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现代史上，有一个在滇时间不长，但很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华岗。华岗，1903年6月出生，浙江省龙游县人，字西园，曾用林少侯、刘少陵等名，笔名林石父、晓风等，1972年5月逝世。他在滇时间前后不到三年，却为中共云南党组织的统战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

1942年冬天，曾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华岗，因长期繁重的工作，结核病越来越严重，而重庆高温高湿的天气不利于该病的治疗。为其健康考虑，党组织安排他到昆明疗养。于是，华岗给在云南大学工作的好友尚钺写信，称想在云南大学找份工作，一边养病，一边进行学术研究。1943年春夏之交，华岗到了昆明，借住在云南大学教授费清家。昆明宜人的气候，使华岗对恢复健康充满了信心；融入大批文化名人、学者的聚居之地，华岗更是充满了对学术研究的渴望；进入到民主运动高涨的国统区，华岗更如同注入了钢铁般的力量。通过一段时间的精心调养，华岗的身体有了明显好转。后几经周转，华岗与妻子谭滨若在华山西路芮沐律师事务所住了下来。

华岗到昆明后，一开始没有公开职业。为便于工作，华岗化名林少侯，由楚图南以文史系主任的名义向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推荐，被聘任为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为方便工作，楚图南还介绍了一位追求进步、忠实可靠的青年王志诚到云大担任助教，做华岗的助手。自此，华岗便以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身份与云南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接触、联系，发表文章，扩大影响。

华岗在教学工作中，除讲授《中国社会思想史》等课程外，还就学生关心的国际、国内时局问题进行演讲。他多次作过关于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报告。报告有理有据，分析精辟，积极宣传党中央抗日和反法西斯的政策与策略。报告不仅得到云大学生、教职工的赞扬，还得到了参加听讲的西南联大、中法大学师生和社会青年的称赞。教学、社会活动之余，华岗还积极开展学术研究，撰写了《为全世界工作的马克思》《太平天国反清战争的战略研究》等论文。

二

抗日战争后期，日本相继侵占了越南、缅甸，滇缅公路成为中国唯一的一条国际大通道。此时由于云南处于抗战的大后方，国内大批文化名人、学者疏散到昆明。国民党蒋介石也派嫡系部队进入云南，使云南地方实力派人物龙云深感不安，与国民党蒋介石的矛盾越来越深。龙云的政治倾向有所改变，开始从反共转变到与共产党人有所接触。1943年8月，民主人士罗隆基与龙云见面，向龙云建议加强与中共的联系。龙云认为这个建议很好，提出请周恩来先生到昆明商谈加强抗日工作等问题，要罗隆基向中共转达此建议。龙云还提出，如果周先生来不了，就派一位代表驻昆和他联系。之后，周恩来接到电告，立即想到了曾长期做高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华岗。1943年10月1日，周恩来致电董必武：“华岗既去滇养病，可否作长久打算，要他与罗隆基联系，必要时让罗带他见龙云。”

1943年10月末，中共云南省工委委员刘浩收到董老的亲笔信，内容为：“若坚先生：西园于年初到昆养病，请通过友人介绍见居亭主人，他的通信处是昆明东郊岗头村云南大学费清教授转。”并说：“华健康欠佳，勿闻琐屑，望予照顾。”刘浩将信送给郑伯克，随后郑伯克要刘浩写信约见华岗，把董老的信带给华岗，并带华岗去见罗隆基。不几日，华岗在刘浩的安排下与罗隆基见面。在昆明五华山滇黔绥靖公署，华岗第一次见到龙云。华岗为龙云详细介绍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向其透彻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华岗对时局高屋建瓴的见解，使龙云极为佩服。他曾对张冲透露：“华岗的见解，我很折服。”从那时起直到龙云下台，华岗即以中共秘密代表的身份与龙云接触。之后，华岗与龙云每月会晤一次，互通情况，交换意见。华岗多次向龙云提出反对对日妥协，反对内战，支持爱国民主运动的建议，龙云表示赞同。为加大对龙云的影响，华岗不仅向龙云讲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还不时给龙云一些中共中央公开发表过的文献资料，龙云还把这些文献资料转送给部属张冲等人传阅。这一系列的工作，对争取龙云产生了重大作用。

华岗还在西南联大团结了一些进步教授和龙云联系。龙云接受华岗的意见，增多了同高等学校进步教授的接触，并分别请闻一多、楚图南、吴晗、张奚若、周新民、曾昭抡、潘大逵等到他家里讲学和分析时局。

为扩大党的统战工作，华岗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通过龙云的关系，曾多次对西南地方实力人物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王瓒绪等进行统战工作，促使他们向共产党靠拢，积极支持抗日民主运动。龙云采纳华岗的建议，派人与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人来往，商讨对付蒋介石的策略，加强了川康与西南等地方实力派的配合与联系。期间，龙云的政治态度有了明显转变，如对待蒋介石派到昆明镇压民主运动的政府要员和特务，龙云明里敷衍应付，暗中进行抵制。为了不让国民党特务插手干预昆明的治安，龙云曾用昆明行营主任的名义规定昆明的治安由云南地方当局负责。龙云还采取一些适当的方式，掩护、支持爱国民主运动。他不仅自己秘密地参加了民主同盟，还邀请周围的一些高级官员参加民主同盟，并拿钱资助闻一多、吴晗主办的进步刊物《民主周刊》，同意《新华日报》在昆明建立分销处。龙云曾回忆说：“抗战期间，在昆明的爱国民主人士很多，尤其是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和我随时都有接触和交谈的机会，谈到国家大事，所见都大体相同。对于蒋介石的集权独裁统治，大家都深恶痛绝。他们都反对内战，希望抗战胜利后召开国民大会，制定民主宪法，用以束缚蒋介石，实行孙中山遗教，这也就是我当日的愿望。所以，我对昆明汹涌澎湃的民主运动是同情的。”

为方便与南方局取得联系，经龙云同意，在龙云的一别墅内设立了秘密电台。电台对外称“滇黔绥靖公署无线电总台第三机班”，负责接收、传递情报，还抄收新华社的新闻稿。1944年8、9月间，这个秘密电台与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电台取得了联系，之后又与延安的电台取得了联系。从此，华岗与南方局、中央的联系更加直接、方便。华岗通过电台将收到的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传给郑伯克；同时，也及时将云南的情况报告给南方局和中央。后来，这个电台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和骚扰，为安全起见，华岗将电台转移到龙云位于市内小菜园8号的一个车库里，并一直使用到1945年10月3日蒋介石用武力逼迫龙云下台时止。

三

抗战期间，昆明是文人、学者荟萃之地，是抗战大后方的重要文化中心和民主堡垒。为构筑好这座民主堡垒，华岗和中共云南工委的同志一道开展工作，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当时在滇的文人学者的情况较为复杂。从外地疏散到昆明的一些学者和昆明本地的一些文人学士，在对待抗日救亡和一些其他社会问题上存在不一致的看法，有的甚至分歧严重，这极大影响了知识分子间的团结。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精神，郑伯克和华岗商量，要加强对闻一多、吴晗、张奚若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团结工作。华岗通过楚图南认识了闻一多、吴晗、曾昭抡、张奚若等知名教授，并多次同闻一多等促膝谈心，增强了知识分子间的相互了解。华岗还将一些中共的文献送给他们阅读，增强他们对共产党的政策和形势的认识。

在以后的日子里，华岗分别访问了罗隆基、吴晗、张奚若、费孝通、曾昭抡等教授，动员他们都出来做知识分子的工作。之后，华岗又组织成立了西南文化研究会，成员有华岗、闻一多、吴晗、罗隆基、楚图南、曾昭抡、周新民、费孝通、潘光旦、李文宜、辛志超、尚钺、冯素陶等人。

西南文化研究会每周集会一次，推吴晗负责，每两周谈一次政治、一次学术。最初的两次会，主要是华岗作分析国内、国际时局的报告，介绍《新民主主义论》和解放区的情况，宣传中共的主张，解答大家的问题。之后，由教授们就各自的专业作系统的介绍，还逐渐增加了政治方面的内容。与会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争论得十分热烈。最初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的人员中，有少数是民主政团同盟成员，1944年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民主同盟后，除华岗外，全部人员都参加了民主同盟，且多数为民盟云南省支部负责人。

通过西南文化研究会，华岗加强了与闻一多、吴晗、张奚若、费孝通、罗隆基等人的交往，促进了知识分子之间的团结，推动了云南抗日民主运动的深入开展。冯素陶后来回忆说：“华岗领导的西南学术研究会，是一个不公开的团体，昆明学术界有影响代表人士闻一多等几十人都参加了这个会的活动，后来这个会发展成了昆明文化学术界的统战核心，在思想、政治上起了很好的作用。”尤其是吴晗最终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道路，华岗是一个重要的引路人。

四

为了搞好抗日战争时期昆明的民主运动，根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华岗利用自己与众多民主人士的关系，在推动昆明民主运动工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1944年至1945年昆明的民主运动浪潮中，华岗是这一系列群众运动的倡导者、组织者之一。这些活动沉重地打击了反动势力，不只震动了国统区，在国内外也产生了广泛影响。

1944年9月，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大会上提出了要求召集紧急国事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了各阶层人士的热烈响应。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的领导下，国统区的民主运动迅速高涨起来。为推动民主运动的开展，根据省工委的指示，华岗与民盟云南支部商量，决定在10月10日以昆明各界名义举行“纪念双十节，保卫大西南”集会。这次集会由中共云南省工委秘密组织领导、民盟云南支部出面、由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进步社团、昆明文化界、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和李公朴、闻一多等进步人士联合发起，昆明大中学校师生和各界人士6000余人在昆华女中操场参加集会。集会过程中，国民党特务燃放鞭炮捣乱破坏。由于华岗事前与龙云进行过沟通，获得了龙云的默许，有龙云派来的宪兵队在场维持秩序，特务见势不妙，逃离会场。会上，闻一多宣读了《昆明各界双十节纪念大会宣言》，指出：“今年不但是国民历史上空前的危机，而且是中华民族生命史上空前的危机，外则强寇深入，20余省土地沦为敌手，三亿以上人民变为奴隶；内则政专于一党，权操于一人，人心涣散，举国沸腾。”宣言强烈要求“坚持抗战，实行民主，结束党治，还政于民”。最后，大会在“动员一切力量，保卫大西南”的口号声中结束。

1945年1月，洪季凯等决定组建“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主要在联大发展一批成员。华岗得知情况后，立即把情况通知给省工委，在取得省工委的意见后，华岗随即通知闻一多、吴晗，筹建“民青”。1945年1月10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高等院校的进步社团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宣告成立民主青年同盟。民盟中央执委罗隆基知道“民青”成立后，主张将“民青”置于民盟的领导之下，为全民政治而奋斗。华岗和西南联大党支部、云大党支部将这一情况通报给省工委。经省工委研究，决定由华岗通过民盟党组和闻一多等，在进步人士中做工作，然后在民盟组织中讨论“民青”到底由谁领导的问题。经讨论，楚图南、周新民、尚钺、闻一多等都主张“民青”应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民盟中多数人也都同意这个意见。

1945年2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加速，但国内的抗日战场却由于国民党的腐败而连连失利。此时废除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以增强团结抗战的力量，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针对这一要求，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召开党派会议，讨论结束党治、改组政府的建议，但国民党政府不顾民意，予以拒绝。为响应党中央关于改组政府的正确主张，华岗与在民盟工作的党员周新民、李文宜、尚钺等一道，和闻一多、楚图南、吴晗等沟通，发动组织新闻文化界工作的共产党员等进行宣传。在多方努力下，全市迅速掀起响应中共号召，要求改组政府的民主运动。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为拥护七大的号召，云南省工委作出了纪念“五四”的决定。为把这次纪念大会开好，华岗与民盟商量、并和龙云通气后，由西南联大、云大、中法等4所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办盛大的“五四纪念周”，以办晚会、时事报告会及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的形式，广泛发动群众，扩大民主运动的影响。5月4日下午，4所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在云大广场召开纪念大会。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昆明全市人民奔走相告，欢庆胜利。为庆祝胜利，省工委决定组织一次活动，郑伯克负责与联大党支部联系，华岗则去同民主人士联系。9月15日，在华岗的推动和指导下，楚图南、周新民、闻一多、李公朴、张光年、尚钺、罗隆基等联合发表了《昆明各界人士为庆祝胜利及和平建设新中国的通电》，提出彻底实现《波茨坦公告》，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严惩战犯及汉奸走狗；实现民主政治，释放政治犯；停止征兵、征实、征借；废除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等六项主张。

抗战胜利后，华岗不断提醒龙云，不要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不要相信蒋介石假和平的幌子。他提醒龙云，要密切注意国民党中央部队的动向，自己的部队不要过于集中在一个地方，以防被突然袭击，建议其不要把主力部队派往越南参加接受日军投降的仪式，免中蒋介石的调虎离山之计。遗憾的是，龙云放松了警惕。

1945年10月3日，昆明城里突然枪声大作，昆明防守司令官杜聿明部队向拒不接受蒋介石改编命令的龙云部队开火。云南形势出现严重逆转，需采取紧急措施防范敌人的进攻。鉴于华岗的特殊身份，10月5日，华岗由昆赴渝，参加国共谈判工作，离开了昆明。■

（责任编辑 王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