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书田，1923年10月22日生于河北省保定雄县南关的西后街。1937年秋参加“华北民众自卫军”，参加过对日作战。1939年秋经同学介绍参加八路军地下情报工作，多次利用地方商会名义为八路军传递情报。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伪“保安团”，继续开展情报收集工作。后被编入国民党第66军，1949年1月，参加北平和平起义。

饭铺商之子愤而参军

我叫孙书田，是家中独子。我家以经营饭铺和务农为生，基本上能够解决温饱。我10岁上学，在雄县南关小学读书，上学时有四种课本，分别是国语、常识、算数和社会。卢沟桥事变后，我的家乡也受到战火影响，学校停课，学生开始进行示威游行。我高小尚未毕业，也被迫停学。

当兵之前我曾和他人定有婚约，婚约对象叫吕小庄，文安县石桥村人，她还有个弟弟叫吕凤云，小名小成。他们家人的命很苦。当时文安县是革命根据地，她的父亲那时总来雄县打探日本人的消息。我们家开了个小饭铺，有不少过往的客人来铺子吃饭歇脚，他是其中一个。因为他一来雄县就在饭铺吃饭，时间长了大家就熟悉了。他看着我们一家人挺好，在这吃饭落脚都很方便，所以就找了个人做媒，说愿意把他闺女嫁给我，于是，双方父母就这样订下婚约。后来，吕小庄的父亲被汉奸发现并告诉了日本人，日本人抓住他，将他沉到冰窟窿里淹死了。当时小庄还很小，而且母亲头一年去世了。依之前婚约，小庄来到雄县，投奔了我们家后与我完婚。妻弟吕凤云在外流浪，在十二三岁时参加了八路军，当了小号手。

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侵占我们的家园，引起了很多人反抗。国民党第29军奉命抗击日军，可是很快溃败下来。接着第53军被调来抗击日军，但没有大规模正面接触便退出。第53军有一个排长叫江东升，对日军满腔仇恨，怀有对日作战的巨大热忱，却志不能抒，后脱离第53军，留在了离我们雄县不远的新城县一带，带领100多人抗日，成立了四大队，后改名为“华北民众自卫军”。我身边有很多年轻力壮的青年男子都自发地参加了斗争，受到他们影响，更因国恨家仇，我也于1937年秋毅然报名参加了华北民众自卫军，希望能为抗日贡献一己之力。对于我的参军，父母及亲友均表示支持，特别是我的妻子吕小庄，尽管她特别担心与不舍，但还是为我出发做了衣服、粮食等准备。因为抗战就在自己家乡周边，所以与家人也没有什么正式的告别仪式，就匆匆上了前线。

参加华北民众自卫军的时候，我年龄尚小，大概十六七岁，在一营一连连部当勤务兵，也做通信，负责传达连部命令。这期间，印象最深的是在闫家营和顺河营的战斗。

大约是在1938年秋的一天，我们的一排在顺河营驻扎，连部与二、三两排在闫家营驻扎。狡猾的日军发现了一排的踪迹，将一排包围，连部与二、三两排前去支援解围，对日军两面夹击，顺利实现解救。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真实战斗，因为自己毕竟不是一开始就是从部队训练出来的士兵，之前也没有参加过真刀真枪的战斗，所以在战斗时内心还是有些胆怯，但国仇家恨促使我拿起武器、鼓起勇气奋勇杀敌。

此战我军仅牺牲一人，负伤几个人，而日军伤亡较重，具体人数不详。日军受挫以后，随即组织反攻，调集大批部队对涿州、定兴等地由北向南“扫荡”。因敌人火力强大，我方寡不敌众，部队被打散，其中一部分退到了安新县的白洋淀，继续战斗。而我在部队打散之后，便回到了家乡。

为求情报主动靠拢日军

离开华北民众自卫军后，约是1939年秋的一天，同学马文彬来到我家里找我。马文彬为了抗日，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了一个地下党员。他说给我介绍个活儿干，于是就把我介绍到了雄县商会。商会会长叫王俊亭，小步村人。加入商会没有多长时间，马文彬就领我到了解放区，见了51大队的区小队队长蒋凤阁。蒋队长当时对我们说：“你们这是无名英雄，身在曹营心在汉。”我这才知道，是要做地下情报工作。回来之后，马文彬给我安排了一个下线，南菜园村人王福安。两三天之后，66大队的一个小队给我安排了另一个下线，小步村人高小林。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我唯一知道的只有自己的上线马文彬，还有两个下线王福安和高小林，这两个下线分别往不同方向送情报。我们没有受过系统训练，直接单线联系没有暗号，地点就在西后街牌局，有专人等消息，随时随地接头。每次日本军队一有动作，我就写一张纸条，交给王福安和高小林，让他们送出去。送消息一是不让八路军和老百姓的行动因被动而受到损失；再就是提供日军的有关情况，让八路军找机会消灭日本鬼子。我们送情报的距离不远，就是桥北桥南的事，几分钟就可以到达。也正是因为消息送得及时，周边村庄没受到多大损失。

日军的很多事情都需要商会帮助去办，我为了能进入日军驻地获得更多情报，更好地开展工作，就主动去为他们跑腿做事。当时日本人让商会代为采买蔬菜和杂物。一般是头一天下午，我从日本人厨房里拿到他们的采购单，第二天要把这些东西准备好，给他们送过去。日本人也会给商会一点钱，表面上说是买，实际上他们给的那点钱实在少的可怜，根本不是买，都是商会往里面赔钱。时间长了，因为我经常出入日本人的驻地大院，所以和他们也越来越熟。不光是厨房，还有日本兵，为了方便工作，我有意和他们混熟。日本士兵定期有从上面发下来的零食和烟卷，有时我会从外面买一些糕点或香烟给他们送去，消除他们对我的戒心。日本人在驻地大院的那条街上搞了一个料理馆，每到周末，驻地的日本兵会到料理馆喝酒消遣，有时会托我办一些事，比如修理手表等。渐渐地，他们拿我也不当外人。还有日本人的军医，我也努力与其建立“良好”的关系。有一段时间，雄县城里流行一种病，得病的人一会儿发冷一会儿发热，对此病症我们没有好药，而日本人有，我几经努力，终于从日本军医那里要了一些药，对治疗病患及控制疾病蔓延起到了一定作用。

以商会做掩护，开展地下工作

经常出入日本军队驻扎的大院，我逐渐摸清楚了日军的规律、特点。日军平时不怎么训练，武器有步枪、机枪和小炮，但戒备森严且随时准备作战；生活比较有规律，每次吃饭时，饭堂里都会挂上小小的牌子，写上哪个屋子里有多少人，以便做出足够分量的饭菜，所以他们在饭堂打饭的时候，我看一下牌子就知道他们有多少人，一旦他们的人数发生变化，也能及时发现。发现了这些情况后，我就把信息传送给八路军。

经过长时间观察，我熟悉了日军驻扎大院的换岗规律。大院外面只有一个木头岗亭，隔着大院的大门，里面紧挨着的就是一个卫兵室，卫兵室里经常是一个班的编制，轮流值班站岗。白天大门外面有一个卫兵在木头岗亭里面站岗。到了黄昏，外面的卫兵就会撤到里面的卫兵室，外面没有人站岗，里面的卫兵室依旧是一个班值守。

马文彬经常给我一包传单，是八路军对日军的宣传材料。我每次都趁着黄昏在门外岗亭卫兵撤进卫兵室、街面上人很少但又不是一个人也没有时，假装从木头岗亭旁边经过，顺势将传单扔进木头岗亭，等第二天有日军出来站岗，就会看见传单，拿进大院，而我继续给他们送头一天他们要求的蔬菜和其他东西，这样一直持续了四五年的时间，这一切我都做得滴水不漏。现在想来，只隔着一道木门，里边就是日军一个班的士兵，经常放传单是多么危险的事，一旦被发现，后果难以想象。

日本宣布投降前，驻扎雄县的日军频繁出动。有一天日军又要出动，正在全副武装地做准备。因这次时间太紧，我来不及写条子，就直接跑出去找我的下线王福安，王福安那时候没有别的任务，就是在西后街随时等我的消息。可是这天，王福安在西后街和别人打麻将，兴致正浓。我把他叫到一边，对他说：“日本人又要出动了，已经全副武装地准备了，你赶紧告诉51大队吧！”王福安说：“你知道日本去哪吗？”我说：“不知道。”他说：“要不别惊动他们了，也不知道日本去哪儿。”我说：“这个消息很重要。”但王福安坚持把日本人的目的搞清楚才送信。我回来之后，一直到晚上日本人才出动，没多长时间，日本人就回来了。我找来了一个小孩儿，让他跑出去看看，看日本人有没有抓来什么人。小孩儿回来告诉我没有，我这才安然入睡。第二天一大早，日本人又出动了。这一次他们回来时，街上人声嘈杂。我问别人什么情况，有人告诉我抓来了人。等我再一了解，抓来的人正是王福安。抓来王福安，几乎等于抓的就是我。后来我才知道，王福安在别人家里打了一夜的牌，日本人第一次去他的家里抓他扑了个空，第二天又去时，抓了王福安的嫂子。毒打之下，王福安的嫂子不得不带着日本人到了王福安打牌的地方，将他抓了来。

王福安被抓以后，就关在日本人驻扎大院前边岗楼的地下一层，被日本人抓来的人都关在这里，日本人规定被关的人吃的饭由商会来送，一般就是一个窝头，两片咸菜萝卜，一碗白开水。平时都是别人来送饭，这次我主动要求去送，目的是要见到王福安。我进到里面，把王福安叫到跟前说：“兄弟你顶住了，我现在就去想办法！”王福安说：“好！”在如此情况下，我每天正常去商会，其实我知道，这时候脑袋是在腰带上别着，我随时可能被日本人抓走。我把消息通告给了区小队，没多长时间，区小队又给我派了一个下线。又过了十来天时间，日本宣布投降了，开始撤离。王福安趁日本人不注意，自己跑了回来。

从敌人手中解救被抓百姓

我在从事地下工作时，也利用关系帮助过很多同乡。

老烈属王金珠家中的独子参加了八路军，后来儿子牺牲了，王金珠老两口在城根儿开了一个小饭铺谋生。王金珠在里屋做饭，老伴在外头待客，我经常去那里吃饭，照顾俩人的生意。一天，不知是被人举报还是什么原因，王金珠被宪兵队抓走了。王金珠的老伴一下就慌了神儿，她想到了我，马上放下手中的活儿，饭铺也不管了，跑来商会找我，让我想办法把人救出来。我第一时间想到了在宪兵队做事的靳云朝，对此人我有一定了解，比较认钱，如果没什么太大的事，送点钱就行。我找到靳云朝说：“饭铺的王金珠被抓来了，他能犯什么事儿，他什么事儿也没有，比较干净，他绝对和八路军没联系，要不你想想办法把他放出来吧！”言外之意他也明白，肯定不能让他白干。过了两天，王金珠就被放了出来。随后，王金珠两口子拿了一笔“辛苦费”给靳云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