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组建于烽火连天的1937年，前身是1936年2月成立的西北抗日红军大学。校址在延安东关外北面的清凉山左侧山坡上，和南面的宝塔山遥遥相对。滔滔延河从中间流过，河北岸有一片绿草如茵的广阔平川，是延安的简易机场，又是学校的大操场。清凉山峰峦叠嶂，蜿蜒起伏，掩映着一排排错落有致的窑洞，山前几片平房，几道围墙圈起来的几个大院落，庄严朴素、气势宏伟。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中国红色革命大学。

一、延水之滨的精神洗礼

山坡上有一排十几孔窑洞，最大的一孔做课堂兼同学们从事各种文化活动的“救亡室”，其他的窑洞做宿舍兼学习室以及队部的宿舍和办公室。前面有块不小的土坪，学生们晴天在土坪上课，坐在放倒的木凳上，以双膝做课桌，记笔记。课程有政治经济学、哲学、唯物史观、马列主义、统一战线、游击战术和少量军事课。师资质量较高，有哲学家陈唯实和从苏联回来的张庆孚教授。毛主席也曾给抗大师生讲过哲学课，《实践论》《矛盾论》便是其中的两章。那时能读到的毛主席著作不多，只有《论持久战》《论新阶段》《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哲学讲义》等几种单行本。因为这都是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和策略，都是运用唯物辩证法解决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实际问题的经验总结，所以给同学们的启迪是最深的。

同学们求知欲望都很强，认真地听课、阅读、讨论。学习会上相互交流，虚心探讨，争论得面红耳赤的时候，疾风暴雨，火花四溅。特别是听到过多次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和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等领导同志关于时局、政策、革命传统方面的报告，对我们启发教育很大。课外，学员们还热衷研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如《国家与革命》《第二国际和叛徒考斯基》《谈谈辩证法》《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哲学的贫困》等。大家的学习不搞学术研究，也不背教条，而是理论联系实际，抓紧武装头脑，准备上战场，以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

学校图书馆除了政治理论书籍外，还有少量鲁迅、茅盾、高尔基、普希金、托尔斯泰等的文学作品，这些书虽然能借到，但周转比较快。队上的“救亡室”除陈列一些报刊、杂志、图书，张贴了一些图表、标语之外，还办有定期的墙报，刊登同学们的论文、诗歌、杂感、学习心得、漫画等。队上经常举行论文、演讲、辩论会、唱歌比赛和文娱晚报。每周有生活检讨会，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

由于国民党的封锁，条件异常艰苦。同学们身穿补丁衣服，脚踏破布条打的草鞋，小米饭有时还吃不饱，有一段时间每天只有两餐稀饭，还要参加开荒种地、挖窑洞、背小米、烧木炭、背煤炭等繁重的劳动。夜晚，两盏大麻油灯摆在长桌上，灯光如豆，供人夜读和整理笔记。有时大麻油没有保证，晚上就开座谈会，大家开玩笑叫“摸尼黑”会议。睡觉则是十几个人挤在一条土炕上，想翻身还得相互打个招呼。但是同学们有理想、有追求，有高尚而充实的精神生活，一个个军容整整齐齐，内务干干净净，被子叠得像豆腐块一般。

毛主席为抗大制定的校训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校风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大家生龙活虎，学习工作紧张而愉快。理论学习，使大家在精神上展开了远大抱负，提高了充满浪漫情怀的崇高境界。革命的思想、坚强的意志，加艰苦的条件——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同学们打下了一定的政治理论基础，大部分同学都是在这里奠定了革命的人生观，并从此走上了革命的光明大道。

二、“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新社会前进，我们最新时代的先锋。”这就是抗大校歌。为承担历史重任，必须结合理论与实际结合，改造思想，这是学校的教育方针。1937年，毛泽东在抗大第二期开学典礼上讲话说：“抗大是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思想、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钢刀。去创新社会，去打日本。”就在当时，抗大发生了一桩恶性事件。某某队长黄克功，是共产党员、老红军，任过副团长，战功卓著，因追求一个女同学刘茜未遂，一时冲动，将刘枪杀。经党中央毛主席批准，法院对黄判处死刑。此事不但轰动了延安，而且由媒体宣扬出去，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全国人民看到了与国民党营私舞弊、黑暗腐败相反的作风，中国共产党纪律严明、大公无私、执法如山，对任何犯罪分子，不管功劳多大、地位多高，绝不宽容。中国共产党确实是一个严肃的、郑重的、对人民高度负责任的革命政党。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大义凛然的抗大精神。

抗大在各抗日根据地发展到12个分校，前后培养了20多万干部。朱德总司令有一次在给抗大作报告时说：“抗大、抗大，越抗越大。”世界上没有哪个大学设备如此简陋、物质条件如此艰难，同学们吃小米、住窑洞，一面劳动建校，一面学习，在这种环境下，克服许多困难，靠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统，培养了几代叱咤风云、能够改变历史、担负起国家兴亡的众多将军和领导干部，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辉煌的贡献。可以说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说过：“抗大的教育是很了不起的，所以抗大培养的将领才打败了西点军校、黄埔军校培养的将领。”

三、进入秘密组织“保卫网”

我于1940年1月进入抗大，被编入二大队四队，后改为九队，这是个政治队，共70多个同学。学员大部分是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青年学生，也有个别官员和高级职员，来自日本占领区。队长雷蔚亭、指导员黄元庆，都是红军老干部。因为情况复杂，需要建立保卫工作。我报到后，队上的政治指导员找我谈话，为了不惹人注意，要我停止过支部生活，以非党员面目出现，担任秘密组织“保卫网”的队长。一面学习，一面负责队上的保卫工作，由副指导员李觉民领导。李觉民是河北无极县人，在白区地下入党，原来在校政治部锄奸科工作，有经验，细致谨慎，政治锐敏。我在部队没有做过专职保卫工作，总觉得敌人是暗藏的，看不见、摸不着，不知工作从哪里着手，几个网员也有这种感觉。李觉民拿出一份中央的绝密文件给我看，里面说：“扩大共产党，防止奸细分子混入，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时刻企图破坏我们的党。对于奸细分子混入的警惕和严防，一刻也不应该放松。”这就是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他耐心诱导我们说，“这是党中央根据抗日战争和统一战线的大局，给我们的重大而光荣的任务，我们必须担当起来”。他又说，“其实保卫工作没有什么神秘的，它的规律和打仗一样。《步兵操典》上讲：‘隐蔽身体，发扬火力。’敌人要隐蔽，但隐蔽不是目的，活动才是目的，要破坏便要活动，要活动就有暴露的可能，所谓‘础润而雨，月晕而风’，总有迹象可寻。尽管孙悟空有七十二变，还不是被二郎神从一个小庙后面的旗杆发现了他的猴子尾巴吗？关键是我们网员要善于见微知著，提高警惕”。他的谈话很深刻，对我们有启发，使我们认识了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增强了信心。有了信心慢慢地也就有了办法。队上的保卫网员马敬铮、崔庆元、魏良、羊玉、肖树义等人和我单线联系，他们互不相知，要他们分别注意个别对象，按上面的布置进行工作。

崔庆元是我保定六中时的同学，人称小崔，为人诚实，单纯得像个大孩子，对党的工作有高度责任心，非常警觉而精细。队上有两个同学——李彬和贾寿灵，来自内蒙古包头。小崔与李彬同班，晚上睡觉挤在一起，曾听到李彬惊叫和说梦话。有一次全队去操场上军事课，李彬因感冒请病假在窑洞里休息，碰巧小崔值班帮厨，回窑洞取水杯时，见李彬正伏案写东西，神态诡秘。桌前有两个墨水瓶，后来无意中发现其中一个装的是半瓶米汤，既不能饮用，又不能当糨糊。小崔当晚和我接头时，讲到这个情况，我俩只觉得奇怪，都不知其中奥妙。我很快向李觉民汇报，李觉民听了很震惊，反复询问事情的经过，并作了详细记录。后来才告诉我，蘸米汤写信，是特务最原始的密写技术，只有用碘酒涂抹，才可显出字迹。我们之前竟连这点常识也没有。根据这个情况，确定贾、李为“嫌疑分子”。李觉民通过保卫部门的外线跟踪，发现贾寿灵曾绕道到凤凰山顶观察地形，后来邮检侦控又发现他们发给伪蒙社在边境的特务据点的密写信。最后的结果，两个人神秘地消失了。当时碍于保密和纪律，不便多问。我调到校保卫工作委员会工作后，和李觉民谈起这个案件，他才告诉我，在搜查中还发现了他们随身持有敌特高科发的特务证件，是两个证据确凿、受过训练的日本特务，由延安联合司令部军法处逮捕。最后怎么处理的，他也不知道。

那时“保卫网”是保卫工作的基层组织，归锄奸科、特派员或保卫委员会领导。网员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另外设特别网员，担负特别任务。记得我在童年，有时爱蹲在墙角久久观察蜘蛛如何结网，如何捕食昆虫。还喜欢一个童谣：“小小中军帐，坐着诸葛亮，摆个八卦阵，单捉飞来将。”在抗大我们也结了一张网，虽然没有诸葛亮，凭着党的领导，凭着对党的忠诚和集体智慧，居然也捉住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来将”。不过平心而论，确实也不值得骄傲，从以后破获的案子来看，当时的抗大虽然有较严密的保卫工作，但也远没有做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程度。

新中国成立后，马敬铮任安徽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李觉民任湖北省军区副政委，魏良任南京通信学校校长，崔庆元任冶金部冶金研究院院长，他们都和我情谊深厚。崔庆元为人骨鲠正直，“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四、“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在延安学习虽然很高兴，但也经常怀念前方的战友，对炮火连天的战斗生活和故乡辽阔的大平原，特别是对冀中纯朴而热情的群众有着无限的眷恋之情。我和崔庆元曾去看望在延安开会的原冀中军区政委孙志远，他要我们毕业后随他一同回冀中前线。想不到还没有毕业，1940年10月抗大政治部干部科科长找我谈话，决定调我任校保卫工作委员会委员兼专职秘书。抗大既是军事学校，又是统一战线的学校，为避免引起学生的恐惧心理，锄奸科被撤消了。保卫工作委员会只设一个委员兼专职秘书，带一个助手，负责全校的保卫工作，我感到担子很沉重。当时政治部主任是李逸民，他在国民党统治区坐过10年监牢，人们称他是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老布尔什维克，是个学者型的领导，为人和蔼，谈吐幽默。我上任的第三天，他找我谈话。我讲了愿去前方的想法，他笑着说：“年轻人都是浪漫主义者。需要丢掉幻想，面向实际。马革裹尸固然壮烈，埋头苦干也壮烈，这要看革命的需要。所谓‘于无声处听惊雷’，默默无闻对青年人是更好的锻炼。你有一定的政治理论水平，缺少的不是战斗热情，而是实际经验，踏踏实实保卫党，为延安把好大门，是很重要的政治任务。你年龄不大，任务不轻，好自为之。”让我不要着急，先好好了解情况，再考虑工作如何开展。话虽不长，但给我的印象很深，使我很受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