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航天部的退休研究员。1931年12月，我出生于上海郊区的南翔，小学和初中也都是在上海齐鲁学校上的学。1946年我初中三年级时，曾在陶行知开办的上海武训学校（原称上海社会大学）听课。在学校里，我有机会见过几位老一辈教育家，如晏阳初、陶行知、邰爽秋、梁漱溟等，还曾经多次听过老先生们讲课。这些老一辈的教育家献身于平民教育事业的精神曾深深感动了我。1949年，我考入北京大学电子系学习。新中国成立后，我和原来学校的老师李士钊、臧克家、孟秋江等有来往。

我现在已是86岁老人了。2013年，经一番努力，我找到当年上海武训学校的师生四人。近几年我经常回母校—北大参加校庆或老校友活动，遇到教育系的年轻老师和同学，他们都不太清楚晏阳初、邰爽秋等是何许人，更不清楚这些老一辈教育家曾为我国平民教育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为此我萌生要把这些往事继续写出来的想法。本文根据我个人经历和耳闻目睹，介绍这几位平民教育事业的“怪杰”以及他们在当时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创办平民大学的艰苦历程，也许后人能从中得到启示。

倡导平民教育的“四怪杰”

新中国成立前，有所谓教育界倡导平民教育的“四怪杰”。“四怪杰”就是指晏阳初、陶行知、邰爽秋和梁漱溟。

为什么说他们“怪”呢？一般大家的理解是这四位学识渊博，高傲不羁。不过后来有了新的认识，“怪”是指他们大都曾去美国深造，获得博士等高学位，回国后却拒绝政府的高薪职位，抛弃舒适的城市生活，脱下长衫，下到农村基层，创办学校，推行平民教育事业。

譬如“四怪杰”中第一位晏阳初，1920年初，他从美国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在当时教育部特地为他举办的欢迎宴会上，他宣布自己的志愿是“不做官，不发财，为农村劳苦大众办学”，并当场拒绝一些待遇优厚的工作，声称将带着妻子和一家老小，到我国当时著名的文盲县—河北定县农村去创办农民学校。他说到做到，之后不久就去农村，一“蹲”就是好几年。他的定县教育实践经验得到当时社会广泛赞誉。他一生推行平民教育事业，在国际上也获得了影响和声誉。上海解放前夕，他定居国外。

陶行知于1914年大学毕业后即去美国留学。他先在伊利诺伊大学获政治硕士学位，后来又去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师从西方著名的教育家杜威。1917年他谢绝校方请他继续留学深造的邀请和高薪聘请，毅然回国。当时国内有好几所大学高薪聘请他当教授或教务长。但他偏偏要去穷困的农村，办平民识字班和平民学校，推动平民教育运动，坚信教育救国：“要使全体中国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

1927年3月，陶行知在南京郊区晓庄创办了著名的晓庄学校。后来还在各地创办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和育才学校等。学员大都是农村或城市平民百姓的子弟或是战争中流离失所的难童。这些学校为社会培育了大批有用人才，还输送了不少革命青年到延安等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

抗战胜利后，陶行知回到上海，仍奔走于平民教育事业和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7月25日夜，他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去世。他去世后，上海、南京两地的人们为他的灵柩送行。延安也举行了隆重的悼念大会。毛泽东主席称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现在国内外多地成立有“陶行知教育思想研讨会”。

至于邰爽秋，他是我国提出要设立教师节的第一人。他还提议将闲置的寺庙充公作为办学校舍。在平民教育事业方面，他提倡“民生教育”，目的是为了首先解决平民的温饱问题。邰爽秋和陶行知二人感情甚笃。邰性格外向，在追悼陶行知的大会上，他声泪俱下，全场为之动容。新中国成立后，邰爽秋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当教授，从事教育工作，直至1976年去世。

还有一位梁漱溟先生，因为他长期居住在北方，与前三位来往不多。但有文献显示，1928年梁漱溟就曾专程访问陶行知创办的南京晓庄学校，感觉颇受启发。有幸的是，1950年，我在北京大学上学时，适逢梁先生在北京大学开设《孔儒哲学》讲座，我慕名前去旁听了两次课。因我学的是理工，课程又忙，后来就没再去。但非常有幸能目睹梁漱溟先生的风采：当年他一身长衫马褂，一顶“罗松”帽（俄罗斯帽），学者风度。上课时经常边写边讲，在讲台上走来走去，讲课时滔滔不绝，经常开口“列位”，闭口“敝人”，全场气氛活跃……

大约在1948年，在上海的山东会馆，我听过晏阳初的讲演，约有一两次。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晏阳初专门给学生们演讲。晏阳初说要为老百姓办学，为穷人办事。大家都很受感动。

在山东会馆的大礼堂，我也曾听过陶行知先生的演讲，约有七八次之多。还与陶行知先生交谈过一两次，陶先生温文尔雅，待人很和气。我想，也许我是现在还在世的、见过“四怪杰”的极少数人之一了。

这几位先生生前办过很多平民学校，还曾在重庆、上海、山东等地创办过平民教育性质的大学，这恐并不为人所知。他们办平民大学，绝非心血来潮，他们认为平民教育不能仅限于识字班和小学，还应办好中学，再办好大学，要使上大学不是有钱人家子弟的专利，而应让城乡青年工人、店员、小学教师以及一切没能上大学的失学青年都有机会上大学。

昙花一现的重庆社会大学

1945年，陶行知在重庆创办了重庆社会大学，地点是在他设法租借到的重庆管家巷28号。1946年抗战胜利后，陶回到上海，在一些演讲中，我听到他多次提到重庆社会大学的情况，印象颇深。我还曾经遇到从重庆来上海的几位年轻人，后来在上海武训学校遇到我的师哥，他们都曾绘声绘色地描述当时重庆社会大学的盛况：“那么多名教授来校讲课，自然成了轰动当时山城的最大新闻！”“一些当官的，一方面污蔑陶先生的社会大学，另一方面却暗中托人说情要送自己的子弟去学校上学，被陶先生拒绝，真是滑稽！”

陶行知所办社会大学，既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前的私立大学，也不同于现在的民办大学。其所办大学完全是公益性的，一是所有学杂费全免，学校全部开支都是陶行知到处募捐而来；二是社会大学利用晚上和星期日的时间上课，这就为城市职业青年能利用业余时间上大学学习创造条件；三是不拘一格招收学生，无论贫富，只要考试合格就能被录取；四是得到社会广泛支持。当时重庆云集了一大批名教授，他们都很热情地应聘来校为学生们讲课。

重庆社会大学于1946年1月10日开学，所有学生需经考试合格后方能入学。考试科目一是写一篇论文；二是同时用英文和中文写一篇自传；三是老师面试。这就完全堵死了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想靠关系进校的路子。经考试后，第一批录取了共197人，其中还有不少是南洋华侨送来的子弟。

学校下设政经、文学、新闻、教育四个系。讲课的都是当时在重庆的名教授。如政经系有许涤新、王昆仑、章乃器、侯外庐、何思源等；文学系有胡风、骆宾基、何其芳、曹靖华等；新闻系有章汉夫、张友渔、陈翰伯等；教育系有孙起孟、李公朴、陶行知、邰爽秋、潘菽等。此外还开设一些讲座，如秦邦宪的《辩证唯物论的几个法则》，梁漱溟的《中国古代文化之要义》等。社会大学学制两年8个月。每晚6点半到9点50分和星期天一天上课。

社会大学一成立就受到国民党教育局的刁难。他们以设备简陋，立案手续不全，不符合大学资格等理由勒令社会大学于3月停办，补办手续。后来由于抗战胜利，陶行知和大多数教师都要回南京、上海工作，重庆社会大学只好告一段落，但它在民国时期平民教育史中，都应占有光辉的一页。

从1946年4月18日到上海，至7月25日去世的100多天的时间，陶行知在上海共演讲80多场，多次提到他倡导创办重庆社会大学的思想和经过。陶在讲演中讲道：他相信总有一天，所有失学青年都会有机会上大学。他经常抨击国民党政府“无钱办教育，有钱打内战”，克扣教育费去发动内战的做法。就在他去世前十来天，他的好友李公朴和闻一多两位教授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这对他刺激很大。他原本性格随和，说话温文尔雅，但自从那时起每次讲演时，他都义愤填膺、大声疾呼，猛烈抨击国民党黑暗统治和倒行逆施，直至去世。

有声有色的原上海武训学校

陶行知到上海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委托山东文化人士李士钊创办上海社会大学。不过后来正式的校名却定为上海武训学校。1946年暑期，上海一些报纸的广告栏就登出一条轰动上海滩的消息：上海武训学校正式在自忠路山东会馆开学，并向社会公开招生。广告宣称它是公益性社会大学，学校下设新闻、教育（师范）、文学、外语四专业。专门招收“职业青年，小学教师，以及一切没有机会进大学读书的失学青年”。

学校得到郭沫若等社会名人的支持。郭沫若捐助20万大洋，作为学校办学基金。冯玉祥、晏阳初等人多次到山东会馆看望并题词捐款。

学校的教师阵容很强大：名誉校长章乃器，校长李士钊；新闻专业主任孟秋江；中文教育专业主任姚雪垠。当时还聘请了一批小有名气的文化名人当教师，计有金仲华、臧克家、田仲济、孙起孟、焦敏之、陈白尘、傅彬然、景德和蒋云厚等等。虽然多数教师是兼职的，有的只是挂个名或来校举办讲座，但这一阵容足以吸引上海众多青年慕名前来报名听课了。

1946年8月1日，上海武训学校正式开学。遗憾的是5天前陶行知先生刚去世，没能看到他亲自筹划的上海武训学校开学。陶行知去世后，12月5日，邰爽秋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武训与陶行知》纪念文章。

学校的学员开始时约有二三百人，后来陆续有报名的。我当时在山东会馆办的齐鲁学校上初中三年级，李士钊是我的语文老师。他看我爱好文史，鼓动我报名，我就成了武训学校注册的旁听生，不久又转为正式生。

武训学校的老师，无论是专职或是兼课，都是一些既学识渊博又品行高尚的爱国民主人士，他们讲课认真、严谨，而又生动幽默，得到全体同学的爱戴。譬如校长李士钊，他抗战前从聊城师范（现并入聊城大学）毕业后先在上海音专学习，直至毕业。著名的音乐家周小燕、指挥家陈传熙都是他的同班同学。李士钊多才多艺，有深厚的古文根底，能把《古文观止》的《郑伯克段于鄢》讲得活灵活现。他还能生动地讲解新诗，能得心应手地引用鲁迅先生的一些讽刺黑暗旧社会的语句。

学校除讲课外，还开设一些讲座。如臧克家的《新诗和旧诗》，田仲济的《中国抗战文艺史》，孟秋江的《如何当一名战地记者》，姚雪垠的《崇祯皇帝传》，陈白尘的《如何创作讽刺喜剧》等。每次讲座都吸引了大批文化界人士及青年前来听讲。不仅座无虚席，连过道上都挤满人。晚到者只能站在后面、踮起脚看看主讲人的风采了。

这些老师中很多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还有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在教课的同时，积极投入当时的反蒋民主运动。中国民主同盟也常利用学校讲堂召开一些会议。办学后的第二年（1947年），蒋介石违背人民意愿，肆意发动内战。上海、南京等城市大中学生举行的“反饥饿，反内战，要和平，要读书”的大规模反蒋民主运动。国民党也加紧对各学校的控制和镇压。1947年5月，当时的国民党教育局借口学校办大学的手续不全、条件不够，勒令停办。这样，上海武训学校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不过在这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上海武训学校曾举行过多次公开的社会活动，影响很大。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46年12月5日武训108周年诞辰纪念大会。大会就在山东会馆的大礼堂，也是武训学校的大讲堂举行。当时国民党元老孔祥熙不请自来。他和国民党教育局原本打算借此机会大肆宣传当局如何一贯重视平民教育，自己如何慈善行善、捐款办学，却不料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刘王立明，诗人臧克家和教育怪杰邰爽秋等发表谈话，利用此次讲坛来揭露国民党当局的腐败。

中途停办的上海大众大学

平民教育“四怪杰”之一的邰爽秋，在重庆时积极支持陶行知创办的重庆社会大学，还亲自去学校讲课。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他看到陶行知、李士钊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于是决定自己也办一所平民教育性质的大学，取名“大众大学”。校址在他租借的上海多伦路1号，并且还挂出了招牌。他商请李士钊从武训学校借几个学生帮忙布置学校。作为武训学校的学生，我由此有机会看到邰爽秋计划中的大学—一栋不大的小洋楼。当时大家觉得很纳闷：那能容纳几个大学生上课？算什么大学呢？后来我明白，邰爽秋的这所大学，学生是无须都到校上课的。

邰爽秋办社会大学的思路与陶行知、李士钊有很大差别。他认为很多想上大学的人迫于生计是无法离职去上学听课的。所以早在1947年，他就写了本《自学运动》的小册子，宣扬学生可以不脱离职业，无须来校上课，完全可以按学校老师要求自修完成必要课程，考试合格后即颁发毕业证书。而且课程中很多都是民生实用技术和谋生求职性的课程，实际上体现了他的“民生教育”思想。1948年底，邰爽秋就写出了《发起创办大众大学暨大众中学告社会人士及青年大众书》，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办学思想：

本人在继提倡自学制度之后，提倡大众大学……大众大学是根据人民大众的需要而设立的。人民大众人人皆有求知的欲望，但还要谋生。通常学校却规定受教必须入校，使求学与谋生不能兼顾。没有入学考试，没有名额限制，任何想学的人，皆可报名入学，至于选习什么科目，则在审查他的学历和工作后决定。我们除招收“上课生”外，并采用自学制度招生“自学”生”，用种种方法帮助不能来学的人民自学；我们不规定毕业的年限，让各人于研习相当时日报后自由报考，经考验及格照颁文凭，我们尽量开设民生实用的技术和职业性的课程，使学生于毕业后，不但具有研究高深学术的基本修养，并且具有各种实际知能……我们要使这个大学成为大众的大学……

但由于解放战争进展迅速，形势发展很快，邰被邀请参加“上海各界抢救教育危机联合会”后，接受了新民主主义思想教育。他认识到大众大学的宗旨应该为未来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培养建设人才，所以就将这一告社会人士书的内容做了修改，并以他和上海教育界人士陈望道、杨卫玉三人的名义在1949年4月16日的《大公报》发表。报上发表的比上面原稿多了下面一段文字：“使学生成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人才。总之，我们这个学校，是为适应人民大众尤其是工农和在职青年的需要而设立的。”但不久上海解放，邰爽秋的大众大学计划还没正式实施就宣告终止。

最后要提一下梁漱溟先生的办学，那应该是他的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部。梁漱溟曾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在研究院下设置研究部，专收大学程度甚至少数大学毕业的学生从事研究。近来，我从文献资料上了解到：梁先生认为这个研究部也是个社会大学。曾在该研究部学习的范云迁于2014年在山东政协办的杂志《春秋》第6期上发表题为《回忆我的老师梁漱溟先生》一文，详细记载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部的概况，这也是我们了解该院的珍贵历史资料。该文介绍，研究部宗旨是培训乡村建设专业高级人才。学习专业课有农业合作、簿记、乡村金融、科技改良等。教师大都从外地聘请而来，如从美国回来的杨开道教授，讲授农村社会学；燕京大学教授张元善讲授人口论等。学生要求大学毕业或相当于大学程度。经考试合格后录取。每天上午上课，下午自己做研究，或到图书馆查阅资料。学制一年半，1933年范云迁毕业离校，去部队服务。1937年日寇入侵山东，研究院和研究部都被迫结束。

改革开放后，无论是老一辈的平民教育家，还是重庆社会大学、上海武训学校的老师，全部平反，恢复名誉。胡乔木、万里、张劲夫等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明确肯定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老一辈教育家教育思想的时代意义和他们的功绩。各级政府还妥善安排这些老教师们的工作和晚年生活。■

（责任编辑 陈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