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一大批不满社会现状、立志改造旧中国的先进青年群体，在近代留学运动及十月革命影响下，克服困难，远涉重洋，前往法国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形成了一场颇为壮观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这场声势浩大的留学洪流孕育培养了一大批中国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周恩来、邓小平、李维汉、李富春等。李富春同志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典范，从1919年12月到1925年初，李富春在法国度过了人生中具有关键转折意义的青年时期。从李富春最初崇尚工读主义到坚信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心路转变历程中，可以反映出当时一批留法进步青年为探寻救国救民真理，最终选择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历史逻辑。

赴法勤工俭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

1912年，曾在法国留学的蔡元培、李石曾积极倡导中国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提出“勤以做工，俭以求学”的号召，并且组织华法教育会揭开了近代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的序幕。李富春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加入赴法勤工俭学的运动潮流之中，一方面可以去接受更高等的教育，另一方面可以全面实际考察欧洲资本主义情况，寻找救国之路。经一年左右时间准备后，1919年10月31日，李富春同刘绍宽、李维汉、贺果、张昆弟等80余人在上海乘“宝勒加”号前赴法国。旅途中，他撰写了《我的劳动观念》一文，认为“现在最流行的平民主义、社会主义，莫不含有一种劳动的味的”，“劳工神圣”“劳动万能”是“现在倡得最盛”的口号。这实际上体现了他投身劳动界，解放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做“实行劳动的先导人”的决心。

1919年12月初，抵达巴黎，李富春开始了勤工俭学生活。这期间，李富春一边打工，一边学习法语。他还经常去华侨协会图书馆借阅当时华法教育会主办的书刊，华法教育会主办的这些书刊大多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这对初到法国的年轻人产生很大的影响。1920年2月，李富春、李维汉、李林等人在巴黎发起勤工俭学励进会，以工学主义为指导，以劳动好、学习好、互相勉励、共同进步为宗旨。初到法国的李富春相信工学主义，企图通过勤工俭学的道路来找到救国的道路和改善个人的生活。是年4月，李富春经华法教育会介绍，进入施乃德钢铁厂的勒哈佛尔分厂当钳工，后来又当火车司机、火车修理工。这一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中，他目睹了法国军警镇压巴黎工人的示威游行。这促使李富春开始关注法国社会状况，关注处于社会底层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思想。他意识到所谓民主的法国，人民群众也并不是真正地享有自由。他还对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士兵进行了大量调查，为深刻揭露帝国主义争夺利益进行相互厮杀的战争本质，撰写了小说《一个法国兵的忏悔》，表达了对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和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同时，李富春还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发表了《法国哈佛尔施乃德工厂的华工实况》等文章，文章全面、客观地介绍、分析了在法华工所遭受的无情压迫与被剥削的现状，体现了他对广大受压迫华工深切的同情。后来这篇文章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成为研究和认识在法华工情况重要的史料。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李富春在工作和学习中初步意识到勤工助学的艰辛和困难，认识到了法国基层民众受统治阶级剥削与压迫的一面，开始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初步的批判和揭露。

历经三大政治斗争，彻底摆脱工读主义

伴随着国内新文化运动开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各地正在酝酿建立共产主义小组，这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产生了较大影响。1920年7月，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等二十多人在蒙达尼公学召开会议，提出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新民学会的办会方针，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李富春不是新民学会会员，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及讨论。但是，他对会议讨论的问题很感兴趣，从李维汉、蔡和森那里详细了解了会议情况，其中关于走十月革命道路才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的主张对他影响很大。李富春开始认真地思考如何改造中国和世界，并逐步摆脱工读主义的影响。8月，在李富春、李维汉、张昆弟等人推动下，“勤工俭学励学会”改名为“工学世界社”，社员达到了三十多人。10月，工学世界社在蒙达尼公学召开社员大会，会议经过激烈讨论，确定把“信仰马克思主义，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作为办社宗旨。

李富春真正彻底摆脱工读主义影响，是在经历了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举行的三次较大规模的政治斗争之后。第一次斗争是发生在1921年2月的“求学运动”，史称“二八运动”。1920年底，中国各地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学生已多达1600余人。由于战后法国经济萧条、通货膨胀，大量工厂和企业倒闭或停办，失业者较多，中国的勤工俭学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十分困难。周恩来在为天津《益世报》写的通讯中讲道：“留法勤工俭学生求生不易，勤工无力，俭学尚未可能，盖入于穷途末日之境。”而正在这个时候，之前倡导并组织勤工俭学运动的华法教育会突然宣布同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对于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停止发放每人每天五法郎的维持费，这使本来生活就十分窘迫的学生生活更加艰难。与此同时，曾经倡导勤工俭学的吴稚晖和中国驻法公使陈箓发表准备遣送留学生回国的言论。这些事实激起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们的强烈愤慨，纷纷要求工学世界社出面，以集体力量解决这些问题。2月28日，在工学世界社和新民学会组织领导下，四百多名勤工俭学学生前往向中国驻法公使请愿，提出由政府发学生津贴来解决入学问题等要求。学生推举了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等十名代表见陈箓。李富春当面质问陈箓：“你作为中国政府驻法国的公使，拍着良心想一想，你为学生们做了什么事？你一个堂堂公使，都管了些什么事？”陈箓恼羞成怒地说：“我什么都管，就是不管你们的事！”结果引起了学生极大愤怒，这个时候法国骑警用警棍开始驱散学生，李富春的头被打破，鲜血直流，仍然呼喊着“要生存，要求学”的口号。这次斗争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就是通过这样的政治斗争，促使留法群体之间更加团结，共同研究问题，共同革命。

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第二次大规模政治斗争，史称“拒款运动”。1921年五六月间，北洋政府派专使赴巴黎，同法国政府秘密协商以出让国家利益为条件向法国借款事宜。这一消息被披露之后，激怒了在法华人，尤其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为了反对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勤工俭学学生进行了一系列斗争。在各地华人反对借款舆论巨大的压力下，法国政府被迫暂时中止借款商谈活动。7月底，有法国报纸透露中法借款合同草约已经秘密签字，达成协议。工学世界社等旅法华人团体又在巴黎举行第二次拒款大会，迫使中国驻法公使和使馆全体官员签字声明：反对此项借款，如此项借款成立或今后再举行类似借款，公使和全体职员立即辞职，以谢国人。在这场斗争中，李富春和工学世界社的同志们一直战斗在最前列。

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第三次政治斗争发生在1921年9月，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事件。里昂中法大学是华法教育会以照顾勤工俭学学生为名，捐款建立起来。但学校即将开学之时，校方却以“勤工俭学生程度太低”“自费亦殊不易”为借口，将已到法国的学生们拒之门外，另行从国内招生。与此同时，驻法领事馆发出布告，推翻“二八斗争”时期达成的由使馆发放勤工俭学生生活费的协议，这就一步步把勤工俭学的学学生逼上了绝路。9月20日，由赵世炎、蔡和森、陈毅、李立三等率领125人组成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先发队”，进驻中法大学，要求入校读书。但这一行动遭到法国警察局派来的几百名警察阻挠，他们将其包围，并囚禁了二十多天。李富春并没有直接参与这次政治运动，他和周恩来、王若飞、李维汉、聂荣臻等留在巴黎负责后方工作并为后续工作进行准备。这场斗争虽然失败了，却使许多人抛弃了原来持有的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十月革命的道路。李富春也是这样，经过半年多的斗争实践，彻底摆脱了工读主义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进而选定了“革命救国”道路，成为一名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

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加入中国共产党

早在1920年李富春转到蒙达尼公学学习时就开始刻苦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同时在蔡和森等人影响下，他的思想和政治意识得到很大提高。当年和蔡和森同在蒙达尼公学学习的贺培真回忆说：“李富春到达蒙达尼公学后，勤奋学习，进步很快，特别是在蔡和森同志的影响下，政治认识提高得很快。”这一时期李富春还十分注意关心和照顾年轻同志，在思想上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唐灵运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讲道：“同学们为了寻求真理，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如饥似渴、孜孜不倦地阅读马克思等人的著作，有的人年龄小，文化水平不高，对这些著作中所讲的许多道理一时还理解不了。但是，从蔡和森、陈绍休、李富春、李维汉等年长一些同志谈话中，我们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好，只有像俄国革命那样先把中国的军阀政府推倒，再建立一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和剥削的新社会。”

在经历1921年三大政治斗争之后，李富春更加深刻体会到，解决中国问题最根本还是走十月革命的道路，选择马克思主义，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他逐步开始由最初信奉工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李富春在法国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期间，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已经在法国创建了共产主义小组，并在积极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周恩来亲自找来李富春进行了长谈，希望他也共同参加团的发起工作，李富春同意共同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初，赵世炎、周恩来联络李维汉、王若飞、李富春、刘伯坚等勤工俭学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商讨组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和筹备，1922年6月作为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的旅欧共产主义小组正式宣告成立。来自法国、德国和比利时三国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代表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李维汉、李富春等18人，集中到了巴黎的西郊布罗尼森林公园，举行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即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由赵世炎主持并详细报告了会议筹备工作，周恩来负责报告组织章程草案，会议最终确定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李富春担任“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诺门地方支部书记。翌年，李富春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至此，李富春实现了从崇尚工读主义到信仰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彻底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