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1949年5月3日，对杭州人来说是一个永远值得铭记的日子。这一天，古老的杭州城迎来了新生，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本文作者，80余岁的老战士洪炉，1944年投奔新四军，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参加了苏中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杭州解放时，他在解放军二十三军文工团，作为解放大军的一员，亲历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渡江后第一件任务

1949年4月21日，中央军委一声令下，百万雄师渡江南进，直下国民党统治中心宁、沪、杭。我所在部队登陆后马上越过了“京沪线”（即今沪宁路），在金坛县内接到命令，从文工团抽出10人分为两个组，接管由南京逃出来、在常州一带被截住的国民党军政机关的官兵及其眷属。我们每组各管500来人。5个文艺兵分工，我为司务长，专管这几百人的吃饭大事。可除了这个空头职务外，我手上没有一分钱、一粒粮。好在上面有交代，可以自行筹粮开饭，我便从俘虏中挑出10个身强力壮的，向驻地老百姓借了10副箩筐，由我带到金坛县城，向商会借了10石大米。我从随身带着的小本子上扯下一张纸，写了借条，下署“中国人民解放军XX部队XX”，让他们在人民政府成立后，凭此条去索还。

带队回到驻地，一看少了一个人和一担米。原来我只顾在前头走，没发现最后一个连人带米跑了。借的箩筐没法还了，只得以大米折价，算是赔了物主箩筐。因为俘虏队不断加人，烧了一锅又一锅总不够吃，挑回的米很快吃光了。后来我们又接到把俘虏押到宜兴去，移交给兵团部俘管处的命令。我们马上整队出发，一拨一拨报数后，吓了一跳，俘虏人数早已超过1000以上了。一上路，队伍里有官有兵，有男有女，有穿毛料将军服的，也有用被单和毯子裹着身子的，有几个女人披着军大衣，或在旗袍外套了军装，有的大兵套着女人的花褂子……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军，这时也“官兵一致”，甚至“男女不分”了。

作为带队的我们，边走边和身边的人交谈。他们有人向我们打听以后的出路，甚至暗地塞给我们手表、金戒指等，企图将来能捞到些好处或照顾，结果当然是挨了我的臭骂：“别以为谁都和你们一样，这一套对我们没用。”他们道：“所以‘国军’才打不过贵军。”路过溧阳县城，我又去找商会借了10石大米，为俘虏们开了饭。他们大都被安排住在大庙和学校，其余的则住在广场和街道上。我们几个一直四处巡逻，防止他们中有人会有异动。天明后，我们接着向宜兴行军。到了宜兴，我们办完交接手续后，感觉一下子卸了重担。

部队安排任务时曾交代我们，移交俘虏后就去杭州追赶大部队。于是我们就沿着太湖边的“宁杭国道”前进。走到天黑，进了浙江长兴县城，由于前一夜没睡又行军一天，很疲劳了。恰在这时，来了辆中吉普，带车的人是熟人，车上正好有空位，就带上我们同走。一路上都是向杭州前进的各路部队，我们车当然比人快，不到半夜就进了杭州，可城里不见我军一个人，除了有些稀落的枪声，似是一座空城。我们将车开进一条弄堂，敲开一户人家的大门，告诉主人不用怕，我们是解放军。主人告诉我们，“国军”正在撤退，边走边开枪抢劫，刚才还过了一批。我们说，不用怕，他们再来就消灭他们！我们把门口的车藏起来，关上门窗并灭了灯，通过窗缝观察外面的动静。熬到天已蒙蒙亮却仍无动静，我们便去大街上看，只见我军侦察兵正贴着墙根，一个一个进入市内，他们后边跟着大部队。我们就站出来对他们喊道：“同志们，前进吧，国民党已经跑了，我们昨夜就进了城！”

解放者的“奇遇”

旭日东升时，我军大部队浩浩荡荡进入杭州。带队进城的二十三军副军长梅嘉生将军把军政治部和文工团的新驻地告诉了我们，文工团新驻地在西湖附近的浙江省参议会大楼。我们第一批赶了过去，可是一到就闹了不少笑话。因为这是我们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许多人第一次住洋楼，到了发现房门怎么推和拉都打不开。其实每个门上都有把手，只要一扭就能打开，可我们最初并不知道。炊事班淘米洗菜不知开水龙头，找到卫生间见白瓷便坑清水哗哗，便在那里淘洗起来。天黑了要开灯，见墙上有电钮就去按，不料灯没亮，屋顶上却有个东西飞转起来，呼呼有声还有凉风，原来是误开了吊扇……“天堂”杭州就这样给了我们许多“见面礼”。

在省参议会大楼住了几天后，我们又移到了省政府大楼。这里自然更为讲究和阔气，不仅有办公桌、写字台等，连睡觉都是钢丝床或是棕绷软床。不过我印象最深也最为反感的，是许多厕所的隔板上满是涂鸦，内容多是发牢骚的，骂官僚、怨世、恨政特别是反对物价飞涨的，绘画更是不堪入目。出入这里的，都是国民党的大小官僚及服务人员，竟也这么无聊低俗，可见国民党腐朽衰败到了什么程度。当时我曾就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揭露批判国民党必垮，不过一直没有投稿发表，也许至今还夹在那堆故纸旧本中。

在省政府呆了没几天，我们又奉命出城住到一座大庙里，几天后又移驻到西湖孤山下，两座相邻的著名菜馆“楼外楼”和“太和园”成了文工团宿营地。原来这时我军正在进攻上海，二十三军从西南方向包抄过去，配合兄弟部队围歼守沪蒋军，留下六十八师作为杭州警备部队。文工团也在杭州进行演出，借“国立艺专”大礼堂演《白毛女》，这就增加了我与杭州西湖的情缘。最初进杭州的有二十一、二十二和我们二十三军，他们都一路南下向前进了，二十二军转向东解放舟山群岛，只有我们二十三军在这住下来又回师攻占上海。

“地上”与“地下”的会师大会

刚进杭州，我们就参加了一个极为隆重的大会，由我们这批解放者与原在当地的“地下党”公开正式会师。因为斗争需要，原以各种身份进行职业掩护的共产党人，这时才首次亮明身份，迎接城市和自己的解放。地下工作者为掩护身份，做什么的都有，因此穿着打扮也五花八门，有西装革履的，也有长衫短褂的，但大家都一样高兴。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有时连父子兄弟都不知道对方是自己的同志，此时亮明身份，自然分外兴奋。大会由我军七兵团首长主持，刚兼任省委书记的谭震林作指示讲话，他首先慰问了多年埋头苦干的地下党员，沉痛悼念了牺牲者，又对解放大军作了热烈欢迎，使全场气氛高涨。地下党与解放军代表分别讲话后，由我们文工团作“余兴”演出，其中三野文工团创作的《淮海战役组歌》反响最为强烈，当唱到国民党军“三个兵团挤成一团”，却没能逃到“长江南”，全被我们扫光吃尽了，我们这些既是演唱者又是参战者的人，感到分外自豪。

当天晚上，浙江省人民广播电台首次播音，由于解放区和解放军的歌都没有灌过唱片，就把我们文工团都拉到电台，由团长石林指挥集体合唱，“现场直播”这个演唱。文工团的歌声与名声，也从此由电台播送出去。

在杭州市内，我们还遇到了一支奇怪的军队，说要与我军共同接管此城。他们穿的既不是我军的黄军服，也不是“八路”的灰土布衣，而是女人做旗袍用的“阴丹士林”蓝布，仅有些步枪、驳壳枪等武器。他们自称是“民革”领导的新建大军，总司令就是“民革”主席李济深。我军立即将情况逐级报告上去。中央知道后，问已在北平的李济深有没有这个部队。李济深称自己只是反蒋的民主人士，并无任何武装力量。我军得到通知，立即将这支“奇军”包围缴械，查问后才知原来只是当地一些混混和地痞流氓，收缴了一批蒋军丢掉的轻武器，本想趁乱发点儿小财，不料却被揭底拆穿了。这段事不知杭州市的解放史册上有无记载，如果没有，我在此作个补充。

创办《浙江日报》

部队一进杭州，见到有各种报纸，什么名目和内容都有。其中一份报纸的头版头条竟是篇关于“解放军X参谋长”发表了重要谈话的文章。我们从未听说过这位首长，追查后发现所谓“发表谈话”者并非什么“参谋长”，只是新华社的随军记者，在街上被一个同行请教了几事，谈完后对方问他是什么职务，他随口说是个参谋，那位同行回去就加了个“长”字，将其谈话作了突出报道，弄了一个大乌龙。此事后，全市各级报纸一律不准再出版发行，以免造成舆论混乱。杭州也及时创办了《浙江日报》。

而这一份新政权办的报纸，也给我带来了新的机遇。有位副刊主编到文工团找我，请我为他们提供作品，并设计些刊头报花。我欣然照办，在最初那份省报上，不仅有我的漫画、插图和连环画，更有大量报花刊头，几乎每天各版都有，我的名字也不断见报。其实我并未学过画画，但当时也只能“黄牛”当马骑了。此后，我与这份报纸一直保持了友谊。

我军进城第二天起，就有热血青年踊跃参加革命。最早来我们文工团的有李黎燕、王世琳、吕文琰和谷盈盈等。男兵来得更多，有何其美、赵纯惠、祖坤和王迪等，特别是有一批搞音乐和绘画的专业人才。

这批新同志的到来，提高了我们文工团的文化品位，改变了我军的形象和气质，也使我得到提升，我这农家小子也有了艺术气质。例如，团里演出前，要向老百姓借服装道具，执行这一任务的何其美，给人家一一写下借条。他上学时练过书法，主人见他写一手好字，惊叹不已，说解放军真是“文明之师”，连借条都显出了文化水平。还有位叫仇天的，很爱写诗。我国文坛大刊《文艺报》《人民文学》等，在共和国诞生前就已创刊，他那时就是投稿者，后又成为他们的“通讯员”，我对他很是佩服，经常向他学习，在文学上长进不少。只是之后我们赴朝参战，他上前线下连队，不幸被敌人的炮弹击中牺牲了。我至今还保存着他的许多遗稿和笔记。

杭州城内的文化“天堂”

进杭州城前，我就已知道中国著名美术学府“国立艺专”就在此地。进杭州第二天，我就从市内出发，沿白堤步行到这一名校。作为这座城市的解放者之一，又是第一批来该校的“文化兵”，我一到就受到了师生们的欢迎。他们还拿出一批画作请我审看，竟是些国民党还在时就画好的“革命作品”，除了迎接解放的，他们还有许多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画像。又领我参观了校内陈列着的油画、国画、雕塑和图案设计等，使我眼界大开。

后来我们团住进“楼外楼”，并在“艺专”礼堂演出，那里的不少师生都与我们熟悉了，有的还参军来了军文工团和各师文工队。他们都积极创作，画了不少鼓舞斗志的宣传画。紧挨“楼外楼”的，是著名的“西泠印社”。我虽不懂金石冶印，但那里的文化艺术氛围却吸引着我，因此我常去那儿静坐、读书。

虽然当年6月底我就离开了杭州，但那里的人文风光却使我终生难忘。此后我凡去浙江，大都再访杭州，回忆我与那座城市的历史情缘。■

（责任编辑 王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