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代英在南昌起义中的重要作用

张尚金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它揭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序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被称为“常州三杰”之一的恽代英,直接参与了1927年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中共党史和解放军军史上均是一位重要人物。1950年,周恩来曾经亲笔题词:“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牲已经十九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该永远成为中国青年的楷模。”

 

 

1927年4月和7月,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大革命失败。1927年7月12日,中国共产党吸取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5人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7月19日,李立三等奉命到达九江。20日,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吴玉章、叶挺及先前到达的中央军委前敌书记聂荣臻等在九江召开会议,决定集中军事力量于南昌,会同贺龙的第二十军一起在南昌举行起义。

7月23日下午,恽代英、廖乾吾等根据党的指示,到达九江。已放暑假的学校门都锁着,他们俩人只得冒着酷暑在甘棠湖中的烟水亭住了下来。7月24日,恽代英、廖乾吾与已在九江的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聂荣臻、叶挺等人举行秘密谈话会。鉴于张发奎急剧向右转,不能对他再抱任何幻想。恽代英主张必须依靠共产党人已经确定的武装力量,进行独立军事行动。随后,李立三和邓中夏赶到庐山和正在休养的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见了面,瞿赞同这个计划,并将计划带回武汉。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正式确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部署。随后,向共产国际报告起义的计划。决定立即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的前敌委员会,负责指挥与处置前敌一切事宜。决定刘伯承、徐特立、周逸群、彭泽民等一大批干部,于7月底到达南昌共同举事。7月27日清晨,周恩来带着中央的决定,在陈赓陪同下,从九江赶到南昌,住进朱德的寓所。

7月26日,共产国际新派来的全权代表罗米那兹,在汉口召开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张国焘、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等人参加,周恩来已出发到南昌组织策划起义事宜)。此前罗米那兹听张国焘报告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时,提出要一切请示共产国际,等待共产国际做最后决定,并宣读共产国际的电文,主要内容是:倘若起义没有成功的把握,最好不要发动。张发奎部的中国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到农民中去工作。如果中国同志坚持要发起南昌起义的话,共产国际派来的加伦将军和其他军事顾问是不许参加的。另外,莫斯科目前也没有经费供南昌起义使用。

张国焘从武汉赶到九江,于7月29日接连给前敌委员会发去两封急电:“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待我到南昌后再定。”前敌委员会成员经过商量后,果断决定于7月30日起义。7月30日晨,张国焘奉命赶到南昌,将共产国际及临时中常委决议精神告诉了周恩来:一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应推迟起义时间;二是应由周恩来和张发奎取得联系,共同商量军队转移到广东东江事宜。周恩来深感意外。7月31日上午,前敌委员会在南昌大旅社立即召开紧急扩大会议,讨论起义是否推迟问题。张国焘坚持要推迟起义时间,遭绝大多数同志坚决反对。李立三说:“什么都准备好了,现在还来讨论什么!”彭湃以鲜明的态度说:“暴动断不能延迟,更不可停下来。张发奎现在紧跟汪精卫,我们还想拉拢他、依靠他,太可笑了!”谭平山说:“坚决干!时间这么宝贵,现在还来空谈什么!”周恩来激动地说:“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给我的任务,是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您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一向很少发火的恽代英,也忍不住气愤地指着张国焘说:“国焘同志,共产国际的错误,葬送了成千上万的同志。现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好了,忽然来了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他强调,“要按照已经决定了的计划往前直干”。恽代英说着说着,站起身来,把桌子拍得咚咚作响,杯子里的茶水都泼了出来,恽代英恼怒的神情,不禁使张国焘为之变色。1998年出版的张国焘写的《我的回忆》里曾叙述了当时的想法:“恽代英平时是一个正直而又礼貌的人,对我一直很友善,对人没有私怨,没有与人竞争的野心,在共产党人中有‘甘地’之称。我听了他这些话,当时百感交集。他坚持暴动,显然积压已久的愤恨到此时才坦白发泄出来。我佩服他这种精神,自愧没有能够用他的蛮劲去对付罗米那兹。”经过激烈的辩论,最后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他的意见被否定,前委最后果断决定于8月1日凌晨4时举行起义。当时南昌城内,中国共产党可掌握的军队大致有:叶挺所部第二十军第二十四师,蔡延锴的第十师,贺龙率领的第二军全军,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警察队,共计二万余人。站在武汉国民党当局方面的第三、第六、第九各军,在南昌市内和近郊的力量比较薄弱,共有六个团约8000人。31日晚,朱德以宴请、打麻将为名,软禁第三军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团团长。9时许,发现第二十军副营长赵福生告密。前敌委员会果断决定起义提前2小时,于8月1日凌晨2时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和发动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苦斗争中,已经开始独立思考,吸取经验教训,不再盲目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作为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成员之一的恽代英,不愧为起义前参与决策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8月1日凌晨1时许,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正式开始。战斗主要在鼓楼、贡院街、天主堂等地发生,经过5个小时的激战,起义部队全歼守敌3000多人,缴枪5000多支,子弹70余万发,大炮数门,胜利占领南昌城。在肃清南昌城内残敌后,周恩来向集合在指挥部的起义官兵们讲道:“革命想靠军阀军队是不行的。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来打倒反革命,我们起义成功了。从此这支军队归共产党领导了,归革命委员会领导了!”

同日中午,在聂荣臻发动下,驻马回岭的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周士第部及七十四团、七十五团部分军人举行起义,向南昌开进。行至德安时,张发奎、李汉魂乘车追来,聂荣臻下令开枪,张发奎等跳车逃走。8月2日,七十三团开进南昌。

起义胜利后的8月1日上午,中共前敌委员会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南昌起义仍用国民党左派名义号召革命的指示精神,在江西省政府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会议,推举宋庆龄、谭平山、张发奎、贺龙、邓演达、郭沫若、恽代英七人组成主持团(其中宋庆龄、邓演达未到南昌),又推举宋庆龄等25人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会议宣告,将于最短时间确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继续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继续为解决土地问题,解放农民,打倒乡村封建地主而斗争。同日,由宋庆龄、邓演达等22位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发表《中央委员宣告》。8月2日,革命委员会主席团发布命令,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由贺龙兼代总指挥,黄琪翔任前敌总指挥(未到任前由叶挺代),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未到任前由副主任章伯钧代)。下辖三个军:第二十军,贺龙兼军长,党代表廖乾吾;第十一军,叶挺兼军长,党代表聂荣臻;第九军,朱德为副军长(军长韦杵未就职),党代表朱克靖。总兵力三万余人。革命委员会任命吴玉章为革命委员会秘书长,刘伯承为参谋长,林祖涵为财政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为宣传委员会主席,张国焘为工农委员会主席,张曙时为党务委员会主席。恽代英是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和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也是这次起义的领导班子主要成员,他是敢于担当的实际工作者。恽代英担任财政委员会委员、宣传委员会代理主席(主席郭沫若,8月5日才赶到南昌)。当天,在《南昌日报》公布事前早已准备好的《中央委员宣言》。8月2日,南昌市各界群众数万人集会,庆祝南昌起义的胜利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恽代英在会上发表演说,慷慨激昂地阐述武装起义的总方针。会后各界青年踊跃参军,仅报名的学生就有数百人。

起义的当日,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部向南昌进攻。7日,张发奎军占领南昌后,叶剑英即向张献计,不追,让共产党到东江,李济深就要调兵去打,这样第二方面军,就可以顺利地回到广东。张发奎采纳叶的意见,因而起义军得以顺利南进。8月3日起,中共前敌委员会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指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沿抚河南下。第九军副军长朱德率领着他直接指挥的军官教育团和老部下万里浪的一营人,和第十师师长蔡延锴兵分两路作为先头部队,按照前敌委员会的预定方案,离开南昌。恽代英是非常忙碌的,革命委员会下设的宣传委员会由他主要负责,总政治部的机构要他来组建。由高语罕起草的《通缉蒋介石汪精卫》的命令与《叶挺致张发奎》等公告,由他过目后通告全国。在起义成功的8月1日,赶印出的《宣传大纲》以及重要的标语口号已散发各处,负责演讲做群众工作的宣传队,已深入到南昌城内的大街小巷,系着红领巾的起义军巡逻队步伐威武地在热闹的市区巡逻。南昌起义中恽代英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不愧为一位忠诚担当者。

 

 

8月5日,恽代英和前敌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参谋团的同志们,随着贺龙的主力部队撤离南昌,开始了南征。在雄壮的军号声中,恽代英和战士们沿着由周恩来提出的由赣东经寻邬直取东江的路线,向广东进军。

从南昌撤出不久,蔡延锴的第十师5000余人脱离起义队伍,拉走了全军1/4的兵力。江西的8月,酷暑难耐,起义军走的是山路,每人身背二三百发子弹,还要自扛机枪、大炮。沿途老百姓由于反动派的造谣,大多逃离,使部队的供给极其困难,许多战士病倒了。行军3日后,人困马乏,实力耗损近1/3。恽代英作为起义的领导人和宣传委员会的实际负责人,分配到一匹马,但他总是把马让给有病的或体弱的同志骑,自己扛着背包、拿着雨伞和战士们一起步行。他光着头、赤着脚,在烈日下步行,换洗衣服都被丢掉了,身上穿的一套粗布军衣已破烂不堪,肩上搭着一条长布手巾,满身晒脱了皮,又黑又瘦,战士们感叹:“瞧!那些大委员们,比我们更能吃苦。”有一次夜行军,恽代英的眼镜腿碰断了,他就用一根绳子把眼镜系在耳朵上。宿营时,几个女宣传员来找他,指着眼镜腿上的绳子说:“代英同志,你这样走路方便吗?我们向你提个意见,请你不要步行,还是骑马吧!”恽代英笑着说:“没关系,谢谢你们的关心,我会随时留心的。”部队一停下来,就忙着弄饭吃、休息,准备第二天的行军,可恽代英没有休息,继续忙着做政治思想教育和宣传工作。起义军在广昌时,恽代英、郭沫若、彭泽民等应邀在连以上军官会议上作报告,恽代英在报告中痛斥反动派对起义军的种种污蔑和攻击之词,说明大军南进广东完全是为救国救民,发展革命,鼓励大家要不怕苦,不怕死,敢于斗争,勇往直前。部队到达瑞金后召开了祝捷大会,晚上还举行提灯会。在瑞金河边小学里,举行了贺龙和郭沫若的入党宣誓。当恽代英握着郭沫若手表示祝贺时,两个人的声音都因激动而有点沙哑了。起义军在抚州、广昌、瑞金、长汀、上杭、汕头等停留时间较长的城市里,都组织群众集会,每次都有恽代英讲话。他向渴求解放的群众分析国内外政治形势,解释革命军的目的和政策。他说:“革命!革命!把人们的耳朵喊得震聋了。可是,什么才叫革命,大家懂得没有呢?这个不能不先讲清楚。”“革命是反抗压迫的武装暴动;革命是牺牲自己打倒敌人来为工农人民谋利益的行动。不这样,就不算革命……”恽代英的讲话通俗易懂,使群众很容易接受。在南征途中,他是对人民群众进行艰苦的政治宣传和教育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起义军于9月23日到达潮州,24日晨光复汕头,周恩来、恽代英都随军入城。革命委员会仍留驻汕头。恽代英和周恩来、谭平山、郭沫若、吴玉章、林伯渠等一起,领导前敌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筹备建立正式的革命政府,改组军事参谋团为军事委员会,筹建军事政治学校等。但很快就受到粤桂军阀的围攻。9月28日,贺龙、叶挺、刘伯承率领的西进部队进至揭阳县汤坑地区,与陈济棠部遭遇,经过两昼夜的激战,起义军伤亡两千余人。30日被迫撤退。同日,驻守潮州的起义部队也在黄绍竑部两个师的进攻下撤退。10月1日,前委主动撤出汕头。10月2日,钱大钧部三个师进攻三河坝,朱德所率领留守部队激战两天两夜后转移。同日,革命委员会撤往普宁县的流沙镇。由于战场形势的急剧变化,10月3日,前敌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以及军队的指挥人员,在天后庙举行最后一次重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张国焘、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吴玉章、林伯渠等二三十人。会议决定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取消国民党的旗号,革命委员会人员分散回各省活动,军队撤到海陆丰及其以北山区进行游击活动,帮助和发动农民坚持长期斗争;军事将领和其他非武装人员愿留的随军行动,不愿留的可就地分散,由当地农民协会协助、掩护,分别向海口撤退,然后转迁香港或上海;前敌委员会委员李立三回沪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彭湃留在海陆丰负责领导农民斗争,周恩来处理善后。当晚,大部分领导人在当地中共组织和农民协会掩护帮助下,分别出海转赴香港。重病中的周恩来由一条小船送走后,恽代英也从甲子港去了香港,后来他又参加了广州起义。会后,起义部队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的一部分部队在董朗等率领下,转入海丰、陆丰地区,与当地农军会合。驻三河坝的起义军近800人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入粤赣湘边界地区,于1928年1月发动湘南起义,4月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

(责任编辑 陈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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