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薛明，1916年生于河北霸县，原名王爱真，母亲姓薛，参加革命后改名为薛明。在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带着她和妹妹艰难度日。薛明的母亲是个性格坚强、思想开明的妇女。那时，家里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有点儿吃的，她都会先紧着薛明和妹妹。这样的艰苦环境下，母亲还省吃俭用供薛明读书。小薛明立志要靠读书改变命运，让母亲、妹妹过上好日子。

薛明就读的那所小学有几位进步老师，知道她家的情况，常常帮助她。到了该上中学的时候，薛明在老师的推荐下报考了天津的三八女中。当时，三八女中的校长是张秀岩。张秀岩是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的学生，也是彭真同志的夫人张洁清的姑姑。到了这个学校，薛明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的熏陶，学校组织的各种革命活动她都积极参加。

1931年，日本占领了东北，在天津抓了很多民工，在海光寺修筑工事，为其全面侵华做准备。工事修完后，又将这些民工残忍杀害，投尸海河。这件事对薛明的触动很大，看到中国人就这样任人宰割，她气愤不已。

1935年冬，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天津也组织了“一二·一八”和“五二八”等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薛明和同学也走出了校门，参加了游行。大家八人一行，胳膊挽着胳膊，肩膀靠着肩膀，一边走，一边喊口号，一边发传单。在那个寒冷的冬天，薛明却感到她的血液沸腾了。通过参加这些学生运动，薛明的思想也有了进一步提高。原来她只是想读好书养活母亲，现在却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只有整个社会的“母亲”都解放了，自己的母亲才能解放，而只有参加革命，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1936年，薛明经组织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任务是担任天津地下党的交通员，从事天津学联、民先、妇救会的联络工作。七月下旬，日本轰炸天津，但蒋介石政府不敢抵抗。天津地下党决定组织一个“天津流亡学生南下抗日请愿团”。请愿团由18人组成，主要成员是天津法商学院的地下党员，薛明也是其中一员，她还担任支部委员。当时，大家都是穷学生，没有南下请愿的路费，同学们七拼八凑，还卖了几辆自行车，凑了不足100元钱，18个人就揣着这些钱上路了。

请愿团一路走，一路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号召大家起来抗日，保卫国家，最后到了南京。那时，南京聚集了很多流亡学生，大多是全国各地的救亡骨干。在地下党的组织下，薛明一行在南京展开了大规模的“逼蒋抗日”请愿活动，好多南京市民自发参加了。彼时，日本侵华战争已全面爆发，蒋介石被迫抗日。这些流亡请愿的学生被南京政府编入了“战地服务训练团”。

上海失守后，薛明随训练团撤往江西。在丰城由新四军派到雷洁琼领导的江西妇女生活改进会工作，薛明任江西妇女生活改进会副组长兼丰城县难民保育院院长，主要任务是组织妇女支援抗战。

薛明在江西工作了近一年后，党组织批准她到延安。到了延安后，她先被分配到党校学习，后又转入女子大学学习并兼任支部工作。毕业后，薛明担任女子大学长征女干部班指导员，后又参加了清涧县民主选举工作。1941年，薛明到西北局延安县任组织部长，在那里，她认识了贺龙。

二

薛明任组织部长期间，分管县妇救会。一天早上，薛明去妇救会检查妇女们交上来的军鞋。刚检查完工作，薛明的领导陈正人找到她，说有两位首长来了，要薛明一会儿向他们汇报工作，并一起吃饭。薛明跟在陈正人后面往窑洞走，一掀门帘就愣住了，原来屋里坐着的人是贺龙和高岗。薛明有些慌，她以前只在开大会的时候见过这两位首长，他们坐在主席台上，自己坐在下面，还从未直接给这么大的领导汇报过工作。汇报完后，贺龙又问了她一些个人情况。吃完饭，两位首长就要走，临走时，贺龙对她说：“我那儿有一个天津的厨师，会做天津包子，以后你可以到我那儿去玩，看看这个天津包子做得地道不地道，你不是天津人嘛？”

过了一段时间，延安开始整风，彭真起草了“四三决定”，各县派人到西北局学习这一文件精神，延安县就派薛明去了。一天，陈正人又来找她，说贺龙司令员从前线回来了，他对这一段时间的学习情况不太了解，要薛明给他汇报一下。话刚说完，贺龙已经到了门口。等薛明汇报完，贺龙便起身走了。

又过了几日，陈正人找到薛明说：“我们对你非常了解，包括你的家庭情况，组织上都很清楚，你的这些情况我们也给贺司令员说了，想让你和他认识认识。贺司令员打了多少年的仗，一肚子感情表达不出来，你看你是不是考虑一下这个事情。”对于贺龙，薛明早有耳闻，非常敬重他，但对和他结成夫妻这件事情，却是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便回复陈正人说要再了解了解。

陈正人带薛明来到贺龙的窑洞后，借口有事先走了，让两个人多点儿时间接触。面对贺龙，薛明有些矜持和羞涩，不知说什么好。倒是贺龙大大方方先开了腔，他说：“陈正人是不是都给你讲了，我对你印象很好，党性很强，又是科班出身。咱们可以互补。你自己的个人问题考虑了没有？”薛明答暂时不考虑，要再过三年吧，现在有好多事要做。贺龙听后，想了一会儿，说：“三年，行，那咱们就等三年。”

那天，天气特别热，不时响起雷声，薛明担心一会儿下起雨来路不好走，便起身告辞。贺龙出门送她。走了没多远，大雨劈头盖脸地泼了下来，顷刻间，黄泥土路就变成了泥塘，薛明的脚陷在泥里拔不出来。走在前面的贺龙转身发现了：“来，我拉你一把。”薛明抬头看了一眼贺龙，他当时穿着一双长筒皮靴，白衬衣扎在裤子里，腿很长，步子迈得很大。那一刻，薛明的心被打动了。

一天，彭真来了，对薛明说：“我今天专门找你谈话，要专门给你解决问题。”薛明说：“我也是有些工作上的问题不懂，正要请示您，‘四三决定’好多地方我不懂。”彭真提高嗓门说：“我今天就不跟你谈‘四三决定’，就要打开窗户说亮话。老贺，大家都知道。但是，老贺没有时间跟你坐在这西北局的窑洞里谈恋爱，他要到前方打仗，你叫他去想，不可能，他没那么多时间去猜你的心思。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可以做夫妻。”

薛明觉得彭真说的话也有道理。眼下前方战事频繁，花前月下太不实际。没过多久，薛明和贺龙便在大家的帮助下结婚了。那天，正赶上西北局和陕甘宁联防军都在开会，薛明原准备离开西北局回县委机关，陈正人看她要走，就叫人弄来一些红枣、花生，也不知从哪里弄了两瓶酒。正好分管西北局的林伯渠、李富春也在那里开会，大家提议趁首长们都在，今天高兴，在这儿一块儿吃顿饭，算是把贺龙和薛明的事办了。薛明一看大家已经张罗上了，再矜持下去也有悖大家的美意，最主要的还是对贺龙这个人已经有了感情，就接受了大家的安排，也接受了贺龙对她的那份情感。

三

薛明和贺龙，性格上一个温柔含蓄，一个个性张扬，婚后生活在一起，免不了磕磕碰碰。有一次，贺龙一连开了几天会，薛明看他忙了好几天，想让他放松一下，等他开完会回来，便提出去散散步。二人带着警卫出了门，前面一个警卫，后面一个警卫。走在后面的警卫对贺龙说：“首长，我又发了一把手枪。”一说到枪，贺龙就来精神了：“哪国造？”警卫员说：“德国造。”“用过没有？”“还没有。”“那试试。”说着就“砰”地开了一枪。薛明当时正在前面走路，被突然的一声枪响吓了一跳，忙回头看，就见贺龙冲她摆摆手：“没事，没事，你走你的，没事。”在贺龙眼里，军人打枪是再正常不过的。可散步本是一件放松心情的事，哪有打着枪散步的？薛明哭笑不得。

新中国成立以后，生活相对稳定，但贺龙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作为妻子，薛明给自己立了两条原则：一是在生活上尽其所能给予贺龙照顾；二是在工作上决不干扰他，不吹“枕边风”，不拉丈夫的后腿。这两条原则看似简单，可要做到并不容易。

贺龙有糖尿病，为了他的身体健康，薛明下了很大功夫。她把贺龙的身体状况写在纸上，放在办公室，以便工作人员可以随时沟通，掌握他的身体情况。

那时，毛主席习惯白天睡觉，晚上办公，所以好多会议都是在夜里开，贺龙也常常因工作而半夜回家。薛明每次也会等他到半夜，无论多晚，只要听到他的车响，厨房的炒勺就会紧跟着响起来。

在工作上，薛明也想办法提高他的工作效率。贺龙每天都要处理很多文件，把这些文件全部看完，需要大量时间。薛明便把秘书们组织起来阅读文件，请他们将文件口语化。每天，趁贺龙散步的空档，秘书就给他讲文件，这样贺龙既得到了休息又听了文件。

在外面，贺龙是领导，但在家里，他就是一位丈夫、一名父亲，从不会在家里发威。薛明喜欢吃醋溜白菜，尤其是菜里放的经过油炸的小辣椒。每次吃这个菜的时候，贺龙总是提前把这种小辣椒挑出来放到一边，对孩子们说：这是你们妈妈爱吃的，一会儿给妈妈。要是赶上薛明正好在场，他会直接把辣椒夹到她碗里。一家人偶尔也会搞些小活动，如比一比谁做的棒子面粥好吃，一人做一小锅，做好了同时端到桌子上来，孩子们来当评判，往往是薛明赢得多，一家人都很开心。

有一年快到中秋节了，贺龙出差在外没有回家。薛明就领着孩子们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托人给贺龙捎去。过了一段时间贺龙回家后，薛明便问他：“你看那个照片照得怎么样？”“挺好，挺好。哎呀，就走不了几天，还捎什么照片，这不就回来了吗，小资情调。”“你没有发现照片有什么缺点吗？”他拿着照片左看右看：“没什么毛病，表情都很好，焦点也没虚，挺好。”“不对，这个照片有缺点，你看这个日子，八月十五，缺谁了？”这时，贺龙才明白薛明的意思，以后就比较注意，节假日尽量在家陪家人。

“文革”中，贺龙夫妻二人遭到迫害。他们从位于东交民巷八号的家搬了出去，先是被安排在国务院招待所，后来周恩来又把他们夫妇接到中南海自己的家中，在西花厅专门为他们搭了一个床。不久，因林彪等人的诬陷，周恩来又将贺龙夫妇转移到北京西山卧佛寺象鼻子沟，让他们在那里等待形势好转。

贺龙夫妇离开东交民巷八号院时，他们的孩子一个都不在身边，孩子们不知道父母被带到哪儿去了，四处打听父母的下落。一天，一人辗转找到贺龙的小女儿贺黎明，称受总理之命，让她给父母写封信，由他负责转交。孩子们这才知道了一点儿父母的消息。一日，住在西山的薛明走出房门，看到台阶上有一封敞着口的信，忙捡了起来，见落款处写着小女儿贺黎明的名字，她激动地跑进屋告诉丈夫。二人连忙打开信，只见女儿在信中写道：“我最亲爱的爸爸妈妈，您们好！……哥哥姐姐他们现在到船上劳动去了，八级台风他们都不晕船，他们劳动很好，我也很好，请您们放心，不要惦记我们，请爸爸妈妈多保重。”终于知道了孩子们的下落，夫妻俩悬着的心也塌实了许多。

贺龙与薛明在西山一待就是两年半，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人来看望他们，但贺龙始终坚信自己是清白的，几十年的戎马生涯，浴血奋战，最能说明自己对党、对人民的忠诚。他相信问题终究会搞清楚，党和人民是了解他的。每天，他都坚持听广播了解国内形势，学习毛泽东的著作，甚至还练起了书法。

然而，由于贺龙的糖尿病得不到治疗，加上长期营养不良和恶劣的生活条件，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不幸在西山去世。

四

满天的阴霾被驱散后，薛明迎来了晴天。她先后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检察院检察长、政治部顾问等职，并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等。

离休后，薛明仍为国家、为人民做着力所能及的事。

1998年，我国多地洪水泛滥，贺龙的家乡湖南桑植县也同样遭了水灾，灾情严重。接到桑植县县委书记和县长的电话，薛明心情沉重。薛明建议把那一年的“贺龙杯”高尔夫球赛办成一个赈灾的义赛。她的这一建议得到了国家体育总局和大赛组委会的支持。与此同时，她还让子女们也积极投入到赈灾活动中，为父亲的家乡做些事情。那一次，仅薛明一家，就筹集了近两百万的钱款和物资，捐给了贺龙的家乡。

2011年8月31日，薛明因病在北京逝世。■

（责任编辑 王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