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求实与反思精神

余广人


1984年邓小平在国庆大典上发表讲话


邓小平题字

  恩格斯说过:“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进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这就是说,历史是第一性的,是思考的基础,而思想的进程则是从对历史的思考开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最初是从我们党在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开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起点。作为这次伟大转变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能够为我们党和国家确立改革开放的总路线,与其“三起三落”不平凡的政治生涯过程,以及对历史的求实和反思是密切相关的。
  
  对“大跃进”的失误,邓小平坦言:我也有份
  
  1958年,在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过程中,党中央的决策出现了重大失误,“大跃进”运动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的挫折,人民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对于这段时间党的决策的失误,邓小平坦言:我也有份。
  其实,追溯邓小平对“大跃进”的态度,可以看出,他是不大赞成的。1957年10月,邓小平在一个讲话中,对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头脑发热的情绪就有了清醒的认识。他说:搞建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比较革命要困难得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多大的本事。所以,要把我们这么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先进的工业国家,需要长期的刻苦的努力,需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心一意地搞经济建设。如果不一心一意,不好好学习,不总结经验,我们也会在建设问题上栽跟头。他强调指出,什么时候都要从我们国家的实际出发。
  但是,一年以后出现的“大跃进”运动,显然是没有从国家的实际出发。当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铺开的时候,邓小平正在广西视察。看着那些小土群炉炼出来的所谓钢铁,这位曾经在法国钢铁厂干过这一工作的总书记很不满意。
  到了1961年,特别是在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提出纠正“左”的错误,邓小平与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立即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为尽快挽回“大跃进”造成的损失,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尽管对“大跃进”运动邓小平内心是不赞成的,但是,在后来总结这段历史的时候,邓小平还是勇于承担责任,多次强调自己也犯过错误,在这段历史上也负有责任的。
  “这也许是我们党内许多老同志的共同悲剧。只要毛泽东在思考,他们就习惯关闭自己头脑中相应的那部分机器。”1980年8月,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拉法奇问时说道:“错误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
  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一次对“大跃进”承担了责任。他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
  邓小平对“大跃进”运动的总结,反映了他的求实态度和对历史负责的可贵品质。因为有这样的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始终要求全党,汲取“大跃进”的历史教训,从国家的实际出发,制定建设社会主义的大政方针。在这一点上,邓小平起到了率先垂范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转折后,中国开始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进程。然而,中国究竟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有多大?到本世纪末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大多数人并没有正确的认识。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曾经出现过与1958年“大跃进”相类似的“洋跃进”。如何避免1958年“大跃进”的教训,制定出合乎中国国情的发展目标,是邓小平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他认为,要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1979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委会代表团时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两天后,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70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有很大的提高。“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说明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有了比较准确的定位。
  12月6号,在与日本大平正芳的谈话中,邓小平将“中国式的现代化”直接定位在“小康”。谈话中,大平正芳问道:中国的现代化确实是十分宏伟动人的。但是我想知道,你们的现代化蓝图究竟是如何构想的?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邓小平回答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关于小康的含义,邓小平后来有过多次阐述,最概括的解释是“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这实际上就是从温饱到现代化的中间阶段。
  “中国式的现代化”和“小康社会”概念的提出,邓小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为我们党科学地确立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及实施步骤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导。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从我们国情出发,量力而行,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小康目标进一步确定为全党全国人民到本世纪末的奋斗目标。
  
  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谈话时说:“可以说,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一项重要的战略决策,就是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此后,在党内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方针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党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探索。这一重要战略决策的作出,是奠基在对1957年以来“左”的错误,尤其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的历史教训总结上的。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融入了邓小平对20年“左”倾错误的反思。
  早在1975年,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时,就开始了对“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这次整顿,虽然对“左”倾错误的拨乱反正是有限度的,但却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面拨乱反正的前奏。
  “文革”结束后,1978年9月,邓小平到朝鲜访问回国后,没有直接返京,而是在东北三省滞留了约一个星期。他先后视察了几个地方,发表了五次重要谈话。在谈话中,邓小平多次情绪激动地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中国人民确实好,房子少,几代人住在一个房子里,究竟能忍耐多久。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
  邓小平是一个在公开场合轻易不动感情的人,以这样的方式讲话,显然是充满了愧疚与自责。邓小平是把自己放在党的领导集体中的一员,来披露这种自责心态的。他说: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迅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使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要实现这样的转折,就必须对20年来的“左”的错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清算,总结经验教训。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不但一直把阶级斗争作为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武器,也一直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发展经济的方针,先是“政治统帅经济”,后来是“抓革命,促生产”。“在这个方针之下,经济工作的目标,方法,管理,都可以变成含有阶级斗争的意义。”(胡乔木:《中国为什么会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因为阶级斗争成为全党的中心任务,到后来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是用阶级斗争取代一切、冲击一切了。这样,“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已经由发展生产力,一变而为纯洁生产关系,再变而为纯洁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不幸的是,这里所说的‘纯洁’的实际含义,是用空想的原则取代比较切合实际的原则。纯洁的程度愈高,就意味着经济愈停滞。这样,虽然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愿,但是在事实上,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的地位愈来愈低,遇到人为的阻碍愈来愈多,‘抓革命,促生产’,只能成为一句空话。”(《胡乔木文集》264页)
  因为阶级斗争成了中心,所以,正像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在这20年(指1957—1978年——引者)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但就整个局面而言,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
  这20年间,我们的损失到底有多大?邓小平从宏观上曾有过论述。在同捷克斯洛伐克胡萨克谈话时说:“拿中国来说,50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20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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