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杂志2016年第9期刊登了《蔡元培的上海“朋友圈”》一文。文中蔡元培的这个朋友圈中也包括张元济。文中称，蔡元培“完成了从清朝翰林到革命党人的重大人生转型。这种转变的完成，与蔡元培当时所处的时代、城市，以及他的朋友圈均有很大的关系，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等综合因素之结果”。我认为，文章未提及蔡元培与张元济共同的老师陈鼎的影响，而这个人的影响是不应该被忽略的。

陈鼎其人

湖南衡山（今衡东）的陈氏家族是当地有名的耕读世家，陈氏家族中的许多人，对中国民主革命和中华文化作出过杰出贡献。陈家以人数多、声势大、影响广，成为晚近中国文化世家，在湖湘文化世家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到陈鼎这一代，陈家已是四代官宦了，而陈鼎本人，则是晚清很有代表性、很有特色的知识分子。当百日维新高潮到来之际，他响应光绪皇帝的号召，大胆陈言，直抒胸怀，触到守旧派的痛处。在此之后，他的境况十分凄惨，不久就撒手人寰。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孔祥吉先生在他的《晚清知识分子的悲剧—从陈鼎和他的〈校邠庐抗议别论〉谈起》一文中指出：“在早期洋务派思潮研究中……很少有人涉及过在百日维新中有过重要表现，却又落得一个悲惨下场的翰林院编修陈鼎……这实在是一个不应有的忽略。”

陈鼎，字刚侯，号伯商，其父陈钟英与曾国藩的机要幕僚赵烈文交好，娶了赵的妹妹赵蕉雨而定居江苏常州。陈鼎生于1854年，少年时刻苦励学，26岁时即中进士，并且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陈鼎虽官居京朝，却不骛时名往政治方面发展，而是一如既往地闭户读书。光绪十五年（1889年），由于光绪大婚、亲政，特开恩科，陈鼎被选派为浙江乡试副主考官，录取了包括蔡元培、张元济、汪康年、吴士鉴、徐珂、汪大燮等一批名人学士，他因此成了这些人的老师，这也给他的京官生涯增添了一抹亮色。有文章指陈鼎任军机处行走，恐不属实，一般学术性文章，包括《陈衡哲传》都未提及这一点。陈鼎实际上长期在政治上落魄失意，经济上拮据清贫。他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初六日写给汪康年的信中称:屡欲乞假归，总未能自决。又历年多病，懒动怕事，近复吐血，而鬓发益白，年未五十，已如六七十岁人，境遇所迫，以至于此，亦可叹矣。他对封建官场的种种弊端有深刻的了解，不愿意趋炎附势、随波逐流，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予以批评匡正。晚清官场极为腐败，京官们以观剧饮宴为乐，酒醴笙簧，每月数次聚会。尤其是城南士大夫，每借同年团拜相约聚饮。陈鼎对这种酒食争逐的风气深恶痛绝，在给友人的信函中建议将团拜撤销，而把省下来的钱支持贫寒的士子家庭。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陈鼎的洁身自好，不随波逐流的性格。

陈鼎的维新主张及悲惨结局

当百日维新的号角在京师吹响之后，陈鼎一反此前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也跃跃欲试。但他虽然赞同改革，痛斥守旧，却很少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往来。从他与汪康年的往来信件中，可以看出他与这些维新派在改革科举制度方面存在分歧。他认为“变法中人高谭雄谈，而仍不能脱八股窠臼”，康、梁所要改革的只是八股这种形式，还没有涉及考试的内容。陈鼎则“要尽烧宋人之书，使天下士人一以真面目相见”。这涉及到彻底否定当时所流行的科举考试内容。不言而喻，陈鼎在改革科举制度方面，与康、梁存在着很大分歧，陈氏比维新派走得更远。

陈鼎对改革的渴望及其变法主张，系统地反映在他向清廷呈递的《校邠庐抗议别论》一书中。《校邠庐抗议》是近代思想家冯桂芬的一部政论集，作者针对清咸丰朝以后的社会大变动，以及当时科技水平落后于西方国家的状况，向当权者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虽然这部著作写于30年前，但对洋务派产生了很大影响，对维新派也有所启迪。戊戌变法时光绪帝将该文印发群臣阅读，并要求他们阅后签注，提出改革的可行意见。签注冯氏的《校邠庐抗议》是百日维新中的一件大事，在京师官场上引起一番骚动，但签注的结果并不如光绪的预期，绝大多数官员都是观望者，签注者也很少。

陈鼎却将这次签注看成一个陈述改革方略、推动维新事业的机会。他不但对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进行认真思考，而且联系实际，仿照该书体例，撰写了一部《校邠庐抗议别论》。陈氏的《别论》四卷，四十八篇，分为四册，用十分工整的楷书进呈光绪皇帝。

年轻的光绪皇帝见到陈氏的《别论》之后，深深被其中许多新颖论述所吸引，于是当机立断，颁布御旨称：翰林院奏，编修陈鼎进呈《校邠庐抗议别论》四十八篇，据呈待奏一折，该编修所著论说，其中有无可采之处，着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王大臣，悉心阅看，妥议具奏。非但如此，光绪帝还下令陈鼎再将《别论》誊写10部交翰林院代呈。

为了实现赶超欧美列强的目标，陈鼎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变通之策，认为是自强的当务之急。

第一曰变服装。陈鼎认为，中国人把西方人称作鬼子，并非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的衣服奇异而产生一种畏惧心理。……假若中国人亦改穿西服，则自顾与之等，无所容其畏矣。这种看法，在今人看来，未免有些幼稚，但在清朝末年，却不失为大胆的建议。当时许多维新派人士，都认为中国流传的服装，应该改一改，但一直为守旧派所反对。陈鼎却将此主张直陈君王之前，当然招致守旧派的忌恨。

其二曰合宗教。他认为，地球上信仰基督教的有2/3，而信仰儒教的只有中国人。“基督教的教义是以祸福之说惑愚民而无绝伦灭俗之事，且又时缘饰中国之经术，以文其浅陋之处，更能实行其爱力，以胜我假仁假义之伪儒，故其教之根柢虽不正，其创教之人虽不圣，而自此以后且有日甚一日之规。”因此，陈鼎认为不应使两教相仇相杀，而应彼此融合，并且他提出了两教融合的具体办法。

其三曰通语言文字。语言是人们沟通思想、联络感情的工具，中西隔阂，首先是语言造成的。陈鼎作了一个比喻，福建方言极为难懂，他省人遇之，几乎与遇西人同，故闽省人与他省人往往格格不入。忽然有一操闽语者厕其中，福建之人且革命行动，其殷勤之意，或更胜于同省之人。此即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理也。

其四曰通婚姻。陈鼎把通婚姻作为一个加强中西沟通、中西融合的手段。他认为自中西通商以来，西人源源来华……我之虚实，彼固无所不知者，而我于彼事则多懵焉。此又何能不败耶？因而，他提出了一个十分新奇的建议，即中西通婚。他解释说：如果能使中外互通婚姻，那么中国对西方的了解会日益加深，则彼之虚实，我且渐以得知也……他称此为不得已而出的变通四术之“末策”。

陈鼎的《校邠庐抗议别论》进呈之后，由于当时正值百日维新高潮之际，军机处与总理衙门需要议复的条陈甚多，因此一直悬而未议。此后，政治风云突变，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康、梁等亡命日本，许多与变法有牵连的人士都被革职监禁，京师一片恐怖。有文章说陈鼎被押送刑场陪斩，这并不合实际。实际是陈鼎因为在百日维新中与康有为并无瓜葛，而且，他的《校邠庐抗议别论》是奉召进呈，因此，慈禧等守旧势力当时并没有对他进行处置。

陈鼎的改革建议可说是惊世骇俗，对守旧派说来，这是绝不能容忍的。1900年元月底，陈鼎的厄运终于来临，清廷颁布密令，从严惩处陈鼎等人。二月初九，清廷再次密函：编修陈鼎等永远监禁在省，迅饬管狱各官仍不时认真巡查，毋任与地方人往来交接。

蔡元培、张元济被录取后也相继被授为翰林院编修。陈鼎、蔡元培、张元济师生三人同在翰林院，相互的交往和思想的交流在所难免。张元济当时也因提出改革主张而遭革职处分，或许也有陈鼎的影响。只是与陈鼎相比，罪行看起来轻多了。

陈鼎被赶出京师之后，处境每况愈下，身心俱受摧残。三年后虽遇大赦获释，但次年就与世长辞。

陈鼎的弟弟陈范，亦为蔡元培的朋友圈中人

其实，陈鼎的弟弟—《苏报》馆馆主陈范也是蔡元培上海的朋友圈中人。陈范早年任江西铅山县知县，由于他在任上秉公执法，引起上司不满，又在处理当地一桩教案问题上与上司意见冲突而遭弹劾落职。此后，陈范心情十分抑郁，梦想的仕途断了，须谋新的人生道路。他于1887—1888年间来到上海，打算在上海找到一条谋生之路。一日，他从朋友处得知《苏报》欲出售，正在寻求买主。出于自己对文字工作的兴趣，陈范准备尝试一下，于是筹资买下该报，成了《苏报》馆主。

“思以清议救天下”的陈范买下《苏报》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对报纸不断地进行改造，使报纸愈来愈趋于革命。他聘请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等轮流为《苏报》写评论，自己也积极参与他们的进步活动。如1900年1月26日，蔡元培、黄炎培等联名上书总理衙门，要求光绪帝亲政，陈范就是其中一员。1902年4月，蔡元培、蒋智由、黄宗仰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蔡元培为会长，陈范就是成员之一。教育会开会，陈范担任评议员。这年11月16日，教育会开办爱国学社，蔡元培任总理，陈范参加了开社典礼，并合影留念。爱国学社成立后不久，又酝酿成立爱国女学校，陈范还是四个发起人之一。

陈鼎被清廷判永久监禁，心身受摧残之后，陈范极为愤慨，他暗下决心要利用《苏报》设在租界有言论自由之便向清政府开战。他聘请章士钊为主笔，与蔡元培等几支健笔将《苏报》打造成全国革命言论的枢纽，影响遍及大江南北。官府为之惊恐万状，终于向《苏报》下毒手了。在官方的协查电文中，还特别指明说“上海苏报系衡山陈编修鼎胞兄（按：实应为胞弟）所开，悍缪横肆，为患非小”。在同情革命党的官员的帮助下，陈范与女儿陈撷芬等避走日本。至此，他已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了。在日本他与孙中山会面，并参与革命活动。两年后，他回到上海，又遭清政府逮捕，关了一年多，经多方营救出狱后，还继续从事革命和文化活动。他于1913年5月在贫病交加中去世。死后竟“无以为殓”，靠着亲友捐赠，才将其遗体装殓，置棺于上海西门斜桥的湖南会馆。

蔡元培多次为陈范抱不平。他还专门将情况告诉了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请求抚恤陈范及其寡媳；吴稚晖等也多次呼吁政府给予救济，但都没有结果。后来，南京国民政府终于有“追怀先烈，特予明令褒扬，用彰潜德”之举时，已是陈范去世24年之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