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国内白色恐怖严重，1928年3月，共产国际同意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境内召开。中共六大在准备与召开期间，在上海组成了一个留守中央，以处理国内日常工作。广为人知的是，留守中央由任弼时、李维汉任常委，邓小平任秘书长。[1]不为大多数人所知道的是，留守中央还有一名常委，他就是罗登贤。由于他1933年被国民党杀害，牺牲较早，且其担任常委的时间只有短短两个月，所以关于他的很多情况并不为人所知。本文仅就目前所能查到的资料，初步梳理一下罗登贤在中共六大召开期间担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的有关情况，以及在此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

一、罗登贤被选为

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原因

罗登贤之所以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需要有得力的同志主持国内日常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时期。在如何认识这时的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事关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党内存在争论，迫切需要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加以解决。但由于严重的白色恐怖，很难在国内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开会地点。1928年初，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都将分别于当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团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希望在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上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于是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对此，共产国际表示同意。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由八七会议选出来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其成员大多数都要去莫斯科开会。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工作就需要有得力的同志来负责主持。

第二，罗登贤在领导工人运动中显示了出色能力。罗登贤1905年出生在广东，小时候家境贫寒，父母早亡，他11岁就去香港太古船厂做工。15岁时开始参加工人运动，在亲身感受到组织起来的工人所具有的强大力量。在1922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中，罗登贤显示出了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香港海员工会秘书。1925年至1926年，他参加领导了省港大罢工，并在北伐战争开始后组织省港罢工工人参加北伐运输队，有力支援了北伐胜利进军。在广州起义时，罗登贤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和张太雷、周文雍等人一起，参加起义的领导工作。他还担负工人赤卫队的指挥，带领600多人的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战斗在起义的最前线。起义之后，担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外交委员会成员。在领导工人斗争过程中，罗登贤曾两次被敌人逮捕，都表现得坚贞不屈、机智勇敢。可以说，在工人运动的斗争实践中，罗登贤迅速成长为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在工人运动中的出色表现是罗登贤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的重要原因。

第三，共产国际及中共临时中央对党的指导机关中工人成分同志的重视。大革命失败后，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召开的中共八七会议在总结大革命后期党所犯错误的教训时，认为党的领导机关里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一个重要原因，因而要求提拔工人同志到党的委员会负重大责任。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肯定八七会议以来党在组织上的进步的同时，还把党的指导机关和党员成分工农化的指导思想具体化了。会议通过的《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认为，党在组织上的主要缺点之一，就是党的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并指出这是党内产生机会主义的“策源地”。为此，议决案提出，党的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干部，要使党的指导干部中无产阶级及贫农的成分占最大多数。会议要求在党的六大召开之前，彻底改造党的指导机关。在这种情况下，从11岁就去工厂做工，15岁开始参加工人运动，并且在领导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中展现了出色领导才能的罗登贤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二、罗登贤担任

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时间

关于罗登贤是什么时间开始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共中央组织部编纂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记载，罗登贤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的时间为1928年5月至7月。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记载：1928年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大的问题，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2004年和2009年分别出版的《任弼时年谱》和《邓小平年谱》记载：1928年4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瞿秋白、周恩来等赴莫斯科筹备中共六大，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等留在上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以上四部党史著作都是根据中央档案馆、中央组织部等所藏档案文献资料编写的。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在4月2日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上，决定的留守中央常委是李维汉和任弼时，此时，还没有罗登贤。根据现有的材料，可以确定吸收罗登贤参加留守中央担任常委是在1928年4月，但究竟是4月几日决定的，根据目前出版的公开资料分析，应该是在4月28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前后。因为从时机上来看，这个时候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中急需补充负责工人运动方面的同志。1927年8月八七会议以来至1928年4月，担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的同志有：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周恩来、罗亦农、项英，其中，苏兆征、罗亦农、项英是出身工人或者有领导工人运动经验的，但是罗亦农于1928年4月21日牺牲，苏兆征、项英要去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共产国际多次催促中共中央要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特别是在1928年4月28日的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刚刚收到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这个《议决案》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表现在“一方面许多省区之中农民运动往前发展，别方面在许多工业中心工人运动受着极大的摧残”，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竭力加紧组织工会的群众工作”[2]。这次会议后发出的《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指出中国共产党存在“忽视城市工人阶级的倾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党在城市之中建立巩固的群众基础”，加强城市的赤色工会工作是“城市工人中建立党的群众基础之根本工作”[3]。在急需加强对城市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而中央领导成员中又缺乏有这方面经验同志的情况下，参加了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的领导，且曾经两次被敌人逮捕都坚强不屈的罗登贤在4月28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前后被补选进入留守中央，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罗登贤4月底被补进留守中央，此时他还在香港。广州起义失败后他来到香港继续开展秘密工作，1928年2月在香港被敌人逮捕。他始终坚贞不屈，在党组织营救下出狱。之后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中央决定他担任留守中央常委后，他立即从香港来到上海，开始承担党中央赋予的任务，5月初开始工作。1928年5月2日，留守中央开始召开常委会议。1928年7月，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罗登贤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虽然不再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但直到该年9月，中共六大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们陆续从苏联回国开始工作之前，罗登贤仍然参加政治局会议，这年9月之后，留守中央才算完成了其历史使命，罗登贤参加江苏省委的领导工作，他参加留守中央工作的时间是1928年5月至9月，共4个月。

三、罗登贤在留守中央

所参与的主要工作

从1928年5月2日，罗登贤开始参加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会议起，一直到1928年9月结束在留守中央的工作，罗登贤参与的主要工作有：

一是指导全国的工人运动。罗登贤得以进入临时中央政治局担任常委，就是因为他领导工人运动的成绩，所以，他上任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承担起对全国工人运动的指导工作。八七会议后，党在领导工人运动中出现了“左”倾盲动错误，在工人斗争中提出了诸如“工厂归工人管”等过左的政策，工人罢工大量被镇压，党在一些地区严重脱离群众。留守中央努力纠正“左”倾盲动的错误。1928年5月25日，罗登贤负责起草的关于职工运动的文件—《中央通告第五十号—关于职工运动》得以通过。在通告中，首先指出在国民党背叛革命后，工人运动面临的严峻形势，直到1928年5月，除上海、广州、香港，海员、铁路等有些工运工作外，其余地方都是一蹶不振。通告分析导致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民党背叛革命后，在各地不断的施行严厉的白色恐怖，将全国工人阶级赤色工会的组织打得粉碎”，就党的政策来说，在领导工人运动中存在“策略的错误，没有适应那时的环境”，导致“工会系统没有建立起来”，“没有注意日常小的经济斗争”，“硬干不起来便变成消极不干”，“没有刻苦深入群众工作”等等。面对这种情况，通告要求：1.领导工人运动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多提出工人目前急切要求的经济口号来引起他的勇气和小的斗争，不要幻想无结果的空想主义”；2.要保证职工运动的经费，“各地职工运动经费由全总支配”；3.要保证负责工运的干部，不能“时常调动而使工运没有同志负责”；4.要加强与全总的联系，“各地的职工运动，一定要与全总直接发生关系”[4]。这些措施是适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对于纠正工运工作中的“左”的倾向，推动白区的工人运动走上正确轨道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这个文件的不足之处在于其完全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论，认为城市工人运动落后的原因之一在于“过去党内的生活大部分以全力致力于农民暴动的工作，对于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观念不甚坚决，所以有意和无意中忽略了城市职工运动的工作”，“只走去乡村里硬干暴动”[5]，这样分析是片面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党以很大力量从事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探索，是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的，这与领导开展城市工人运动并不矛盾，当时党在领导城市工人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在于还没有认识到在城市中应该如何适应形势、积蓄力量，而不是批评党在农村开展的工作。

除了起草关于工人运动的通告以外，罗登贤还撰写了《最近城市工人运动之开展》等文章发表在《布尔塞维克》等杂志上。他在文章中痛斥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造成工人大批失业、减薪、生活水平下降等严重事实，号召工人起来斗争，要把工人斗争同反帝运动结合起来，指出工人阶级“不但要加紧本身利益的经济斗争”，“也要努力的参加和领导”[6]反日运动。把工人运动同反日斗争结合起来，有助于加强工人之间的团结，有助于党在革命低潮时期争取广大的城市工人群众，增强党的群众基础。

二是参加对农民运动的指导。大革命失败后，全党为挽救革命、寻找革命新道路进行着艰苦的斗争。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人，经过创建、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逐步找到了一条推动中国革命走向复兴和胜利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新道路。在这个探索过程中，罗登贤作为留守中央常委，并没有直接参加各地的农村革命斗争，但他在以主要精力致力于指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同时，也初步认识到了农民斗争的重要性。他认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形势下，工人运动要与农民斗争互相配合，要注意采用新的战术，进而发展到武装暴动，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在留守中央，他参加了对福建、山东、江西等地农民斗争的讨论和指导，对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的斗争，留守中央对之进行了讨论并发出指示。但是，受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指导思想的影响，在罗登贤的思想中，农民运动是居于配合工人斗争的地位。受这种思想影响，他批评党在领导工人运动中出现挫折的原因之一在于党过于重视农民暴动，有意无意中忽略了城市职工运动的工作。他没有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没有认识到农民运动的伟大力量，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性。这个时期，党对于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还处于探索过程之中，罗登贤的思想认识存在这种局限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参加指导工人运动和农民斗争的过程中，罗登贤特别强调，在这些工作中，要注意发展党的组织，对土地、苏维埃的宣传要深入群众，要注意暴动中的秘密工作。这些，都是他从领导工人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重要经验。

注释：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版，第260页。

[2][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58—159页，第153—154页。

[4][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17—220页，第217—218页。

[6]罗登贤：《最近城市工人运动之开展》，载《布尔塞维克》第1卷第25期。■

（责任编辑 陈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