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七七级高考，不知从哪里写起？回想我当年参加七七级高考，是由部队推荐参加的；上大学的机会，也完全是部队给我创造的。我就由此写起吧。

人生抉择

吉林大学中文七七级整整80名同学中，有8位同学来自部队—可谓“十者有其一”。我也是这8位穿军装同学中的一员。这八位同学大多威猛矫健，唯我最为瘦小。与他们在一起照相，我总是“溜边”而站。那我怎么成为军人的呢？

我的中学时代恰在“文革”期间，读书的中学是安徽灵璧县向阳中学。对于当时的高中毕业生而言，要么回乡返乡，这是农村学生的宿命；要么上山下乡，这是城镇学生的出路。到了1974年末，即将高中毕业的我也不得不面对残酷命运的无情安排。

记得当时我对于上山下乡，倒是并未视为畏途。几十年后，虽然自己已完全没有印象，但当年的小伙伴、现在已是我的大妹夫却多次言之凿凿、十分肯定地告诉我说，我当年曾同他谈到，如果下乡，将来一定要考大学。这表明，我当时已经做好了上山下乡的思想准备。虽然有些无奈，但又有什么可恐惧的呢？我从出生到小学、中学时代，几乎就是在乡间长大的。那时，我的父亲是皖北灵璧县南向阳公社的党委秘书；母亲是公社小学的公办教师。虽然我们一家都拥有城市户口，属于“吃公粮”的而不同于地道的农村人，但农村公社就位于乡间集镇，与农村保持着非常直接、紧密的联系。我小学、中学的同学，十之八九，都是周边各大队、各生产队的农家子弟。我早已把自己认同为乡下人了。下乡，大不了像他们那样，由“吃公粮”改为“挣工分”，从零起步，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之旅。可是，人生是否还会有更好的选择？

机会果然来了。大约在距高中毕业还有一个月的时候，我们中学所在的向阳公社开始了征兵工作。这真如“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惹得我们这些同学心痒。无论是城市户口的学生还是农村户口的学生，大家都对参军当兵心驰神往起来。可是，征兵的名额少之又少，有几位能够符合条件成为幸运儿？

按我当时的自然条件，本不应对参军当兵想入非非。因为我当时身体十分瘦弱，体重距参军的90斤最低标准尚差三斤；我当时的实际年龄也只有16岁，怎么可能去参军？让我备感幸运的是，前来征兵的军官在得知我和我的哥哥是一对双胞胎且都有着强烈的参军意愿后，竟铁定了要把我们兄弟俩一起带到部队，燃起了我心中的希望之火。谁知我慈祥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坚决不同意我去参军。一下子要把这俩双胞胎儿子都送到部队，她舍不得；更是担心我的身体太瘦弱吃不了部队那份苦。我心急如焚，便找母亲理论，向她发出“最后通牒”，最终母亲妥协，同意我应征入伍。我高兴地跑到了学校。接着便是体检。总之，一切合格，一路绿灯。这样，我便穿上了最小号仍觉得有些肥大的崭新的绿军装走进了军营。

 应征入伍，第一次改变了我命运的航向。

部队大学

在通过七七级高考、进入吉林大学之前，我在部队呆了三年零两个多月的时间。部队对于我，可以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大学”。

“解放军大学校”，是当时对部队普遍的叫法。这一提法来自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的一封信（即五七指示）。意思是说，在部队这所“大学校”里，可以得到全面的学习和锻炼。在“文革”尚未结束的那个年代，中学毕业如果能够进入解放军这所“大学校”，是当时不少即将走出校门的青年所神往的地方。解放军这所“大学校”，的确锻炼人、培养人。对此，我有特别真切的感受。

我参军的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8军202师606团，这是一个有光荣传统和辉煌战史的著名部队。刚入伍时，部队尚在苏北的新沂县。刚过半年，部队换防，来到了白山黑水的东北吉林省。我们团位于长春市与吉林市之间，营房在距西阳火车站几公里外的山沟里。新兵连的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一营机枪连重机枪班。一个班包括班长、副班长在内只有六、七个人。一挺苏式重机枪是全班共同的武器。这台重机枪组装起来，其重量大大超过我的体重。行军时，一般依靠专用的军马驮运；必要时，则需要把重机枪分解开来，每人负责一个部分：或者是枪架；或者是枪管；或者是挡板；或者是子弹箱……最重的是枪架，大约四五十斤，行军时，只有班里高大威猛的战士才扛得动。像我这样的身板体格，只能将比较轻的枪管或挡板分配给我。但即使这些比较轻的部件，也有十多斤重。长途行军除了自己必备的行李外，再扛上一个枪管或挡板，这对于一个实际年龄刚过16岁、体重不足90斤的我而言，无疑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我胜任了重机枪班的工作，没有成为班里的负担。

其实，连队里的生活，真正的考验可能还不是那些日常的军训、拉练，而是那时经常要担负的一些随机性的工作。比如，部队刚换防到吉林不久，一次连里让我们从西阳火车站往连队运马草（作为连里喂养驮运重机枪军马的草料）。那马草是用机械压缩捆装成大约80公分宽、40公分厚、差不多有我个子那么高的长方块，其重量恐怕与我的体重也不相上下。这些草料平时都是用军车运送，但这一天不知何故要我们一件件地背回去。在背上背起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走上几公里路，即使对于连里那些高大威猛的战士而言也不是件轻松的活儿。然而，就是我这副小身板，硬是把这样的庞然大物给背了回来。还有一次，是在寒冬腊月零下二三十度的冰天雪地里完全靠人工打井。那镐头刨在地上冰渣四溅，震得双手虎口发麻；从几米、十几米的井下刨起装在竹筐里的土块、冰块，要几个战士合力用粗麻绳一筐一筐往上拉。再比如，某年的大年三十，连里让我们到几公里外的山上拉大石块回来。那忽上忽下、蜿蜒曲折、冰雪达几十厘米厚的山路无法使用任何交通工具，我们只好从树上砍下大树杈，用绳子把一两百斤甚至更重的大石块捆在树杈上，借着冰雪山路的光滑，一人一块大石头，忽高忽低翻过几个山头把石头运回来。当时与战友们用这种土办法拉石头，竟觉得挺好玩，没觉得有啥危险。

经过新兵连的摔打、夏日沂蒙山大沙河一带的长途行军、野营拉练的摸爬滚打、东北吉林冰天雪地的严峻考验……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我也从一名并不怎么符合标准的“小兵蛋子”成长为一名比较合格的士兵，不只意志得到了锤炼，自信心得到提高，我的身高、体重也在悄悄增长……

在紧张的军训及部队日常工作之余，我没有放松自己的文化学习，而是积极参加班、排、连与文化相关的各种活动，如政治学习、板报墙报、业余通讯报道，并且尽可能地坚持写日记和读书笔记等等。大约到了第二年年底，我突然接到团政治处通知，要我到师里参加通讯报道学习班。学习结束后，便时不时让我参加团里的通讯报道组，跟着团政治处负责通讯报道的丁亚东干事做通讯报道工作。慢慢地，我参加采访和初稿写作、经过丁干事等人反复修改的稿件开始在沈阳军区的报纸《前进报》上刊登；甚至还有一篇上了《解放军报》。后来，在《前进报》上也刊出了由我独自署名的文章。

部队这所“大学校”给予我的锻炼与培养，让我受益终生。

七七高考

1977年，因“文革”整整中断了十年的全国统一高考终于得到恢复。恢复高考对于当代以至未来中国的意义，恐怕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此次高考，不仅对上山下乡的知青、工厂的青年工人、应届高中毕业生敞开胸怀，也让部队推荐现役军人参加。我们606团便获得了三个珍贵的推荐名额。一位是团司令部保密员章建平（正排级）；一位是二营部书记李宏成（正排级）；另一位就是我。

接到部队推荐我参加高考的通知是1977年11月10日。为了让我们能够在“文革”后的首次全国高考中取得好成绩，我们202师还将全师各单位所有推荐参加高考的十多位同志集中到师部招待所，让我们放下手中的一切工作，排除一切干扰，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复习备考。据一起参加高考的章建平回忆，当时师里还专门安排文化干事龚孝敬同志担任我们的教员，辅导我们复习功课。我们这些以往相识或不曾相识的战友们聚集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学习，相互交流复习资料，互相切磋复习心得，彼此祝福……从这一天开始，到这个月的28日走进考场，整整一十八天。这18天，有多么难能可贵？这18天，对于我们这些离开学校、离开课本至少已有三年的士兵，意味着什么？

很快，高考的时间到了。考哪个大学？考什么专业？这都不是由我们自己考虑的事情，而是由部队安排的。部队让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吉林大学语言文学专业。至于当时是否还填了其他志愿，早已经记不起来了。我们当时的任务，就是努力把试考好。

高考那天，我起了个大早，换上崭新的军装，与同去考试的几位战友一起，乘坐公交车，怀着自信也怀着忐忑，走进了位于吉林市昌邑区一中的某考场……

考试结束了。不暇多想，我即刻回到自己的连队，继续着虽严寒却火热的部队生活。一段时间内，我似乎忘记了曾经参加高考。到了1978年的2月下旬，我已对录取上大学不报任何幻想。然而，就是在这2月的最后一天即28日的上午，营教导员熊开富同志通知我：“你上大学已被录取，是吉林大学中文系！”听到这一突如其来的喜讯，我真的无法形容当时自己的心情，更不知道在对方的眼中我的表情究竟如何？但有一个声音从我的心底清晰地涌出，那就是：再一次改变自己命运航向的时刻，到了！

半个月后，我穿着军装，背着军被，挎着部队的绿色挎包和军用水壶，来到吉大报到，成为吉大中文七七级80名同学中的一分子。让我惊讶不已的是，与我同样穿着军装、来自部队的现役军人，竟有8位之众。这八位同学是：黄国柱、丁临一、李奇福、王晋闻、张黎、曾宪斌、李禄明和我。记得四年的大学生活，我们这些部队学员颇有一些特殊待遇：一直继续享受着部队每月发给的干部或战士津贴及全部被服待遇，有时还让我们报销一定数额的购买图书的发票。由于有这样的经费支持，大学四年里，我购买了相当数量的中外文学经典名著。回首自己的高考之旅，我对于部队给予我的培养与帮助充满了感恩之情。

前面说过，我与哥哥是双胞胎，一同应征入伍。“文革”前，有一部部队题材的影片《哥俩好》风靡全国。电影由严寄洲执导，张良、王心刚、张勇手等担任主角，写的是一对双胞胎兄弟陈大虎与陈二虎的故事。由于大虎、二虎长得一模一样（均为张良扮演），又被分在了同一个连队，于是，发生了一系列张冠李戴的误会……总之，是一部幽默风趣的轻喜剧。据说，自那以后，到地方征兵的干部，往往都喜欢招双胞胎。我之所以有幸被“破格”应征入伍，或许就是由于征兵的干部也有此“哥俩好”情结？

与大虎、二虎不同的是，一到新兵连，我和哥哥便被分在了不同的连队。从参军到现在的42年里，无论我和哥哥走到哪里，工作有多少转换，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彼此关心、相互勉励、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我大学毕业时觉得不再适合回部队工作，便下决心报考研究生，到位于桂林的广西师范大学（当时叫广西师范学院），跟随著名文艺理论家林焕平教授攻读文艺学方向硕士研究生。研究生毕业时，出于专业发展的考虑，哥哥在部队帮助我办理了退伍的手续，使我得以顺利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从事我所喜爱的专业艺术理论研究工作。多少年来，哥哥对我的鼓励和帮助，可谓大矣。

最近，在一次与哥哥的交谈中，哥哥给我爆了一剂猛料：在我去上大学后，他到团政治处工作，与当年同我一起参加高考的章建平成了同事和无话不谈的好友。章告诉他，当年68军参加七七级高考的共有58人，前三名全部为我们606团获得。其中，章第一名；李宏成第二名，我名列第三。三人分数差别不是太大，都超过了录取的标准。但军里只给了我们团一个去上大学的名额。团政治处领导考虑到章建平和李宏成两位同志都已经提了干，就分别做他们二人的思想工作，叫他俩发扬一下风格，让当时还是战士身份的我去上吉林大学。他们二人均二话没说，便痛快地答应下来。听了这些，我心中真是充满了无限的感动。团政治处领导的关怀和这两位战友的高尚风格，不也像亲兄弟般温暖如春吗？

2017年，是1977年恢复高考4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谨以此文，献给我的高考我的七七，更将隐藏于心底整整40年的感恩之情，献给我曾经的部队“大学校”，献给那些给予我无私无量无价关怀与帮助的兄弟与战友们。■

（责任编辑 陈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