1939年5月，国民党调集保安团3000余人，轮番进攻由新正县保安大队改编的八路军独立一营，李锡贵随军战斗七天八夜，直至击退顽军。1940年6月，为配合我八路军在关中分区东线作战，他率领二连在西线配合，冲破敌人封锁线，袭击彬县新民镇，全歼守敌一个连。当敌预备三师师长从彬县打电话询问时，李锡贵毫不客气地回答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你占了我们四区和六区，我就打你的新民镇，消灭你一个连。你再敢进犯我边区，我们还要进彬县去打你。”敌师长理屈词穷，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从此，这个专吃“摩擦饭”的预备三师嚣张气焰收敛了很多，被迫由进攻转为防守。这一年的8月，李锡贵随独立一营奔袭耀县的柳林镇，俘虏敌人40余人。

1943年7月8日这一天，李锡贵率一个排驻扎在下墙村，这里是通往中共关中地委驻地马栏的要道。拂晓前，驻职田镇国民党陆军第一六七师第四九九团调遣一个营的兵力，在夜幕的掩护下企图偷袭我下墙村。哨兵发现不远处有人影晃动的异常情况，便鸣枪报警。正准备带队出操的李锡贵闻听枪响，马上命令全排做好战斗准备。他发现，约千米之外有手电光，还伴有骡马的嘶叫声，判断犯军可能要打炮，命令排长门善德掩护群众从村后转移。几分钟后，冰雹般的炮弹落入村中。驻守在神崖沟（距下墙村约三里）的连长王根发听到炮声后，立即带另外两个排赶来支援。犯军正面偷袭遇阻，侧翼又遭我援兵猛攻，一时不明虚实，只好退去。

这一仗，李锡贵、王根发以一个连的兵力击退顽军一个营的进攻，我军只有2人受轻伤，而敌军被我毙伤百余人之多，并缴获机枪、步枪、手枪60余支。这是抗日战争期间我关中分区“反摩擦”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战后，李锡贵受到表扬，他所在的连队总结了经验。“下墙战斗”作为典型战例，在全分区推广。

“铁眼窝”智勇双全

李锡贵是在战火中锻炼出来的一名优秀指挥员，他不仅勇敢，而且智慧过人。

1947年2月，国民党胡宗南部以7个旅兵力侵占了我关中分区。3月中旬，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副司令员王世泰率警一旅三团、警三旅五团奉命南下，收复关中。4月，作为先遣队的三团进抵细嘴子（今属甘肃正宁县三嘉乡），国民党正宁县自卫队一个分队在此驻守，挡住了我军南下的通路。

细嘴子，三面悬壁，只有东面有一条不足四米宽的山梁与塬连接。国民党驻军将仅有的这条通路截断，设置吊桥，派兵把守。我军要进入关中分区腹地，必须首先拿下这个据点，警一旅首长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三团。三团命令一营担任主攻，营教导员李锡贵指挥全营强攻数次不克。第二天凌晨，侦察员从后沟擒获一个从据点溜绳下来的人。此人自称是趁据点驻军疏忽而逃脱的“民夫”。李锡贵得报后觉得可疑，心里琢磨：“怎么会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跑出来一个‘民夫’？”他决定亲自审问。审问中，发现此人手时不时地摸棉袄右襟，这一细微举动被“铁眼窝”察觉，李锡贵大声喝道：“你知道我是谁吗？‘铁眼窝’！想活命，把缝在衣襟里的东西拿出来！”

细嘴子本是革命老区，李锡贵在这一地区名气很大。闻听“铁眼窝”三个字，“民夫”吓得魂不附体，一下子跪倒在地，连连求饶：“长官饶命……”原来，这个乔扮的“民夫”是国民党细嘴子据点驻军联络员，衣襟里藏的是求援信及联络信号。李锡贵喜上眉梢，决定将计就计，变强攻为智取。他命令三连换上国民党军服，连长贾德全化装成国民党营长，乔装成对方援军，由远而近鸣枪，大摇大摆吆喝着向吊桥赶来。参加围攻的一连和二连放了一阵空枪，佯作败退。据点里的国民党驻军看见身穿“国军”服装的三连鸣枪赶来，真以为是他们盼望的援军，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又打出联络暗号，然后才放下吊桥，三连就这样轻轻松松进入了据点。一连和二连趁机发起进攻，里应外合，一举拿下了这个据点。

细嘴子战斗结束后，正在休整的一营又接到参加小塬子战斗的命令。这时，陷入我军包围的国民党美式装备一个加强营600余人，困兽犹斗，已经突破我二营左翼阵地，占领了崾岘，号叫着向塬畔冲来。李锡贵的一营接到命令后，及时赶到，将敌堵在崾岘，最后，予以全歼。

决定一场战斗的胜负有多种因素。小塬子战斗，我军战前获得准确情报，部署得当，指挥正确。但是，仗打起来以后，各级指战员能否不折不扣执行上级的命令、落实指挥员的意图，直接关系到战斗的胜败，而且战场上的情况千变万化，战机稍纵即逝，胜败往往就在关键的几分钟。小塬子战斗的关键在于增援的一营能否及时赶到战场，李锡贵执行命令坚决，带着一营跑步行军，据参加过这场战斗的老兵回忆，我军在战场上牺牲的不多，但累倒的不少。所谓累倒，就是一营从西庄子跑到小塬子，那是十多里的山路，需要翻山越岭啊！

小塬子战斗，李锡贵所在的警一旅三团以优势兵力消灭了国民党军美式装备一个整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给三团记了一大功。新中国成立后，原总参谋部、军事科学院，把小塬子战斗作为典型战例编入《步兵团战例选编》，向全军介绍。

老百姓对这场战斗也有评论。

小塬子一带农民说，国民党兵本来是能够跑掉的，但身上的负担太重，除了武器，还带着金条和银圆，怎么能跑得过解放军？解放军手里就是一杆枪，当然跑得比国民党军快。

打仗，有时候就是比速度，比谁跑得快！在后来的扶眉战役中，担任穿插任务的三十团连喝水的茶缸都不带了，怕弄出响声影响行军速度。

政工模范

战争年代，我军政工干部的工作主要是战前做动员，战后写总结，平时抓思想教育，抓政治学习，因此，没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理论水平是难以胜任的。一般来说，政工干部大多是知识分子出身，至少是读过书的人。李锡贵小时候没有上过学，参军时大字不识一个，参军后才开始学习认字写字，由于记性好，能过目不忘，加上刻苦用功，不仅很快摘掉了文盲帽子，而且成为人民军队培养出来的“土秀才”。上级领导相中了这个“土秀才”，让他专门从事部队政治工作。李锡贵从连指导员、营教导员一直干到团政委。

当了政工干部以后，李锡贵学习更不放松，在干中学，学中干，把《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论持久战》《矛盾论》《实践论》等毛主席著作学了一遍又一遍。他常对战士们说：“不学习，就不能为劳苦人民多做事，不能干大事。”他讲话既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又有生动的例子，喜欢运用战士爱听的比喻和笑话，深入浅出，鼓动性强。那些文书、干事们常说，如果把李教导员的讲话速记下来，就是一篇好文章。他虽然没有念过书，但讲话作报告，战士爱听，就连那些大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干部也钦佩不已，他们说：“李锡贵是个天才，这个人如果上学读书，更了不得。”

1947年底，李锡贵被任命为警一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他说：“组织科的干部不应该只蹲在机关内听汇报、看文件、摇笔杆子，更应该下到基层搞调研，为基层服务。”他带头深入连队调研，善于发现并树立标兵典型，推动部队建设。1948年，李锡贵下基层时，得知战士魏志英在瓦子街战斗中在班排长牺牲后主动代理排长职务，并按上级意图带领全排实现了安全转移，便组稿在《部队工作报》上宣传，获旅政治部主任胡友之的称赞，认为这篇稿子写得很及时，抓住了新式整军后涌现出的新典型。在担任组织科长期间，李锡贵树立了张保英、丁兴发、魏志英、吉村才等标兵，其中，丁兴发、张保英后来成为第一野战军战斗英雄，出席了全国英模代表大会。

李锡贵在生活中艰苦朴素，保持和发扬我军官兵一致、干部带头吃苦的好传统。1948年秋，他带领一批干部去北平参加傅作义起义部队接收工作，步行去，步行返回，回来时仍然穿的是去时那件粗布灰棉袄，一路与随行干部和被接收士兵同吃同住。被接收的士兵，起初以为胡子拉碴跑前跑后照顾大家的李锡贵是个马夫，后来看他开会讲话以及随行士兵亲切称其首长时，才知他是一位官阶不小的干部。

打仗时，哪里危险，李锡贵总是出现在哪里。1947年8月15日，我警一旅在甘肃宁县九岘塬战斗中受挫，主力部队撤退后，旅直机关和特务营被国民党马家军骑兵冲散。这时，东、西、北三面塬上，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危急时刻，在旅政治部等待分配工作的李锡贵跳上一个高台，高举短枪，大声高喊：“我是‘铁眼窝’李锡贵，都听我命令，按司、政、后、供、卫、特务营顺序集合!”在集合起数百人后，李锡贵果断带领大家钻树林、越山梁，摆脱了敌人，突围到清水塬，终于同警一旅主力部队会合。

九岘塬脱险后，李锡贵因表现出色被任命为警一旅特务营政委，旅长高锦纯在干部会上号召大家向李锡贵学习，他说：“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都要学习李锡贵，有功劳先记在别人账上，出了差错自己承担责任，危险时刻要挺身而出，挑重担子。”

第四纵队政委张仲良称赞李锡贵：“‘铁眼窝’文武双全，德才兼备，是块好料啊!”

“罗局战斗英雄团”

1949年7月，在陕西宝鸡以东的扶风、眉县一带，我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国民党胡宗南部一个兵团部、四个军部、八个整师零三个整团，共计4.4万余人。这是解放战争期间陕西境内国共两党一次大决战，经此战役，胡宗南部主力被歼，陕西境内大部解放。

扶眉战役的关键是能不能堵住胡宗南军队西逃之路，能不能抢在敌军之前占领罗局镇和眉县火车站。战役开始之前，第一野战军将担任迂回穿插任务交给了第四军十师，十师是整个扶眉战役的尖刀师，三十团是尖刀师中的尖刀团，十师师长刘懋功亲自随尖刀团行动。接到命令后，三十团政委李锡贵与团长武自升率全团于7月11日下午三点半出动，冒着酷暑，一夜急行军150里，12日4时一举占领罗局镇和眉县火车站，截断了正沿陇海铁路撤至眉县火车站的国民党六十五军前卫团退路，毙其团长，俘千余人，全歼该团。接着，国民党第三十八、六十五军发疯般地炮轰三十团罗局镇以东阵地，掩护步兵冲击。在打退敌五六次冲锋后，三十团第一营和第三营伤亡重大，电话线被打断，情况危急。

政委李锡贵对团长武自升说：“老武，你同师首长在这里，我去三营看看。”说完，跃出坑道，穿过硝烟，跑入右翼三营阵地，他命令营长马成林：“身后200米就是军师首长，这里关系着战役全局，剩一个人也要坚决顶住！”马成林表示：“三营一个顶十，十个顶百，敌人休想从我们阵地上通过！”李锡贵鼓励道：“我相信三营个个是英雄！”说完，又奔入左翼一营阵地。当看到数名战士因缺水已昏迷时，他急忙让战士们嚼玉米杆解渴，同时急令民运干事尽一切办法往阵地前送水。在旅机关干部组成送水队将水送来后，三营阵地再次发生激战，李锡贵又急速跑回三营，发现营长马成林牺牲，三营阵地面临被敌突破的危险，他高喊：“共产党员们，要顶住!”并抓起轻机枪猛射。这时，师政委左爱带警卫员冲上来参与阻击，战士们奋起拼起了刺刀，武自升团长率预备队冲上，友邻部队发起冲锋，终于打退敌人的冲锋。

三十团像铜墙铁壁一般，死死守住阵地，直至扶眉战役胜利结束。

七月中旬，是一年中最酷热的季节。三十团在连续14个小时急行军150余里完成穿插任务后，又连续抗击敌军，激战12个小时。连续26个小时在酷暑炎日下行军、作战，睡不成觉，吃不上饭，喝不到水，有的战士没有来得及参加战斗，因中暑牺牲在行军途中。

战后，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特意看望了十师三十团，称赞他们打得好，打出了好作风，不愧为“一把尖刀”。评功时，三十团被一野司令部授予“罗局战斗英雄团”的光荣称号，该团三营被授予“罗局战斗英雄营”称号和“英雄善战”锦旗。

扶眉战役是我军大胆穿插、迂回包围歼敌的一个典型战例，《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例选编》特别指出：“罗局镇是敌人大部队西逃的重要通道，敌人能否夺取罗局镇是决定其命运的主要环节。我军能否坚守罗局镇，则是关系到能否消灭胡宗南主力的关键。因此，对罗局镇的争夺成了整个战役的中心。”

西征路上

扶眉战役结束后，我第一野战军主力只休整了六天，就奔向解放兰州的战场。

扶眉战役中，三十团伤亡800余人，战后，补充了1000多名俘虏兵，占全团兵力一半多。解放战争后期，我军兵员主要靠俘虏兵补充，因为国民党士兵大多是穷苦农民，只要加以教育，他们就会成为能征善战的“解放战士”。因此，我军作战时都愿意少毙伤，多俘虏。1949年2月，在攻打陕西泾阳县的口镇时，我军歼灭守敌一个主力团，其中毙伤260人，俘虏1563人。5月，我军在凤翔地区追歼敌军一个军部和一个师，俘虏8000余人，击毙和击伤仅365人。

俘虏兵的好处是军事上不用训练就能打仗，但政治觉悟的提高和思想转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在俘虏兵占了一半多兵力的情况下，如何把“英雄团”打造成新形势下的一把尖刀利剑，这个重担就落在了团政委李锡贵肩上。他一边行军，一边对这些“解放战士”进行教育。他亲自讲形势和任务，同时，布置团政治处干部和各营教导员深入连队，和连队干部一起学习“一野”下发的解放兰州动员提纲，进行英雄主义教育。宿营时，他要求部队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出发时唱《解放军进行曲》。唱革命歌曲，对“解放战士”来说本身也是一种教育形式；“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他们的思想伴随着浅显易懂的歌词和坚定有力的旋律在变化：“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解放军进行曲》给这些昔日为国民党卖命的士兵注入一股无形的精神力量。同样是穷苦出身的这些士兵，在人民军队里感受到大家庭般的温暖，这里不仅官兵平等，而且干部关心战士；团政委李锡贵和团长武自升把他们的乘骑交给收容队，用来驮病号，这和国民党部队军官打骂士兵形成鲜明的对比。进入张家川、通渭、定西一带人烟稀少而又贫穷的山区时，行军生活异常艰苦，还随时要与马步芳军队作战。为了鼓舞士气，政委和团长轮流讲故事，李锡贵放开他那大嗓门唱起了秦腔，来自陕北横山的武自升唱起了信天游，一路行军，一路歌，年轻的战士顿时脚下生风。行至距兰州2天路程，中午在某河川休息时，后勤处筹得部分军粮马料，要求每人每马定量带上。李锡贵一边做思想工作，一边带起了头，他让警卫员取来粮、料各一袋，粮袋往自己肩上一挂，料袋往马背上一搭。指战员见状，纷纷效仿，迅速按分配任务，带足粮料上路。

20多天的行军路，成为政治思想教育的课堂，“解放战士”知道了为什么打仗和为谁打仗的道理。到了兰州城下，全团求战热情高涨，求战书像雪片一样飞向团部。在后来的增援沈家岭战斗中，三十团的“解放战士”中涌现出了不少战斗英雄，其中八连五班的田有福就是突出的一位，他是罗局镇战斗中的“解放战士”，参加解放军刚40天，他带领五班仅存的6名战士和敌激战，保住了阵地。

血战兰州

兰州是控制和扼守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区的战略要地，又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是西北地区除西安之外国民党又一个政治、军事中心。兰州地形险要，南、北高山峻岭对峙，形成天然屏障，黄河从中流过，兰州城就坐落在黄河南岸。抗战期间，为了防御日军进攻，国民党曾派一个工兵团花了一年多时间在山上构筑了永久性工事。驻守兰州的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马步芳，他为了阻止解放军的进攻，对原有的工事进行加固，修了许多钢筋水泥碉堡，并把多处山坡挖成90度的“人造悬崖绝壁”。地堡外壕架着带刺的铁丝网，埋着地雷；主阵地有公路贯通，可以用汽车运送援兵和弹药，阵地之间可以火力支援。国民党军队依仗兰州天然地形和坚固工事扬言，兰州是“攻不破的铜墙铁壁”。

李锡贵率领的三十团所在的第四军，其任务是进攻兰州城西南方向之敌。四军参战的是十师和十一师；我军向来有在实战中锻炼部队和全面提升部队战斗力的传统；考虑到扶眉战役十师担任“尖刀”任务，兰州战役中，四军首长把拿下敌军三大主阵地之一沈家岭的艰巨任务交给了十一师；十师的任务则是配合十一师，攻占沈家岭西侧的狗娃山。十师首长在分配战斗任务时也从全面锻炼部队出发，派扶眉战役中担任宝鸡方向警戒的二十八团攻击狗娃山，让英雄团三十团作为预备队，在西果园集结待命。

兰州战役注定是一场恶战，因为关系到生死存亡，敌人必做垂死挣扎，人民解放军意识到，这是解放大西北最后一场大决战，志在必得。原本在西果园待命的三十团由“观战”变成参战，由助攻变成了主攻，在兰州战役关键时刻，英雄团再现英雄本色。

1949年8月25日5时55分，总攻开始，十一师三十一团主攻沈家岭。沈家岭是兰州国民党军三大主阵地中距离黄河铁桥最近的，又位于敌人防线侧后，一旦被攻克，不但敌人整个防御体系被打破，而且唯一的退路黄河铁桥也将被堵死，因此，沈家岭被称为兰州城的“锁钥”。兰州守敌除了利用其本身地形险要以外，还在沈家岭构筑了层层工事、障碍，在其东西两侧的皋兰山、狗娃山又布置了交叉火力网，由主力部队在此扼守。

三十一团多次击溃敌军反扑，敌军不断增兵反攻。战后查明，当看到沈家岭战线不断缩小时，敌守军急调杨修戎、马璋两个师驰援。在敌数倍兵力的反扑下，我三十一团打得只剩下100多人，无力再组织反击。紧急时刻，四军政委张仲良命令李锡贵率三十团增援沈家岭。接到命令后，李锡贵和副团长李有益率三营打头阵，团长武自升带一、二营后续跟进，却遭到被三十一团打掉又复活的敌军堑壕多处暗火力点阻挡。李锡贵命令三营火力掩护、逐排梯次跃进，及时将三营带上三十一团阵地，打退了敌人反扑。这时，敌军骑兵再次增兵反扑，李锡贵发现对方反扑兵力过大，而且，刚刚通过的崾岘，敌人的火力点仍然封锁着后续部队一营和二营前进道路，于是他对三十一团团长王学礼说：“你照顾前面，我去把一、二营带上来。”三十团参谋郭振民赶忙拉住他的胳膊说：“政委，太危险，让我去!”李锡贵说：“你在这儿协助王团长，如果我到不了对面，你也要用旗语把这里的情况报告团长。”说完，冒着弹雨跃起，刚跑出去20米左右，两侧暗堡射出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这位英雄团政委的胸膛。警卫员穿过弹雨跑过来，只见政委左手捂住喷血的胸部，右手指向敌方断断续续地说：“不要管我……快去报告团长，一、二营快上……”继而，半跪着的身躯倒向沈家岭主峰方向。

攻至崾岘南端的武自升团长及战士们目睹政委倒下，怒火中烧，高呼：“为政委报仇！”发起冲锋，一鼓作气，摧毁了暗堡火力点，与三十一团官兵猛攻沈家岭敌军主阵地，终于拿下了沈家岭主峰。

兰州战役残酷到什么程度？不到一平方公里的沈家岭，敌我双方投入三个师的兵力，沈家岭的山头被炮火削低了2米！彭德怀司令员号召参战的我军指战员拿出打日本鬼子的劲头对付眼前这个凶恶的敌人。上过抗日战场的十九兵团司令杨得志说：“这个‘马家军’，比日本鬼子还难打！”

8月26日12时，兰州宣告解放。

李锡贵为砸开兰州城的“锁钥”—沈家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这一天离人民共和国诞生只剩下5天，离他32岁生日只差4天。

兰州战役胜利结束后，新疆和平解放，祖国大西北再无战事。

1989年，在纪念兰州战役胜利40周年之际，兰州华林山烈士陵园东侧，矗立起一座庄严、雄伟的烈士纪念碑。碑面镌刻着原第二兵团政治委员王世泰手书的“李锡贵同志纪念碑”八个苍劲挺拔的大字，背面的碑文，记载着烈士从放羊娃到团政治委员的简历和转战西北的战功。王世泰同志出席了李锡贵纪念碑揭幕仪式，并讲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话：“子午岭南段地区是刘志丹最早创建的根据地。那个地区的人民和从那里成长起来的革命军人，对党赤胆忠心，为革命前仆后继，战斗英勇顽强，一直奋战到全国解放。李锡贵就是子午岭养育的一员壮士。”

由烈士的墓想起

我第一次知道李锡贵的名字是在1960年。

那是三年困难时期，我正在旬邑县湫坡头中学读书。为了激发学生们战胜困难的勇气，校领导对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那一年的清明节，学校组织全体师生到5里路以外的平坊村，给李锡贵烈士扫墓。扫墓之前，先请烈士的哥哥李新荣给我们讲述李锡贵生前事迹。李新荣是个普通农民，个子不高。时隔多年，烈士哥哥的话大多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有两句话没有忘，即李锡贵牺牲在兰州的狗娃山，是被敌人碉堡里的暗枪打死的。

按照家乡的风俗，落叶归根，人亡外地，应该安葬在故乡。

1949年10月4日，新正县政府给李新荣开具了一封介绍信，信中说：“皋兰县政府公鉴：我军十师三十团政委李锡贵同志于解放兰州战役中壮烈牺牲。现有其兄李新荣同志前来搬尸，请贵县帮忙找觅。”

李锡贵兄弟5个，李锡贵最小，李新荣排行老四。得知噩耗后，李新荣和三哥一起赴兰州搬运弟弟的遗体。那时候，交通不便，李新荣哥俩靠两条腿，艰难地走了一个月，才赶到兰州市郊的皋兰县。

李锡贵生命垂危之际，留下遗言：“我活着未向父母尽孝，死后一定要回家……”

李新荣哥俩在皋兰县和驻军同志陪同下，来到弟弟牺牲的狗娃山，解放军同志首先介绍了烈士牺牲的经过。看到弟弟的遗体，哥俩放声大哭。陪同的解放军同志道：“现在解放了，咱们苦日子熬到头了。李政委是为咱穷苦老百姓而牺牲的，政府不会忘记他，人民永远纪念他。”那位解放军同志又说，部队已经给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打了招呼，并为他们开了一封介绍信，要求从兰州到旬邑沿途做好护送烈士遗体回家的接送工作。

从兰州到旬邑，1000多里路。按照部队和地方政府的安排，每个村负责一段，路上走了整整一个月。进入旬邑县境已是1949年11月底，家乡人民按照当地风俗，迎接英雄的灵柩回故乡：一张四方桌上摆上供品，点上香烛，唢呐艺人奏起哀乐。抵达老家平坊村时，新正县政府早已为烈士选好了墓地，箍好了墓穴，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

李锡贵在坪坊老家的墓冢比一般的墓大，圆形，底部用砖砌成，很气派，是当地所说的“砖箍墓”。家乡人民用这种高规格的墓葬来表达对烈士的敬意和纪念。

1999年8月，我因公出差兰州，凑巧赶上兰州解放50周年。我向陪同的甘肃省同志提出，想拜谒兰州战役革命烈士陵园，并特意说明，牺牲在这场战役中的李锡贵是我们旬邑人。那位同志陪我登上华林革命烈士陵园。站在李锡贵纪念碑前，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不由得想起1960年在坪坊村为他扫墓的情景。我订购了两只花篮，敬献在纪念碑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李锡贵一生没有留下任何遗产，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

我想要说的是，人民解放军既不爱钱又不惜命，因此才能打胜仗。几年前，我采访过李锡贵另一个老战友陈汝义老将军，他说过的一句话深深地印在我脑子里：“人不要命鬼害怕！”

这就是当年人民军队战胜敌人的法宝，后来被总结为两句话：“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李锡贵烈士是我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中的典型。

参考资料：

1.刘懋功：《梦回吹角连营》，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2.中共旬邑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旬邑历史（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责任编辑 刘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