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女营长:罗荣桓夫人林月琴

姚贤玲

林月琴,1914年1月18日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的一户小商人家。父亲林维尹较早地接受了民主思想,于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开杂货店为掩护,秘密从事党的交通工作。

1927年,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正在读小学的林月琴受父亲和校长詹谷堂(中共党员)的影响,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启蒙教育,向往着自己也能成为一个为穷人打天下的革命者。1929年5月,中共商城县委发动了立夏起义,生性刚直、一心想为穷人打天下的林月琴积极投入到这次斗争中。行动中,年仅15岁的林月琴显示出了不凡的组织才能,被推举为县苏维埃儿童团指导员,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她带领儿童团发动群众反对封建礼教,提倡妇女解放,动员妇女放脚、剪发,争取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这个15岁的“娃娃头”把儿童团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不久,为对付国民党的反革命武装,红军建立了兵工厂,林月琴又带领着三十几个妇女,参加了兵工厂,成立了女工班,负责包炸药、搓捻子。因表现出色,同年,她被任命为鄂豫皖边区特委儿童局局长。

就在林月琴加入红军队伍不久,张国焘在鄂豫皖极力推行“左”倾路线,搞所谓的“大清洗”,已在红军担任司务长的林维尹被错划为“地主”和“改组派”,被抓了起来,从此下落不明。林月琴也因父亲受到牵连,被免去儿童局局长的职务,送“劳改队”审查。不久,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开始,红四方面军主力连夜出发,向川陕边区转移,“劳改队”解散,人员全部遣送回家。

当时,林月琴和一帮小姐妹住在一个大屋子里,听到部队转移,要将她们遣送回家的消息后,非常着急。她同姐妹们商量,觉得回家没有出路,还是要跟着红军走。在林月琴的带领下,一众姐妹们团结起来跟在大部队后面,部队走到哪儿,她们就跟到哪儿。部队发现后,做工作让她们回去。但林月琴和姐妹们采取“你撵我跟”的战术,部队宿营,她们就在旁边宿营,部队开拔,她们也跟着出发。原以为她们跟不了几天,吃不了部队那份苦,会自动离开。可是没想到,这些女孩子,硬是昼夜不停地跟着,没有一个人掉队。她们参加红军的决心最终感动了部队领导。当时的部队负责人朱光、廖承志等人向上级汇报了这一情况后,批准林月琴她们参加了红军,并把她们组成了一个宣传队。就这样,林月琴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成为了红军中的一员。

过了湖北、湖南,部队到了四川一个叫通南坝的地方,那个地方种植鸦片,大部分男人都因抽大烟而无法劳动,只能在家带孩子,女人则下地干农活,成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红军到达这里后,要建立根据地,并开展“扩红”工作。根据通南坝的情况,部队认为妇女也是革命的主力军,决定在当地招收女兵,成立一个女兵营。有着优秀组织才能的林月琴成为营长的最佳人选。组织部门找林月琴谈话,征求她的意见,没想到林月琴却拒绝了,她认为自己“出身不好,临参加部队前,还受过审查劳改”。部队领导对她说,组织对她的表现是了解的,希望她能够放下包袱,完成组织上交给她的任务。就这样,林月琴挑起了这副重担。

女兵营一般情况下不直接参加战斗,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她们任务轻松。部队在前方打仗没有物资,部队用的粮食、布匹、弹药等,全部由女兵营来运输。这些来自四川的川妹子虽然看着又瘦又小,但都特别能吃苦,背着百十多斤的东西,还能翻山越岭行军。在林月琴的带领下,她们每次都能完成任务。除此之外,她们学缝纫剪裁,给部队做被服,为部队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林月琴被分到中央卫生所护理班任班长。在长征中,她两次爬雪山,三次过草地,历尽艰辛,经受住了严峻考验。

一天,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要生孩子,大家赶紧叫来卫生所的人。林月琴、陈真仁(傅连璋的夫人)等几个人忙跑去帮忙接生。“产房”就在一个羊圈里,黑乎乎的没有灯,她们只能手举着蜡烛守候在旁边,一直等到孩子生下来。第二天,她们给陈琮英找吃的,一整天下来还是两手空空。天快黑了,陈真仁不甘心,拿着个木棍东敲敲西捅捅,忽然发现一面墙壁发出“咚咚咚”的空洞的声音,几个人忙把墙捅开一个洞,发现里面竟然藏着粮食,就这样,又解决了几天的口粮。

1936年,林月琴跟随红军主力到达陕北。这一年,经何长工介绍,她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同年12月,她被调到中共中央妇女部工作。1937年进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林月琴有个同学叫刘桂兰,她们不仅同班,而且是老乡,因此两人关系特别好。那时候,刘桂兰正和曾任过保卫局局长的徐建国谈恋爱。

一天,刘桂兰约林月琴到河对面玩儿,林月琴到后,看到好多长征过来的首长和老同志也在那儿,其中就有罗荣桓。罗荣桓戴副眼镜,很少讲话,人很腼腆内向。后来,林月琴又跟着刘桂兰去过几次,慢慢地发现那个戴眼镜的首长虽然不爱说话,但挺爱凑热闹的,因为每次去总能见到他。林月琴哪里知道,这是徐建国几个人有意安排的,而那个总喜欢找她问东问西打听她情况的冯文彬,是帮助罗荣桓搞前期“侦察”的。这样慢慢熟了,林月琴和罗荣桓也搭上了话,知道罗荣桓比她大12岁,在青岛上过大学,是个文化人。在冯文彬、徐建国几个人的撮合下,俩人确定了关系。

林月琴与罗荣桓驻地隔着一条延河,河水不深,林月琴每天都趟河去见罗荣桓。不久,雨季到来,延河水暴涨,林月琴没法像过去那样去看罗荣桓,而罗荣桓原有的一匹骡子,到后方时上缴了,也不方便过去,俩人见不着面,只能隔河相望。罗荣桓的下属看出了他们的这点儿心事,在到部队巡视时,要了两匹马回来。罗荣桓当天傍晚就骑着马过河去看林月琴。看到罗荣桓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林月琴高兴得好一阵说不出话来。

不久,二人结婚了。罗荣桓找人从西安捎来半袋子面粉。那时,延安只有小米和高粱,这半袋子面粉算是奢侈品了。他们用那半袋子面粉做了一大锅面条,大家在一起吃了一顿面,就算是喜筵。新房就在罗荣桓住的窑洞里,两扇旧门板拼起来就是双人床,林月琴自己带了个脸盆,罗荣桓长征中背来背去、已经脏得看不出颜色的一床夹被和一条毯子,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林月琴用碱水洗了好几遍,才能看出点儿被子的本来面目。

二人婚后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一天,毛泽东的警卫员来找林月琴,说主席请她去一趟。进门后,毛泽东告诉林月琴,中央决定派罗荣桓到前方去,问林月琴有什么意见和困难。“革命就是要去打仗的,我没什么意见和困难。”林月琴爽快地回答。

没多久,罗荣桓去了前线。林月琴在生下第一个孩子北屯后,将孩子寄养在老乡家,按照组织的安排来到敌后,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机要处秘书、党支部书记。林月琴严谨细致,总能及时准确地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工作之余,她也十分挂念体弱的丈夫和尚在襁褓中的孩子。

1938年,八路军前线后勤部部长杨立三从前线回到延安取经费,他找到毛泽东说:“主席,我想向您汇报个情况。有几个干部家属本身就是干部,能不能调她们去前方工作,照顾一下首长的生活。”毛泽东欣然同意。就这样,林月琴成了三个被批准到前线工作的家属之一。

临出发前,林月琴回到小卞沟,看望寄养在那儿的孩子北屯,并放下一些口粮,算是育托费,然后就匆匆忙忙地跟着杨立三走了。没想到后来北屯因营养不良夭折了,那一次见面成了林月琴与孩子的诀别。

林月琴与刘伯承夫人汪荣华及另外一名干部家属,跟着杨立三,经黄河来到前线,终于同丈夫团聚了。见到丈夫,林月琴的心踏实了下来,她接受丈夫的建议,到地方上工作了一段时间。不久,部队向山东进发,林月琴已怀有身孕,她挺着大肚子坚持随队伍前行。1939年,林月琴与罗荣桓的第二个孩子罗东进出生了。北屯的夭折让林月琴下决心,不管多苦,这个孩子也要自己带。但她低估了在野战部队带孩子的艰难,苦点儿累点儿她可以承受,可部队行军中过封锁线,孩子的哭声很可能给部队带来危险。这一点,罗荣桓是非常清楚的,他心疼妻子,知道第一个孩子的夭折给她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作为父亲,他又何尝不想把孩子留在自己身边,可是为了大局,罗荣桓还是努力说服妻子,将孩子寄养在老乡家。送走了孩子,林月琴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这一年,她担任了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直属队分总支书记、政治部组织部干部科副科长。

1943年,林月琴担任山东军区司令部机要科政治协理员。她工作成绩突出,使机要科成为一个团结、高效的战斗集体,确保了罗荣桓与上下级和友邻部队之间的电报安全、畅通。

1944年,罗荣桓在前方打仗,部队攻打架子山。战斗十分艰苦,架子山久攻不下。罗荣桓知道后,连夜骑马赶往架子山,因劳累病倒了,但他咬紧牙关坚持到战斗结束。打完这一仗,罗荣桓回到妻子身边,已是冬天。此时罗荣桓的身体积劳成疾,出现尿血的症状。当时,担任新四军军长的陈毅回延安办事路过山东,知道罗荣桓的情况后,告诉他新四军里有一个奥地利籍的泌尿科大夫叫罗生特,可以请他看看。林月琴立即陪丈夫赶到淮安。罗生特给罗荣桓做过检查后,初步诊断可能是肾癌,但因当时条件有限,无法确诊。

1945年,八路军部队攻打临沂,敌人负隅顽抗,战斗打得很艰难。罗荣桓顾不得自己的身体,想骑马到前线指挥。一向支持丈夫工作的林月琴,这次坚决反对丈夫骑马去前线,让马夫把马藏了起来。从未对妻子发过火的罗荣桓冲着林月琴嚷嚷道:“你知道临沂战役对整个山东战局多重要吗?现在攻打临沂受阻,将来部队受到损失谁负责?那么多战士的生命难道不重要吗?”林月琴知道丈夫的话不无道理,但现在罗荣桓连走路都很困难,又如何骑马?她态度坚决地对丈夫说:“你是一个指挥员,应该指挥全局。”“不上一线,不了解受阻原因,怎么指挥?这么重要的事,你拦着我,你还是个共产党员吗?”丈夫的话让林月琴一愣,流下泪来。她来到副政委的房间,想请组织劝劝罗荣桓。在副政委的劝说下,罗荣桓打消了骑马上前线的念头,由战士们用担架抬着他上前线指挥战斗,而林月琴则寸步不离地守候在担架旁,照顾病重的丈夫。

在全国军民的顽强抗争下,抗日战争胜利了。在林月琴夫妇准备返回延安时,毛泽东来电,说日本人投降了,东北有可能解决罗荣桓的问题,让他们到东北治疗。二人立即启程。他们从山东龙口上船,一路上,罗荣桓不停地尿血,人已瘦得不成样子。到东北皮子窝下船后,来到沈阳,找到了正在沈阳博物馆的彭真。当时日本刚刚投降,东北的医生和一些医疗器械还没有撤走,彭真立即为罗荣桓联系医院。经诊断,罗荣桓肾里面长了一个瘤,必须开刀。当时的红军总医院在平壤,林月琴他们赶到后,医生却说,做不了这种手术,需要到莫斯科做。一行人又马不停蹄地奔往莫斯科,在那里,罗荣桓将患病的左肾摘除。

罗荣桓身体稍微恢复后,便从莫斯科回到哈尔滨,又全身心地投入到辽沈战役中去。看到丈夫好转,又投入了战斗,林月琴松了一口气,她找到组织要求分配工作,被安排就任东北野战军组织部副部长。林月琴觉得这副担子太重,怕胜任不了,回家同丈夫商量。罗荣桓建议妻子:“我历来主张后代一定要有文化,没有文化,打下的江山怎么去建设?你看,现在我们的部队要打仗了,这些指挥员都要到前线,他们的孩子都到了上学的年纪,不能没人管,你可以到留守处了解一下,组织一些有文化的女干部,把这些孩子收起来,让那些在前方作战的同志没有后顾之忧,也为国家培养人才,积蓄力量。当然,按照你的情况,也可以到政治机关当个副部长,这些工作你完全可以胜任,但是我的意思,还是从实际出发,办个学校。你考虑一下。”

林月琴接受了丈夫的建议,选择做一件平凡却有意义的工作—办学校。办学校,首先要有教室。当时林彪住的是马歇尔的二层洋楼,很宽敞,林彪到了前线,那所大房子只有叶群在住。林月琴找到叶群,问她能不能换个地方,把这栋楼腾出来办学校。叶群满口答应,搬到了另一个小楼,林月琴她们便在腾出来的洋楼里办了一间学校和一间幼儿园。但事后叶群却向林彪哭诉,说他刚走,林月琴就把她和孩子撵出来了。叶群、林彪对林月琴心生不满,“文革”中对她进行打击。林月琴带领大家克服各种困难,筹集教具,精心选调教员和医护人员,把学校办起来了,这就是四野子弟学校。这个学校一直保留下来,先是迁到天津,后又搬到庐山。

1949年,新中国成立,林月琴随丈夫来到北京。当时已回司令部机关工作的林月琴又一次面临着重新安排工作的问题。组织从林月琴的资历和能力考虑,希望她回干部部工作。但林月琴考虑再三,选择在北京再办一个学校。

抗美援朝时,部队里好多夫妇都是俩人一起到前线,孩子扔在家里没有人管;还有一些烈士子女,也都从过去寄养的老乡家接到了北京;另外,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和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一大批干部被派出去,一般也是夫妇俩一起赴任,孩子留在了北京。林月琴决定办一个学校,把这些孩子管起来,让他们的父母放心。她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军委有关领导的赞赏和支持。

和当初在东北办学一样,这次办学仍是困难重重。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经济困难,在北京西郊的一片荒原上盖学校,不是一件易事。林月琴就和魏传统的夫人一起到上海搞募捐,亲自找有关部门批木材,另一方面,当时,有教学经验的人凤毛麟角。林月琴根据实际,从社会上招募了一批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又在部队和已经转业到地方的同志中找了一些文化人,组织起来进行培训。

教师和校舍有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有一些教员缺少和孩子打交道的经验,带学生时遇到了困难。担任一年级四班班主任的王玉珍,过去在部队人事部门工作,她带的那个班是最乱的一个班,上课时,常有学生捣乱。一次,王玉珍正在讲课,一个女孩子突然跑上讲台抱着她的腿摇晃着问:“老师,今天是星期几呀?”课堂秩序乱了,课也讲不下去了。王玉珍找到林月琴哭诉:“都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怎么这些花朵一点都不可爱,还是让我回部队吧,这个工作我做不了。”林月琴耐心地开导她:“你不能这样想,咱们办这个学校,是因为这些孩子需要我们。他们的父母有的是为革命捐躯的烈士,有的为了国家远赴海外,有的还在朝鲜战场作战。这些孩子长期和父母分离,缺少父母的关爱,我们要多呵护他们。你很有能力,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教师。”林月琴的一席话使王玉珍深受教育,以后她安心工作,用心对待每一个学生,成了学校的教学骨干,在学校工作了整整35年,直至退休。林月琴对学校的教职员工也特别爱护。那时实行供给制,教职员工一个月只有几块钱,仅够买些生活用品。林月琴常拿出自己的钱贴补年轻的教师。林月琴就是这样将她的爱分给她身边的每一个人,赢得了大家的爱戴,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林妈妈”。

1955年,罗荣桓被授予元帅军衔,工作更加繁重,林月琴调任总政治部主任办公室任副主任兼罗荣桓办公室主任,一边协助罗荣桓工作,一边照顾他的身体,她要保证丈夫的身体能够担起这副担子。

罗荣桓自在苏联手术后,由于长时间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身体一直没有恢复,最终不堪重负,住进了医院。罗荣桓多年来已经习惯了依靠林月琴,不管什么事,他都习惯地说:“月琴,你来。”“月琴,这个事怎么样?”最后病重期间,他的肾功能已经没有了,全身发痒,什么药也不管用,白天黑夜都需要擦洗。罗荣桓不好意思和护士说,只能告诉林月琴。当时,林月琴患有高血压,但她仍然每天守候在丈夫身边,就像坚守着一块阵地,她知道丈夫需要她。

1963年,罗荣桓因病逝世。

“文化大革命”中,林月琴受到迫害,但她始终对党充满信心、从未动摇。

“文革”结束后,林月琴任总政治部干部部顾问。她积极为冤假错案的受害者反映情况,传递文件,许多历史遗留下来的老大难问题,在她的奔走呼吁下得到了解决。

林月琴是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四届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林月琴还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3年11月22日,林月琴在北京逝世。■

(责任编辑 王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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