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管家人”——记新中国首任军委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

窦孝鹏

杨立三是我军后勤工作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自秋收起义参加革命后,一直从事后勤工作。他一生艰苦奋斗,勤恳办事,清正廉洁,严守纪律,堪称国家和军队的“红色管家人”。

 

超一厘钱也不行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红都瑞金成立,杨立三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部长。

杨立三管家,既注意大的方面,又能从一些小的事情抓起。他带领大家动手砍毛竹,搬石块,盖起了宿舍、食堂和小礼堂。夏天到了,由于部队供给困难,发不了单衣,当时又无缝纫厂,便发给每人三角五分钱买布,让大家自己买布做单衣,并规定布料颜色一律要灰色的。

司务长朱达从中革军委所在地叶坪跑到瑞金城里,到布店一打听,要买做一套灰色军装的布,至少要四角一分钱,还差六分钱,怎么办?

杨立三了解情况后,就叫上朱达来到瑞金城里,两人到各布店仔细打听比价,算来算去,钱确实不够。当天晚上,杨立三设计出了另一个方案:买白布,自己染。经计算:买做一身衣服的白布要三角钱,染成灰色要五分钱,合起来正好三角五分。可是,针线和裁工钱却还是不够,司务长朱达提出,能不能请财务部门再增加一点钱。

杨立三深知红军经费的紧张和财务制度的严肃性,他说:制度就是制度,超一厘钱也不行。于是,他又仔细核算了一番,设计出了第三套方案:买稍次点儿的二角八分钱一套的白布,自己染,染料每套三分钱,裁衣每套二分钱,针线每套也二分钱,由自己缝,总共恰好三角五分钱。

第二天,他们向各单位宣布了这个详细的方案。经过大家的一番努力,部队的单衣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杨立三高兴地说,既解决了问题,也不超支,记住,搞后勤工作的人就是要学会计算。

 

齐心协力造窑洞

 

1937年1月,陕北的红军大学随同中共中央机关从保安迁到了延安。毛主席和中央机关于1月13日进城后,住在凤凰山下,红军大学校部则住进了延安师范学校。这时,中央决定把红军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学校设教育委员会,毛泽东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傅钟任政治部主任,刘亚楼任训练部部长,杨立三任校务部部长。

根据指示,抗大必须在当月开学。当时,首要的问题是解决校舍的问题。

校部所在的延安师范学院房屋数量有限。加上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建成了革命统一战线,所以,学员中除红军干部外,还有从大后方来的大批进步的知识青年、东北的流亡学生、北京“一二·九”运动的骨干等,致使抗大学员增多到270余人,校舍显得格外紧张。但杨立三说:不论多少,我们都要保障他们住下,有饭吃,学习好。

为解决校舍问题,杨立三和副部长周文龙到延安城内外考察。他们从北门外到南门外,从城西的凤凰山到城东的清凉山,都跑了个遍,在凤凰山下发现了一座破烂的城隍庙和一座清朝时供考生住的府衙,修整一下倒是可以住人。他们又在延安城东门外找到一座残破的兵营,收拾一下也可以用作宿舍。于是,杨立三立即请来了延安城的木匠和泥瓦匠,并发动学校的工作人员和学员参加,整修校舍。同时,派人寻购麦草、谷草,铺在打扫干净的地上,这便是学员们睡觉的大通铺。因忙于整修新校舍,杨立三每天只能休息两三个小时,最终在一个多星期内便完成了整修任务。

这么多人,不光要住房,还要吃饭、穿衣。为此,杨立三发动学员开展生产活动,养猪、养羊、种菜、烧炭,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校务部也开办了一些小工厂、小作坊,来活跃经济。他们根据实际需要,创办了肥皂厂、墨水厂、油墨厂以及豆腐作坊、粉条作坊、酱油作坊等,还开办了几个合作社。当时有个司务长叫周克柳,是个脑筋很活泛的人,他看到教职员工每人每月有0.5元至4元不等的津贴费,便采取入股的办法,集资创办了一个合作社,印发了一种近似货币的“欠津贴券”,票面有1角、1元、2元,按各人的入股津贴费发给个人,个人凭“欠津贴券”可在合作社购买自己需要的东西,价钱比市场低。这一举措颇受大家欢迎。

杨立三认为这一举措既解决了合作社资金短缺的问题,发挥了融资优势,又使入股者持券就可以消费,满足了大家的生活需要。于是,他在全校推广这个方法,用集资的钱去西安等地批量采购文具、书籍等物资,在学校的合作社里开办了文教用品、生活用品、照相、餐馆四个部,在那里不仅能买到文具、毛巾鞋袜等日常用品,而且5分钱就可以吃一碗红烧肉,2元钱就可以办桌酒席。开学和毕业前后,照相部的生意更是兴隆。不久,“欠津贴券”的发明者周克柳被杨立三提升为校务部供给科财务股股长。

卢沟桥事变后,此期抗大学员结束学习,奔赴抗日前线。毛主席为毕业学员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新一期学员开始招生才几天,报名人数就超过了3000人,所有地方都住满了。经校领导同意,抗大贴出了“名额已满,暂时停止招生”的布告。毛主席知道后,找来杨立三说:停止招生的布告出得不好,应再出布告继续招生。抗大就是要为抗日培养干部,越多越好,岂有停止招生之理。

听了毛主席的话,杨立三豁然开朗,他向学校领导汇报后,又贴出了继续招生的布告。

杨立三找来延安有经验的工匠们商量解决校舍问题的办法。大家普遍认为,在延安挖窑洞比盖房好,省工省料,造价又低,效率也高,另外窑洞冬暖夏凉,还便于防空。

杨立三确认了挖窑洞的方案,并报校领导批准后,便带着两个老工匠去选址。他们走遍了大砭沟、小砭沟,勘察山坡上的土质和硬度,再过延河,到河东岸勘察杨家岭、王家坪东山一带的土质情况,最后选定了几个理想的山坡。于是,一个全校性的打窑建校活动在抗大展开了。

大家劳动热情极高,各区队和班组展开竞赛,杨立三带头干活,许世友、王建安、杜义德等成为大家公认的“打窑猛将”。男学员一马当先,女学员也不甘落后,不少女青年把打窑洞看作上抗大的第一个考验。

经两个月的辛勤劳动,全校共挖窑洞200多孔,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解决了近千人的宿舍、教室、图书馆和教研室用房。还在校舍区修了一条3000米长的公路,命名为“抗大公路”。抗大的“窑洞大学”成了延安一景。

 

别出心裁造“饻”字

 

在我国的许多字、词典里,都收录了一个“饻”字。《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关于它的解释是:老解放区(如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使用过的一种计算货币的单位。这个字的发明人就是杨立三。

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和整个华北地区进行频繁的“扫荡”,施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严重摧残了根据地的经济基础。再加上连年大旱和虫灾,农业歉收,致使粮食价格上升,八路军的供应更加困难。1939年一套军衣的费用是2元,到1940年就达到了5元,1941年达到了88元,1942年达到了188元,1943年达到了275元,1944年为1445元,五年时间内上涨七百多倍;1942年1月,小米每斤价格为5角8分,12月涨到了每斤2元。食盐及一些紧缺的日用品的价格也逐日上涨。这给部队和实行半供给制半工资制(即服装由公家发,伙食是工资制)的军工厂工人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1940年,八路军前方后勤部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杨立三出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为保障大家的生活,杨立三经反复调查研究,并征求各方面意见后,决定将以货币为单位计发工资,改为以实物为单位计发。这样,不论物价如何涨,大家得到的实惠都不会变。他们选择了小米这个“实物”,各种费用都用小米的数量来表示。比如津贴费,原每月1.5元的改发小米12两(老秤16两为1斤),菜金每人每日改发小米3两,等等。后来,从部队到地方,几乎都以小米为标准来计发经费。这时就需要有一个字来表示这种实物名称,于是,杨立三就创造出了“食”“衣”相加的“饻”字。至于读音,他取了“吸”的音。

“饻”应含多少实物呢?经计算和实验,最后统一为一“饻”包括中等小米2斤,中等小麦2斤,食油5钱,盐5钱,中等家用煤1斤半。

“饻”计发工资的办法是:发工资时,先按驻地各种实物每月15日中午时的市场价格计算出每“饻”的值,再算出每人应得的工资或津贴,然后折合成货币发给个人。

为了使“饻”的价值真实合理,各单位都成立了由党(党支部)、政(行政后勤)、工会组成的三人小组,每月统一到市场做调研,由他们确定的“饻”值,领导和群众都信得过。

当时,军工厂从厂长到学徒的工资大约分20个等级。一般来说工程师的工资最高,可从190“饻”到320“饻”;技术工人的工资从46“饻”到130“饻”左右。这种用“饻”计发工人工资的做法,后来也被推广运用到了军费计算上。当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戎子和在《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简史》一书中写道:

1943年后,由于物价上涨了三倍多,为了稳定军事供应,军费改按菜金和公杂费所需几种主要实物折合一种“实物分”,也叫“饻”(是八路军前方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同志创造的一个字),按月领发军费,按当月之“实物分”中所包含的几种实物市价加起来综合计算。这种“实物分”制,一直实行到建国后1950年物价稳定后才取消。全国解放后,有一位著名民主人士看到我们所定的供给标准和供给制度,极口称赞说:“这是一门极其具体复杂的科学,共产党真了不起啊!”

 

人民的勤务员

 

新中国成立后,杨立三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兼国家食品工业部部长。有关方面按规定给杨立三配了警卫员、通信员和炊事员等,但杨立三不习惯让这么多人为自己服务。他说,后勤就是服务工作,我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为革命事业服务的,怎么能叫这么多人为我服务,浪费革命力量。他找到管理部门,退掉了炊事员和通信员,只留下一个警卫员,兼管通信员的事。

身为总后勤部部长和国家食品工业部部长的杨立三,管理着众多军需服装厂和食品厂。那时,各厂都会送些生产的服装和食品给领导人试穿、试吃。杨立三对此很反感,他不但拒绝试穿、试吃,而且规定:要试穿,去找战士试穿;要试吃,去找老百姓试吃。

杨立三从农村走出来参加革命,劳动人民勤劳的本色在他身上体现得很明显。多年来,他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无论平时还是战时,总要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劳动,开荒种菜养花。在红都瑞金,面对敌人的残酷“围剿”,杨立三仍从容地带领大家把房前屋后的地开垦出来,种上各种瓜果蔬菜。在延安,他带领身边的工作人员,开出一片片荒地,他种的黄瓜、西红柿和辣椒,引来不少人参观。

军委后勤部曾在石家庄待过一段时间,期间,杨立三利用业余时间带领大家开荒种菜。后来他因去华东前线指导后勤工作,参加劳动少了。秘书将业余生产所得红利按人头分给了杨立三一份,但杨立三认为自己出差多、参加劳动少,写信给秘书徐镇江、尹文清予以回绝:

镇江 文清:

基于下面两点理由,把分给我的钱退回去:

一、无功不受禄。

二、攫取他人的劳动果实谓之剥削。

古语今云,其义一也。

杨立三

九(月)四(日)

 

是制度就必须遵守

 

工作和生活中,杨立三都严格遵守党纪国法和军队的各项规定,有时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1950年夏,杨立三因忙于工作,劳累过度病倒了,被送到医院治疗。出院后,秘书处的同志见他的身体仍很虚弱,决定每天给他加点儿水果,以增加营养。杨立三看到办公室多了一盘水果,不仅予以拒绝,还给秘书处写信,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信的内容如下:

秘书处:

我从医院回来三天了,不知从哪里又来了一个新制度,每天配给水果了。第一天送来水果以为是偶然的事,第二天我有点怀疑了,但今天仍然又送来了,这就不是偶然的,而是成为规矩了。查我们是吃小灶的,小灶规定是两个菜一个汤,并没有规定有水果。现在不知不觉来了水果,这完全是超制度的了,超制度就是违法。我既从未享受过此待遇,上级也未规定有,又何必使我们违法呢?

杨立三

七月十五日晚

杨立三不仅自己遵守规定,还严格要求其他人。

1950年初,上级给总后勤部和总后各业务部及各军区后勤部,分别派来了苏联军事顾问。总后的首席顾问莫洛霍夫斯基(也称总顾问)50多岁了,上校,1922年参加苏联红军,从司务长一直干到了方面军后勤部部长。总后各二级部也都派了苏联军事顾问,各部顾问合起来有十多名。对这些苏联军事顾问,杨立三既热情、尊敬,同时又坚持应有的原则。他限制总顾问汽油量的事,被传为佳话。

莫洛霍夫斯基刚到北京时,暂住在北京饭店,每天到位于东单大街内务部街5号的总后勤部去上班,两地距离较远。为方便工作,总后勤部给他配了一台车,规定每月汽油为60加仑(英制1加仑等于4.546升),约合270多升,当时,我国汽油奇缺,这个标准已经不低。

但莫洛霍夫斯基用起汽车来不太注意节约,汽油消耗较大,刚过中旬汽油就用完了。于是他找到翻译张培模说,没油了,车不能动了,怎么办?张培模就去请示杨立三,看能否给他增加一些汽油。杨立三不客气地说不行,给他的汽油已经不少了,搞后勤的人要坚决执行规定。张培模试探地说,这一个月是否给他增加一些,下月他一定会注意的。可杨立三毫不通融,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

莫洛霍夫斯基只好每天提早步行去上班,下班后又步行回住处。那以后,他就特别注意节省油料,对杨立三不但没有意见,反而更加尊敬了。

 

至死不愿多花国家一分钱

 

1953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总后勤部财务部改为中央军委财务部,杨立三任总财务部部长。

长期以来,杨立三忙于工作,身体早已埋下隐患。此时,杨立三正忙于制定新的军队财务工作条例,为我军即将实行的薪金制、军衔制做着标准制度方面的准备工作,顾不上休息。

1954年5月,杨立三总是觉得头昏脑胀,左耳旁起了一个疙瘩,导致左脸麻木。夫人李琴催他去看看,他仍不舍得丢下工作。李琴心里着急,趁着自己感冒,硬拉着他一起去看病。门诊部军医给杨立三做了检查,建议他马上去北京医院做详细的检查治疗。

经过一系列检查分析,初步怀疑是癌症,但不能确诊。意见反映到中央军委后,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向彭德怀、周恩来作了汇报,当即决定送杨立三部长去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医院接受治疗。

当聂荣臻把这个决定告诉杨立三时,杨立三却表示:去苏联治病,花钱太多,还要花国家的外汇,还是留在国内想办法治吧。他自己是管钱的,不想给国家造成负担。在周恩来总理和军委领导的一再劝说下,他才同意去苏联治疗。

到莫斯科后,在中国驻苏大使馆同志的接应下,杨立三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医院。经专家会诊,很快有了结论:恶性脑瘤晚期。

疾病使他浑身疼痛难忍,他有时忍不住大声呻吟。尽管如此,他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在病中,也保持着军人的生活习惯。

杨立三吃不惯西餐,为了保证营养,增加抵抗力,营养必须跟上。李琴问杨立三,能不能到中国大使馆去吃点儿中餐?杨立三摇摇头说:那太麻烦人家了,还是不要这样吧,也许慢慢会习惯的。

当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大使张闻天的夫人刘英了解到杨立三的胃口不好时,便说服他,由大使馆每天中午为他们供一顿中餐,可由李琴打回医院吃。杨立三这才同意了。但他提醒夫人,在大使馆打午餐一定要付款,不占公家的便宜。

因癌瘤转移,杨立三病势难以控制。1954年11月28日,莫斯科时间7时,杨立三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首都各界为杨立三举行了隆重的吊唁活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送了花圈。主祭人为周恩来总理,陪祭人有彭德怀、贺龙、陈毅、聂荣臻、叶剑英、彭真等,各界人士约1000余人参加了追悼会。周恩来总理作了长篇讲话,他说:杨立三同志因长期艰苦的工作,积劳成疾,与我们永别了。但他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埋头苦干、廉洁奉公的革命精神,是共产党和革命军人的楷模,是我军后勤工作人员的楷模,也是其他一切工作人员的楷模。

开完追悼会后,周恩来等党和国家及军队的领导人亲自在前面为杨立三执绋引棺送灵。走在左边最前头执绋的是周恩来,随后是彭真、陈叔通及吴玉章、徐特立等同志;右边最前头执绋的是彭德怀,随后是贺龙、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将帅。到八宝山后,周恩来等领导在杨立三墓前绕行三周,看着棺材徐徐放入墓穴。这是中央领导对杨立三一心为公、心系群众、艰苦奋斗、清正廉洁革命精神的充分肯定和最高礼赞。

(责任编辑 王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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