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英勇就义

1921年3月，我出生在陕西省清涧县高杰村的贫苦农家。

我的童年，正值中国革命异常艰难的岁月。国民党政权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根据中共八七会议精神，1927年10月，陕西党组织派唐澍和我的父亲白明善到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第11旅，与谢子长、李象九领导指挥了震动西北的清涧起义，打响西北武装革命斗争的第一枪。起义沉重地打击了陕北军阀，但由于敌强我弱，起义失败。

高杰村位于黄河岸边，四面环山，历史上曾有人中过举人、进士、状元等。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传播到这古老的地方。1920年设立在高杰村的清涧县第二高等学校，1927年高杰村设立的男女小学，都有党的地下活动。学校的教职工当时大多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或者进步知识分子。

1928年，清涧县委在高杰村建立区委，第二高等学校校长白自强同志就是区委的主要负责人。他们在学生中传播革命道理，起了积极的作用。学校经常闹学潮，宣传“打倒土豪劣绅”“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后来成长为我们党领导干部的白如冰、白栋材、白治明、白寿康、王月明、白凤章、贺生祥、白向银、白炳勋、贺树槐等，都曾在第二高等学校读书。

艰苦的革命斗争形势，革命者的献身精神，在我童年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我终生不忘的，是我的父亲教我走上革命道路。

我的父亲白明善，1925年初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党组织派他到上海大学学习，接受恽代英、瞿秋白等早期党的领导人的教育。1926年，他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后又回陕北，参与领导清涧起义，在起义中身负重伤。从1928年起，父亲参加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工作，先后兼任绥德、米脂县委书记。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很少在家，只是逢年过节回家住上几天，但也总是东奔西跑，忙于党的地下工作。父亲常对村里老人说，不要给女孩子缠脚，更不要包办买卖婚姻，要儿女们多读书。他给乡亲们写对联，都是“天下为公，唤起民众，联俄联共，世界太平”等。在很少的空闲时间里，他还教我们唱革命歌曲，给我们讲革命故事。他曾教我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致力国民革命，致力国民革命，去奋斗，去奋斗。”这支歌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几十年后还能记起学歌时的情景。

1931年农历正月初二，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那天，父亲去了清涧县城，但万万没想到，这一去成为他和我们的诀别。由于叛徒告密，父亲被反动派抓走。在狱中，国民党特务对父亲严刑拷打。但是，他坚贞不屈。1932年1月21日，父亲英勇就义。

父亲就义的消息传来，全家悲痛欲绝，妈妈哭得死去活来。我们孤儿寡母，生活失去依靠，寒冬腊月里饥寒交迫。母亲只好带着一家人到外祖母家。那时，外祖母已经去世，舅舅一家七口人，也是吃不上、穿不上。无奈，我们只好外出讨饭。陕北山村人烟稀少，我们一家人地两生，白天到村子里讨饭，晚上就住在寺庙或破窑洞里。当时我11岁，弟弟9岁，妹妹才3岁。

走上革命道路

外出讨饭的日子是酸涩的，苦苦熬了两年。

1933年秋的一天，舅舅告诉我，说在二郎山一带有共产党为穷人谋福利。趁砍柴之机，舅舅带着我去找找看。走到半路一个叫四野里的村子，舅舅让我自己去找，他去砍柴，约定下午一起回家。我心里很不踏实，不知道怎么办。在村口碰见一个人，我问到：“叔，我找共产党哩！”那人赶紧说：“别瞎说，你找他干什么？”接着，那人悄悄告诉我：“别乱打听，我带你去找一家人。”

到了这家，炕上坐着三四个人，大约都三四十岁，农民装扮。我一愣，说：“我找共产党，怎么都是老百姓啊！”其中有个人，在我们村有亲戚，我看见过。他说：“你不是飞娥（我的小名）吗？”我说：“是。”后来我才知道，这人是当时中共清涧县委书记贺生春（化名唐洪晨），其他几个人都是地下党。他们知道我父亲和家里的情况。中午，我和他们一起吃饭，这是我两年中的第一顿饱饭。下午回家时，他们给我三块银元，让我回家买几斗米，找共产党的事以后再说。

1934年春，我们在讨饭途中遇到村里的地下党员白月亮和一个代号“老雨”（真名惠志明）的同志。他俩对我母亲说，让我出外去念书。妈妈一听就哭了，我也哭了。他们说：“不要哭，放心让孩子走吧，出去有吃有穿，不会受罪的。”妈妈于是答应了。

此次，白月亮受党组织委托，回村秘密串联，联系了十个要求参加革命的姐妹，也就是刘锦如、白首春、白怀英、白茜、白凌云、白凤悟、白建、白云帆、白国英和我。这就是后来传颂的清涧县高杰村“红军十姐妹”。由此，我们十姐妹在革命道路上迈开了第一步。

我们十姐妹到南洼里村集中。由于家境贫寒，大家衣服破烂，要继续行军十分困难。党组织知道后，派惠志明、白月亮与我们接头，送来三匹自织布料。几位年龄大的姐姐为大家赶做衣服和鞋袜，我们年龄小的帮着搓纳鞋底的麻绳。没几天，大家就高高兴兴地换上新装，走到枣坪塔村。我们感受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在枣坪塔村，我们学习三天。首先是马明方同志讲了妇女解放的道理。他说：要废除封建旧礼教的“三从四德”，废除压迫人民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实行耕者有其田；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达到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工做。惠志明同志教我们唱革命歌曲。我们第一次接受了党的教育，终生难忘。当时，我们没条件学习更长的时间，凭着对革命事业的热忱，很快投入实际斗争。

白天，我们姐妹十人分别到驻地附近的村庄做宣传工作，召开妇女群众会，讲妇女解放的道理，动员妇女放小脚、剪短发，教妇女唱歌。到了晚上，就回到薛家渠村，领导安排几位年龄大的姐姐和男同志一起，身背着刺刀步枪为住在这里的陕北特委和伤病员站岗放哨。我们几位年岁小的女孩子觉得她们背着枪很神气，也争着要去。领导说我们年龄小不能去，我们都气得哭鼻子。

1934年8月，谢子长等人率领红军队伍在清涧县东河畔作战。战斗中，我军的伤员被分别送到黄河畔的苏区的薛家渠村、二郎山等地治疗，伤员中就有谢子长等同志。我们十姐妹分别到有伤员的村子里，动员群众照顾慰问伤员。我们还给伤员唱歌，唱的歌有“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哥哥跟的是刘志丹”等。

农历九月初，我们十姐妹同陕北特委一起转移到清涧县东区的湖潮坪村。九月初五，特委召开庆功大会，有几千人参加。参加这样的盛会，我们心情十分激动，真正感受到群众向往革命的心愿，感受到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的气势。

投身苏区斗争

根据陕北特委“壮大红军力量，扩大苏区，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的指导方针，我们姐妹十人按年龄大小和不同情况被分配了具体工作。我和白凤悟、白建三人年龄较小，派到村委技术处。

到了工作岗位后，大家不分昼夜地努力工作。我们在技术处的主要任务是装订红色宣传品和特委文件。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工作地点不固定，需经常转移，有时一天转移几次。为不暴露目标，常常夜间行动。

1934年9月，在清涧县东区李家洼村，我和白凤悟、白建三人，经特委技术处负责同志分别介绍，一同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我13岁，凤悟14岁，白建12岁。这一天，我们三人高兴得一夜没睡觉，因为在革命道路上，我们又迈进了一步。

同年底，国民党的部队先后占据清涧县城区、东区和中区等苏区和一些主要城镇，准备大举进犯陕北苏区。这种严重形势下，特委动员当地党团员转入地下，陕北特委到当时的安定县、赤源县（现在子长县）等地活动。

敌人严加封锁，特委机关转移时困难重重。寒冬腊月，大家的衣服都很单薄，有时一天一顿饭，边走边啃干粮喝凉水，甚至有时还吃不上饭。我和十姐妹中年龄最小的白建、白云帆随机关长途行军，脚上起了血泡，疼痛难忍。后来累得实在走不动了，领导就把用来驮行李的马调来一匹，让我们仨轮换骑。

一天晚上，我们要通过清涧县拆家坪、南沟岔的敌人封锁线。我们把每匹马的嘴捆住，把马蹄包起来，避免出现声音，安全通过封锁线。还有一次深夜，行军至安定县的下西湾村，我们几个女孩子又饿又冻，浑身打哆嗦，连话都说不出来。见此情景，乡亲们立刻把我们扶到热炕上，盖上棉被，好长时间才暖和过来。这让我深深感到，是劳苦大众养育了革命，是他们激励我一生不懈奋斗，永不退却。

1935年1月，白茜任陕北特委妇女部长，我协助她工作。半年间，我们常到特委驻地周围的村子开展工作，宣传反抗剥削压迫、妇女解放。山沟里的乡亲从没见过女红军，听说红军的女宣传员来了，都很惊奇。妇女们更是喜出望外，热情地和我们坐在一起，嘘寒问暖。有的看我们是否缠过脚，还有的撩起我们的头发，看是否扎过耳朵眼。

有一次，我们在安定县杏树峁开完妇女会，有位姓王的女青年找到我们，哭着说她经常受公婆、丈夫的虐待，要我们为她做主，不然她就要去寻死。我们立即找她的公婆和丈夫，当众批评，讲了好多道理。他们承认了错误，表示要好好过日子。过了几天，我俩不放心，又去了解这家情况。群众都说经过我们的工作，他们家庭和睦了。

还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叫桃树洼的村里开宣传会。开完会，天已黑了。有位叫赵桂英的妇女领我俩到她家住宿。吃完晚饭，三人躺在一个炕上，这位妇女说了许多心里话。赵桂英说她的妹妹想出来当宣传员，父母不同意，气得哭鼻子，请我们帮忙。第二天离开时，她要为我们做甜馍馍（当时该地最好吃的东西），我们谢绝了。

就像江海由细流汇成，革命大业离不开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实事。陕北广大群众在党的教育和革命实践中逐步提高觉悟，日益积极地支持革命，为我们党在这里领导中国革命奠定了基础。

短暂的东征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红军路过清涧东河畔时，毛主席和林伯渠、徐海东、张浩曾住在高杰村。他们得知我父亲是陕北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并为革命壮烈牺牲，就派张浩看望了我母亲，见家里生活十分困难，给我母亲五块银元、一件老羊皮袄和一块毛毯，表示慰问。

红军到达陕北，壮大了陕北的革命力量。

当时，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日本侵略者炮制了“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而国民党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正调动几十万大军包围陕北苏区，妄图乘中央红军立足未稳之际，一举将其消灭。为奔赴抗日前线，同时创造有利于中央红军生存发展的条件，1936年初，中央红军的一部分渡黄河东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