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莫干山会议到京丰宾馆会议

马小冈


1984年9月的莫干山会议与会者合影

1984年9月参加莫干山会议在杭州钱塘江边合影。前排左二马凯,右二马小冈,后立者张维迎。背景为杭州钱塘江大桥。


  1982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财经组,师从金融专家徐雪寒进行财政、金融和税务的宏观经济研究。与我同时分配到该中心的大学同学共有6人,后来我们共同的感觉是,中心是个专门收留老干部的“清谈馆”。眼看着红墙外面改革热潮大起,我们这些中青年人心生躁动。

19846月,《经济日报》刊登了一篇征文启事:9月份将在杭州召开一个经济理论研讨会,凡投稿获奖者将自动取得参会代表资格。我投寄了一篇《从经济发展历史阶段看税收制度的演变》的论文,大约一个月后,我收到了获奖通知书。会议秘书处张钢打电话约我到万寿路西街的中组部招待所谈话,去了之后才知道,这个会议由经济日报社、世界经济导报社、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等10家单位联合发起,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以中青年经济学者为主体召开的研讨会。筹备组共收到全国应征论文1300余篇,代表资格一律凭论文水平确定,最后有120篇论文入选,会议秘书处请我担任大会综合组召集人。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副主任马宾是这次会议的特邀代表,于是我以会议代表和马宾临时助手的双重身份赴杭州参加会议。后来才知道,这次会议对改革开放极具标志性意义,那时我国的经济改革如旭日初升,需要新兴力量构想和探索改革方案,于是这批中青年同仁成了开风气之先的探路者。

198493日,我们这些北京地区的代表一起登机。大多数都是中青年人,在飞机上大家很快就成为朋友并交谈甚欢,但是飞行途中遭遇强气流,飞机长时间剧烈颠簸,一些人竟因为晕机呕吐了,此尴尬一景后来成为大家的笑料,可谁也没想到这群人后来的命运犹如这次飞行颠簸一样,大起大落。

我们到杭州开完预备会后得知,会议定在莫干山。

莫干山在浙江省德清县西北,距杭州60公里。此山篁竹漫谷,清泉竞流,常年轻雾缠绕,云气氤氲,与北戴河、庐山、鸡公山并称为中国四大避暑胜地。莫干山之名缘于春秋战国时代,相传吴王阖闾命干将及妻莫邪铸一对无敌利剑,夫妻两人在山中因久炼不成,莫邪竟纵入炉火乃成。后人有感于他们的敬业献身精神,遂将此山命名为莫干山。现在想起,当年这群上山的代表,似乎也有一种“莫干”精神。

会议的主会场设在山上的芦花荡宾馆,此地离莫干山中心景区的剑池近在咫尺。但会议秘书处特别规定,参会代表一律不许游山玩水,秘书处也不组织与研讨会无关的任何活动,因此我们这些代表上山以后日夜集中讨论,那种敬业状态全然出于一种发自内心的改革参与之情。尽管莫干山风光旖旎,名胜很多,但我们这些代表直到下山都没有时间在山间游览。

莫干山会议的代表来自全国各地,以30多岁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的中青年人为主。会议以城市经济改革作为中心议题,分7个专题小组展开讨论,而我们综合组讨论价格议题的场面最为火爆,由于代表发言过于踊跃,我这个召集人不得不采取发言限时15分钟的规定,到点则以敲茶杯提示。但研讨会上华生、田源、张维迎等人在价格改革的核心问题上争论异常激烈,其他组的代表闻声后纷纷跑到我们组加入论战,在我们这间小会议室里一时间竟然挤进一百多人,因为坐椅不够,许多人便站在桌子上或听或辩。我把茶杯几乎敲碎,仍然无法阻止激辩者之间的唇枪舌剑,那种热闹火爆的场景犹如打擂台一般,各种观点你来我往轮番上阵,各派代表慷慨陈词,彻夜不眠。后来华生等人在莫干山上提出的价格双轨制议案被纳入国家经济改革试点,虽未能实现理想效果,但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把一批当时的中青年精英推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王岐山、马凯、周小川、楼继伟、郭凡生、张维迎等人都是莫干山会议的参加者。也有人流亡海外,例如陈一咨、张钢、朱嘉明等人。

我从莫干山返回北京后,当年10月离开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白手起家创建了中国经济信息公司、中国经济信息杂志社、中国经济音像出版社这三块“中国经济”牌子的企业机构,成为中南海下海第一人。

如果说19849月的莫干山会议是那一批中青年经济同仁走上改革舞台起点的话,那么19894月北京的京丰宾馆会议——“改革10年:中青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则是这一批人命运的岔路口,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

京丰宾馆会议的召集者几乎是莫干山会议秘书处的原班人马,研讨议题依然是经济体制改革。参会者除了获奖代表外,还有一些企业界的特邀代表,例如北京四通公司的老总万润南,北京思源破产咨询研究所所长曹思源等。其时我兼任中国经济音像出版社社长,也是该次会议的特邀代表,我带领本次会议唯一的摄像组在现场拍摄并送交中央电视台(43日的新闻联播节目播报了该次会议)。当时国家体改委体改所所长陈一咨对会议的举办踌躇满志,因为按其构想和宗旨,这个会议应该是莫干山会议的延续,并希望借此机会再次巩固和提升经济改革同仁的社会地位。会议结束那天,时任政治局常委胡启立、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以及宋任穷等领导人接见了这次会议的全体代表。

与五年前的莫干山会议相比,这次的会议代表增加了许多新面孔,但最大的不同是京丰宾馆会议公开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争论,因此会议从一开始就出现严重分歧。一批新兴的激进派代表强烈要求向中央进言政治改革,而莫干山的“元老”们则利用会议组织者的身份力控会议的经济改革主题,双方争执异常激烈,会场秩序几乎失控。陈锡文作为大会的主持者之一竭力维护会议主旨仍不能止乱,直到周其仁以令人折服的现场演讲平息了激进派的情绪,但大会最终还是草草收场。

莫干山会议和京丰宾馆会议这两次以中青年为舞台主角的研讨活动,以喜剧开场,以悲剧收尾。如果尚有值得探索的地方,那就是两次大会虽是同一班组织者,但他们对京丰宾馆会议参与者的政治改革激情既缺乏精神准备又缺乏智慧应对。现在回头看,这两次会议所讨论和触及的一些议题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但是当年有那么一批中青年人,他们是先行的问路者。他们争论过,呐喊过,奋斗过,也因政局突变和政见各异而分道扬镳。

自莫干山和京丰宾馆会议后,这种由社会团体发起组织,以民间海选方式进行的改革大讨论,从此绝迹。

 

(作者为原深圳绿鹏农科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责任编辑 洪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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