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刘志诚，河南省获嘉县人，1919年11月3日出生。1937年11月参加革命，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初期，先后在延安陕北公学、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39年12月参加新四军，历任新四军政治部巡视团巡视员、新四军军直政治部组织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东军区特务团政治处主任、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五军一○五师三一一团政治委员、三一五团政治委员等职。1949年南京解放之初，奉命带领所部完成接管中山陵的特殊任务。刘志诚女儿刘迎新向笔者讲述了父亲亲历的这个过程。

我的父亲刘志诚，1919年11月3日出生于河南省获嘉县一个曾经富裕的家庭，到他出生的前几年，家中生意倒闭，讼事连绵，入不敷出，日渐破落。14岁时，因缴不起学费，不得已而辍学。随后经亲戚介绍，到山西省新绛县大益成纺织公司庶务处当学徒，牛马般的工作使他逐渐认清了旧社会黑暗而残酷的现实。他开始积极阅读进步书刊，接近进步人士，接受进步思想，对国民党政府日益不满，热切向往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队伍。1937年11月，父亲毅然离开家乡，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经艾思奇同志介绍，先后在陕北公学和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39年3月，父亲从中共中央党校毕业，随即被派往中原敌后参加抗日武装斗争，从此投身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项工作。在父亲一生的革命征程中，有一件事使他终身难忘，他晚年曾写文章回忆，我也多次听他讲述过，那就是在1949年4月南京解放之初，他奉命圆满完成和平接管中山陵的特殊任务。

1949年4月21日晨，随着北平国共和谈宣告失败，人民解放军在江西湖口至江苏江阴的千里江面上发起了渡江战役，一举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天堑。国民党军残兵败将纷纷向南逃窜。4月23日，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五军一○五师三一五团副政治委员的父亲找到师首长请示：“我团经过两天多战斗，伤亡不多，士气正旺，我想先过江去了解一下南京城内的情况，组织部队追击敌人。”师首长研究决定，由父亲和副团长石玉龙带领第三一五团前卫营（第二营）渡江执行这一任务。

当日黄昏，父亲带了一名参谋先行渡江到达下关江边，石副团长带领前卫营官兵紧随其后。到24日凌晨2时，全部人员顺利渡江完毕，在下关轮渡码头附近集结。父亲向前卫营全体官兵交代了任务后，便带领部队沿中山路开始向城内进发。据父亲回忆：“行进中，沿街电灯时明时暗，四周冷冷清清，偶尔听到不远处有零乱枪声和人的呼喊声，但想到后续部队会进行搜索和处置，我们不能耽误时间，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追歼逃敌。”队伍进挹江门，过鼓楼，行至新街口时，看到了街中心树立的孙中山先生的铜像，父亲说他当时不禁肃然起敬。

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急行军，前卫营入城后一口气走到了中山东路上的中央医院（现东部战区总医院）门口。此时，天色开始蒙蒙发亮，官兵已急行军20余里地。考虑到大家身体疲劳，父亲命令部队停下来稍事休息。他回忆说：“刚坐下不久，团里的侦察员就急匆匆前来报告：距此地不远的中山陵门外，还有一支国民党部队未走，约三四百人，武器装备很好。听到这一情况，大家迅速做好了战斗准备。我想，中山陵园是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陵墓所在地，在此地用兵一定要慎重，决不能贸然行事。于是一方面叫侦察员继续侦察，弄清这个大队的番号，一面向师里请示。我们的请示很快反映到军部，军首长指示说，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他的陵园一定要保护好，避免遭到破坏，你们要想尽办法取得和平解决，这是一项特殊任务，你们要完成好。”

这时，侦察员又来报告说，陵园内的武装是守卫中山陵园的拱卫大队。父亲凭借多年打仗的经验意识到，这个拱卫大队一定是一支特殊的武装，既然负责警卫孙中山先生陵墓，就不同于其他国民党军队。于是，立即派人展开了政治攻势，大声向对方喊话：“拱卫大队的弟兄们，解放军打过长江来了，南京解放了，我们是来接管中山陵园的。”“请你们的长官快出来和我们谈判。”听到不断地喊话，国民党中山陵园管理处、拱卫处代理处长范良上校和拱卫大队长王全中校走了出来，表示愿意谈判。范良和王全都是孙中山先生生前的警卫人员，一直在中山陵守卫。国民政府撤出南京时，他们奉命留下看护中山陵，早已做好了交接准备。因此，父亲与他们很快达成了和平接管协议，他随即派人将此情况上报，上级迅速决定解除原定的由父亲率部追击敌人的任务，改命他带领前卫营控制紫金山、中山陵和天文台，并安排好警卫工作。随后，范良向父亲汇报了有关情况，然后把枪枝弹药清册、拱卫处编制人员清册以及资财档案等移交给父亲，正式完成了交接手续。父亲接收了有关资料之后，又提了几点要求：拱卫大队的枪支弹药全部上缴集中封存；大队官兵继续徒手执勤，配合解放军一起守卫中山陵，防止破坏事件的发生；陵园内所存物资设备，要看管好，听候军管会接收。范良、王全表示完全接受。接着，父亲召集拱卫大队的全体官兵讲话，宣传了我党的政策，要求他们听从解放军的指挥，尽职守责，保护好陵园。

与此同时，前卫营官兵在石副团长的指挥下也开到了中山陵园广场集结，并划分了各连担负的任务：四连进驻天文台，卫护天文台的安全；五连守护中山陵，对通向南京市区的各条路口派出警戒；六连进驻灵谷寺，向马群和孝陵卫方向派出警戒；营部驻明孝陵附近的中山植物园。任务布置完毕后，父亲对全营指战员讲话，着重强调了守卫中山陵和紫金山天文台的重要意义，并要求大家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入城守则，做到秋毫无犯。

讲话完毕，石副团长具体指导连队哨位设置和安排巡逻队工作，父亲就在王全的陪同下，到陵园内的要地进行察看。他们先去了蒋介石的官邸，这是一栋俄国宫殿式的西式楼房。据王全介绍，这栋别墅又叫“美龄宫”，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做礼拜的地方。蒋、宋二人一般礼拜天来祷告，第二天回城内官邸，平时不大来。从“美龄宫”出来，王全又引导父亲去了孙科公馆，孙科公馆又叫“延晖馆”。看过两处公馆后，父亲对王全说：“中山陵内所有国民党要人的公馆，我们解放军全不进驻，仍由你们陵园管理处负责看管，听候南京市军管会前来接收。”

此时，已到了中午时分，父亲来到营部驻地中山植物园，受到技术员吴敬立和潘祖恒等人的热情欢迎，他们一直坚持工作，保护园内的各种设备，终于盼到了解放军的到来。父亲看到他们已经腾出好几间房子，安排了营部人员住宿，对战士们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

下午，范良陪同父亲和石副团长上中山陵拜谒。父亲回忆说：“路上我看到，哨位上都有两人值勤，一个是持枪解放军战士，一个是徒手拱卫队员，相对而立。我们沿台阶上山，进到中山陵的祭堂大厅内，怀着崇敬的心情，向孙中山先生坐像鞠躬默哀，然后进入墓室绕着中山先生的卧像和遗体环行一周。半天多来，我留心观察，中山陵园苍松翠柏，碧瓦银墙，维护完好，中山先生陵寝内外整洁有序。我对范良说：‘为了迎接解放，你的工作做得不错，现在南京解放了，你要带领陵园拱卫大队的全体人员，认真守卫执勤，把工作做得更好。’范良听了很受鼓舞。从那天起，我们就建立了友情。”

当天傍晚，父亲和石副团长到师部汇报了谈判接管中山陵的情况，以及接管后对部队的部署和要求，师首长完全同意他们的安排，并告诉他们说：军部最初的计划，本来是把控制紫金山、保护中山陵和天文台的任务交给一○四师的，由于你们带领前卫营进军迅速，先期到达并和平接管了中山陵，军部就改变了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去完成。师首长还强调说，南京刚刚解放，城内外秩序混乱，对中山陵是否保护得好，关系十分重大，党中央和总前委对此都非常重视。最后，师首长决定让石副团长回团部主持工作，父亲继续留在中山陵园内，领导第二营完成守卫任务。

此后几天，父亲集中精力完成了大量接管善后工作：把接收来的有关表册档案等一一核实后进行上报；为了确保中山陵的绝对安全，把各连暂时不使用的武器也一律收缴，集中保管；同时，马不停蹄地召集中山陵留守人员开会或谈话，摸清其思想底数，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中山陵的留守人员除了拱卫大队官兵，还有不少行政管理和后勤保障人员，根据之前的协议，拱卫大队的官兵统一改编为解放军，而对行管后勤人员的出路却没有明确安排。父亲在谈话中发现，这些人最大的担心就是“换了朝代，丢了饭碗”。为保持中山陵管理工作平稳运行，父亲经请示上级后向他们郑重宣布，如果愿意继续为中山陵工作的，新的南京市政府会全部留用。此外，父亲还积极帮助留守人员排忧解难。当时，由于国民政府行政院财政部提前逃跑，范良没有领到中山陵留守人员的薪水，很多留守人员家里缺粮，生活已经难以为继。父亲了解查明后，当即与上级联系补发薪饷，缺欠多少，补发多少，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留守人员的生活从此安定下来，无不感激地说解放军好。

作为驻守和保卫中山陵的解放军最高级别指挥官，父亲非常清楚自己肩负的重任。南京虽然解放了，但形势还很紧张，国民党军队不断派飞机进行轰炸。一天，突然来了个姓蒋的家伙，自称是“江南挺进军”司令，到陵园找到范良，说是代表解放军来接收中山陵园拱卫大队的武装的。范良感到为难，就去找父亲，说又有一个解放军要来接收中山陵园拱卫大队的武装，问该怎么办。父亲一听就感到不对，觉得可能有人冒充解放军的名义趁火打劫。于是，他一面交代扣留此人，一面向师里汇报情况。师里告知，二野的同志还没有到达南京，“江南挺进军”也不是共产党的地下武装，要求父亲对来人进行审问。果然，此人是国民党的散兵，企图趁乱骗取枪支弹药，组织土匪武装，进行破坏活动，结果不但没有得逞，反而自投罗网。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一次危险来自国民党军暂编第四师。父亲回忆说：“该师共有3000多人，原驻扎在汤山一带，师长叫张荫堂。南京解放那天，这支部队见大势已去，无处可逃，就索性不再逃窜，主动派人和我第三十五军联系谈判，要求和平改编。他们声称早已看清形势，一直在等待大军过江；还说他们部队中有我们党的地下组织，要求保留建制，作为起义部队加入解放军。军部迅速派人调查这支部队的底细，经调查，该师并无任何起义之实，并且历史上张荫堂还是新四军的叛徒，军部决定不能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

此时，敌暂编第四师已转移到了距离中山陵咫尺之遥的孝陵卫一带，妄图“挟持”中山陵与解放军“讨价还价”。为了确保中山陵园的安全，解决这支部队必须智取。军部决定，由父亲和另一位干部以军部派驻干部的身份，立即进入暂编第四师，麻痹并稳住敌人，同时摸清这支部队的真正面目。

出发前，父亲命令驻陵园部队加强对孝陵卫街方向的警戒，并增调一个加强班进驻“美龄宫”，日夜监视敌暂编第四师的动静，以便一旦有事能紧急接应。进入敌暂编第四师后，经多方周旋调查，父亲发现这支部队确实是一伙顽固的与人民为敌的危险敌人。于是，父亲以参加师里的报告会为名，返回师部汇报有关情况，师部随之决定，立即拔除这枚埋在南京城郊的定时炸弹！

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整个过程扣人心弦。为确保中山陵园及附近地区的安全，第一○五师党委制定了周密的战斗方案，决定把敌人调到江宁县城南的桥头村、横岭村一线，那里远离中山陵地区，并且地形对于围歼顽敌十分有利。任务部署完毕后，父亲和师政委宋献章又详细研究了行动的具体时间和细节，然后才匆匆赶回敌暂编第四师，传达军部指示，命令该部在指定期限内移防到桥头村一带。张荫堂见父亲等几位解放军干部并没有撤走，以为万无一失，便满口答应，带领暂编第四师准时进入了移防地区。按照预定部署，第一○五师师部人员通知张荫堂，要他带领暂编第四师排以上军官到大祠堂开会，听宋献章政委讲话。张荫堂事先派人到祠堂周围查看了一番，发现没什么异常之后，才带领全师数百名军官如约来到大祠堂参会。等敌人全部坐定之后，宋献章政委走到台前宣布命令：“只有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才是你们唯一出路！”刹那间，台下的敌军官乱成一团，有的目瞪口呆，有的交头接耳，有的大声叫骂煽动反抗……敌师长张荫堂正要拔出武器，窗口、门洞突然闪电似的伸出一挺挺机枪，早已埋伏在内厅的第一○五师师部警卫连战士齐声高喊：“缴枪不杀！”敌军官见大势已去，只得乖乖地举手投降。

与此同时，父亲在敌暂编第四师联络副官的陪同下，来到横岭村附近一块空旷的平地上，该师的三个步兵团和师直属队约3000名士兵全部肩挂背包，手持武器，整队完毕。父亲看时间已到，便站在一处高坡上下达口令：“立正……枪放下……向后转……起步走……”等士兵离开武器二十米左右，父亲又高喊：“立定……向后转……放下被包……坐下！”这正是事先约定好的发起战斗的口令，父亲话音刚落，隐蔽在周围树林和农舍里的解放军战士便如猛虎一般冲了出来。联络副官来不及反抗，全被摁倒在地。待骚乱平定之后，父亲才大声向国民党士兵宣布：“你们的师长拒不投降，已经被扣押了。上级决定暂编第四师解除武器，全体军官由一○五师师部处置，士兵由所属各团接收，愿意参加解放军的，欢迎你们加入人民军队的行列。”说完，放下武器的士兵就由事先准备接收的干部分别带走，短短几个钟头，没有一声枪响，这股国民党残部全部归顺我人民解放军。

南京解放之初，社会秩序混乱，中山陵周围的一些不法之徒，也趁机对陵园的树木乱砍乱伐。面对这一情况，父亲组织工作队深入群众进行大力宣传，教育群众要保护好陵园；同时，还组织了巡逻队加强警戒。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后，父亲又向军管会提出申请，派公安部队进驻陵园，协助守陵部队共同巡护，抓获和处理了一些不法分子。此后，盗伐中山陵林木之恶风才渐渐平息。

从1949年4月24日和平交接，到1949年8月1日撤出中山陵，父亲带领部队圆满完成了接管和护陵任务。在这期间，总前委的负责同志也到达了南京。一天，司令员陈毅等首长拜谒中山陵，当了解到中山陵和陵园周围的各种名胜古迹保持完好时，司令员陈毅欣然写下了“保护中山陵”的手令，并称赞说，解放南京一役，“中山陵接管得最好”。■

（责任编辑 樊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