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为了抢救沦陷区失学儿童，国民党中央赈济委员会设立了一些儿童教养所，收容父母在敌占区被残害留下的孤儿和家境贫寒的失学儿童。

笔者曾是当年被收容的一个贫困失学儿童，在那里接受过教养，读过五年书，度过了苦难的童年。在笔者的记忆中，中央赈济委员会第五救济区曾设有河南济源儿童教养所、洛阳儿童教养所（在白马寺）、山西平陆儿童教养所（在大寨村）、陕西长安儿童教养所（西安南关）、榆林儿童教养所等机构，每所收容儿童500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1938年2月，河南济源县就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日寇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百姓惨遭涂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学校停办，儿童失学；有的儿童亲人被杀害，孤苦伶仃，流落街头，非常悲惨。

日本占领济源县城后，我抗日军民数次夜袭，给鬼子以重大打击，迫使鬼子撤出县城逃窜，外逃百姓纷纷返回残破的家园。秋天，中央赈济委员会派人来济源放赈（救灾），地方一些绅士曾建议用救灾款建立半工半读的难童教养所，收容济源及孟县、温县、沁阳、博爱、武涉等县的难童。我家很穷，吃了上顿没下顿。家里无力供我上学，我十岁前不识一字。保长就找到家父说，你孩子多，生活困难，送一个去吧。就这样，我离开爹娘进入了难童教养所。

教养所，顾名思义，又教又养，按普通小学建制，直属国民党中央赈济委员会领导，经费由中央赈济委员会直接拨付，所长由赈济委员会任命。济源儿童教养所初建时，定名为中央赈济委员会第五救济区济源灾难教养所，后改名为难童教养所，1941年迁过黄河后改为儿童教养所。

济源儿童教养所于1938年底筹办，所址选在距县城20公里的太行山腹地张庄，收容难童200余人，其中只有一名女孤儿。难童的年龄大都在十岁上下，最大的十五六岁，除年龄较大的直接参加学缝纫、机织、做鞋、编织草帽和修缮房屋等外，其余按文化水平分设六个年级班，六年级人很少，就并入五年级。教养所设教导处、总务处、生产处，聘请十多位教职员工，一面教书，一面管理照料儿童生活。教养所从建立起就没有固定所址，完全在抗战的烽火中逃亡迁徙。我在教养所读了五年书，迁移过七个地方，从太行山跨过黄河漂泊到陕西秦岭脚下。

张庄在太行山深山区，面对沁河，四周都是耸入云端的巨石山峰。山坡灌木丛生，山沟涓涓流水，绿草茸茸，有很多高大的梧桐树、核桃树、柿子树。春夏时节绿茵密蔽，是很幽静的读书环境，但交通非常不便，只有一条沿沁河岸盘山绕行的羊肠小道，运输全靠人背、毛驴驮运。教养所借用民房，以班为单位，寝教合一。除冬季和下雨外，大家都在山坡大树下上课。为解决儿童住宿问题，师生齐动手，搬木料、运沙石，新建18间平房。即将完成时，1940年夏，日本侵略者从山西南下，大炮轰击张庄，新建平房全被摧毁，师生仓促逃离出山，迁到王虎村。这个村有一个泰山庙和冯氏祠堂，房屋比较多，寝教仍合一。邻近几个县送来一批难童，加上本县新收容的难童，已达500余人，另外还有200人送到了洛阳教养所。新聘一些教师，增设了医务室，并聘医生和护士。该村有一条小河穿过，河床宽，杨柳、柿子树很多，上课都在河边树荫下，班级间上课彼此都能听得到，虽有流水和其他杂音干扰，但学生都能控制住自己专心听讲。1941年5月，日本侵略者再犯济源，有家的儿童暂时疏散回家，无家的由所长带领，逃亡至南岭五道沟暂避。

日寇再占济源后，在距王虎村1公里的县政府所在的留养村扎营，天天四处抢掠，祸害百姓。有一天，一鬼子兵来到王虎村，追一妇女做恶，被百姓打死，鬼子就放火烧了王虎寨，将一老人绑在树上活活烧死，并将数十名百姓投入水井，然后抛入碾石并投入炸弹。血腥屠杀，惨绝人寰。

由于日寇长期占领，教养所决定南渡黄河。师生们相互传告，分批南迁。邻近几个县的难童，则无法通知到。黄河渡口都已被鬼子封锁，七八月又逢汛期，黄河水位暴涨，渡河十分危险。因此，家住黄河岸边的老师找了一些适应黄河水性的乡亲水手，推着每次只能坐三四人的小木筏，在夜间借着黄河的咆哮声，冒着生命危险，在狂浪激流中偷渡。幸运的是，经过十多天，师生们都过了黄河，过了一道“鬼门关”。

别离太行、沁水，险渡黄河恶浪。真正别离了故土，我们真是无家可归了。原有的一点教学设备，以及学生用的马扎、课本等都丢了，真是一贫如洗、流浪逃亡。济源难童教养所更名为儿童教养所，落脚于孟津县狮子院村，大家住了一年窑洞。1942年初夏，儿童们背着行李，夜行数十里，在洛阳乘火车迁到渑池县崇村。这里同狮子院一样，都是背靠黄河南岸的丘陵地带，处于豫西较为贫瘠的地区。可怕的是，河南此时正遭遇大灾荒，兵荒马乱、蝗虫成灾，庄稼颗粒无收。能吃的树叶都已被捋净，树皮也都被剥光，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到处一片悲惨景象。教养所的膳食，正处于最困难的境地，经费不能按时拨付，物价又上涨，经常买不到粮食，几百名儿童总是有上顿没下顿。各班级导师就带儿童到河沟、荒山坡去找野菜或采摘一些树叶掺和在粮食里，有的下河捉青蛙。还有的吃野菜后中毒、患病，有三位老师和部分儿童都因无药可治而丧生于此。

当时笔者曾几次被派遣进城取邮件，沿途看到一列列火车，载满了逃荒的难民。接待站的难民走了一批又一批，络绎不绝。有一次看见车站旁一小饭馆，吵吵嚷嚷地，围着一些人看，饭馆老板揪着一个留小辫子、穿红色上衣、约十五六岁、哭哭啼啼的女孩，因吃饭无钱，不让她走。有一位男士出于对女孩的怜悯，对老板说，“让她走吧，饭钱我来付”。之后，女孩就拽住男士跪地哭求：“您带我走吧，我给您做小，救我一命吧！”男士无奈地说：“我拉家带口难以养活，你逃命吧。”还有一次，在邮局门口，一小饭馆炉灶正蒸包子，四五个面黄肌瘦、满脸污垢、衣衫褴褛的赤脚小孩，待老板掀起锅盖，他们就哄抢了包子，手都烫坏了，老板无奈地说：“饿坏了。”还有一次，在公路旁躺着一个骨瘦如柴、破衣裹身的老者，我问他家在哪里，他勉强眨眨眼皮，动了动嘴唇，用听不见的声音说了什么。等我从城里回来，他已经死了。1943年夏，我同逃荒难民挤坐在一平板车上，紧挨着我坐的是一位30岁左右的妇女，持一木棍，挎着竹篮，带一个约三岁大的男孩逃荒行乞。车到马嵬坡站停留，她含着眼泪给小孩一个木碗，把孩子推到站台，要孩子去讨吃，小孩大哭，回头看看妈妈，不愿离开。这时，车开了，她失声大哭：“有好心的人家把孩子收养了吧！”就这样，她把亲骨肉抛弃了。笔者是含泪写此记忆的。往事不堪回首，又刻骨铭心，难以忘却。

不久，家父带着我的母亲和小弟逃荒到了洛阳，没办法再带小弟，就把他送到教养所。家父说：“不得了啦，村里人逃光了，有的饿死了。蝗虫太可怕了，一群一群飞起来就像一片黑云，声音像刮风，落地沙沙沙地，满地谷苗眨眼间一扫而光，秋庄稼全完了，没法过了。”家父如何带我母亲逃难，我们就不知道了。我和弟弟从此与父母断了联系。直到新中国成立，我回到家，母亲已是满头白发，一见我失声痛哭，说：“你还活着？这么多年做梦都想着你们兄弟俩。”

1943年春，听说日寇要进攻洛阳，全所师生乘火车到了陕州（今三门峡市），背着行李步行数十里到了灵宝。因为潼关黄河北岸有日本炮楼，经常轰炸火车，所以我们只能乘坐铁皮闷罐车厢，黑夜闯关。行驶时不让点灯，不让大声说话，火车也不开灯，开足马力疾驰，最后还是被鬼子炮击和用机枪扫射，幸未伤亡，真是又闯过一个“鬼门关”，终于到达了陕西岐山县高店镇（今五丈原镇）。这里是抗战的大后方，位于秦岭北侧的太白山下，北临渭河，土地肥沃，盛产稻谷、棉花、花生。镇里有三个大庙，最大的是道观太白庙，有道人住庙，另有岳王庙和山神庙。河南有些难民也逃来这里，教养所又收容一些难童，教职员工也增到四十多人。

三座大庙房多，但破烂不堪，师生齐动手打扫灰尘，打土坯、垒墙、搭建“课桌”，砌土炕和泥菩萨共寝。流亡五年来第一次寝教分开，用上了土坯砌的“课桌”。我在所里读了五年书，没有见过教室，更不知道什么是课桌和椅子。难能可贵的是，教养所流亡漂泊很多地方，都是人生地不熟，但师生与当地百姓相处很好，没有发生过一起扰民或偷盗事件。

济源儿童教养所的吃、穿、用完全由赈济委员会拨付经费。被子大多还是儿童自家做的能背着行军的小被子。夏天一套单衣，冬季一套棉衣，都是由儿童上山寻找黄土和灰土所染成的洋布，再由生产处做成小军服。后来儿童多了，不再每年发了，就拆洗了再穿，新衣服只给新入所的儿童；鞋袜大多也是自家做的，生产处做的只给少数无家可归的孤儿。所以，许多儿童学会用旧布条打草鞋穿。过黄河以后，完全失去了家庭的依靠，除生产处做一部分外，大多用这种办法编织鞋子。

吃饭是每日两餐，以小米为主，能勉强维持温饱，副食都是当地生产的南瓜、白菜、萝卜等蔬菜，最后到陕西高店镇才吃上大米。粮食都是由事务先生在星期日带着儿童到十多里以外的集市购买后背回，与各班级导师带领学生所挖的野菜或树叶相搭配。在太行山时，食用的是沁河水，雨季时节河水浑浊，我们就砌池子过滤。

生活上实行军事化管理，有严格的纪律。作息时间听司号员号令，早晨5时起床，到操场集合跑步、做体操，由主持早操的老师进行抗战精神讲话。后来还加唱《济源儿童教养所所歌》：“太行苍苍，济水泱泱，莘莘儿童，受国教养，忠孝仁爱，礼仪廉耻所训须遵守；吃苦耐劳，勤俭朴素，努力读书莫彷徨，我们是未来的主人，我们是祖国的栋梁，雪耻救国，发扬中华民族的荣光。”再比如开饭，听开饭号令后，必须按各饭组整好队，各组值日生先去领饭、分饭，集体唱抗战歌曲，在值日生分好饭后，再由总值日生下口令，按顺序进入饭场就位，待发令“蹲下”，喊“开动”，才可端碗吃饭。上述礼仪规则，在流亡迁徙中已形成习惯性制度。1941年，生活军事化管理后，则改为童子军团训练。童子军服装有军帽、肩章、领带；皮带扣为圆形，上铸“智仁勇”三个字；以“智仁勇”为徽章；以三指礼为敬礼方式；以诚实、仁爱、勇敢、友善、礼让、助人、正直、恭敬、勤俭等为守则；训练方式像军训，主要操作军棍、绳索，有到野外架桥梁、搭建瞭望台、放哨、防空、救护伤员等战地服务等军事技能。

教学课堂方面，班级的宿舍就是课堂。没有课桌，没有任何灯光，听讲时席地而坐。初时，每个儿童一个马扎，一个一尺宽、两尺长的木板，马扎绳较长，便于捆绑木板，利于移动时携带。实际上，除冬季和下雨外，我们都是在山坡的大树荫下，由班级导师把小黑板挂在树枝上，儿童坐在马扎上，木板放在膝盖上听讲，山坡上的石块、石板很多，有时就找块大石板垫着当课桌用。低年级还发给石板、石笔，便于课后复习生字用。

刚开始没有正式课本，临时用油印机翻印有关抗日救国的教材，高年级学《红五月》，低年级学《抗日弟子规》。当时听说教材是冯玉祥编写的，几十年来我对开头几句的记忆一直十分深刻：“弟子规，抗日训，全中国，都遵循；七月七，轰宛平，卢沟桥，动大兵；夺北平，抢天津，举国愤，世界惊……”后面还有“昔岳飞，受母教，忠报国，丹心照；文天祥，抗元兵，浩然气，留美名……”其他记不起来了，但内容主要是列举历史上和抗战中一些反抗外族入侵的英雄及其事迹，例如死守扬州的史可法、剿灭倭寇的戚继光、收复台湾的郑成功、焚烧鸦片的林则徐、抵抗法国的黑旗军以及抗日守南苑的赵登禹、佟麟阁等。后来的正式课本除导师用外，学生都用油印翻印本，也是上一年级用完下一年级用，破了以后才补充新课本，有的两人用一本或者几人轮换着用。正式课本总是残缺不全，由于三天两头搬迁，丢失较多，只要导师有，就照常讲授。儿童们对艰苦已经习惯了，都能够认真记笔记，并做好复习。

没有音乐、美术先生，儿童中会唱歌的学生就教唱。第一次发给我们的歌曲，是蜡版刻印的《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救国军歌》《精神总动员》《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1940年2月，赈济委员会派向锦江来辅导办所（实际是视察儿童生活），待了三个月，教唱了《松花江上》《抗敌歌》《热血歌》《锄头歌》《保家乡》《游击队歌》《祖国的孩子们》等歌曲。1942年聘请了专职音乐教师后，才购置了风琴。有风琴伴奏，师生相继排演了《松花江上》《火烧王家寨》《血债》《面包》《放下你的鞭子》等戏剧和近百首抗日歌曲，同驻地群众联欢宣传抗日救国。

那时候4月4日是儿童节，我们没有运动场，就在沁河沙滩举行过一次运动会，有短跑、跳远、投掷等简单项目。沙滩碎石多，跑跳都很困难，但儿童都积极报名参加，受到奖励。后来过节都在迁徙中，再未举行过运动会。

在教养所的集体生活环境中，医疗条件很差，癣疥等皮肤病时常得以大面积传染。初建时，200多儿童只有一名理发师，一把剃头刀，也没有酒精消毒，使得癣疥等皮肤病大面积传染。患病的儿童全身脓包，沾衣沾被又疼又痒，上课、吃饭、睡觉都很痛苦。虽有医务室，有医生和护士，但缺药无法防治。我为治疗皮肤病回家，又染上恶性伤寒病，发高烧，头发都脱光了，多亏了民间偏方才免于一死。1942年大饥荒，因饥饿和疾病交加，少数儿童和三位先生都因无法医治而死在崇村；1943年教养所迁至陕西高店镇，突然爆发恶性眼疾。有些儿童患眼病后留下了后遗症，少数儿童成为双目失明或半失明的残疾，可谓终生不幸。

由于长期长途跋涉、逃亡，生活不规律，吃不饱，穿不暖，极度缺少营养，儿童们无法健康成长。我毕业时十五六岁，身高还不如现在十岁的小孩高，考学、考工都以身高未达一米六而被淘汰。

教养所聘请的老师大都是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都是因家乡沦陷、学校停办失业而被聘用的，都具有孜孜不倦、敬业育人的高尚品德。他们在教学设备极不齐全的情况下，以赤诚之心诲人不倦。每当回想起这些，我都很感激他们。

在济源教养所任教的先生有四十余人，而我接受教诲最多、记忆最深的是所长李德英。他毕业于北京大学，自1939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都是他主持全所工作。在教职员工的协助下，他带领几百名儿童，多次迁徙，死里逃生，历尽千辛万苦从沦陷区抢救出千余难童，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他任教于北京四中。1994年，他回乡聚集教养所同学建立“济源儿童教养所校友扶贫助学会”，1997年不幸遇车祸身亡。笔者的初小导师，古文学根底深厚，人称“老学究”。他教儿童识字，很重视一字的多种解释，往往从一个字的含义引申出道德教育，经常引用国学警句并要求儿童背下来，比如“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勿临渴而掘井”，“人有喜庆不可生嫉妒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庆心”等。讲《抗日弟子规》中“昔岳飞，受母教，忠报国，丹心照”时，特别提到“岳母刺字”，说岳飞的母亲为了让岳飞长大后报效国家，就在他背上刺上“忠”字，现在日本侵略我国，你们要学习岳飞，报仇雪恨。五六年级的正课除算术、自然课外，国语、历史、地理课没有统一教材，由年级导师选择内容来教授。他们会选一些古代文言文和现代文学经典，据我所知，五六年级的儿童学过《愚公移山》《大铁锤传》《出师表》《短歌行》《桃花源记》《送李愿归盘谷序》《前赤壁赋》《师说》《徐敬业讨武檄文》《捕蛇者说》《卖炭翁》《祭十二郎文》《岳阳楼记》《卖柑者言》《祭妹文》《左忠毅公逸事》《秋思》《为学》《与妻诀别书》等；现代文学方面则有《最后一课》《差不多先生传》《学徒苦》《匆匆》《故乡》等。

有关抗战形势教育的时事报告是最为教养所儿童所关注的。教养所的儿童都是被迫辞别父母而流亡漂泊的，怀有国仇家恨，很关心抗战的形势。教养所每隔一段时间，就利用吃饭的时间对儿童进行时事讲解。1939年9月，所长李德英曾召集全所师生听报告，我们知道了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1年底的一天，我们也是通过时事报告知道：日本偷袭了珍珠港，美国总统罗斯福已宣布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战，日本快完蛋了！

济源儿童教养所创办后，每年都有毕业生，有的考入战时国立中学，有的进入生产处学做鞋、缝纫等技术，也有走上社会谋生的，但都还是孤身漂泊，都还把教养所当成自己的家。考入中学的，在寒暑假还回所探望，在所里吃饭。困难的毕业生走时，所里还给路费，毕业后暂时无处去的，还允许暂住吃饭。笔者是1943年底毕业，暂留到1944年8月，考上国立中学后才离所。

济源教养所存在6年来，流亡生活锻炼了我们吃苦耐劳的性格、独立生活的能力和积极向上的意志。后来，我们当中有的人到国外发展，获得博士学位，有的人在国内大专院校做教授，在军工厂任工程师，仅在济源教育战线上任校长、教员的就有300余人，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责任编辑 刘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