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影秋临终口述:“文革”亲历记

郭影秋口述 王俊义整理


郭影秋(中)陪同周恩来总理(右)和贺龙元帅(左)在云南


郭影秋(前排中)在病中为人民大学复校奔波


万里(中)吊唁郭影秋

整理者前记
  郭影秋(1909年9月—1985年10月)原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名誉校长,“文革”初期曾任北京新市委文教书记。他是一位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投身革命的老共产党人,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学者和诗人,更是我十分敬仰的师长和前辈。我曾有幸协助他整理过回忆录,并为此于1984年5月至7月在其病榻前与之朝夕相处两个多月。此间,他曾抱病向我口述了一生的经历,从其童年时代讲到革命征战,直至“文革”时的遭遇。这次口述的内容曾于1986年出版过《往事漫忆》一书,但由于当时各种条件的制约,该书的时间下限仅至1957年,他辞去云南省省长到南京大学任校长为止。他已经口述过的此后的许多内容,特别是有关“文革”时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都尚未整理与出版。现依据郭影秋的口述录音,将其在“文革”中的亲身经历,予以整理,公诸于世。

  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之后,我常常在思考,那场所谓的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大恐怖、大灾难、大浩劫、大噩梦。其造成的恶果,对整个党和国家来说,几濒临党亡国毁的局面,对个人来说也常造成家破人亡的厄运。因而,无论是全党或者是个人,都应对之进行严肃的反思与总结,应当把当时的各种阴暗与丑恶,统统暴露在阳光之下,以使这种悲剧永远不再重演。好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对“‘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作了深刻的总结。《决议》明确指出:“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的内乱。”我个人在“文革”之初曾被中央调到北京市委担任文教书记,并代表华北局列席“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关会议,很快又被撤销职务,长期遭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可以说是“文革”初期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见证人。我想把自己当时的亲闻、亲见、亲历做些追忆,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说,也许人们还可从中取得某些借鉴。

一、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时,我被调到北京新市委

  记得是1966年5月初,当时我正在京郊海淀区苏家坨公社参加农村“四清”运动,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汉突然来找我谈话,开门见山便通知我说:“中央决定调你到北京市委做文教工作。”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我毫无思想准备,略作沉思后,就对赵汉同志再三表示,请转达中央有关领导,最好免调。我当时申请免调的主要理由和内心的想法是:
  其一,我从1965年9月便来农村“四清”,开始担任苏家坨分团党委书记,后来又任海淀区总团党委书记,当时这一带的“四清”运动,正处于收尾和总结阶段,工作确有些脱不开身。
  其二,在乡下已经有大半年的时光,对于北京市委的情况不了解,也很少和城市里各机关接触,消息不灵通。而当时的形势已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自从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以来,形势急骤严峻,1966年初罗瑞卿已遭批判,接着批邓拓的《燕山夜话》、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批彭真领导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起草的《二月提纲》,接着中央又批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此后,报刊上又陆续发表了高炬、何明的文章,火药味都很浓,且都已明确指出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而且还要揪他们的“黑后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我对面临的形势吃不准,看不透,惟恐做不好新的工作。
  其三,虽未向赵汉同志多讲,但却是最为重要的想法,是我不想离开人民大学,不愿离开教育工作岗位。就个人的思想深处说,我人生的理想和追求目标是愿作一个大学的好校长。我常常向人说:“我是个教书匠,我也乐意当教书匠,而不想当官。”但革命形势与党的工作需要,却长期把我推到党、政、军的领导工作岗位。所以,我曾在一首词中说:“学剑不成书误了,脱胎未净神难肖”,反映的就是这种心情。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在1957年请求辞去云南省省长之职,而主动去南京大学当校长。还有1958年陈毅副总理希望我出任驻德意志人民民主共和国大使,我也推辞了。此外,1962年周总理也曾要调我到国务院做副秘书长(实际上是代替习仲勋同志做秘书长工作,因需在新一届人代会通过),我也婉言辞谢。此后,周总理又要调我到中国人民大学给吴玉章校长做助手,我才不得不到人大来,好在与南京大学一样,都是教育工作。到人大后吴老对我十分信赖,非常放手,而且对我的工作一再过誉和肯定,1964年2月10日他曾写信给我说:“学校的工作你来了以后,各方面都有健康地前进,我很满意。但你还缺少在群众中比较有威望的教务工作助手,这件事在适当时机总得要解决。”吴老当时已88岁高龄,他对我确有知遇之恩,我不能放下人大的工作,也和对吴老的感情有关。再说到人大后这两三年,所做的主要工作还是擦屁股、处理各种遗留问题,如何把人民大学建设好,我已逐步形成了一些规划,还未及实施。
  但不久,我的免调请示未被采纳,中央明确通知一定要调。这样,我不得不在5月中旬到北京市委报到。当时,中央正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揭发批判和处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问题。彭真同志领导的北京市委,已是众矢之的,呈现“人人自危,乱作一团”的局面,虽然尚未公布撤销彭真的职务,而实际上已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我报到后不久,李雪峰找我谈话,交待工作: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工作,同时兼北京市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并代表华北局出席“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有关会议,这实际上就是顶替邓拓那一摊子工作。在正值“文革”发动的形势下,文化部门,首当其冲,朝令夕改,瞬息万变,工作局面之复杂与艰险,可想而知,这实在是“受命于危难之际”。我一听自己将要承担的工作,顿时就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之感。但不管如何,既来之,则安之,也只能根据事态发展,凭借多年的党政工作经验,并随时请示汇报,因势利导,去开展工作。但事后想来,我当时的思想准备远远不足,对形势的复杂性更是大大估计不足。
  我到北京市委不久,5月18日就发生了邓拓自杀事件。邓拓当时是中共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北京市委主管文教工作的书记,他是党内著名的秀才,早年参加革命,曾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社长、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社长等职,又是新闻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诗人,是我国和我党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他对当时横加在自己头上的莫须有罪名,不能接受又无法申辩,而不得不以死抗争,终年才54岁。应该说按常理看,他的死是件很不寻常的事,应引起重视和警惕。再说,这样一个老干部因被揭发有问题而自杀,也可能会在同类老干部中引起骚动和不安。因此,北京市委曾就邓拓之死,给中央写了报告。事后,李雪峰曾传达过中央对此报告的批示,在有关批示中,毛泽东主席的批示似乎对此事很不以为然。我听了这一传达后,顿时不寒而栗。我参加革命以来,对毛主席可以说是出自内心的无限崇敬、无限热爱、无限信服,而他对邓拓之死的批示,却使我大感意外,怎么能如此铁石心肠,对待一个已经死去的、多才多艺的,即便是犯有错误的党内高级干部呢?由此,我也进一步引起思考,此后的“文革”会如何发展?将引向何处?实难以想像!

二、一次极不正常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1966年5月中旬我到北京市委工作时,中央正在北京举行政治局扩大会,由于会议进行过程中我才到北京市委,所以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会议的有关情况我很快就知道了。因为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市委书记处书记的万里同志参加了该会,而我与万里是相识相交多年的老同事、老朋友。早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就同在冀鲁豫区工作,那时他是区民运部长,我是敌工部长。同时,又都喜欢打网球,解放以后仍常互相往来,现又成为北京市委的同事,日常互相交谈较多,他自然向我转达会议的有关情况。事后我也从正式渠道得知实情,这次会议是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的,整个会议过程中毛主席都在外地,由他委托少奇同志主持,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其一,传达通报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其二,揭发批判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其三,讨论通过由陈伯达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因5月16日通过,即所谓《五·一六通知》)。万里同志还向我透露了一些会议的细节。当时,我们两人在互相交谈时,相互间还有些同感,都隐隐约约地感到这次会议极不正常,主要表现在:
  其一,因为毛主席在外地未参加会议,由少奇主持会议,中央其他几位副主席也都出席了会议,而且这几位副主席都排名在林彪之前。然而,围绕会议主题作主要讲话的却是林彪、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而且,会议的有关情况也由康生向毛主席请示汇报。会议开始的前两个半天,首先由康生向会议系统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判彭真、陆定一及解散中宣部、北京市委的有关指示;介绍和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的起草过程及毛泽东对《通知》的修改意见,以及毛泽东在此前后几次谈话的内容,这就为会议定了基调。接着由张春桥在会上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彭真、陆定一“对抗文化革命路线”的情况。陈伯达在会上也讲了话,他提出对彭真要“新账老账一起算”,尤其是“要揭发他的历史问题”。林彪在会上更是出尽风头,充分地表演,他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大谈古今中外的所谓政变(按:即被称之为“政变经”的《5·18讲话》)。他在这篇讲话中,肆意诬陷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就是要“搞政变”、“搞颠覆”、“要篡权政变”。与之同时,他又肉麻地吹捧毛泽东,不遗余力地大搞个人崇拜,什么“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一万句”之类的话语,就是他在这次讲话中提出的。我们从这次会议的安排中感到作为此次会议的主持者的刘少奇与其他几位副主席似乎都不能主导会议,整个会议实际上乃由毛泽东一个人在幕后指挥,再由他信赖的林彪、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在前台表演和主导。按照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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