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南银行是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红色银行，也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之一。自1939年冀南银行成立至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之前，冀南银行累计发行货币2012.7亿元，纸币种类多达六十多个品种（包括各种版别和地名）。冀南票币的流通区域遍及晋冀鲁豫及黄河以南等4个行署22个专区近200个县市，供4000多万人口使用。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冀南银行何以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要揭示其中缘由，不得不提到冀南银行的首任行长高捷成。

一、一封迟到六年的家书

1937年，福建百川银庄的老板高开国（又名高鸿勋）收到一封信，信从陕西商会驻地延安送出，通过高开国族弟高添木的结拜弟兄辗转送达漳州，落款人是他消失多年的宗侄高捷成，也就是从他的银庄悄无声息地带走了2万银元的出纳。从1932年，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进驻漳州，完成“宣传抗日、筹款、扩军”的三大任务转战北上，高捷成就音讯全无了。这封家书是这样写的：

开国宗叔大人台鉴：

我自从“九一八”东北事变、“一·二八”上海抗战之后，悲愤交集，誓不求中华民族之解放，当不为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之一人！决心从戎，于是仓卒(编者注：仓促)离家，一切骨肉亲戚朋友无暇顾及辞别，至今思维尤为怅然!

民国廿一年三月离漳，倏忽于今已有六年了。在这六年中东西奔波，南北追逐，历尽一切千辛万苦，雪山草地，万里长征，在所不辞！无非为的是挽救国家的危亡!志向所趋，海浪风波在所难阻!不过从来没有备函奉候，音讯毫无，自然未免见怪于诸大人亲族朋友，或以为我这个不肖高家浪荡子弟，弃家离伦，不孝不义了!?我还记起将临走的时候，曾留一信给你转添木我的父亲云：“我要和你们离别了，或者是永远离别了，我不挂念家庭，希望家庭也无须挂念于我!”这是从戎的决心，这是救国抗战为国牺牲坚决的立志!救国才能顾家，国亡家安在!而不是断绝人伦的无条件的弃家而不顾!想或可有以原谅于我吧!?至今我的艰苦奋斗聊可做(编者注：作)为初步阶段的结束，但是主要的抗战救国正在开始呢，所以才抽出一点工夫写信来拜候你大人。

我现在陕西省延安府旧商会驻，在外并未建置家庭，个人独身精神上尚可安乐!至于详细情形，你们来信时，我下次再谈。

我极(编者注：现)在迫切须要知道的：我的父亲添木和母亲是否仍在健康?几位兄弟捷元、捷三、捷开、捷绍、捷远等是否安居乐业，家庭变幻情形怎样?百川银庄发展扩大否?东华园经营兴旺否?高庆发、高合记二宝号怎样?建东、建池、建华几爱弟近来长大成人，想很进步!叔母大人健康否?李石虎、蔡师尧二世叔大人近来安康否?我的内室弃庭改嫁否?我的小儿活泼否?

我所欠挂百川银庄二万多元的债，时刻记念在心，本利至今当在三万余。国家得救，民族得存，清债还利当不短欠分文，望勿挂念、怨恨，谨此奉达!敬请商安!附来像(编者注：相)片两张，请转一张给我家，给一张敬献你大人存念。  

不肖浪荡宗侄 高捷成敬上

民国廿六年四月十日

写信时间为1937年4月10日，距离日本侵略者发动七七事变约还有三个月。当时，国内要求国共合作、抗击日军的呼声达到高潮。高捷成告诉家人，他“为挽救国家的危亡”而离家从戎，虽历尽艰辛，却“在所不辞”，艰苦奋斗只是初步阶段的结束，抗战救国才刚刚开始。他专门提到了自己挪走钱款的事情，知道此事一定给家人和钱庄带来了麻烦，所以心有愧疚，“时刻记念在心”，但他又无怨无悔，表示“国家得救，民族得存，清债还利，当不短分文”，显然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充满信心。那么，一个银庄出纳究竟如何走上了革命道路，他挪走家族银庄的巨款做了什么，他离家后又经历了些什么？历史给我们留下了答案。

二、家族银庄里的“红色出纳”

高捷成，1909年出生于福建省漳州市龙溪，7岁时入闽南华侨小学读书，成绩优秀，修业期满后，被保送到福建省立第三高级中学读初中，毕业后，进入福建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读书。该校是当地富有革命传统的最高学府，学校老师宋善庆是同盟会会员，曾于1911年11月9日领导漳州光复，成立中华民国漳州府。高捷成在校期间深受进步思想影响，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

高捷成自小家境困难，其父高添木以做爆竹为生，收入微薄。因此，高捷成入读福建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不久便辍学帮工，并于1926年到福建省建瓯县任督学。此时，第一次大革命爆发，漳州工会负责人李联星联系各校进步教师，发动青年学生与工农群众进行反帝斗争，17岁的高捷成也加入了反帝大同盟。他在回乡共产党员翁泽生的带领下，与进步学生王德、王占春、李兆炳等组织人员，撰写文章抨击黑暗的旧社会，使“学运”取得了胜利。在革命人士推荐下，高捷成参加了国民革命军，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宣传员，赴广州受训。在广州，他参加领导当地的学生运动，也目睹了许多工人、农民运动的领导人惨遭捕杀。

1926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的北伐军进驻漳州，高捷成回到漳州，联系地下党，被任命为漳州市海澄县党务指导员。次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高捷成在石码、海澄开展斗争，被便衣军警抓住，捆在龙眼树示众，严刑拷打；后又因在军民联欢会上“言辞激烈”地抨击国民党当局，被国民党扣押，经父亲高添木、叔父高开国营救，被保释回家。1927年（一说1928年）夏，高捷成的家人将他送往厦门大学经济系读书，想以此让这个“叛逆分子”安定下来。但一年多后，因家境窘迫，高捷成再次退学，经朋友介绍，进入上海中南银行工作。那时，他找到上海地下党，白天在银行上班，晚上乔装成人力车夫，在大街小巷散发革命传单，张贴革命标语。有一次，高捷成正要张贴标语，被两个跟踪已久的警察当场拘捕，再度入狱，幸亏上海地下党与狱中共产党人秘密帮助，才得以成功越狱。

彼时的上海滩时局动荡，高捷成不得已于1929年春季回到漳州，在宗叔高开国开设的百川钱庄里做出纳，月薪20块。此时， 漳州龙溪县农民已在共产党福建省委的领导下开展武装斗争，成立了农会和农民赤卫队，武装抗捐抗税，打击地主土豪恶霸。高捷成迅速与自己的同学、中共闽南地区游击队负责人王占春取得联系，秘密参与革命运动。一次，高捷成到游击队驻地看望队员，发现因战斗弹药不足，多名同志牺牲，身负重伤的兄弟们因没有药品，痛苦不堪。他想到百川银庄里每日贮存的银元可以支持革命，于是利用钱庄出纳的身份，冒着被监禁、判刑的危险，先后从家族钱庄挪用了两万多元款项，秘密接济王占春的游击队。

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章士钊发动上海工商界为毛泽东的革命队伍捐款，筹集到两万银元，就已被称为巨款，而同样的金额在那时的闽南小城漳州，也绝不是一笔小数目。由于高捷成是钱庄老板的至亲，备受信任，加上钱庄业务繁多，因此他悄悄用钱款资助革命一事并未被察觉。得益于高捷成的资助，漳州的游击队、赤卫队扩充革命武装，组织农民协会，购买武器和药品，革命队伍的斗争范围从九湖、南乡几个小村镇发展到了漳浦、平和、云霄、 龙溪等几个大县，为几年后红军顺利攻克漳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筹得款物百余万，

别亲离子赴苏区

1931年春，22岁的高捷成迎娶了18岁的蔡淑宝（高捷成牺牲后改名高蔡宝），次年，他们的儿子出生。这本该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哪一个家庭、哪一个人能够真正享受平静安宁的生活呢？对于心怀救国救民理想的高捷成来说，在水深火热的生活夹缝中苟安于个人的片刻宁静，非他所愿。蔡淑宝回忆：“捷成在钱庄做事，家里的生活是好了些，但我发现他并不高兴，天天早出晚归，回到家里也很少讲话，心事重重，我问他，他总是笑笑搪塞过去。”

1932年4月20日，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打下漳州，计划在漳州完成“宣传抗日、筹款、扩军”三大任务。红军一方面号召群众团结起来赶走日本侵略者，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打倒土豪劣绅；另一方面组织各商会代表商议筹款事宜，筹款借款，用于革命斗争。高捷成的宗叔—百川银庄经理高开国被推举为临时商会会长。

红军驻漳期间，高捷成经王占春推荐，负责筹款和理财对账工作。他是土生土长的漳州人，对地方情况甚为熟悉，又是理财能手，受过高等教育，还有较高的思想觉悟，是红军急需的人才。在红军制定的“争取商人，保护商人”的政策下，高捷成按照红军借款任务，请商会进行评议，订出各类商户应该捐助的数额，而后派代表进行催收，收到的款项都集中到临时商会点缴。在各中小商会配合红军交纳相应的钱款后，红军开具一张凭证，粘贴在店铺门前，以示其支持革命。

在罗荣桓、李富春的领导下，高捷成协助红军在40多天里，总共筹集到了100多万元资金，一笔笔账目清清楚楚，井井有条。此外，他还与其他同志一起四处奔走宣传，又额外筹措到了40多万元的物资。红军完成了筹款等任务，准备返回瑞金。

此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刚刚正式营业一个月（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成立，毛泽民为行长，1932年3月正式营业），正需要有银行专业知识的人才。高捷成对银行业务熟悉，以及为红军所做的努力得到了负责财经工作的毛泽民的肯定。毛泽民邀高捷成到中央苏区从事革命根据地的财政事业，参与经济计划的筹定工作。高捷成欣然领命，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弃商从戎。然而，故土难舍，亲人难离。他不忍与家人当面道别，于是委托表弟转交给父母一封信，告诉父母：“我要和你们离别了，或者是永远离别了，……希望家庭也无须挂念于我。”告诉妻子：“我能献身党国，势须离家绝伦，汝可自作主张，勿以我念。”1932年5月底，别离了年轻的妻子和出生仅数月的儿子，高捷成跟随林伯渠和红一军团奔赴瑞金。

没几天，百川银庄的人就找上高捷成的家门。原来，钱庄的出纳不见了，却没有向银庄移交钱和账，银庄被挪走2万多银元的事也被发现了。为躲避反动军警的抓捕和上门讨钱的人，高捷成的家人四处躲藏，年迈的父亲病情加重，妻子蔡淑宝带着孩子，“今天到下洲住几天，又逃到市尾，没几天，再逃到古塘”，后来投奔小叔子高捷生一家，靠售卖鱿鱼、香菇等干货为生。最后，还是银庄老板高开国发话：如果今后高捷成不回来了，百川银庄这笔钱就算了；若回家，这笔钱仍要归还。多年过去，高捷成音讯全无，讨债一事方才作罢。

四、首创全军会计制度，

艰苦创办冀南银行

离家的高捷成并不知道自己留下的“烂摊子”让家族为平账而忙，他的一路也不平静。1932年5月，他抵达瑞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进入红军大学学习，毕业后，在中央苏区历任宣传队长、教育科长、会计科长等职，长期协助中央苏区国家银行第一任行长毛泽民草拟经济计划、筹划银行组织工作、印制苏区货币，首创全军会计制度，在经济领域崭露头角，多次受到嘉奖。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高捷成随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离开瑞金，经二万五千里长征，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延安。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高捷成随邓小平、刘伯承领导的一二九师挺进晋东南，并以太行山为依托，逐步向冀鲁豫平原进发，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冀东南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冀南行政主任公署。1938年，他被委以重任，担任冀南区首任税务总局局长，后任晋冀鲁豫财政经济处处长等要职。同年，边区面临严重灾荒，国民党中断对八路军财政和军需供应，不发军饷，还经常袭扰，日军也对太行山根据地不断进行军事“扫荡”与经济封锁，抗日部队的经费补给亟待解决。为满足军需民用和战争形势的要求，解放区决定创建冀南银行，以增强抗日战争的经济力量，独立自主地发展根据地的工农业生产。

1939年10月，冀南银行在山西省黎城县小寨村成立，经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举荐，高捷成被任命为冀南银行第一任行长，1940年兼任政治委员。冀南银行，作为抗日战争初期冀南行署创办的抗日根据地银行，在晋冀鲁豫边区各地设有分支机构，对外号称“八路军工作团”。它的主要任务是管理边区货币金融，肃清敌伪货币，调剂农村经济，扶植生产，发展贸易，繁荣市场。5月，冀南银行发行部先行成立，并建立了两个印钞所。遵循党中央指示，新成立的冀南银行还担负着一项要务，即毛泽东提出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造出独立自主的地方性货币”。

五、太行山里的特殊武器：冀南币

“钞票能起到真枪实弹所起不到的作用”，这是冀南银行行长高捷成的名言。他对货币斗争工作极为重视。冀南银行刚成立时，太行山根据地的货币市场极为混乱，既有敌伪旧银行发行的货币，也有地方钱庄印制的各种钞票。各种货币流行其中，扰乱了抗日根据地的经济，不利于抗日斗争。

担负货币发行任务的冀南银行，处在日寇、国民党顽固派的分割、封锁和包围之中，没有钞票用纸、油墨、机器等印刷器材，更缺少技术人员，货币印制面临巨大困难。高捷成带领一批干部同志，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想方设法招募工人、寻找机器、收集纸张油墨。

高捷成的战友齐登五在《丰碑屹立在太行山—怀念行长高捷成》中写道：印钞工作中最困难的是原材料的采购、保管和贮存。印成一张票子，需要一二百种材料；用量最大的又是纸张和油墨。而这些物资必须从敌占区购进。

为解决制钞物资匮乏的问题，高捷成通过各种渠道，向日军窃据的天津、石家庄、德州等城市采购物资，日夜兼程，肩挑背扛，带回根据地。从天津三条石买来石印机床，从河南新乡搞到印版，用造麻头纸的工艺做纸，原料换用上等线麻，再用松香和石灰漂白纸张。钞票印制后，没有裁纸机，都用手工刀裁。在人员和技术方面，高捷成一方面充分用好现有人才，以红军老干部为冀南银行骨干；另一方面招贤纳士，从有关部门抽调和从敌占区聘请人才，边干边学，逐一解决技术问题。当时冀南银行的钱币是用油墨箱里的墨水涂到有凹凸的板子上，再印到纸上做成的。在制作印版和尝试印刷中，经常遇到技术问题。高捷成就与同志们乔装打扮，冒着危险到白区跑作坊、下工厂，向老工人请教，回来与大家反复琢磨。他还经常做调查研究，在工厂车间鼓励技术人员，总结以往试印钞票的经验教训。

为避免暴露，当时印钞工厂只能建在太行山的深山沟里，机器设备、印钞材料也分散隐蔽在岩洞石缝中，取送时只能人背肩扛。高捷成对设备和人员极为重视，经常翻山越岭到保管点检查、指导工作，力求万无一失。他对每个厂址、每个隐蔽点，都要多次实地查看。在他的安排和设计下，建在山区的三个印钞厂和三个厂部，从起初几十个人发展到有1000多名工人。这些厂子都可以做到三小时内撤离和恢复，也就是说，一旦面临“扫荡”，敌人来前三个小时，全部设备分散隐蔽，敌人走后三个小时，又能全部配套生产。虽然时间紧迫，任务繁重，但高捷成带领着冀南银行的工作人员经过一道道工序摸索，一次次反复试制，不断改进工艺水平，终于在山中的印刷点，陆续设计和印制出了符合标准的冀南币（也叫冀南钞、冀南票、冀钞等），第一批冀南币提前问世。

六、千万人口使用的边区本位货币

1939年10月，冀南币投入市场，开始发行，市面上同时有法币、山西票、河北票以及各种流通兑换券。高捷成要求抗日银行必须服务于抗日战争的需要，据此，冀南银行通过发行自己的货币，收回根据地内流通的各种地方币，对国民党发行的货币，则限制其在市场流通，并将收回部分组织到蒋管区换回有用物资。

此时，日军回师华北，实行“三光”政策，敌占区不断扩大，有些冀南币市场逐渐变成伪钞市场，冀南币的币值开始降低。高捷成注重掌握敌伪经济手段，派工作组调查市场货币状态，了解各方面对整顿市场的意见，提出：“伪钞是建立在敌人刺刀尖上的票子，是剥削中国人民血汗，妄图实现其以战养战的罪恶攻击，必须坚决打击。”他亲自草拟规章制度，拿出具体措施，提出货币要进行整顿，在全边区要由冀南币占领阵地，其次是要打击伪钞，肃清土杂钞，建立以冀南币为本位币的统一市场。

1939年10月15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批准了高捷成提出的这些措施，正式宣布冀南银行票是边区的本位币，今后边区内一切公私交易，均须使用冀南钞（币）。这一规定，使边区迅速建立起统一的冀南币市场，稳定了物价，克服了当时边区在财经上的严重困难。在这个过程中，高捷成继续与根据地各财经部门，特别是商贸部门密切配合，设法肃清敌伪货币的流通，稳定边币冀钞，培养了一支经过战争考验的金融战线干部、工人队伍，建立起一套银行管理制度，为边区的财经工作奠定了一定基础。

冀南币最初是冀南、太行的法定货币，只在这两个根据地流通。1940年8月，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前身，后文简称“冀太联办”）成立，颁发布告，明确规定冀南银行币为统一本位币，冀南币流通范围扩充到太岳区，冀南银行划归联办直接领导。10月，太行地区冀南银行也开始兼办政府金库工作。年底，冀南银行的业务已从统一市场货币，发展到收购铜元、银元、黄金，代理金库，发放农业贷款等业务了。正如《冀南银行行歌》中写道：“在广大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开遍了繁荣的金融花朵。”

1941年，冀南币基本占领了市场，货币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这激怒了日军。日军一方面疯狂地向华北根据地发起连续进攻，一方面实行“以战养战”的方针，加紧掠夺根据地的重要物资。2月，冀太联办颁发布告，统一货币，巩固金融。太岳区设立银行机构，发放商业贷款，繁荣市场。3月，太行区决定设立县银行机构。此时已到抗战后期，冀南币的币值增高，信誉上升，实现了阵地扩大，有效地抑制了其他各种钞票的流通，货币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连敌伪军中的士兵都乐意保存冀南币，甚至将其作为投降八路军的通行证。

1941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1941年9月，冀南银行总行在河北省涉县索堡村成立，隶属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冀南银行成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银行，总部下设有印币厂，发行冀南币（太行）。高捷成要求冀南银行加强对敌占区的进出口管理和外汇管理，严格进出口审批制和汇结制。他进一步提出，货币市场的稳定须有物质力量做保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把业务重点放在扶持生产上，使根据地军民有饭吃、有衣穿。不久，冀南银行币流通区域扩大到包括鲁西专区在内的整个晋冀鲁豫边区，成为全晋冀鲁豫边区的法定本位币。

这一年9月15日，杨秀峰在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开幕报告中总结， “国民党顽固派石友三在冀南所做的种种罪恶之一是破坏冀南银行新钞，不顾抗战利益，不顾人民生活，滥行撕毁没收，并发出‘使用冀南银行钞票就地枪决’的布告”，但由于“整顿了上党票、各区小票、各县流通券及杂票，实际地巩固了冀钞，安定了金融。保护了法币，打击敌伪钞，收到了相当效果，冀钞市场一年来是扩大了”。邓小平在一二九师工作讲话中指出，冀南币解决了军需民用，晋冀鲁豫是抗日根据地中物价最低的地区之一。

七、为保文件，血洒太行

由于山区交通不便，冀南银行总部养着10头骡子，担负内外运输任务。情况紧急时，银行队伍转战东西，物资和设备就靠人背马驮，冀南银行也因此被称为“马背上的银行”。高捷成这个“马背上的银行”行长时常面临着生命危险。

1940年12月30日，日寇对根据地发动 “大扫荡”，高捷成率领冀南银行总行大队人马由小寨村出发向冀西转移。第二天早上，他们碰上一条没有桥的河，只能踩着石头横穿。眼看敌人的追兵就要到了，可是总行人多，行动缓慢。紧急时刻，高捷成一人下马，站在过膝深的冰冷河水中，指挥人、马过河，使大家迅速安全转移到了预定地点，摆脱了一场追击。经过这个事件，邓小平强调一定要保证银行的安全，因为“这可是关系到根据地穿衣吃饭的问题”。总部特别派一个连的部队负责保卫工作，并配备给临近村庄民兵枪支，协助部队执行保卫任务。

1943年5月，日寇又对冀南地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扫荡”。5月5日，高捷成在冀南银行总行发行处（ 涉县）召开会议，收到敌人出动的消息。高捷成立刻命令发行处主任梁绍彭带领发行处人员和警卫班先转移到邢台县白岸附近；材料科科长郭蕙亭带领科内的齐登五、徐光跃、靳同科等同志就近上宽章山材料保管点留守。临行前，高捷成将一把简易躺椅交给齐登五，并开玩笑说：“要藏好，可别给我丢了！”随后带领警卫人员赶回总行部署反“扫荡”工作。到总行后，他又带领总行的同志向冀西转移，由于形势危急，到白岸镇附近的印钞材料保管点时，当地负责人林厚德建议立即撤离，但高捷成坚持就地打游击，支持其他同志的货币斗争工作，并决定到附近一个分行去部署工作。

5月13日下午1时，高捷成一行人到河北省内邱县白鹿角村。住在那里的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得知有叛徒告密，已经撤离，当天下雨，高捷成一行人借宿百姓家中。次日凌晨4时，敌人在雨中包围了白鹿角村，高捷成发现敌情时，敌人已堵住了他们所住院子的院门。同志们甩开敌人，到达村外时，高捷成发现警卫员没有跟上来，又返回村庄，不幸被敌人子弹击中，腹部受重伤。通讯员周正云背起他往山上跑，但背上的电话机加上人，周正云行走十分吃力。危急关头，高捷成强调自己的背包里都是重要文件，一定不能落入敌手，他从周正云背上挣脱下来，命令周正云赶快带着文件突围离开。周正云带着文件，忍痛离去，翻过山头脱险。高捷成却被冲上来的敌人用刺刀扎死，壮烈牺牲，年仅34岁。

八、“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听到高捷成牺牲的噩耗，全区各界悲愤万分。时任军区政委的邓小平同志立即致电冀南银行，痛惜地说道：“捷成同志牺牲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5月15日，总行派人从白鹿角村把行长遗体运回涉县石门村安葬。6月26日，边区政府在河北涉县索保村隆重举行追悼会，将高捷成的遗体安葬在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坟墓的旁边，立碑纪念。

1950年，时任国家内务部部长的谢觉哉专程到厦门寻找高捷成的家属，始终没能成功。原来为了家庭安全，高捷成加入红军后，将户籍地漳州龙溪写为厦门，加之他的信从不寄给家里，而是交由亲友代转，信封上也不用真实姓名，有时用“高兴”代名。1951年，谢觉哉在厦门周边地区寻找，终于在漳州找到了蔡淑宝。直到这时，她才知道，她的丈夫早已在8年前牺牲了。1950年，高捷成与左权将军等7位烈士的灵柩被移至河北省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相邻而葬。

参考资料：

1.漳州文史委员会：《漳州文史资料》第16辑（内部资料），1992年。

2.《龙溪风物志》编辑小组：《龙溪风物志》（内部资料），1980年。

3.施兵超：《新中国金融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常亮功：《抗日银行英雄行长高捷成》，《中国金融》2005年第16期。■

（责任编辑 王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