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三访苏联

傅强

    宋庆龄曾在1927年、1953年、1957年三次到访苏联。这三次访问宋庆龄都受到高规格的接待。1927年,她以孙中山遗孀、国民党左派领袖的身份到访,受到斯大林的接见;1953年,她以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到访,先后与朱可夫、斯大林会面;1957年,她与毛泽东一起率领中国党政代表访苏,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并出席了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三次访问给宋庆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许多美好的回忆,即便后来中苏关系出现裂痕,宋庆龄始终对苏联保持着一份别样的情感。

 

 

第一次访苏:希望而去,失望而归

 

1927年6月,武汉黑云压城,大革命已走到了失败的边缘。眼看着“昨天的同盟者”一步步变成了“今天的仇敌”,在失望之余,宋庆龄萌生了去苏联的想法。在共产国际驻柏林特使鲍罗廷的建议下,宋庆龄开始学习俄语,为去苏联做准备。[1]然而形势急转直下,两天后,宋庆龄和鲍罗廷的寓所分别遭到军队闯入搜查。[2]眼见在武汉的安全已无法保证,宋庆龄决定先回上海再设法去往苏联。7月17日,宋庆龄乔装改扮,乘轮船秘密离开汉口回到上海。

然而,此时的上海也不安宁。宋庆龄的寓所周围布满眼线,她的仆人不时被人盘问,宋庆龄自己十多天都没有出过门。[3]其实,此时宋庆龄之所以逗留在上海,是因为她还在安排自己赴苏的行程。宋庆龄原本计划先去美国,再从美国去往苏联。[4]然而,这样的行程需要一大笔钱,一向拮据的宋庆龄一时间难以凑齐这笔旅费。经过与陈友仁再三商议,宋庆龄最后还是决定直接从上海去苏联。同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同意拨给宋庆龄和叶甫[根尼]·陈(即陈友仁)1万卢布用作赴苏联的旅费”。[5]这就解决了宋庆龄的旅费问题。

8月22日凌晨3时30分,宋庆龄在友人的陪同下,悄悄离开莫利爱路寓所,登上苏联货船,经过7天在海上的颠簸抵达了海参崴。在海参崴,苏联人早已准备好了一列沙皇时代的豪华镀金卧车,还有一个由高级苏联官员组成的护送小组负责沿途照料。

9月7日上午11时20分,宋庆龄乘坐的东方特别快车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政府代表及数千名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欢迎仪式结束后,宋庆龄被安排在红场的大都会饭店下榻。不久,她又搬到豪华的“糖宫”居住,大都会饭店的房间则被作为办公室和会客室。9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宋庆龄、陈友仁和邓演达在苏联逗留期间的全部接待工作由时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的叶努基泽负责。[6]苏联外交部另派专人负责照料宋庆龄的生活,十分周到,他们听说宋庆龄爱吃水果,便每隔一天派专人送来高加索出产的葡萄和苹果。[7]

9月8日,《真理报》发表了宋庆龄的声明,阐明了她此次访苏的三个目的:一、向苏联人民致谢,感谢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帮助。二、“要使全世界明了”,蒋汪政权都不能代表革命的国民党,也不能代表革命群众。三、实现孙中山的遗愿。[8]

其实此次宋庆龄到访苏联,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与邓演达、陈友仁组建“第三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后来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组建“第三党”是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争取革命领导权的尝试,他们既希望与共产党合作,更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然而,此时的莫斯科暗流涌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反对派之间正在进行最后的较量。这种复杂的形势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宋庆龄,使得一直在莫斯科备受礼遇的宋庆龄遭遇了尴尬。

11月7日,宋庆龄出席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十月革命胜利10周年庆典,不料在盛大的阅兵式之后,游行队伍中出现了拥护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的“不和谐”标语,而打着这些标语的群众中不乏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红场事件激怒了斯大林,也使作为国宾观礼的宋庆龄十分尴尬。不料,这次事件之后,这些托派中国学生非但没有消停,反而不依不饶要求会见宋庆龄,并希望她发表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斗争的看法[9],宋庆龄只能一一婉拒。

后来,宋庆龄应邀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发表了演讲,她勉励中国学生牢记孙中山的遗训,坚持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然而,在热烈的掌声中,又传出了不和谐的声音。一批学生受以陈绍禹(王明)为首的中共旅莫支部的“左”倾路线影响,批评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不彻底。宋庆龄当场予以驳斥,嘲讽他们患了“左倾幼稚病”。[10]

事实上,受到“左”倾路线影响的不只是这些学生。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影响下,此时中共党内也开始产生“左”倾情绪,认为中国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应该发起总暴动,一举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在这样的“左”倾思想下,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的合作不仅毫无必要,还有“机会主义”之嫌。

此时,斯大林本人的态度就成了关键。由于听信了向忠发“第三党”已造成中共分裂的说法,斯大林最终将“第三党”定性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应当对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11]

“第三党”被定性之后,作为发起人的宋庆龄处境变得微妙起来。其实,宋庆龄到苏联之后就发现,一些原本无话不谈的好友已经无法畅所欲言了,她所敬重的鲍罗廷忙于检讨,只有鲍罗廷的夫人还能偶尔与宋庆龄见面。[12]到了这个时候,氛围更加紧张,甚至一些她想见的人也开始拒绝与她会面。不过,宋庆龄毕竟是国民党左派的一面旗帜,1928年3月2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特别指出:“建议宋庆龄希望会见的那些同志不要拒绝会见她。”同时,会议还建议“让宋庆龄去美国一至两个月作关于中国和苏联的报告和演讲”。[13]显然,这样的安排一方面可以发挥宋庆龄的宣传作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阻挠她继续筹组“第三党”。

第二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米夫就“宋庆龄问题”提出一系列具体建议:“让宋庆龄同我们的一些负责同志进行一次谈话,以便弄清她对共产国际最近一些决议,特别是她对第九次全会决议(关于第三党的条款)的态度。”“利用宋庆龄来瓦解国民党军阀上层分子和团结所有真正的左派在与共产党保持联系情况下进行工作。”“利用宋庆龄在恢复与苏联的外交关系问题上对南京、武汉和冯的中央施加压力。”为了实现这些目的,除了“同我们的负责同志谈话外”,还有必要“对她做更有力的系统的工作”,包括“组织她到苏联各地参观”,“吸收她参加工会国际代表大会”,“指定一两名讲解员对她做思想工作”等。[14]

然而宋庆龄并没有按照苏联人的安排去发挥上述作用。1927年12月邓演达离开苏联去往德国之后,宋庆龄留在苏联的主要原因还是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援助。虽然知道了苏联人对“第三党”的反感态度,宋庆龄并没有放弃,她希望在斯大林那里做最后的努力。

1928年春,在加里宁的家中宋庆龄与斯大林进行了1个半小时的谈话。宋庆龄首先对几个月来苏联政府的盛情招待表示衷心感谢,随后提出国民党愿意与共产党继续合作。斯大林则希望宋庆龄与邓演达、陈友仁能早日回国,继续领导中国的革命。[15]

很显然,宋庆龄没有争取到斯大林的支持,与斯大林的这次谈话愈发使宋庆龄感到迷惘和失望。她晚年曾回忆说:“当我认识到斯大林不想继续帮助我们而听任蒋介石得逞时,我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呆了。”[16]1928年5月,宋庆龄最终下定决心,离开苏联去往德国与邓演达会合,继续探索革命的方向。

虽然在苏联的8个月最终没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但宋庆龄并不是一无所获,在这里她收获了让她铭记一生的真挚友谊。除了早就相识的鲍罗廷夫人,宋庆龄在这次访苏期间与加里宁的夫人也成为好友。加里宁夫人是一位质朴亲切而又好客的典型俄罗斯主妇。她对宋庆龄十分热心,为了使宋庆龄在莫斯科的生活舒适有趣,她经常邀请宋庆龄到自己幽静的乡村别墅共度假期。这幢别墅位于莫斯科郊区,加里宁夫人与宋庆龄常常乘着马拉雪橇在白雪覆盖的林间飞驰,一路观赏美景,然后在别墅小住。[17]这些美好时光给宋庆龄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象,1929年宋庆龄回国途中经过莫斯科,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要离去真有点依依不舍,但我还没有老,我盼望着有一天回来。”[18]而她真正实现这个愿望,已是25年之后了。

 

 

第二次访苏:再会斯大林

 

1952年12月,宋庆龄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宋庆龄担任团长,郭沫若为副团长。团员中有金仲华、史良、陈维博、姜椿芳等。

代表团的行程先到莫斯科,再从莫斯科转机维也纳。代表团共分两批出发,大部分人乘火车,宋庆龄等人乘苏联军用专机。那时飞机无法直飞莫斯科,途中要降落多次,上午从北京起飞,下午两点降落在伊尔库茨克。时隔25年再到苏联,宋庆龄十分兴奋,她告诉身边人,很希望看一看从前去过的地方,见一见从前交往过的人。”[19]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飞机又停留了一夜,州政府主席亲自设宴招待宋庆龄,在座的还有朱可夫元帅。朱可夫性格开朗,一向快人快语,宴席中他大谈自己在战场上的故事,还不时向大家敬酒。在这种场合,宋庆龄话不多,只是礼节性地应酬几句。史良却觉得朱可夫十分有趣,便一再向他敬酒,朱可夫听说中国的司法部部长是位女性,也对史良很感兴趣,只要是史良敬的酒,他便来者不拒,最后喝得大醉。酒后朱可夫说话更加随意,他对众人说:“我在这里是让我离中央远点,也不是秘密,这位州主席是监视我的。”他还一语双关地对宋庆龄说:“我离你们中国可最近。”宋庆龄听后只是笑笑,并不做回答。[20]

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之后停留了一夜,第二天便飞往维也纳。12月12日,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开幕,宋庆龄被推选为会议执行主席。为期一周的会议结束后,应苏联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宋庆龄率中国代表团再次返回莫斯科,正式访问苏联。相比于25年前,宋庆龄的身份已大大不同,她仍是孙中山的遗孀,但她已不再是某个党派的领袖,而是代表中国政府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也是中苏友好协会的副会长。宋庆龄再一次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她住在克鲁泡特金街的一栋别墅,这里原本是刘少奇在莫斯科的住处,宋庆龄抵达之后,他就把这里让给宋庆龄居住。

宋庆龄抵达莫斯科当晚就应邀出席了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举行的欢迎晚会,著名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负责接待宋庆龄。为了表达对宋庆龄的尊重,她特意穿了一件中式旗袍坐在宋庆龄身边。第二天,宋庆龄与中国代表团一行拜谒列宁陵墓并敬献花圈。当晚,她应邀出席莫斯科新年联欢晚会,直至1953年元旦早晨才尽欢而散。

除了出席各类接待活动,宋庆龄在莫斯科的一个月总体是轻松和惬意的。与正在苏联南部黑海边休养的刘少奇一样,宋庆龄此行其实也有休养的目的。除了偶尔到医院检查身体和购物,宋庆龄大多数时候都在别墅休息,打台球、下跳棋,或是教苏联厨师做中国菜。

事实上,时隔25年再回苏联,宋庆龄十分希望与当年的友人们见面。不料,不但愿望没有实现,还让宋庆龄遭遇了尴尬。一次,宋庆龄告诉翻译,她希望看一看加里宁住过的别墅。怕翻译传达错误,宋庆龄特意用俄语说了一遍加里宁的全名:“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加里宁。”翻译把宋庆龄要求告诉了苏联保卫人员,几天后,他们被带到了一所带有大花园的别墅,宋庆龄在草地上走了两圈,仔细回忆了下说,当年加里宁夫人曾抱着她在草地上打滚,这里不像当年的地方,最后扫兴而归。[21]

然而,宋庆龄并没有放弃故地重游的计划。不久之后,宋庆龄再次要求警卫人员带她去找加里宁的别墅,这一次终于找到了她当年住过的那栋别墅,然而物是人非,宋庆龄不由得感怀良久。

实现了故地重游的愿望,宋庆龄更加希望见到当年的友人。她向苏联方面提出:希望拜访加里宁夫人和鲍罗廷夫人。警卫人员向苏联中央作了报告,然而一直没有回音,又过了几天,宋庆龄问警卫人员,警卫人员说仍无答复。宋庆龄对此十分不解,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的张闻天隐晦地告诉宋庆龄,可能是因为斯大林与加里宁意见不合,你两次问都没有回音,就不必再问了。[22]刘少奇也劝宋庆龄“不要追问了”。其实此时的加里宁夫人正在流放中,只不过没有人告诉宋庆龄。

另一件让宋庆龄意外的事情是她对斯大林的好意被“拒绝”了。在苏联期间,宋庆龄想为斯大林准备一件礼物,她再三考虑之后决定用蓝色丝绸为斯大林定做一套既柔软又暖和的丝绵衣裤。于是,她向警卫人员询问斯大林的穿衣尺寸,没想到警卫人员回答:出于安全的考虑可能不会提供尺寸。后来宋庆龄再次问起,果然再无回音。一番心意没有办到,宋庆龄的失望不言而喻。[23]

1953年1月13日晚10时,斯大林在他的办公室会见了宋庆龄和郭沫若,这是斯大林在逝世之前最后一次会见中国客人。这次会面的氛围与25年前已大不相同,斯大林向宋庆龄询问了中国目前农民、妇女、知识分子的情况,宋庆龄一一进行了回答。在谈话的最后,两人忆起了25年前的那次对话,宋庆龄说:“我在1927年曾会见过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还记得吗?”斯大林说:“怎么不记得,我们不是在加里宁同志的家里见面的吗?你看,我们要25年才能见一次面呀。”宋庆龄说:“斯大林同志那一次的指示,我始终没有忘记。”[24]临别前,斯大林特意嘱咐费德林给宋庆龄回程的专列上挂一节专用的车厢。不到两个月后,斯大林因病去世。

第二天,宋庆龄乘坐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国,她这次访苏留下的遗憾在5年后才终于得以弥补。

 

 

第三次访苏:30年后再相逢

 

1957年11月2日早晨8点半,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及工人党代表会议。中国党政代表团团员14人,毛泽东为团长,宋庆龄为副团长,团员有邓小平、彭德怀、李先念、乌兰夫、郭沫若等人,杨尚昆兼任秘书长。在筹备会议上,杨尚昆说,这次代表团除毛主席、宋庆龄、邓小平几位主要领导外,一般不带警卫、秘书。所以,宋庆龄的警卫秘书隋学芳得以随行,另外代表团还从莫斯科留学生中选调了一名上海籍女大学生,专门给宋庆龄做翻译。[25]苏联方面则安排了中国问题专家卡尔图诺娃专门负责宋庆龄的联络服务工作。

一路上,毛泽东对宋庆龄十分尊重和关心。在出发前,毛泽东与尤金进行了一次谈话,毛泽东特别提出,莫斯科之行沿途不要组织欢迎仪式,因为他和宋庆龄都不能乘坐敞篷汽车。[26]在飞机上,毛泽东到宋庆龄的客舱中问候:“怎么样,还适应吧?”宋庆龄微笑回答:“感觉还好。”毛泽东特意嘱咐宋庆龄到莫斯科之后行程会很紧张,要在飞机上趁机休息好。[27]

任命党外人士宋庆龄为代表团副团长,足见毛泽东对宋庆龄的信任与重视,不料这样的安排却让赫鲁晓夫犯了糊涂。他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也是代表团成员。坦白地说,我们对此颇感困惑,因为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不知道她是不是共产党员。”不过后来,他自己给自己作了解释:“当然,她是一位非常进步的人士,……她多年来一直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就信仰而言,她是一位接近于共产党员的人士。在对待我们的态度方面,宋庆龄也表现很好,充满同志情谊和兄弟情谊。”[28]

11月2日下午2点,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赫鲁晓夫率苏联党政领导前来迎接。欢迎仪式结束后,赫鲁晓夫陪同毛泽东坐车前往克里姆林宫下榻。在车上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各国共产党领袖都安排住在近郊别墅,“只有您安排在克里姆林宫”。毛泽东说:“我们这次来的还有宋庆龄和郭沫若。而且,宋庆龄是副团长。虽然是共产党开会,他们不是共产党,但是他们参加对我们有好处,希望你们对他们像对我一样。”赫鲁晓夫赶紧补充:“宋庆龄也安排在克里姆林宫。我们为宋庆龄选派了专门的卫士长,有专用的餐厅。”毛泽东这才点头:“谢谢你们的热情和细心。”[29]

众所周知,这次会议的主角是中苏两党,而在会上真正独领风骚的是毛泽东。宋庆龄作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更多的时候只是随同毛泽东出席各种活动和会议。不过,在此次访苏的18天中,宋庆龄也有两次重要的发言。

第一次是在11月8日,宋庆龄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群众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全人类选择社会主义》讲话。宋庆龄在致辞中深情地回忆:“30年前,当我到你们这里来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沉重的。我……被迫离开了我的国家。但是,当我一踏上了苏维埃的土地,我就知道我们的事业并没有全部失败。苏联人民的鼓励使我确信,我们的革命虽然在当时处于低潮,但是它会再一次高涨起来,人民是会胜利的。”[30]她的讲话得到了多次长时间的掌声。

宋庆龄的另一次发言是在11月16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和苏中友好协会举行的宴会上。这是苏联方面给宋庆龄安排的“单独节目”,参加宴会的是各国代表团团长夫人以及苏联社会各界代表。[31]在这个宴会上,宋庆龄的身份不仅是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更主要的身份是中苏友好协会的会长。中苏友协刚成立的时候,考虑到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复杂,刘少奇怕有些事务宋庆龄难以处理,便亲自担任了会长,宋庆龄任第一副会长。[32]1954年,宋庆龄开始担任会长。苏中友好协会1957年10月刚刚成立,宋庆龄的到访正是他们开展工作最好的时机。宋庆龄在宴会上发表了简短的演讲,指出中苏两国伟大的友谊是“永恒的和牢不可破的”,它是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保证。[33]

不过,相比于这次宴会,更令宋庆龄高兴的是,宴会开始前,她在接待室里终于见到了阔别30年的好友加里宁夫人和鲍罗廷夫人。对于宋庆龄来说,这次会面是她此次访苏最大的收获,她和两位好友在30年中都经历了太多改变,只有友谊没有褪色。这次见面之后,宋庆龄与加里宁夫人一直保持着通信,时常互致问候。[34]

11月18日,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继续举行。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即席演讲。宋庆龄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还发生了两件与宋庆龄有关的事情。毛泽东在讲到党内团结的辩证法时,谈到原子、质子、粒子的对立统一,其中翻译“粒子”一词时李越然突然卡了壳,不会翻译,坐在一边的宋庆龄用英文说出了这个词,帮了他的忙。[35]后来毛泽东又讲到核战争爆发的后果,他的本意是原子弹是纸老虎,既不要怕,又要认真对付,即便面对核战争,也可以从最坏的角度考虑问题。[36]但是,由于翻译的问题和表达习惯的原因,会场上很多人都听不懂,表示不解,只有熟悉毛泽东的宋庆龄听懂了他的意思,发出会意的笑声,之后毛泽东也笑了,于是大家都跟着笑了,而赫鲁晓夫表示毛泽东讲的话“根本没有什么可笑的地方”。[37]

11月20日,苏共中央为中国代表团举行送别宴会,宴会上气氛十分热烈,双方都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宴会快结束时,毛泽东开起了玩笑,他说:妇女同志比较心细,最善于关怀人,应当由妇女来管理国家大事。将来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后,那时我们推荐宋庆龄担任全世界最高苏维埃主席或者叫大总统,你们同意不同意?在座的苏联领导人一起应和:“同意!同意!”引起一片欢笑。这时赫鲁晓夫又说:“我们推荐福尔采娃(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担任副总统你们同意不同意?”中国同志都说同意。这时,米高扬站起来说:“我自我推荐,我愿意给她们当秘书,每天在她们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一定是很幸福的。”众人又是一片欢笑。[38]

第二天,中国代表团启程回国,在回程途中,毛泽东坚持让宋庆龄坐头等舱,自己坐二等舱。宋庆龄说:“你是主席,你坐头等舱。”毛泽东回答:“你是国母,应该你坐。”[39]

1957年的莫斯科之行给宋庆龄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自我第一次访问莫斯科以来已经过去了三十年”,“这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使我看得简直透不过气来。”“在这里见到的种种事物使我深受鼓舞。”“它们确实使我重现青春。”[40]对这次会议宋庆龄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说,自己受到了鼓舞,得到了力量。[41]

1957年的访苏也是宋庆龄最后一次到访苏联,此后,中苏关系逐渐走向分裂,而作为中苏友好协会主席的宋庆龄却始终对这个她亲见亲历的国家保持着一份感情。一方面,她对中苏关系作出自己的判断:“我觉得在(中苏)关系上出现的曲折将是长期的、痛苦的。”[42]另一方面,直到“文革”开始之前,她始终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她领导的中苏友好协会保持着两国人民之间沟通的渠道。甚至在中苏论战最为激烈的时候,她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尊重事实。1966年,当她自己主办的刊物《中国建设》将吉林化肥厂描述成“自力更生”的产物时,她严肃地指出:这不是事实,该工厂是在苏联的援助下建设的。[43]

 

 

 

注释:

1]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第212页。

2]盛永华:《宋庆龄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360页;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第213页。

3]盛永华:《宋庆龄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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