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镇（1909—1989），乳名百知，安徽枞阳人，著名的“将军大使”。他的一生，集将军、外交家、艺术家于一身，充满着传奇色彩。作为一名曾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秘书，对他的音容笑貌，我至今记忆犹新；对他的光辉业绩、优良品格和谆谆教诲，我也受益良多、感受至深。谨以此文回顾他大力协助周恩来总理筹备并出席亚非会议的历程，权且作为对革命前辈的缅怀与纪念。

受命担任驻印尼大使

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国际局势出现了有利于新中国的变化。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抓住时机，制定了“走出去”的外交战略，以推动建立广泛的国际和平统一战线。与此同时，地跨赤道、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印度尼西亚，在1953年底赢得民族独立后，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也急于争取国际的支持与合作，特别是争取爱好和平的近邻—中国的支持与合作。而联合与协作，这也是所有新独立的亚非民族主义国家的共同愿望。于是，在1954年4月底，由印尼、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现斯里兰卡）五国总理参加的科伦坡会议上，印尼带头倡议召开亚非会议，以讨论与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相关的重大问题。这一新动向，具有重大的国际影响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由周恩来总理点将、毛泽东主席同意，任命刚从驻匈牙利大使任职期满、回国不久的黄镇，作为驻印度尼西亚特命全权大使。

黄镇受命紧急，顾不上夫人朱霖分娩尚未满月，夫妇两人忍痛暂别新出生的小女儿，即于1954年11月离京赴任。途经广州时，正在广州的周恩来总理，特地派车接他们前去面谈。

周恩来总理指示说，印尼是东南亚一个重要的国家，同黄镇他们过去工作过的匈牙利情况不同，可能要复杂些，希望他们到任后很快开展工作。总理特别谈到了苏加诺，说他是爱国者、印尼的民族领袖，并说相信黄镇一定会成为他的好朋友。总理接着指出，要注意做好印尼各党派、各方面人士的工作。他们对我们中国的情况还不太了解，要通过友好工作，促进相互了解，应该互相帮助、互相学习，要大力争取、加强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当前，民族解放运动已成为反帝反殖的主要革命力量，这个力量正在发展中，我们的任务就是支持、推动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战后亚非形势发展很快，总的来说，是朝着好的方面发展，亚非人民已经觉醒起来。当然，有些国家要取得真正的独立还需要努力。现在，印尼等五国倡议召开亚非会议，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行动，我们要给予积极的支持，推动会议开成、开好。

周恩来总理又嘱咐黄镇，到了印尼，除积极推动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外，也要重视经贸和文化关系的发展，三者相辅相成。周总理还特别提到，印尼的局势还不十分安定，不时发生地方叛乱，台湾国民党分子也很活跃，去之后一定要注意安全保卫工作。周恩来总理非常和蔼地对朱霖说：“你要很好地协助黄镇同志把工作搞好。他的担子不轻。”临别时，周总理起身相送，一直送到门外。总理亲切的接见，语重心长的谆谆嘱咐，使黄镇夫妇心情非常激动，他们深切地体会到总理对他们所寄予的极大信任和期望！

积极开展外交，为亚非会议做好铺垫

黄镇到任时，印尼作为东道国正忙于筹备亚非会议。他随即动员使、领馆全体人员，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深入了解亚非会议筹备情况。到任后的第三天，在拜会印尼外长时，他明确表示中国政府支持印尼等五国倡议召开亚非会议，阐明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主张亚非国家间加强经济和文化往来。随后，又同印尼外交部秘书长鲁斯兰·阿卜杜加尼和亚洲司司长苏加尔佐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和朋友关系，从他们那里了解有关情况。同时，也与其他四个发起国的驻印尼使节密切往来，经常就亚非会议的召开交换意见，并相机推动邀请中国参加会议。黄镇随时将有关情况和建议向国内报告，为中央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尤其是1954年12月底，五个发起国总理在印尼召开茂物会议，12月29日会议结束，发表的会议公报称：亚非会议由五国联合发起，时间定于1955年4月的最后一周在印尼举行，邀请信由印尼代表五国发出，其中包括邀请中国参加。黄镇迅速、准确地将有关情况报告国内，得到了国内有关部门的表扬。

黄镇为推动亚非会议顺利召开，在对外交往中，及时地宣传中国的立场和主张，促进沟通和相互了解，预先做了许多准备工作。1954年12月上旬，黄镇会见印尼外交部秘书长鲁斯兰·阿卜杜加尼，就召开亚非会议问题交流情况和意见。12月下旬，在印度驻印尼大使馆的一次招待会上，黄镇又与印尼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苏加尔佐和印度大使就亚非会议问题再次进行深入的交谈。

黄镇不仅自己积极开展工作，还要求全体外交官都要为开好亚非会议而积极开展工作。他在使馆一次会议上，谈起茂物五国总理会议时指出：计划中的亚非会议将是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在近代史上的创举，是高举民族独立的旗帜，团结起来讨论亚非国家间共同课题的一次会议。但他们的行动是不会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所欢迎的，而我们则应该积极支持。他说，要善于分析形势，不失时机地开展工作。他要大家和他一道下点功夫研究印尼及其当权派的历史和现状，以便更好地了解印尼，促进中国和印尼友好关系的发展。

由于黄镇事先掌握了大量的信息和做了许多沟通工作，增加了中国、印尼彼此间的了解，后来在遵照国内指示，同苏加诺总统、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鲁斯兰·阿卜杜加尼秘书长等人就亚非会议的一些有关问题进行商讨时，双方的观点常常相同或相近。这为亚非会议正式举行时中国代表团高效地开展工作，做了良好的铺垫。

亚非会议中保卫周总理安全

亚非会议定于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参加会议的有29个亚非国家的领导人。中国政府于1955年1月接到正式邀请，随后决定派出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首的、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出席会议，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为代表，廖承志、杨奇清、乔冠华、陈家康、黄华、达浦生为顾问，王倬如为秘书长。

黄镇作为中国驻东道国的大使和中国代表团的代表，肩负重任。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是怎样保证周总理的安全。

早在2月中旬，我方已经获悉，台湾蒋介石特务机关准备乘机谋害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人员。自那一刻起，保卫周总理和代表团的安全，便成为黄镇日夜关注、不敢有丝毫松懈的一项工作。3月中旬，周总理的秘书姚力奉命率四人小组先行抵达印尼，协助黄镇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临近会议开幕之际，不幸的事件还是发生了！4月11日，中国包租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后，于下午6时30分在距北婆罗洲沙捞越的古普100海里处上空爆炸坠海，机上有三名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五名记者，波兰、奥地利、越南的记者各一人，以及印度乘务组人员，他们全部遇难。事后查明：“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爆炸事件，是台湾特务机关保密局所属的香港情报站重金收买特务来策划实施的，其目的在于暗害周总理。这一事件受到了全世界的谴责。

4月13日，黄镇约见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告诉他：中国政府认为这次事件非常严重，要求印尼政府应密切注意，防止破坏分子进一步实施阴谋活动，要加强警卫工作。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表示，保证努力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各国代表团的安全，警惕敌人的破坏活动。

对于“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爆炸事件的发生，从黄镇到每一个使、领馆工作人员，无不感到十分震惊，既为乘坐该机的代表团成员们惨遭不幸而悲痛，又对台湾特务机关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下此毒手感到异常气愤。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由于接受了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先改道赴仰光，参加亚非几个主要国家领导人的碰头会，并没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

事件发生后，国内一些同志由于担心周总理的安全，建议总理不要参加亚非会议。但周总理为了亚非人民的团结和进步事业，为了表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决心和诚意，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然按原计划率团参加会议。

为了确保周总理和代表团成员的绝对安全，国内特派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参加代表团协助黄镇。

4月14日晨7时15分，周总理率代表团按原计划乘印度空军“空中霸王号”飞机从昆明起飞，前往印度尼西亚。中午12时抵缅甸仰光，住进总统府，作短暂停留。在仰光，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与缅甸总理吴努、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赛尔等进行了会谈，并赶巧参加了缅甸泼水节。

16日凌晨1时10分，周总理一行从仰光起飞赴雅加达，于当日下午5时30分到达雅加达格玛腰兰机场。周总理一下飞机，黄镇和杨奇清赶紧一左一右站到总理两边，使、领馆的全体外交官和新华社的记者都簇拥在总理和陈副总理周围，筑起层层人墙，保护着周总理往机场外走。在机场门口，汽车都已编号列队等候。从安全方面考虑，为了转移视线，中国大使馆事先准备了三辆同样的汽车，每辆车上都挂着中国国旗。临上车前，黄镇和杨奇清机警地交换了一下眼神，随即改变了乘车的顺序，两人拥着周总理上了第二辆车，陈毅副总理上了第三辆车。这一临时安排来得突然，朱霖一时茫然，不知该乘哪一辆车，却见黄镇朝她扬了一下手，朱霖马上醒悟过来，便与翻译陈丽水上了第一辆车，紧随着开道的警车，驶出了机场。因为车上都挂着窗帘，沿途夹道欢迎的人群都以为周总理坐第一辆车，纷纷挥手致意。第一辆车最受欢迎。朱霖坐在车内也向外面挥手致谢。

为了绝对安全，周总理一行在使馆住了一夜。第二天，乘飞机抵达万隆，入住使馆专门挑选、租用的华侨别墅内。别墅在市中心的一个独立的高坡上，便于警卫，离会场也近。黄镇事先布置使馆同志对别墅及其周围环境进行了仔细检查，并安排了可靠的警卫力量，日夜监视敌情。

1955年4月18日，亚非会议准时在万隆独立大厦开幕。第二天，大使馆于午饭后接到一封密信，是由一名已觉悟的台湾特务机关针对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的暗杀队员写给黄镇大使的，透露美蒋特务机关派遣了强大的力量，伺机对亚非会议进行破坏。黄镇与杨奇清研究后，立即与印尼当局进行了紧急交涉。印尼方面非常重视，不但要求万隆所在地的第三军区加强对万隆外围的警戒，还从外地抽调了三个步兵营来万隆，以对付准备在亚非会议期间进行捣乱破坏的反动武装。同时，在万隆市内集中了两千多名警察，还从爪哇省调来不少便衣警察，并采取了收缴民间枪支、颁发居民身份证、划定会议期间的戒严区域和行车路线等戒严措施。据说，还对秘密暗杀队所有成员进行了临时拘留。对周总理加强了随身警卫和现场警戒，他们专门加派了一名陆军上尉作为周总理的安全副官，五名警察作为随卫。周总理外出时，除有两辆摩托车开路外，还加派了一至两辆宪兵吉普车随卫。对代表团驻地，特地派了八名机动警卫、三名便衣进行警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