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振英，对于当今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然而这又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名字。他是上海、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之一，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人之一。但是，在党创立之初，他很快就与党脱离了关系，致力于学术研究。他曾于1928年初，因“共产党重要分子嫌疑”而被当局监禁；“文革”期间，又因“现行反革命罪”遭到逮捕，直到1979年去世后才得以平反。

求学香港，涉猎新的政治思潮

1894年7月，袁振英出生在广东省东莞县温塘乡。

袁振英的父亲袁居敦，字厚常，曾中过秀才，一生靠教授私塾为生。袁振英自小就在学业上受父亲熏陶，他曾经这样回忆跟父亲学习的经历：“我五岁便随父亲读书，学八股，什么‘起承转合’……诗词歌赋都学过了。因为他是教‘大馆’的，我有暇便要旁听。”[1]

1905年，清廷下诏停止科举。袁居敦的满腹才学，在家乡失去了用武之地。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他前往香港设馆教学，11岁的袁振英跟随父亲离开家乡前往香港。在香港，袁振英进入英皇书院学习，由于他成绩优异，三年半时间便升了五级。在参加全香港会试时，他又夺得第一。1912年，袁振英从英皇书院毕业，顺利升入著名的皇仁书院，三年学费全免。

皇仁书院创建于1862年，是香港最早的官立中学，也是香港著名的男子中学，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皇仁书院英才辈出，孙中山、霍英东、张五常、黎民伟、苏曼殊、李惠堂，这些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都有在皇仁书院求学的经历。

在皇仁书院读书期间，袁振英接触到了当时盛行于中国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无政府主义。英语中的无政府主义（Anarchism），源出希腊语，原义为没有统治者。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这种思潮传入中国时，被翻译为“无政府主义”，也有人将其翻译为“无治主义”。袁振英认可“无治主义”的翻译，他晚年曾说：“中国北京大学教授高一涵则把无政府主义译为‘无治主义’。我认为‘无治主义’之译更为恰当，意思就是‘无治主义’不仅主张‘无政府’，而且主张无强权、无宗教、无姓氏、无民族、无婚姻、无家庭、提倡自由恋爱等。”[2]

辛亥革命之后，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流传甚广，广东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刘师复。1912年夏，刘师复在广东成立国内最早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心社”。几个月后，袁振英在香港皇仁书院与几位同学组织了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大同社”。从此，无政府主义成为影响他一生的政治思想，也成为他一生命运坎坷的重要原因之一。晚年提及年轻时与无政府主义结缘的原因，他有过这样的表述：“因为当时没有其他各种主义宣传，只有这一种罢了。”[3]

就读北大，

在《新青年》发表《易卜生传》

1915年，袁振英从皇仁书院毕业。怀揣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他，抱着满腔热情投考北京大学，希冀将来能用所学去改造不合理的中国社会。袁振英投考北大，最初是想进入西洋哲学系，但当时北大没有这个系，他于是进入西洋文学系（时称英文门）。

在北大，袁振英与蔡元培、辜鸿铭、陈独秀、胡适等人结下了师生情谊。其中对他影响颇深的，当属辜鸿铭和陈独秀。

辜鸿铭是中国近代有名的怪人，他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西洋人。辜鸿铭早年留学欧洲，会多门外语，眼界开阔；但他又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一心拥护清廷，做过湖广总督幕僚，张勋复辟时还一度被委任为外务部左侍郎。清朝灭亡之后，辜鸿铭脱下西服穿起长袍马褂，言辞犀利的他，时常发表与当时主流价值观相左的言论，成为校园里一道奇特的景观。血气方刚的袁振英，在辜鸿铭身上找到了共鸣，终其一生，都能从他身上看到辜鸿铭“真性情”投射的影子。

袁振英就读北大期间，也是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北大迅速传播的阶段。1917年，袁振英与同学赵太侔等人，在北大发起组织无政府主义团体—实社，并创办刊物《实社自由录》。北大校内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引起了北洋政府的注意。不久，实社被迫解散，《实社自由录》也很快停办。曾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的毛泽东，就阅读过这本刊物。毛泽东在延安期间，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谈到自己早年接触的社会政治思想，有过这样的表述：

我读了一些有关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当时有一个叫朱舜白的学生常来找我，我就经常和他讨论无政府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可能性。那时，我是同意他的很多主张的。[4]

也是在1917年，陈独秀被新任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为文科学长。陈独秀到北大之后，以《新青年》《每周评论》为新文化运动的宣传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人之一。

在许多青年学子眼中，陈独秀是地位崇高的人生导师，但袁振英却并不盲目崇拜这位前辈。大学三年级时，他甚至因为陈独秀聘请了一位从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回来的留学生出任英文系毕业班的英文教师，而率众反抗陈独秀。奖掖后进的陈独秀不曾打压袁振英，反而十分欣赏他，让他成为《新青年》杂志的撰稿人。

袁振英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最有分量的作品，是1918年6月15日出版的第四卷第六号刊登的《易卜生传》。该期杂志是易卜生专号，还刊登有胡适的《易卜生主义》、罗家伦与胡适合译的《娜拉》等一系列与易卜生相关的文章。“易卜生专号”的出版，引发了“易卜生热”，并保持了持续的轰动。而24岁的袁振英，也成了思想文化界的一颗新星。

再遇陈独秀，出任《新青年》

“俄罗斯研究”主编

1918年7月，袁振英毕业返回广东，进入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教书。不久，他辞职离开广东，前往菲律宾谋生，并协助当地的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真社”组织华侨工党，编辑机关刊物《平民日报》。

1920年初，袁振英离开菲律宾，在香港短期逗留，期间曾担任国民党《湘江晨报》的编辑。离开香港以后，袁振英返回广东，进入报社任职，并成为多家报纸的撰稿人，时常发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章。

1920年初夏，袁振英和广东新闻界的一些同行，发起组织了“广东游东记者团”，前往日本、朝鲜，抗议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这年7月，“游东记者团”结束访游宣传活动，回到国内。在经过上海时，袁振英与已经离开北大的老师陈独秀相遇。袁振英回忆他们的此次碰面时说：“我结束游东记者团活动回来，路经上海，被陈独秀聘请到《新青年》出版社，担任‘苏维埃俄罗斯研究’一部的主编工作。” [5]

此时的陈独秀，正在上海筹划建立中国共产党。这次相遇，使得原本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袁振英转变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早的参与者，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者之一。

实际上，袁振英自离开北大之后，已与陈独秀有两年未见。陈独秀缘何想起来要请这位昔日的学生来帮自己编辑《新青年》，并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袁振英妻子黄式坤的外甥郭彬先生如此分析其中原因：“其一，袁振英不仅是他的学生，也是知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陈独秀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袁振英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渊源。那时候的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都对俄国的十月革命表示欢迎与支持。来自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等极力促成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合作。陈独秀当时与无政府主义者是盟友，袁振英可充作他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桥梁；其二，陈独秀要借助于袁振英的英文能力，因为陈独秀当时与国际上的社会主义者来往频繁，让英文很好的袁振英做翻译非常合适；其三，陈独秀考虑将《新青年》从北京迁到上海出版，但杂志遭遇主题转型与文章匮乏的问题，他需要既会写文章，又熟悉社会主义理论的人协助他办好《新青年》杂志，而袁振英正是合适的人选。”

从1920年7月至年底，袁振英在上海一心协助陈独秀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建党工作。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功不可没。身为这个专栏的主编，袁振英的翻译与编辑工作非常繁重。有党史研究者做过统计，“‘俄罗斯研究’专栏共刊出介绍苏俄的译、著38篇，其中译文35篇，震瀛署名翻译的就占了24篇。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的13篇文章全是袁振英一人翻译”[6]。这里的震瀛，正是袁振英的笔名。

追随陈独秀，

筹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关于袁振英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史》第一卷上册是这样记载的：

经过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先后参加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后改名施复亮）、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等。[7]

在参与建党的同时，袁振英也参与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于1920年8月22日，地点在上海霞飞路渔阳里6号，8个成立发起人，除了袁振英，还有施存统、叶天底、俞秀松、金家凤、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上海霞飞路渔阳里6号，是袁振英在沪期间的主要活动场所之一，也一度是他的居住地。晚年的袁振英，称自己是“共产主义马前卒”，这是符合史实的。

1920年底，陈独秀和袁振英离开上海来到广东。袁振英此行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出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的校长，二是在广东宣传马克思主义，继续推动建党工作。

在陈独秀和袁振英到达广东之前，早在1920年10月，广东已经有了共产党组织，由共产国际代表米诺尔、别斯林与几位无政府主义者组成。陈独秀到了广东之后，与组织成员中的无政府主义者产生了矛盾，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激烈论战。在这场论战中，袁振英采用了温和的立场，劝二者要团结，不要分裂。然而，事与愿违，几位无政府主义者最终退出了组织。1921年春，陈独秀与米诺尔、别斯林在广州重组共产党，陈独秀担任书记，袁振英是成员之一。

陈独秀在广州加入共产党的事实，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史》第一卷上册亦有记载：

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先由陈独秀、后由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成员有袁振英、李季等。[8]

与陈独秀决裂，

考取庚款留学赴法深造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13位与会者代表全国53名党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召开之时，袁振英与陈独秀远在广东，都未能参加。实际上，此时的袁振英，已经与陈独秀的关系渐渐疏远，并于中共一大召开前后，考取了广东庚款留学生，即将前往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留学。

1921年8月，袁振英和其他赴法留学生由吴稚晖带队，从上海和香港出发，坐船前往法国。以留学生身份与袁振英同行的，还有后来成为他终身伴侣的黄式坤。在中国近代史上，黄式坤也是一位奇女子，她的父亲黄嵩龄是前清举人，曾参加过公车上书，是京师大学堂首批学员，后又在北洋政府任职，担任过粤汉铁路协理。黄嵩龄的教育理念十分先进，黄式坤从小就接受了现代化的教育，出国前已经是一名医生。在去往法国之前，袁振英与黄式坤已经相识，但他们真正发展为情侣关系，则是到了法国以后。

袁振英到了法国里昂之后，曾经接到陈独秀之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从巴黎寄来的信，希望他参加在法国组织成立共产党的工作。袁振英谢绝了陈延年兄弟的邀请，他决心远离政治和社会活动，专心致力于学问。袁振英读的是博士院文学科，他对哲学、政治学、社会经济学都很感兴趣。按照学校的规定，本可以两年就拿到博士学位，但袁振英对学位并没有积极的兴趣，到了第三年，仍旧慢条斯理地读书写论文。对学位没有兴趣，也是袁振英特立独行的一个方面，早在北大求学期间，他就曾写信给校长蔡元培，反对考试制度、分数制度、文凭制度、学位制度等，只赞成作论文。

远在法国的袁振英，与陈独秀的关系渐渐疏远，与共产党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他做出这样的选择，并非仅仅是为了学问。

在1964年的一次回忆中，袁振英这样解释自己离开共产党的原因：“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因为我反对陈独秀而退出了党。”[9]袁振英对陈独秀的私德不满，理论修养颇好且精通外语的他，还认为陈独秀并不懂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与陈独秀的决裂似乎在情理之中，但至于两人在广东相处的那几个月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具体的隔阂和矛盾，在袁振英后来的回忆中，却没有只言片语。

无论如何，袁振英在法国过了三年安静的书斋生活。1924年8月，他结束在法国的学业，和女友黄式坤一起回到了阔别三年的祖国。

辗转乱世，

因“共党嫌疑”入狱半年

从法国回来以后，袁振英进入国立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任教。他教授的课程门类非常广泛，涉及社会学、社会主义、社会问题、孔德实证哲学、易卜生社会哲学、宗教问题、伦理学、法语等数十种。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三个月后占领武昌。北伐军占领武昌后不久，时任中央军校办公厅主任的包惠僧，经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批准，给袁振英发来电报，邀请他北上武汉，担任中央军校教官。与中山大学文科学长郭沫若屡生龃龉的袁振英，欣然接受邀请，携家北上。

在中央军校期间，袁振英担任政治教官。根据他的回忆，“当时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是周佛海、恽代英是主任教官、林彪是第四期的学生”[10]。

袁振英在中央军校任职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一向推崇自由的袁振英，在这一时期，既没有再次加入共产党，也没有加入国民党。

1927年夏，国共合作破裂，白色恐怖蔓延。袁振英被迫带领妻小躲进汉口的法租界，后又逃往上海避难，并于当年年底最终回到家乡广东。回到广东之后不久，袁振英受第八路军航空处长之邀，担任该处编译处主任。

1928年8月，袁振英又突遭变故，被当时执掌广东军务的陈济棠下令拘捕。导致袁振英被捕的直接原因是，他出面保释了一位售卖革命书籍的亲戚，他本人更被认为是重要的共产党人。

袁振英入狱后，曾被处以死刑，却因证据不足而没有执行。不久之后，袁振英被送往虎门要塞，关押长达半年之久。在时任广东省主席陈铭枢、恩师蔡元培等人的保释下，袁振英最终脱险出狱。

出狱之后的袁振英，先后服务于广东空军、山东大学、中央航空委员会。在中央航空委员会，袁振英主要担任编译工作，但他桀骜不驯的性格，却又使得蒋介石大为恼火。他离开航空委员会的原因，据说是在南昌的一天晚上，睡梦中的他突然被蒋介石喊去，由于被突然惊醒，袁振英见到蒋介石后十分不礼貌，结果被对方打了一个巴掌。受此羞辱的袁振英，当即离开南昌奔往上海，后又回到广州[11]。从此，他终身拒绝为蒋介石和国民党做事。

抗战爆发后，袁振英携家前往香港，后又回到广州。抗战期间，袁振英主要靠教书维持家人生活，但因为他性格耿直，容易得罪人，每份工作都做得不长久，时常需要妻子黄式坤操心赚钱解决一家人的吃饭问题。

风雨晚年，

曾得到周恩来和叶剑英关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袁振英选择留在了祖国。1951年1月，生活困窘的袁振英写信给周恩来，希望能得到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这封信随后被转给叶剑英。在叶剑英的关怀下，袁振英被广东省委统战部安排进入广东文物保管委员会工作，后又调入广东省文史馆工作。

担任广东省文史馆馆员期间，是袁振英一生中相对轻松愉快的日子。然而，1970年春天，他因为历史问题，被认为有“现行反革命罪”，随后被逮捕并判处死刑。幸运的是，在被关押、审查了将近五个月之后，袁振英被释放了。

1979年1月，袁振英因摔跤引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去世。他去世后七个月，广东省文史馆为袁振英平反。

袁振英去世后，有关他的研究少之又少。所幸的是，他生前的一些口述资料和文字资料已经被整理保存下来。1980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大”前后》第二卷收录了袁振英在1964年2月到4月间的一些谈话资料，成为袁振英研究可用的较早且权威的史料。20世纪90年代起，一些研究袁振英的论文相继发表。2009年7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李继锋、郭彬、陈立平著的《袁振英传》，比较详尽地梳理了袁振英一生的事迹，还收录了袁振英本人撰写的《袁振英自传》《袁振英的回忆》《发掘我的无治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思想根源》《我的忏悔录（思想上的自传）》等四篇文章。2014 年7月，在袁振英诞辰 120 周年之际，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袁振英研究史料》，为袁振英研究再添珍贵的史料。

如今，袁振英妻子黄式坤的妹妹黄璧坤，黄璧坤之子、江苏省政协委员郭彬先生，江苏省口述历史研究会会长、江苏省委党校李继锋教授，都正在积极展开袁振英研究的相关工作。本文的写作，就得到黄璧坤女士和郭彬先生的大力支持。

注释：

[1][3]袁振英：《发掘我的无治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底根源》，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袁振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

[2][5][9][10]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7页，第471页，第475页，第478页。

[4]【美】埃德加·斯诺著，李芳准、梁民译《红星照耀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页。

[6][11]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袁振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77页，第152页。

[7][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页，第79页。■

（责任编辑 刘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