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秋，李白化名李静安离开上海，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做报务员，往返于浙江的淳安、场口和江西的铅山之间，利用国民党的电台，为中共秘密传送日、美、蒋方面大量的战略情报。

1945年10月，根据地下党组织的要求，李白偕夫人裘慧英回到上海，继续战斗在党的情报通讯战线，从事与党中央的秘密通讯工作。1948年12月30日凌晨，在与中央电台通报过程中，被叛徒和国民党特务机关侦测出电台位置而被捕。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对李白案下达“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命令。1949年5月7日，离上海解放仅20天，李白遭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年仅39岁。

1949年8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在上海交通大学礼堂隆重举行张困斋、李白、秦鸿钧三位烈士追悼大会。作为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军代表的涂作潮也参加了这个大会，他只是默默地站在1000多名各界群众当中，深深缅怀自己的战友和徒弟，但只字未提与李白的关系。地下工作的锤炼，让涂作潮习惯了隐身幕后，淡泊名利。

他的世界只有“嘀嗒”两个声音

涂作潮的世界只有“嘀嗒”两个声音。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第二天，上海市军管会军代表涂作潮奉命接管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和中央有线电器材公司。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下属的研究所有20名工程师，涂作潮让他们说一说都会什么时，这些工程师由于不了解当时党的政策，面面相觑不敢说。于是，他灵机一动，请大家写一下对抗战都有什么贡献。这回大家情绪上放松了，纷纷写下自己抗战时期在专业上的贡献。这让涂作潮眼前一亮：人才难得。于是，政审时涂作潮从优从速，不留尾巴。之后，他又写信给通信兵司令部首长，建议将这批精英全数调京。

1952年，这20人整批调入通信兵研究所。到1980年，20人中出了4位院士：中国工程院航天控制权威的陈德仁院士、击落U2高空侦察机中功劳卓著的国际宇航院院士蔡金涛、两弹一星元勋黄为禄和中科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罗沛霖（罗荣恩）。

1957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时候，在李克农的指点下，剧组找到涂作潮，希望他制作一个电台道具。连续几个夜晚，涂作潮叼着廉价的劳动牌香烟，边吸烟边制作电台道具。

电台道具终于做好了，涂作潮让儿子涂延华试试。涂延华兴致勃勃地“嗒嗒嗒”“发报”。

电台道具发出的“电报”是没法收到的，只有那些涂作潮牺牲战友的在天之灵才能收到，才能感应到他的怀念之情、他的哀思。[5]

1959年，涂作潮被打成反党分子、开除党籍并降级、降薪两级。在之后的困难时期，家里连口粮都不够，但他仍然坚持自费订阅俄文版《无线电》，并做详细的分类笔记。

涂作潮长子林方，15岁就进入延安通信兵学校，以后一直是通信兵和海运公司报务员；次子中华1960年考入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电子管制造专业；三子延华1961年考入上海无线电工业学校电子管制造专业。涂家一门出了四个“无线电”，也是一段佳话。

涂作潮在1956年撰写的自传目录里写到了无形收报机，但正文里却没有相应的内容，这不是他的疏忽，他不想扩散无形收报机的秘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涂作潮被当成了一个国际间谍，在严刑逼供之下，涂作潮“不得不招”：利用收音机，用两根铅笔粗的线圈，一头钩在真空管的屏级上，另一头套在震荡管的铝帽上，再把收音机的音量控制器加以改造，这就构成了收报机的差频振荡器，收音机就能接收电报信号了。一旦取走线圈，收报机立即又变回了普通的收音机。1982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收集党史资料的时候，他在口述中又讲了这个“秘密”。

儿子涂延华对无形收报机很感兴趣。但是，按照父亲涂作潮的说法一试，发现收音机正反馈太强，根本无法收报，难道父亲说的是假话？的确，涂作潮说的就是误导性“假话”，他要严守秘密，下定决心要把无形收报机的秘密带走。

涂延华经过两年时间的反复试验终于发现：用一根线做成一个中平再生，将强弱调到一个临界状态，收音机就临时变成了收报机。

父亲的秘密被儿子破解了。

（本文经涂作潮之子涂胜华审定）

注释：

[1][3][4]吴殿尧：《刘鼎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9月第1版，第206页，第208页，第291页。

[2]黄少东、黄加佳：《谍海神工》，载《北京日报》2012年2月14日。

[5]《记忆中的地下英雄》：北京电视台科教频道《非常向上》栏目2013年3月13日播出。■

（责任编辑 陈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