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3日，笔者由北京至河北保定顺平县白银坨采访梯子沟战役亲历者李登秀老人。山路难行，早晨八时出发，到达目的地已是下午五时。老人年近九十，已卧床多年。听说我们是来搜集白求恩卫生学校相关资料的，却登时来了精神，第一句话，“我老了，不记得的事情很多，可永远记得白求恩”，说完已是眼眶含泪。他用纯朴的乡音，给我们讲述了白求恩以及他创办的卫生学校的故事。在整理老人诉述基础上，笔者搜集相关资料，形成此文。

抗战时期，河北唐县、完县（今顺平县）和阜平县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后方基地，学校、医院、兵工厂等都隐蔽在太行山天然屏障中。1941年秋，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集中7万兵力，分三路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的大“扫荡”。位于唐县葛公村的白求恩学校（以下简称“白校”）师生分两个分队转移，其中一部分师生由政委喻忠良率领在白银坨一带与敌周旋，不幸陷入包围，200余名白校师生和伤员仅50余人突围，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白校，即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从1938年6月到达晋察冀军区起，白求恩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513天中，不仅辗转多地亲手救治了大量危重伤员，更推动建立了这所学校。白求恩牺牲后，为纪念这位共产主义战士，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更名为白求恩学校。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白校为晋察冀军区培养出一批批杰出医护技术人员，为抗日事业乃至后来解放战争中的卫勤保障战线输送了大量新鲜血液。在侵华日军的反复“扫荡”下，白校屡遭打击。在1941年秋季日军对华北解放区的“扫荡”和“蚕食”中，白校师生的牺牲尤为惨痛和壮烈。虽然蒙受了巨大牺牲和惨重损失，但是全校师生始终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坚持教学，在卫勤战线上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战火中兴起的卫生学校

1937年9月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115师兵分两路开赴敌后战场。其中一路由聂荣臻率领独立团、骑兵营、343旅等共计两千余人，以五台山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聂荣臻率部广泛发动群众，打击日寇，根据地面积很快扩大到80万平方公里，包括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和辽宁5省各一部。晋察冀军区在抗日战争中共作战6.5万余次，歼灭日伪军33万余人，军区部队伤亡8万余人。

由于战事频繁，加之对驻地群众实行免费医疗，晋察冀根据地的卫勤保障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在日寇的严密封锁下，当时不仅缺少医疗器械和药品，也缺少具备合格技能的医护人员，一些伤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在痛苦中牺牲。

人命关天。战场上，官兵生命关乎胜负、关乎士气，也关乎民心。伤亡大了以后，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对部队战斗力造成的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削减，还有精神上的削弱。邓小平曾说，治好一百个伤员等于恢复了一个加强团。当年在华北抗日战场，官兵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看到白求恩，打仗就放心。白求恩是一个符号，代表着成百上千奋战在最前线的战地医护工作者。

诺尔曼·白求恩，加拿大著名胸外科专家。1938年，他率“加美援华医疗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6月17日，他来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司令员聂荣臻如获至宝，当即聘请他出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此后几周，他走访检查了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后方医院，为157位伤员实施了手术。

后方医院医务人员的抗日热情和吃苦耐劳的作风感动着白求恩，但他也发现了医护人员技术水平偏低，医院管理经验不足，缺乏必要医疗物资等问题。他看到护理人员大多是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十几岁的孩子，有的甚至是文盲，感到培养医务人员的工作迫在眉睫。他对与自己一同战斗的中国战友说：“一个外国医疗队对你们的帮助，主要是培养人才。即使他们走了，仍然留下永远不走的医疗队。”

他倡导建立一所模范医院，并在给聂荣臻的信中说：“目前有必要在整顿医务工作的同时改进技术训练。”白求恩的想法与聂荣臻不谋而合。1938年8月13日，白求恩给聂荣臻打报告，提出创办卫生学校的具体意见。他在报告中说：“关于在此建立训练学校的问题，首先必须认识其迫切性，其次应有建校规划。”他还主动提出编写和编译教材，拟定教学计划，并亲手设计制作了多种简易医疗器械。

1939年春天，日寇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起进攻，白求恩率“东征医疗队”挺进冀中。在冀中四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中，白求恩有了意外的收获。他发现冀中有一些医科学校毕业的专门人才，很适合担任学校教员，并向军区推荐了殷希彭、刘璞、陈淇园等人。殷希彭曾赴日本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河北大学病理学教授。抗战爆发后，他毅然参加八路军。解放后，殷希彭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陈淇园曾任冀中军区后方医院院长，参与筹建卫生学校，后来当过华北医科大学校长。白求恩曾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晋察冀军区有20万军队（包括民兵游击队），经常有2500受伤的人住在医院，在过去的一年中经过1000次以上战斗，却只有5个中国毕业的医生，50个中国的未经正式学校毕业的医生，和一个外国医生做一切工作。”这里的“5个中国毕业的医生”，指的就是殷希彭、刘璞、陈淇园、张文奇和张陆增。

白求恩还利用战斗间隙起草了学校教学方针。方针中提出，要有一个特殊的医院附属学校，称为“卫校医院”。这个方针十分详细，小到学生的作息时间、校徽等都作了考虑。

聂荣臻曾想请白求恩亲自出任学校校长，但被白求恩婉拒了，原因是他想把主要精力放在前线抢救伤病员上，不想被“拴”在后方医院。但对于创办卫生学校的工作，白求恩十分看重，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努力。他在给好友的信中写道：“我正力图把农家子弟和青年工人培训为医生，他们具有读书能力，多数人具备一些算术知识。我手下的医生中无人上过专业学院或大学，没有一个在现代化医院里工作过；大部分从未在任何医院工作过，入过卫生学校者更少。从这批人中，我必须用半年时间培训出护士，用一年时间培训出医生。”他在《加美流动医疗队月报》中还写道：“如果我们要问一个医疗队是否完成了它的任务，那么就看它是否培养了许多人才代替了他们的工作。”

据陈淇园回忆，白求恩曾拉着他坐在自己发明的马拉担架上，边抽烟边说起自己的打算：“这一年来的工作使我感到，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军队不断壮大，根据地不断扩大，我们的医生、护士，我们的卫生工作力量，是不能适应最基本的要求的。我时时考虑这个问题，再来几个甚至十几个外国医疗队，再来多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外国医生，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为了战争的需要，我想过我们应该办一个卫生学校。我办了特种外科实习周，给医生、护士们讲课，我认为他们是好学的，是聪明的，虽然有的连小学都没上过，可是他们学习文化技术都学得很快、学得很好！我深深体会到，我们假如以一年多的时间把他们培养成为有一定理论基础，又有一定实际技术水平的干部，是完全可能的。这不仅是为了今天，而且也是为了明天，为了建设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所需要的。我们在为未来的事业奋斗着，也许我们不能生活在那未来的幸福之中，可是我相信那一天一定会到来。”

在白求恩的推动下，筹建卫生学校的工作全面展开。江一真负责筹建工作，抽调了病理学专家殷希彭、微生物学专家刘璞、小儿科专家陈淇园、眼科专家张文奇等参与建校工作。学校最初选址在完县（今顺平县）神北村，距离敌人据点较近。聂荣臻指着地图说：“神北处于唐河以东，如果完县敌人出动，背水扎营违背军事常识，你们将来还是在唐河以西如葛公、张各庄建校为妥。”后来，学校强渡唐河，搬迁到了西岸的唐县牛眼沟村。

1939年9月18日，学校在牛眼沟村正式成立。江一真任校长，殷希彭任教务主任。学校开办了军医、调剂和护士三个期，学制分别为一年半、一年和半年。学校成立不久，延安军委卫生学校部分师生从延安出发，突破敌人封锁，到达晋察冀军区，与之合编，壮大了学校的教学力量。合编后，江一真仍任校长，从延安过来的喻忠良任政委。1939年11月，学校在反“扫荡”中转移到唐县葛公村。葛公村背山面水，人口较多，物质条件稍好，白校在此度过了较长时间。

敌人眼皮子下的医疗教学奇迹

在学校正式成立前的1939年6月，各单位选送的学员就陆陆续续到达了神北村。这些学员之所以来这么早，一方面是参与建校劳动，另一方面是来补习文化课的。

学校创建之初，可以说除了困难和决心，什么都缺。当时没有教室，教员都在老乡的场院上课；没有骨骼标本，师生们就从附近的乱坟岗上挖尸骨，洗刷煮沸后，用石灰水浸泡漂白，消毒后用铁丝连接起来；没有模型和教具，大家就用泥巴、木头、废铁等，自己动手制作。白求恩曾向学校捐赠了显微镜、小型X光机和内外科书籍等。1939年11月11日，白求恩在弥留之际写给聂荣臻的遗书中还专门提到，把自己“医学的书籍和小闹钟给卫生学校”。

后来担任过白校教务长的康克说，在教学中，用苇管代替胶管做听诊器，用裁衣剪代替手术剪，用剃头刀代替手术刀，用木工锯代替骨锯做尸体解剖，用猪肠子指导学生练习肠缝合，既完成教学任务，又培养了学生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当时学校仅有两台显微镜，师生们把它们视若珍宝，在反“扫荡”中遇到敌机轰炸，学生就用身体保护显微镜，宁愿自己受伤。白求恩留下的小型X光机，怕被敌人毁坏，平时藏在山洞里，学员实习或需要给伤员检查时，就去山洞里使用。

教材也十分匮乏，只能由教员自己编写。因为很难找到参考书，凭自己编写难度之大可想而知。长春白求恩医科大学校史馆里陈列着一部殷希彭编写的《病理学各论》手稿，全书100多页，全部用毛笔小楷书写，字迹工整，无一处涂改。病理学授课需要大量人体标本和显微镜标本来配合，但当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只能用挂图代替。殷希彭用几块小黑板，用五色粉笔在上面描绘，画得又快又好。在白校师生眼中，当时只有他画的解剖图能与白求恩的媲美。他的解剖图和板书被称为“白校一绝”。

据康克回忆，殷希彭每天晚饭后同教员们一起种菜劳动，夜间备课。上病理课前一天晚上，点着油灯在小黑板上画病理解剖图，第二天带到课场，把小黑板挂在树上或靠在墙上讲解。学员以石块当坐凳，膝盖当桌子，听课做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