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援助非洲工作

杜汉学

20世纪70年代初,东非国家埃塞俄比亚(以下简称:埃国)皇帝海尔·塞拉西访问中国。两国签订了经贸合作协议。其中之一是中国派出专家打井队赴埃国、帮助埃国找水打井,解决一些严重缺水的城镇居民的生活饮用水问题。此项工作中国地质矿产部下达给吉林省地质矿产局,由吉林省地质矿产局组建“中国援助埃塞俄比亚专家打井队”,赴埃国开展找水打井工作。

埃国地处东非高原的北部,著名的东非大裂谷纵贯埃国南北方向,裂谷带及两侧凝灰岩广泛分布。山高水深,造成水资源普遍难取而缺水。一些城镇的居民生活饮用水十分困难。笔者所见,许多居民妇女都用水罐去较远的河中取水、背水,来解决日常生活饮用水问题。

埃国凝灰岩广泛分布,应是找水打井的主要目的层,但由于水质混浊不清,并不能直接饮用,此前其他国家的井队都已因凝灰岩含水层而放弃在这些地区打井。中国打井队在工程初期也面临了水质浑浊的严重问题,但他们不怕困难,迎难而上,开展科学攻关,在浑水地区,终于找出凝灰岩出浑水的原因,改进了建井工艺措施,把浑水变为清水,解禁了长期得不到开发利用的凝灰岩含水层。中国打井队为埃国人民开发出一个有广泛供水意义的新的供水水源。此举得到了埃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评价。

 

为解决艰难的浑水问题,

响应党的号召出国援助

 

1978年初,中国援埃打井找水已进入二期工程,但进展非常不顺利,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成井率低,打了一些无水井;二是一些井产生带有各种颜色的浑水,不能饮用而报废。仅拉古县一处就因水浑报废两眼井。浑水形成了工程进展的拦路虎。上述各种问题通过月报等途径反映给大使馆、外交部、地质矿产部。这引起国内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浑水的问题没有解决,下一步工作应该如何开展?是放弃凝灰岩地质,还是改善工艺、继续探索?这个重大问题只能由北京做出决定。

北京的中国地质矿产部做出两项决定:一是重组井队的领导班子,派出得力干部加强领导;二是凝灰岩地质的浑水问题不能放弃不管,要继续研究探索浑水成因及其解决办法,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放弃,要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

地质矿产部外援小组最后决定由我出任中国援助埃塞俄比亚打井组技术负责人,专职负责井队的全面技术管理工作。

我是1978年5月初到中国地质矿产部外援小组报到的,参与二期工程的收尾阶段。外援小组组长孙人一同志很快就接见了我,他向我明确了职权责任并重点指出,一定要千方百计解决好浑水问题,不能轻言放弃。他对我抱很大希望,并鼓励说:“你有山区找水工作经验,还发表过勘察找水方面的文章,相信你能胜任此项工作。”我当时表态说:“我经验也不多,但会努力争取做好工作。”这次接见确定了出国日期,他说去埃国的班机是半月一次,最近一次是5月8日,下次班机是5月23日。我最终选择了5月23日的航班,这样是为了在京期间提前看一看井队的月报、工作组的工作总结等资料,对那里的情况有个初步的了解。

5月23日晚9时左右,我乘坐中国民航波音707客机飞往埃塞俄比亚,24日清晨在埃国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机场安全降落。这次旅行没有同伴,好在飞机上全是中国人,并未感到太孤单,只是担心是否能有人准时来接我。走下飞机,当我走到候机室门前时,见有一位穿灰色中山装的青年向我招手。因为我穿的也是中山装,这可以说是当时中国人行走世界的“名片”。我向他走去,走到近处他就问我是不是井队的,我高兴地说:“正是!”来人说他是中国使馆经参处人员,是专程来接我的。走出候机室见到打井队的钟群队长、王作礼副队长兼技术负责人。大家见面后同去了使馆招待所。

 

解开浑水的成因,

改进建井工艺措施

 

在北京等待班机的那些天,我就开始了准备工作。对前期的工作月报、工作总结等有关资料,我全面认真地进行了阅读,希望能找到问题所在。

治理浑水的核心问题是找出形成浑水的真正原因,然后才可能对症下药,治理浑水。

工程工作组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含水层自身的原因,其水天然就是浑的,这是先天论。其二是建井工艺问题,建井工艺不当引起水井出浑水。先天不足是无法改变的,而后天的问题则是可以改变的,水也是可以变清的。工作组决定从上述两个方案去找原因下功夫。这个指导思想无疑很正确。

工作组此前已对建井工艺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并对凝灰岩进行了崩解试验。

工作组的资料记载,在拉古县第一个浑水井的洗井抽水试验中,有一段文字记录:“每次抽水洗井,刚开始的一段时间内,水是浑浊的紫红色,延续抽水20个小时后,水的颜色开始变淡,最后变成了无色透明的清水。”记录还注明:“十几天的断续抽水洗井过程中,都始终重复上述这一过程。始终达不到开泵就出清水的要求,导致此井不能利用而报废。”

从对上述洗井抽水的原始记录实际资料的分析研究中,我产生一个疑问,抽水20个小时后水变清,这清水是从哪里来的?其后我恍然大悟:当然是从含水层中抽出来的,绝不会有其他来源。据此认知我得出一个和“崩解论”完全相反的结论:“含水层中的水不是天然的浑水,而是天然无色透明清水好水。”当时我内心无比兴奋,我真的挖到宝了。

事关重大,我反复推敲着自己的认知结论,它是否能站得住脚?最后我还是坚信自己的认知结论是正确的。如果含水层中的水是崩解作用形成的天然浑水,那无论抽多久多长时间也一定总是浑水。原因是众所周知的,抽水本身是绝对不会改变含水层中地下水的天然物物理状态和化学成分的,是绝不能改变水的颜色和混浊度的,是不能使含水层的浑水变清水的。只有含水层中的水是天然的清水才能抽出清水来。

凝灰含水层的水不是浑水而是天然的清水,这个结论如果是正确无误的,自然得出另外一个重要结论:“地下含水层的凝灰岩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崩解作用。”如果含水层中的凝灰岩真的存在崩解作用,等崩解后形成细粉沙火山灰一定存在于含水层中,形成所谓的天然浑水。浑水一度变为清水的情况及时有力地否定了崩解作用的存在,同时也说明浑水的成因和含水层自身的内因无关,一定是外部因素造成的。

否定了“崩解论”,那么造成浑水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否定了天然因素,我们只能在人为因素上去找答案。根据本人的经验,它只能和两个因素有关。一是洗井方法不当,井未洗好;二是建井填料的砾石直径偏大,未能形成良好过滤层,或过滤层不起作用,造成井壁外的细粉沙火山灰涌入井中,形成浑水。这两个问题只能在现场的实践中去探索解决。

在北京期间,通过对上述前期资料深入挖掘、研究、思考,使我对凝灰岩地浑水的成因有了初步认识。

到埃国的第二天,我立即赶到野外施工现场。因为我得知一眼井已做完试验性抽水,水量达到供水要求,正准备下管建井。对于建井来说,选用砾石、下管建井是最重要环节之一,砾石的选用最关键,关系到建井的成败。所以我决定在下井管建井前赶到现场,亲自指挥建井工作。

施工现场在埃国首都南的阿瓦什湖岸边。我在现场见到已拉来一卡车砾石放在井边。抓起砾石仔细观察,这车砾石的直径都在10毫米以上,颗粒太大。

观察完现场砾石后,我和现场水文地质技术员老贺同志交换意见,贺说再拉一车砾石就可下管建井,没有问题。我说根据井下返上的岩粉来看,这车砾石的直径偏大,可能起不到阻挡细粉沙火山灰的作用。应选用更细小的砾石才能形成缜密的过滤层,才能起到过滤的作用,阻止细粉沙火山灰进入井中,才能保证建井质量。接着,我对老贺讲了对凝灰岩出浑水成因的认识,以及防止出浑水应采用的技术措施。老贺听我说后,认为很有道理。我问:“这附近能找到细小的砾石吗?”贺说:“兰干湖岸边有各种直径大小的砾石可供选用。”我说:“这些天你辛苦了,休息一下。下一车砾石我去挑选。”

第二天,我来到兰干湖岸边,放眼望去,清澈的兰干湖岸上,展现出一个环形的砾石带,宽度有200-300m。我走进砾石带中,仔细地观察起砾石来。正如老贺所说,这里有各种大小的砾石,直径为1.0-10mm,大小混杂在一起,被波浪冲洗得干干净净,无一点灰尘,我从未见过这么好的天然砾料,心中大喜,这正是我要选用的砾石。司机师傅问我在哪里装车?是不是还要过筛子?我说:“你就在砾石带中选一个装车及出入方便的地方即可,也不用筛选,就用这天然的砾石。”师傅高兴地说:“这下可省钱省力了。”工作人员很快就装满了一大卡车。

填砾石、洗井时,我一直守在现场,看着机组人员都按要求完成施工后才放心。我坚持使用活塞和空压机交替洗井的施工方案,机组人员先用空压机洗井4个小时,然后改用活塞洗井。刚洗井抽水时,抽出的水是深绿色的浑水,因为火山灰是绿色的。空压机和活塞交替洗井十几个小时后抽出的水就由绿色变为无色透明的清水。接着做正式的抽水试验,确定了单井出水量为400m3/日以上。初战告捷,建成了一眼优质的供水井。

阿瓦什的任务完成后,1978年6月我们转移到埃国首都以北的根契县。大家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又建成了两眼供水井。一眼在凝灰岩中,一眼在凝灰岩和玄武岩的互层中。

到埃国后,我们在实践工作中有针对性地改变了建井洗井的工艺措施,很顺利地建成三眼供水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显示出我对凝灰岩浑水成因的认识是正确的,改进的技术方法是有效的。这增强了我对彻底解决凝灰岩浑水的信心。但是拉古县的浑水问题不解决,不能完全证明我的理论认知和工艺方法措施在凝灰岩地区普遍适用有效,只有拉古县的浑水变清水才能令人信服,才能证明我的理论方法在凝灰岩地区具有广泛的推广和使用价值。

按照地矿部援外小组交办给我的任务,队伍要再进拉古县,回到县城去,去啃那里的硬骨头,去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政治任务。

回到拉古后,在选井位时,为了统一认识,井队召开了全体人员会议,由钟队长主持。为了打消工人们的思想顾虑,我详细地讲解了产生浑水的原因,以及我们现有的建井工艺措施的有效性。最后我对大家说:“最近几个月,我们的工作之所以能比较顺利,进展快效率高,都和现在所采用的技术措施有关。我想大家也应有这方面的体会和感受。利用我们现在采用的工艺措施,很可能把拉古的浑水变清水。希望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其后,打井队回到废井现场再打新井。

我决定新旧井之间的距离保持10米远,抽废井水作为钻井冲洗液,不用远去河中取水。施工进展顺利,很快就完成了钻井建井工作。接着进行抽水试验。采用空压机和活塞交替洗井48小时,达到了水清、沙净、开泵就出清水的供水要求。正式抽水实验测得单井出水最600m3/日以上,创造出单井出水的最高纪录。

大获成功!工人们欢欣鼓舞,每个人都是一张笑脸。厨房师傅特意用新井水做个大豆腐,进一步证明水质优良,以表示庆贺。

在第一眼废井旁重新打井任务完成后,接着回到第二眼废井旁,再次开展新井施工。很快又完成了钻井、建井、抽水试验工作。测得单井出水量300m3/日以上,又圆满地建成一眼供水井。

1978年5月下旬至1979年2月,历时8个月,一个机组,连续建成6眼探采结合供水井。找水打井成功率100%,这在国内外找水打井史上实属罕见,甚至史无前例,真正实现了高质量、高效益。

后来,应中国驻埃国大使馆的要求,为使馆又成功打了一眼供水井,单井出水量150m3/日以上。

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二期打井任务的收尾工作,找出了凝灰岩地区浑水的成因,制定了一套完整的适合埃国凝灰岩地区的建井、洗井技术工艺措施,成功地解决了埃国凝灰岩的浑水问题。

 

重大的政治意义

 

在拉古抽水那几天,天公作美,万里无云。清泉从井中涌出,形成一条溪流,奔向远处,流向人间。它向世人宣告:水清啦!水来啦!人人惊喜地奔走相告、心花怒放,使整个县城沸腾了。一批又一批的当地民众来到井场观水,每个人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那些妇女们高兴极了,纷纷拿出早该洗又没洗的衣物,来到现场清洗。为了方便他们用水,中方工作人员特许她们在观测水量的堰箱口去接水。我环顾现场,前来观水的老人小孩之外,仅洗衣物的妇女就有100多人。井场变成了女人的世界,被她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着,到处都是她们的欢声笑语。再看井场之外的树枝上、灌木丛中,到处都挂满了各种衣服、床单、被单。它们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和图案,色彩缤纷,像天空的彩旗在微风中飘荡。这场景真令人难忘,也使人震撼。这里不仅是井场、洗衣场,也是埃国人民和中国井队联欢庆功会的会场。中国人民献给埃国人民千百年来渴望又不可及的甘泉清水,埃国人民则献给中国井队那些“彩旗”和张张真诚的笑脸。每张笑脸都是一份宝贵的记录,记录着中国打井人在埃国攻坚克难、找水打井的功德,并将世代相传。中国人民无私的援助,得到了埃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评价。非洲人民真切地感受到,中国人民是在尽其所能地帮助和支援他们,来自中国的无私援助才是真诚、没有附加条件的。中非友谊必将世代相传。

非洲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和非洲虽远隔千山万水,但近代以来,中国和非洲共同走过了一段遭受西方国家奴役的历程,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的战斗中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双方之间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人民之间存在着普遍的好感和认同意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除了苏联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承认新中国政府外,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均对新中国采取了围堵、不承认的态度。于是以毛主席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观点,并积极团结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这种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理论是非常有远见的,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今天也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援外生活印象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有机会出国学习、工作的人很少。那时国门虽不完全封闭,但一般公民却很难走出国门。公派出国人员的选拔条件很严格,一定要政治上可靠、技术业务水平较高的人。谁能有机会代表国家出国工作或学习,那将是一生的荣誉。

因为出国人员代表国家面貌,所以公派出国人员在出行方面纪律比较严,怕出安全问题,不准一人单独出行,晚间不能出行,白天也要两人以上。埃国的官方语言为英语和本民族的阿莫哈拉语,我都不懂,外出办事必有翻译和司机陪同。

埃国人对中国人特别友好。公路上设有关卡,其他任何国家的车通过关卡时,一律拦停进行安全检查,但唯独对插着中国国旗的车辆不检查。他们总是微笑着招手,示意我们不要停车直接通过。每当这时,我们也总是缓行车辆并打招呼,表示感谢!另外,在日常社会生活中,中国国旗和中山装,无论在哪好像都意味着免检通行证。其实不然,这完全是关卡官员和当地民众的自发行为。这些小事都是我在埃国最美好的记忆之一,终生不忘。这是埃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高度信任,是给中国人民特殊的高规格的礼遇,也是埃国人民对中国人的人格国格的高度评价,非常珍贵,值得中国人永远珍惜。

在埃国工作一年,由于井队同志们的共同努力,我们不避艰苦、迎难而上,克服了工作中的各种困难,圆满地完成了地质矿产部援外组交给我们的政治任务—科技攻关。这赢得了埃国人民的信任和尊重,产生了良好的政治影响。能有机会为国家做贡献,我很荣幸,感谢党和国家给我这次工作机会,感谢单位领导和职工对我的支持鼓励,感谢井队全体同志对我工作的支持,也感谢我爱人的辛勤付出,使我没有后顾之忧地投入到国家的使命中去。1979年5月中旬,我从埃国回到北京。

一晃过去几十年了,援外工作的点点滴滴时常回响在我的脑海里。我曾经有幸参与了这个有意义的工作,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责任编辑 刘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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