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伴去延安

我的家乡在山清水秀的汉中，北有秦岭之险，南有巴蜀之富，是刘邦赖以建立强大汉王朝的根据地，是诸葛亮北拒曹魏的前敌指挥所。我的父亲明益伯，是清末洋学堂的第一批毕业生，当了20年的数学教员。我自小就随父亲在南郑念书，考入初中那年，父亲去世，我们兄弟二人和母亲相依为命，过着清贫的日子。

读中学时，我是个埋头读书的学生，但又和当时多数中学生一样，有点进步思想。九一八事变后，感到了民族危亡，为此奔走呼号；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感到不满，对共产党红军，有模糊的钦佩之感，想知道其更多的东西。

1935年夏，我高中毕业，在县中谋得文书一职，月薪二十元大洋。一年后，我带着积攒的百余元钱，和弟弟明吉顺、同学李之实到西安投考大学，不幸名落孙山。后教育厅招考电化教育人员，我名列第一，录取后，被保送到南京金陵大学理学院，学了两个月电影放映。毕业后回到西安等待分配。这时，我和弟弟明吉顺、同学李之实住在一家名为西北公寓的小房间里，做着分配后每月可以拿60到100元薪金的美梦，甚至连找哪个姑娘结婚都谋算到了。

一日清晨，天还未亮，在我们住的公寓附近，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一时间，似乎整个西安都被枪声笼罩了。我们几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吓得不敢外出。天蒙蒙亮的时候，枪声渐渐稀疏，只听得街道上还有人在奔跑，喊叫。到了八九点钟，枪声停了，外边也有了说话的声音，我们才走出房间。门口已聚集了一些人，都在猜测议论，谁也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大约十点过后，有人气喘吁吁地拿着一张“号外”跑来，大家围拢过去抢着看。“号外”登的是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的消息和抗日救国八项主张。我们当时还不懂“兵谏”是什么意思，只知道把蒋介石捉住了。隐约觉得，这一下好了，要抗日了。人们兴奋地跳起来，多年压抑着的抗日热情，不可抑制地喷涌而出，沉睡的古城顿时沸腾起来。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

事变后的几天，我们跟着西安的学生奔走活动，到革命公园参加大会，听张学良、杨虎城赤胆为国、大义凛然的讲话；宣传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喊抗日的口号，唱救亡的歌曲；看一批批开赴潼关前线的东北军、西北军队伍的誓师行列；走街串校打听事态发展的最新消息。

但是，当我们夜晚回到自己住处的时候，发现“经济恐慌”正向我们袭来。口袋里剩余的钱不多了，公寓老板催要房租，饭也不给开了，每天只能买半个锅盔、一块豆腐乳，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百无门路，明知无望，也只得硬着头皮去找教育厅想办法。但事变后的教育厅不认以前教育厅的账，交涉的结果是，不但眼前救急的希望破灭，连将来有没有电化教育这回事也渺茫了。

人总是要吃饭的，三个人，三张口，没有钱，不管西安如何沸腾，这日子还是要继续下去的。于是，我和李之实背着弟弟酝酿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这时，红军已到了西安城外，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后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招生简章也传到了西安城内。我们弄到了一张油印的广告，虽然纸很粗糙，印刷也略差，可是这张广告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希望。我们对这张广告一个字一个字地揣摩推敲，考虑着是否要走这条路。

当时，我们明白这是一条冒险的道路，吉凶难定，前途未卜。然而，由于当时整个西安抗日浪潮的推动，也由于李之实（曾经参加过红军外围组织—“红友社”）的劝说，加之经济来源完全断绝，我终于一拍桌子，下定了决心。

我不愿意把自己的弟弟也带去冒险，且家中还有孤零零的老母亲，按理也应留一人在家尽孝。于是，我把仅有的几元钱交给了弟弟，说服他和其他几个同乡同学结伴回了汉中。

等弟弟一走，我和李之实二人饱餐了一顿羊肉泡馍，就离开西安，渡过渭河，赶到了三原。红军负责招生的人，给我们每人发了五元钱，让我们自己到延安去报到。在填写报考表格时，我们两个人都把名字改了。李之实改名李红，表示他已经参加红军了。我一时不知改什么好，抬头见墙上糊着一些旧报纸，内中有个大标题叫“华北明朗化”，于是灵机一动，把名字改成了“明朗”。

在一个冷风刺骨、飞雪扑面的早晨，我们一行十几个穷学生，结伴踏上了白雪皑皑、一片荒凉的西北黄土高原。

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也决定了我这一生的道路。

第一次见到了

红军部队

到达鄜县（后改为富县），我们才第一次见到红军的部队，红军也才第一次招待了我们。这里的红军指战员虽然衣着不统一，补丁也不少，却很整洁。有的脚上穿着布鞋，有的穿着草鞋。有些草鞋前边的“鼻梁”上，还用红布条扎成一朵缨子，走起路来一闪一闪的，颇有英气。出面接待我们的是一位跛着腿的干部，可能是打仗负过伤，人很和气、很热情。我们一路上都是在老乡家里过夜，现在到了红军部队，战士们忙着给我们打水洗脸、洗脚，抱草铺炕，招待我们喝水、吃饭，晚上围在屋里问长问短，打听白区的情况。虽然有些拘谨，但我们心里却觉得暖烘烘的。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我发现给我们盛菜的盆子，竟是我们洗脸用过的盆子，是个很旧的洋瓷脸盆，周围的瓷釉大都脱落了，只留下盆底还有不大一块花纹，所以不难辨认。从鄜县到延安的路上，我们多次受到红军接待，渐渐发现，原来用洗脸盆盛菜、盛饭，是普遍的现象。有几次我们发现，甚至连洗脚也是用同一个盆子，渐渐地，我们也不再大惊小怪了。

到了延安，条件就更艰苦了。那时的延安，房倒屋塌，瓦砾遍地，人烟稀少，草木凋零。街上有两三个支着临时锅灶卖羊肉水饺的摊点，算是唯一兴隆的商业了。我们住在东门外一所旧营房里，两排通炕，无门无窗，也没有被褥，一到晚上，寒风吹得呼呼叫，全靠炕上铺的麦草取暖，人挤人，人靠人。遇到下雪，雪花也能飘进屋子，飘到身上、脸上。吃的是有霉味的陈小米，上顿红萝卜丝，下顿红萝卜片。在这样艰苦的生活面前，有些人动摇了、后悔了。

抗大二期有四个大队：一、二、三大队的学员是红军干部，住在城内；四大队由白区来的青年组成，大部分是学生，小部分是东北军、西北军的青年军官或学兵队的学员。四大队的大队长是聂鹤亭，政委是董必武，下辖九、十、十一共三个中队（即三个连），我被编在第十中队，中队长是边章武同志。

大约在三四月间，董必武同志给我们讲话，谈到有些人想回白区的问题。他把眼前的困难讲得很实际、很具体，把共产党的事业必然取得胜利的道理讲得很深刻、很坚定。他的话朴素、诚恳，让人听了以后，不能不为共产党红军这一批人历尽艰辛、舍生忘死、矢志不渝的救国救民精神所感动。讲到最后，他说：“想回白区的可以回去。我们是来者欢迎，去者欢送。有的人回到白区，和我们这里比一比，如果觉得还是这里好，再回来，我们同样欢迎。”听到这样仁至义尽的讲话，很多人湿了眼眶。

可还是有二三十人离开了延安。其中有一位，是我的汉中同学。面对延安当时那样艰苦的生活，红军那样窘促的局面，我思想上也有点动摇，同班一位年纪较大的同学察觉后，对我说：“一个人，要革命，就不能反革命，要反革命就不能再革命，最可怕的是又要革命又要反革命。”这几句话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坚定了我留下的信心。

美好的延安生活

进入四月的延安，春意渐浓，柳拂嫩丝，草萌新绿。由于通了汽车运输，我们刚来时吃的发霉的小米，已被一部分白面和大米代替，每个礼拜有了一顿“会餐”。所谓“会餐”，就是在平时的土豆、红白萝卜之外，加两盆猪肉或羊肉做的荤菜。延安城里还开了个合作社，有零钱的人，半月或一月可以去吃一碗扣肉，肥肥的几块，颇为解馋。加上天气转暖，寒冷的威胁已基本过去。总之，比我们在西安顿顿吃锅盔加豆腐乳的生活要好多了。

在抗大，最使我们满意的，是学习和民主平等的生活。学习的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中国革命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术等。这些课程的内容对我来说，绝大部分是生疏的，一个崭新的知识领域在我的眼前展开了。讲课的人都是很难得的教师，毛主席讲哲学，朱总司令讲游击战术，吴亮平讲列宁主义，董必武讲中国革命史。董老是一部活的中国革命史，讲课时，联系自己的经历，从兴中会、同盟会，一直讲到红军长征，有血有肉，引人入胜；朱总司令用他的实战经验讲游击战术，深入浅出，使我们这些完全不懂打仗是怎么回事的人也听得津津有味。

毛主席讲课是全大队在一起听，还有许多从城里来听讲的人（包括陈赓、罗瑞卿等），大家围坐在一个坝子里听课。那时，没有扬声器，主席的声音也不算大，可是，除了听到有趣的地方，发出的阵阵笑声外，从头到尾大家都认真听讲，无一人讲话，主席讲的每个字、每句话，都能清清亮亮地传到每一个人的耳朵里。毛主席讲哲学，旁征博引，善于用一些具体事例，阐明深奥的哲学道理。他不仅引用近代革命的事例，而且还引用古今中外历史上的事例，如《水浒》《红楼梦》《西厢记》《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故事等。听课的人有一些是会速记的，把毛主席的每次讲课内容速记下来，加以整理，找人刻在蜡纸上，油印成册，以后经过修改，便是收入“毛选”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不过，讲课时许多风趣的实例，已经删去了一些）。我在中学里刻过蜡版，就毛遂自荐，参加刻了一部分。多年之后，我到北京军事博物馆参观，看见陈列品中有当时的一份油印底稿，其中有一张竟是我刻的。

还有周恩来同志，那时在国民党区域办“外交”，每逢从“白区”回来，就要给大家作报告，讲外边的形势。印象最深的是讲西安事变，从事变的发起到和平解决，再到今后的展望，一连讲了四五个小时。听的人个个全神贯注。周恩来作报告时，没有稿子，可是讲出来的话，就是一篇用词考究、推理严密、思想深刻的好文章。听他的报告，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是极高的精神享受。

抗大的课外生活也很丰富。学员们自编墙报，举行篮球比赛，一有时间，还组织汇演，演出自己编排的文艺节目。演出时，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也会和大家一样，坐在台下的矮凳子上观看。进入六月，还能到延河里洗澡、游水。

在抗大，我收获颇丰。首先，我被共产主义的真理完全征服了。这是一个知识宝库，是继承了人类思想的精华而总结出来的无比正确的理论体系。对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从理论上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据，绝非权宜之计。其次，我被共产党、红军的民主、平等、自由的生活深深吸引。毛泽东、朱德等许多传奇式人物竟是那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而且个个都很有学问、有本领。听他们的讲课和报告，同学们在一起议论说：“共产党里面真有人才！”这时，我们已见到成仿吾、丁玲等文化名人，听过他们讲话。我心里想，这样的人都到红军这里来做事，可见我走的这条路是绝不会错的。

在抗大近半年时间的学习，使我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已从为找出路来到延安，变成自觉地、坚决地要走革命道路了。这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延安的实际生活在我身上起了作用，也是对每一个纯洁的青年知识分子所能起到的作用。

我们要抗日救亡！

卢沟桥的枪炮声，传到了延安。四大队的学员群情激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把人的喉咙都喊哑了。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关头，抗日救亡的责任落到了我们的肩上，学员们的心已经飞到战火纷飞的前线，再也无法安心学习。当时的领导人，似乎和学员们想到一块去了，大队长聂鹤亭同志宣布提前结业，分配工作。这个决定得到大家的热烈拥护。

我被分配到“援西军”。我们一百多人编成一个队，由王维舟同志带领，奔赴前方。那时的前方部队在渭河以北集结。我们走的还是去延安的老路，一路上见到好几批青年向延安进发，一个个都是生龙活虎的样子。我故意用话吓他们：“延安的生活可是艰苦啊！”他们满不在乎地回答道：“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艰苦！”

这是民族的正气！我受这股正气的感染，到达前方部队，打听到汉中的邮路已通，于是提笔给弟弟和家乡的同学写了一封信，鼓励他们到延安来，到前线来，杀敌报国。

事后知道这封信引起了很大反响，弟弟明吉顺和家乡的许多同学，跟随全国知识分子涌向延安，也踏上了奔向陕北的道路。

换帽子，开赴前线

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要求部队改编换帽子。宣传队的几个红小鬼，为此伤心得哭了。一个外号叫“小老头”的伏在我的腿上哭，一直不肯把头抬起来。他的家里很穷，爸爸和哥哥都被敌人杀害了，妈妈上了吊。他是作为孤儿，跟随红军，被红军收留的。现在，看见帽子上的“红五星”换成了“青天白日”，他怎么也想不通。我们只得用民族存亡的大义来开导这些小鬼，别的话他们都难以接受，只有刘师长在检阅时，讲的一句话，“我们是西瓜政策，外青内红”，他们能听得进。这个比喻又浅显，又形象，又妥切，似乎打开了这些小鬼的心扉，在他们小小的心灵中，种下红军的本质不会改变的信念。

老同志们包括那些十四五岁的红小鬼，含着泪珠，把自己的红帽花、红领章拆下来，洗得干干净净，抚得平平板板，像对待稀世珍宝一样，包了又包，妥妥贴贴地放在自己背包里。我们为这种朴实真诚、忠贞不渝的阶级感情所感动，把自己的领章、帽花也洗干净，妥贴地保存起来。

部队改编后，我和其他几位同志被分配到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当教员。到了随营学校，分配到一营的一连当文化教员。这个连的学员，大部分是西路军失败后，逃回来的干部。秦基伟同志编在这个连里当排长。上课的时候，逢到他值日，他就喊“起立”的口令，立正向我敬礼。听别人说，他是西路军一个主力团的团长，是很能打仗的，这样的人向我敬礼，我有点诚惶诚恐，无奈这是军队的规矩，只得也按规矩还礼，眼睛却不敢正视。以后，次数一多，也就习惯了。这些工农干部在一起，似乎一切都随便得很，简单得很，全然没有大、小、尊、卑的区别。他们还有个奇怪的“嗜好”：两个人说着说着就抱在一起摔跤；即使乍见面的熟人，也二话不说就抱在一起较量；谁把谁摔倒在地，就压在那个人的肚子上，要他认输，这样来表示亲热。这种不分等级、不择场合地同志间的戏耍、打闹一定程序上密切了战友关系。秦基伟同志在我们到达阳泉后，就调去领导正太路的游击支队了，后做了太行二分区的司令员。我一直没见过他。1945年日本投降，他在太行一分区任司令员，我又随他带的部队攻取了赞皇、元氏、临城等县城。

过黄河时，战斗部队先行，随营学校属师直，是二梯队，过河后，在侯马一带集结。这里的老百姓比较富裕，据说在外经商的居多。窑洞式的住房颇为阔气，窗子上、炕沿上、墙上、箱柜上饰有各种颜色的花纹图案，屋里屋外干净清爽，人的衣着打扮也比陕北整齐、时兴。

这时，敌人已快打到娘子关、雁门关了，侯马是同蒲铁路的一个站，过路列车很多，都是装运伤兵和携带箱笼衣物向南逃难的人。

忽然，传来平型关歼敌的捷报，我们立即向群众宣传，这是八路军打的，八路军就是以前的红军。八路军打了大胜仗！顿时，人人喜形于色，欢欣若狂，争抢着要我们的捷报传单。他们亲眼看见一批一批都是向南溃逃的国民党官兵，唯独我们这支戴着“八路”臂章的军队，偏偏不怕死，要往北开，对我们就分外热情。有几天，我们的伙食单位，简直用不着开伙了，因为，三三两两的都被驻地的老乡拉到家里去吃饺子、吃面去了。我也遇到几次，一家老老小小都来请，连推带拉，实在无法谢绝。到了老乡家里，一定要吃个菜足饭饱，才准离开。不仅是我，所有被请的人都感受到了作为一个抗日军人的莫大光荣。

在侯马，我们还得到了一些物资补充。阎锡山大概眼看仓库里的东西保不住了，慷慨地发给我们每人两套军装、一顶斗笠、一副绑带、一个挂包及一条子弹袋。这些装备全是黄色的，部队集合，顿时变成黄灿灿的一片。这样整齐划一的崭新服色，对红军来说恐怕是破天荒了。可惜，武器方面，只补充了子弹、手榴弹和一些步枪。

我们穿着一色新的服装，上了往北开的火车，乘的是一列装煤、运货的敞车。车厢挤得满满的，白天，人像木头一样，一个个竖着，到了夜晚，横七竖八地躺在里面，人压人、人叠人。你的头枕在我的腿上，我的腿压在他的肩上，一点儿空隙都没有，更不要说翻身的余地了。车厢里的气味，更是难闻到了极点。

好在，这时的火车已打破靠站停车的常规，只要不是让车，就一直往前运行。夜晚转入正太，第二天上午到达阳泉。这里已能听到远方传来的隆隆炮声，车站内外满是伤兵，不是头上缠着绷带，就是腿上捆了夹板，一个个蓬头垢面，有架着棍子跛腿行走的，有躺在地下呻吟的，有来回走动的，有蹲在角落吃东西的，喧嚷声、扯着嗓子骂娘声，乱成一团。这些伤兵，惶惶然如丧家之犬，麇集在车站附近，等候向后转运的列车。我们一下车，伤兵们就争先恐后地往列车上爬，你推我搡，哭叫呼喊，惨不忍睹。

这时，突然发现敌人的飞机，到处响起了滴滴滴、嗒嗒嗒的防空号音。我们已离开车站，跑步朝南面的山地一带疏散。

其实，这次空袭的主要目标是阳泉车站，我们已到了南面的山地，所以，没遭受任何损失。干部、学员都是久经沙场的战士，对于此是不大在乎的。

经平定向昔阳的途中，同志们仍在议论空袭的事。有的说，阳泉车站的伤兵可惨了；有的说，他端起机枪打了一梭子，不知打着没有；有的开玩笑称，是他拿步枪把飞机打跑的。

接着，传来我军夜袭阳明堡，焚毁敌机二十余架的捷报。这一仗是我们师的三八五旅七六九团打的，自然使人分外兴奋。同时，也传来指挥夜袭的三营营长赵宗德同志为国捐躯的噩耗。学员中有些人认识赵宗德同志，大家为他和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同志们默默致哀。

收容散兵，扩大队伍

七七事变以来，除了八路军在平型关和阳明堡打了两个胜仗以外，几乎没听说中国军队在哪里打过胜仗。号称天险的娘子关失守了；继忻口之后是太原陷落；平汉路方面，敌军也势如破竹，直下邢台、邯郸；同蒲、平汉、津浦三路敌人，凶焰万丈向黄河逼近。很显然，我们已处在敌人的侧后了。

党中央给八路军的任务是作战略展开，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准备长期抗战。随营学校的学员，有一部分已调出去工作了。我随一个连（大约只剩五六十人）沿太行山东侧一带活动，任务是收容散兵，扩大部队。

到了辽县（后改为左权县），群众报告，有一股土匪在下庄杀猪宰羊、抢东西、侮辱妇女，请求我军前去剿灭。我们便向那个方向开进，离下庄不远，才知是国民党军队溃逃的散兵。连的干部决定当晚进行包围，把一个连分成两摊，一部分绕到村南占领阵地，其余部队占据村北的山头。大约两三点钟光景，部队由几位熟悉道路的老乡带路，摸到了预定地点，四面山影绰绰，万籁俱寂，只有少许灯光若隐若现，标示出村庄的位置，近得简直像在我们的脚下。这时，指导员叫我喊话，顿时，沉沉黑夜仿佛突然苏醒过来，方圆几十里都发出了回响。我的话很简短，无非是说，我们是八路军，已将他们包围了，愿意打日本的，欢迎加入；不愿意的，交出武器，遣送回家；叫他们立即派代表来谈判，如不回答，就打进村去，缴他们的械。

村子里开始响起犬吠声，接着便传出派代表谈判的应诺。我方的政治教员李达（抗大二期九队的学员）和对方的代表在村口进行了谈判。原来 ，村子里不是什么散兵，而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正规营。谈判倒也顺利，他们愿意归八路军收编。于是，我们的部队开进了村庄。

进村后最突出的印象，是国民党军队的纪律坏得惊人。他们住过的人家，像遭强盗抢劫过一样，箱箱柜柜全被彻底翻腾过，遍地都是丢弃的衣被杂物，家具器皿，撒抛的核桃、板栗、柿饼等干果和一摊一摊的粮食。我们担心，能不能把这伙人都带回去交给战斗部队，也担心能否把这批人改造成人民的军队。

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第二天，我们带着这一营人向辽县进发，中午休息后，我们已走出村子颇远，这个营却不走了。他们显然是在长官的指挥下，拉开部队，占据了村外的山头，架起轻重机枪，准备朝我们开火了。连长、指导员只得命令部队就地停止，向他们喊话，问他们发生了什么情况，为什么不走。他们回答，要各走各的路。这时，政治教员李达，还在他们那里，原意是让李达同志和那些营长们一块行动，可以边走路边做工作。连长、指导员便派我和两位学员返回去找李达，一同向他们做工作，看能不能挽救。不料，我们三人刚往回走了几步，对方就发出威胁：不准过来，再往前走就开枪了。排在山坡上的十几挺机枪，在明晃晃的阳光下，对着我们瞄准，准备射击。我们只得停止前进。连长、指导员估量了一下当时的形势，整整一个营，约五百人左右，单是重机枪就有三挺，轻机枪每排一挺；我们只有五六十人，一挺轻机枪，而且，对方已经展开，占领了制高点，我们还是行军队形，一条线摆在大路上，要是打，肯定会吃亏。于是，当机立断，让他们走，只是要将政治教员放回。但是，对方向下庄方向运动时，政治教员李达同志竟没有回来。我们认为是被这些家伙胁持走了。

我们撤到另一个村庄作应战准备。指导员赶回校部报告。校长张贤约、政委袁鸿化同志很赞赏连干部临事应变的决定，特别指出连队学员是党的宝贵财产，不能拿去硬拼，国民党的溃兵不愿接受改编就算了，只要他们不践踏群众，在哪里抗日都一样；让我们撇开这个营，沿太行东麓向南，继续 完成收容散兵、扩招新战士的任务。

我们一直到了磁县附近，沿途收容散兵，三三两两，十个八个，有携带武器的，有徒手的。根据老百姓报告，还找到一部分被丢弃的枪支弹药。收获最大是在磁县附近，那里有一些厂矿，当地党组织正在组织游击队，我们到后，便帮助他们动员群众参加八路军，所以，往回走时，五六十人的队伍，扩大到将近两千人，增加了三十多倍。原来的学员变成了排、连、营的干部，成为拥有三个营、九个连的整团了。我也从连部到了团部，包办一切文字方面的工作，诸如登记枪支弹药，统计人员，分发传单、印刷品，收集书报杂志，起草通知和来往信函等，忙得不可开交，其他的干部也忙得团团转。             

一天，我们在磁武（武安）交界的村子里宿营，这里离敌人较远，估计不会出什么问题。连部分配我晚上带班查哨，意思是让我经受点锻炼。到了后半夜，村外的大路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我赶到村口哨兵站，趁着月色观察，看到有一伙人挥舞着大刀向这边走来。大刀在月光的映照下，闪闪发光，是敌是友，弄不清楚。我大喊一声：“是什么人？”对面的人不但不搭腔，反而挥舞着锃亮的大刀，气势汹汹地扑向前来。我急了，鼓起劲又大喊一声：“是什么人？”对面的人已经越走越近，连军服军帽都看得清楚了。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我们的三排长赶到了，他把驳壳枪一举，拉动枪栓，命令对方：“立即停止！不停住就要开枪了！”就这一声，那几个人都乖乖地站住了。三排长厉声喝道：“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对面答道：“是孙司令的人。”三排长斩钉截铁地说：“有什么事，派一个人过来，别的人不准动！”过了一会，对方才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三排长高声粗嗓地回答道：“是中国的队伍。”又等了片刻，对方果然有一个人朝我们走来，喊道：“不要开枪，不要开枪，我是空手。”说着把两手举得高高的，像是要来投降的样子。

原来，前面村子里，驻扎着从平汉路溃逃到这里的孙殿英部队。他们来了六个人，是到这个村子里捉逃兵的。三排长这时才告诉他，我们是打平型关、阳明堡的八路军。那人一听是八路军，接连说了几个“久仰”“久仰”。这时，我们的部队已闻声起床，持枪赶到村口。三排长一面派人向连部报告，一面将部队部署在街道两旁，然后，叫孙司令的人进村。那几个人见这阵势，再也没敢挥舞大刀，悄悄地从村子里穿了过去，到茫茫的野地里去捉他们的逃兵了。

（本文由明朗遗孀李凡提供）■

（责任编辑 王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