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28日，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领导人、我的祖父李大钊走向绞刑架，慷慨就义，时年39岁。那年，他的子女们都还年幼：长子李葆华18岁，长女李星华16岁，次女李炎华8岁，次子李光华年仅4岁，幼子李欣华尚在襁褓中。祖父的罹难，给我的父辈们带来了痛失亲人的家庭变故，也是从那一天起，他们便把自己的命运同党和国家的命运连结在一起，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祖父为之奋斗一生的中国共产党。

一

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1909年10月2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1921年入北京孔德学校学习，在父亲李大钊的引导和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

李葆华性格沉稳持重，意志坚定。1927年，李大钊被捕后，周作人、沈尹默将李葆华掩护在沈尹默的弟弟沈士远家，后又转移至周作人家。4月28日，李大钊牺牲的消息见报后，周作人、沈尹默都在考虑如何将噩耗告诉年仅18岁的李葆华。他们把李葆华叫到房间里，把报纸给他看。周作人先生这样记录了当时的情景：他与沈尹默商量好，用“令尊为主义而牺牲，本是预先有觉悟的”的话来安慰李葆华。但接下来李葆华的反应却让周、沈二位先生感到“及至说了，乃等于没有说，因为他的镇定有觉悟，远在说话人之上。听了之后又仔细看报，默然退下”。

李大钊被杀害后，根据组织指示，李葆华在进步人士帮助下到了日本，进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国。从1932年到1937年，李葆华一直在北平做地下工作，期间，化名杨震、赵振声。1936年5月调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1937年1月调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

李葆华一生都在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父亲李大钊的理想信念。有这样一个故事：1940年，李葆华在京东特委工作时，回到故乡，有人向日本人通风报信。在鬼子和汉奸前往村子抓捕李葆华的路上，村里乡亲看到了，旋即回村通知李葆华。眼看鬼子和汉奸的队伍越来越近，跑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李葆华爬上房顶躲起来（冀东民居的屋顶是平的，趴在上面，地上的人就看不见）。鬼子、汉奸以为他们扑了个空，撤了之后，李葆华从房顶下来，带着亲人给的几块大洋，骑自行车离开乐亭。在离开乐亭途中，又遇到几个劫匪。李葆华对劫匪说：“我知道你们是因为穷才干这一行的。我就是为了让穷人不再受穷才当八路的。钱，给你们。自行车我留下，我要赶路。”劫匪被他的话感动了，拿走了银元，留下了自行车。

李葆华原则性非常强。抗战胜利后，延安的干部奔赴国民党占领区开展工作。其弟李光华被组织派到冀东工作，在奔赴新的工作岗位途中，到张家口看望当时在晋察冀中央局任组织部部长的李葆华。李光华向李葆华讲了他想到城市工作的想法，但李葆华没有接话。李光华就明白了，虽为组织部部长，但大哥不会给自己开这个“后门”。

1948年12月，北平和平解放在即，39岁的李葆华再次走进北平城。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李葆华进京后为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9名成员之一，任中共北平市委第二副书记（彭真任书记，叶剑英任第一副书记）。接管北平，对于我党来说是“赶考”的第一场考试。这场考试成绩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后几场考试，因此必须排除一切障碍，克服一切困难，确保我们党接收的第一个大城市成功地掀开新的一页，以赢得民心。1949年2月4日，新成立的中共北平市委班子与全市三千多名地下党员在顺城街原国民议会礼堂见面。到场的许多北平市地下党员第一次以真实的面目和姓名聚在一起。会上公布了“赵振声”是革命领袖李大钊长子，并恢复了李葆华的原名。

这一年对于李葆华来说，是紧张忙碌的一年。接管一个有200万人口、旧政权的旧势力依然猖獗的大城市，相较于管理延安、张家口这样的小城市来说，工作之多、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尽快稳定社会治安，发展工业、农业、商业、教育和公共事业，多层次、多方面、全方位地开展工作是北平市领导班子的首要任务。为此，李葆华做了建立各级党组织，建立各级新政府，肃清反革命，打击犯罪，安置旧人员，改造旧行业，整顿市容清理垃圾，恢复社会秩序等大量工作，在短时间内恢复了生产，稳定了粮价。

二

李星华，1911年11月21日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李大钊被捕时，李星华娘儿仨一同被捕入狱。李大钊就义后，京师警察厅勒令其遗属限期离京。1927年5月10日，全家回到大黑坨村。李星华从此辍学，在农村照料重病的母亲。1931年，李星华带着弟弟和妹妹回到北平复学。1932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革命工作。

1936年，李星华与贾芝结婚。那时候的中国正逐步沦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无数爱国青年都在思考如何为祖国奉献自己一份力量。贾芝与李星华初识时，曾问她：“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李星华坚定而又满怀期待地说：“革命成功。”简单、有力的回答打动了贾芝的心。从此，他在李星华的影响下，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8年，贾芝先期去了延安。在与丈夫离散近两年之后，李星华才得到丈夫的音信，于是在1940年7月初，带着时年16岁的弟弟李光华，拿着周作人先生开具的“旅行通行证”，辗转四个月到达延安。到延安后，她进入延安鲁艺文学系学习，之后就长期在延安中学教书。她的学生中有些孩子是烈士的遗孤，还有些是战斗在太行山上、黄河之滨的抗日将领的孩子，对于这些过早失去父母或不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李星华总是尽可能给予他们关爱。

1950年，李星华从延安回到北京，到师大女附中担任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当时李星华写的回忆父亲李大钊的文章《十六年前的回忆》（发表于1943年的《解放日报》）已收入语文课本。作为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在课堂上为学生讲自己写的这篇回忆父亲的文章时，心情可想而知。据李星华的学生言青回忆：那一天，李老师像往常一样走进教室，站到讲台上，用平静的语气，让同学们拿出语文课本，翻到这一页。然后，李老师从头到尾，把课文朗读了一遍。文章像讲故事一样，苦难、惊险、悲壮、悲痛的每一幕都揪着我们的心。当李老师读到，她和母亲“得知父亲被军阀张作霖关进监狱，最终押向刑场，被执行绞刑时，伤心过度，昏死过去”那一段时，哽咽得再也读不下去，我们的心里也很难过。我们知道，这每一幕都是老师的亲身经历，而这经历又是常人无法忍受的骨肉分离的巨大痛苦！我们不约而同地走上讲台，围在泪流满面的李老师身边，想说几句安慰的话，可我们这些小孩子能说出什么呢，反而陪着老师哭泣起来。最后还是李老师站起身，抚摸着我们的头，低声而有力地说，“孩子们，擦干眼泪！我们的革命取得了最后胜利。你们要像革命前辈那样，做一个坚强勇敢的人，好好学习，长大建设好我们的国家”。

从一进北京城开始，李星华和丈夫着手做的另一件意义重大的事就是收集李大钊的著作和遗物。在去延安之前，李星华将父亲李大钊的遗物交给同院的邻居保管。邻居是个单身母亲，她在与李星华一家的接触中，感受到其人格的可敬，同意代为保管。后因日寇的高压统治，该邻居最终因害怕，将其代为保管的李大钊遗物偷偷丢掉了。经过李星华与丈夫的努力，后来得以寻回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如“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条幅和一些珍贵的照片等。这位邻居的女儿后来在北京大学参加了地下党，再后来成为我的领导，中央党校图书馆馆长。第一次见面，她就同我说：我曾经和你姑姑李星华是邻居，是你的姑姑和姑父影响我走上了革命道路。

三

我的父亲李光华生于1924年，祖父李大钊牺牲时，他年仅4岁。对于祖父，父亲印象最深的是哥哥姐姐带他到苏联大使馆去看望祖父时，在使馆院子里的雨搭上有一辆儿童三轮车，父亲很想骑着玩，祖父便搬来梯子，为他把儿童车取下来。这是父亲对祖父的最深记忆，这个父爱的画面温暖了他的一生。1930年，父亲来到香山慈幼院读书。一位叫袁拙农（河北深泽县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离开香慈后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20世纪40年代初，在北平等地做地下工作，1944年秋病逝）的老师经常向学生们宣传中国共产党。有一次，袁拙农在课堂上讲中国革命史，当讲到革命领袖的牺牲时，父亲再也抑制不住多年来压抑着的对祖父的思念，在课堂上抽泣起来。袁拙农也许早就知道他的身世，走到他的身边，抚摸着他的肩膀说：“不要难过，要坚强。”在父亲听来，这是一个革命者对革命先辈遗孤的一句发自肺腑的关怀和鼓励，使他感受到了一种思想共鸣和灵魂的依靠。

1957年，父亲在唐山钢铁厂任党委书记。那年，刘少奇、周恩来到厂里视察。当得知父亲是李大钊的次子时，周恩来说，眼睛比哥哥还像父亲。刘少奇说，如果再留起胡子就更像了。周恩来又问父亲，是不是兄弟姐妹都在北京？父亲说是。父亲长得的确非常像祖父李大钊。

在唐山工作期间，父亲与工人的关系十分融洽，威信很高。1958年，唐山市委号召领导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当时担任厂党委书记的父亲率先搬到工人宿舍北工房。除了比工人多了一部电话，其他与工人的居住条件无异。对此，母亲偶尔埋怨他，但父亲只是笑笑，不当回事。

1959年10月，父亲从唐山调动到中央调查部，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安全部。由于安全部的工作性质是保密的，所以我对父亲的具体工作并不清楚，只知道常和他来往的工作人员多数是搞无线电的。父亲在部里还担任过部党委委员。

1967年，“文革”全面爆发。伯父李葆华被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拉到北京游街示众。由于当时我只有10岁，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一天，部机关传达室通知说家里有几个客人到访。我急忙给父亲的办公室打电话让他回家。不一会儿几个声称是我的哥哥姐姐的“大人”进了家门。等父亲从单位办公室赶来后，才知道这些人与我的关系，他们是二姑的儿子李军、堂姐李乐群、表姐贾晓琳等。谈话中，父亲才得知哥哥姐姐们当时已经到了居无处所、生活无着的境地。

四

二姑姑李炎华参加了党领导的冀东暴动，暴动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留在家乡做小学老师。虽然与党组织失联，但李炎华并未放弃信念，几经周折来到冀东根据地，在遵化地区继续从事教书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李炎华回到北京时已经是疾病缠身，1967年在北京逝世，年仅48岁。

叔叔李欣华在祖父牺牲时还在襁褓中，此后一直过着同亲人聚散不定的生活。后在晋察冀边区找到党组织，开始了他中学教师的职业生涯。北平和平解放后，进城接管北平中小学教育系统，后又在八中等中学任教导主任。因工作需要，又从城区调到了相对艰苦的门头沟地区的大峪中学任校长和书记。

李青是伯父李葆华的长子，1943年在延安出生。虽为李大钊烈士的长孙，在战争年代也并没有享受任何“特权”，而是从两岁开始，就在马背上的摇篮里辗转于太行山区，后在河北阜平县落脚。1945年妹妹李乐群出生，1949年5月弟弟李宏塔出生。“文革”后，李青和李宏塔开始逐步走上领导岗位。李青到浙江省委工作，退休前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李宏塔任安徽省民政厅长、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作为祖父李大钊的孙辈，祖父李大钊不仅是我们的亲人，更是我们的榜样。他的一生追求真理，为理想和信念献出生命的崇高精神和境界是我们需世代传承下去的最宝贵的财富。■

（责任编辑 王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