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今年是李先念诞辰110周年。在他20余年的戎马生涯中，中原突围是相当闪亮的一笔，不仅体现了他统帅大兵团同强大敌人作战的战略指挥艺术，更展现了他高度的全局观念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突围前，李先念服从中央决定，坚守中原10月之久，把国民党30余万军队牵制在中原地区；突围中，他坚决果敢，缜密部署了突围方向、时机和路线；突围后，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针对有关中原突围的不同认识，他积极开展团结工作，强调“正确评价中原突围”。

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李先念所领导创建的中原解放区成为全国解放区的前哨阵地。为了加强中原地区的武装力量，在中原站稳脚跟，1945年11月，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河南军区部队与新四军第五师组建成立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中原部队在武汉外围形成了一个“铁拳”，成为国民党军队出川和全面发动内战的障碍。对此，国民党叫嚣要在11月份“肃清”中原“共军”，并调集重兵进行严密包围。

突围之前——“和平就是吃稀饭”

中原部队刚结束桐柏战役，虽然该役未能夺取桐柏山地，实现预期的歼敌计划，但因其吸引了敌人11个军24个师的兵力，受到中央高度评价：“虽然最近你们自己的胜利不大，但在整个战略配合作用上是极大的。”因此，中央指示中原部队“仍在豫南、鄂北、鄂东、大洪山、桐柏山、大别山广大地区回旋坚持至一年的时间，不打算作大的转移。如此，敌情虽较严重，经费亦困难，部队可能缩小，但不脱离你们原来根据地，战略作用很大”[1]。

坚持中原，是一项极具挑战的任务。在原鄂豫边区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中原解放区，自诞生起便孤悬敌后，独立作战。正如郑位三所说：“中原是孤立的，如果搞得好，是最光荣的战略单位。搞不好，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2]李先念也说：“如果不是为了牵制敌人，当我们结束了桐柏战役后，部队一直向东走，最多5天就可以到达苏皖解放区。那时跟在我们后面的国民党部队只有一个军，打过去毫无问题。”[3]一边是执行命令的巨大风险，一边是触手可及的部队安全，李先念“从我党我军对付蒋介石发动新的内战全局出发，冒着巨大危险，忠实地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4]。从1945年8月到1946年6月，领导部队在中原坚持了十个月之久。

在敌军腹地坚持，谈何容易。由于国民党的步步紧逼，中原主力部队被迫于1945年12月中旬向平汉铁路以东转移。当1946年1月部队行进到湖北礼山和河南光山一带时，恰逢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李先念率领三万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就地停止军事行动。部队被围困在方圆不到百公里、人口仅四十万的狭小地区。

然而，国民党军毫无停战诚意，继续进占息县、光山县、大洪山等地，对中原部队形成包围态势。“国民党集中了十一个军，二十三个师，三十万大军，将我们重重围住，半里路一个碉堡，像松树的年轮一样地向内层层压缩”[5]。中原部队顾全大局节节退让，根据地日渐缩小，陷入严重供应危机。国民党倚仗停战协定，走不让走，粮食也不准运进来，中原部队的“部队和机关人员连日食三餐都难以解决”[6]。“他们吃树皮草根，每天两餐稀粥，病员得不到最低限度的滋养和医药，忠心耿耿的司务长因为筹不到给养而自己上吊”[7]。李先念与国民党多次沟通、和谈，也只是换来罗山协议等一纸公文。国内媒体多次报道相关情况，《新华日报》3月18日发表社论《为新四军五师呼吁》及文章《反动派蓄意消灭有功部队，新四军第五师被围粮绝》，3月22日发表社论《急救五万抗战有功的将士》，3月23日发表文章《国民党军加紧封锁进攻下新四军五师处境危急》；《解放日报》3月26日发表文章《国民党集结大军围攻新四军五师》，4月5日发表文章《违背停战令与罗山等协议，国民党军不断进犯中原》，等等。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党中央为全国战局考虑，仍指示中原部队克服困难、坚持中原。1946年3月，王震受中原军区委派到延安请示行动方针，毛泽东要他回去转告李先念：中原军区部队继续完成牵制国民党军队的战略任务，并要准备作出重大的牺牲，即使是全军覆没，也要保障战略全局的胜利。[8]对此，李先念回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非常及时，非常正确，使我们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保持了清醒的头脑。”[9]

三五九旅随军记者王匡曾记录他在此时期见到李先念。李先念第一句话就问：“你们回来了，稀饭喝饱了吧？”他笑着说，“和平就是吃稀饭！”等一会儿，他又说：“如果有真正的和平，吃稀饭还是值得的。”言谈之间，丝毫没有因自己为大局忍让、牺牲而感到委屈、抱怨，反而对未来充满必胜信念，“我们的枪杆还没生锈，子弹还是会打死人的，我们这六万具‘必死’的人是不好惹的！”“皖南事变，那是不会有的。”他十分肯定，“因为——因为有过皖南事变，所以再也不会有了！”[10]

正是这种不计较个人得失的高尚品质和乐观自信的革命精神，使得李先念在巨大的危险面前，冷静、镇定自若地制定了突围计划。

突围之时——“唱一场‘空城计’”

1946年6月中旬，中原军区截获蒋介石密令，得知敌军将于6月26日开始进攻，7月1日发动总攻击。中原部队必须主动突围。

李先念与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等通过反复讨论，决定月底开始由主力从西部突围，并发电请示中央。中央复电：“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延误战机。”[11]

局势迫在眉睫，大战一触即发。但实际突围过程却颇具戏剧化。由于中原军区驻扎的宣化店，还住着负责调停的美蒋两方代表及工作人员，实际是国民党安插的“眼睛”。一旦中原主力撤出，难免引起警觉。为此，李先念精心布局，一是让鄂东独二旅的政委张体学带一精干部队接替中原军区机关和直属部队驻防，制造中原军区还在宣化店的假象。二是让中原军区文工团组织“慰问晚会”，在突围当日上演，进一步迷惑美蒋代表。三是考虑到美蒋代表可能会要求与他见面，他还准备了一张明信片，写上“中共中原军区司令，陆军步兵中将李先念亲赠，六月二十八日午前于宣化店”字样，营造自己尚在宣化店的假象。

此外，由于国民党军判断中原军区主力将向东突围，李先念将计就计，要求一旅在宣化店以东牵制国民党军，并以一部扮作中原军区主力向东佯动，造成主力向东突围的态势，以迷惑敌人，掩护首脑机关和大部队向西转移。

部署妥当，李先念风趣地交代张体学：“你就在宣化店唱一场‘空城计’吧。”

果不出李先念所料。6月26日，国民党开始发动大规模进攻，东面战斗最先打响。李先念命令部队摆出大打架式，实际则指挥机关作着出发前的最后准备。张体学带领鄂东独二旅警卫营一部秘密接替了中原军区司令部的驻防，密切监视美蒋代表行动。当晚撤退前，中原军区请美蒋代表到中原军区大礼堂观看晚会，李先念与张体学假装在街头悠闲地散步与之“偶遇”。随后，李先念等迅速带领中原军区主力悄悄撤离宣化店及附近驻地，向西开进。

6月28日，又被李先念事先料中，美方代表突然提出要会见李先念，张体学托词说：“李将军身体欠佳，改日再行会见。”并将李先念事先准备好的明信片送给美方代表，打消了美方代表的疑虑。直到6月29日下午，当中原军区主力已秘密接近平汉铁路时，张体学郑重向美蒋代表宣布中原军区主力已被迫撤离宣化店，把美蒋代表惊得目瞪口呆。当晚，突围战役正式打响。中原主力部队分为南北两路前进，北路又分为两队，李先念率北路一队率先攻占柳林车站，控制柳林至黄庄一线铁路，打开平汉铁路封锁线的通道。至30日上午，主力顺利通过平汉铁路。其余部队也相继突围，王震率领的北路另一队和王树声率领的南路军，于7月1日全部通过了平汉铁路。

突围首战取胜大大震惊了国民党军。最显著的变化，就是《蒋介石日记》中开始频繁出现李先念的名字，从1946年7月到8月10日，蒋介石一共有13篇日记22处提到李先念部队。7月6日，《蒋介石日记》在“上星期反省录”中，首次提到李先念：“李先念匪部主力由宣化店越平汉路（朝一日）西窜，所部指挥无方，防堵不力使匪飘忽自如，如入无人之境，后患不堪设想矣。”随后拟定的“本星期预订工作科目”就有“对李先念匪部之兜剿部署及方针”。第二天7月7日，日记又记录：“据报李先念股已窜过四望山泉口与应山之洛阳店。此刘峙无能，所部不力，任匪横行，抑郁至矣。”

显然，蒋介石对李先念部的突围是感到意外的，之前布下重兵、准备充分，以为围歼中原部队十拿九稳，不曾想在眼皮底下逃脱。但从《日记》来看，一开始，蒋介石对于“追剿”李先念部相当自信。此后，《日记》继续跟进记录李先念部队的行踪和“追剿”计划，一度感觉良好，“其主力被我包围或有歼灭之望”，“闻喜，此皆天文之所赐予中华灭共复兴之预兆也”[12]。直到7月27日，开始着急“太原形势已危在旦夕，而陕鄂交通界处之李先念部仍未能如期解决，牵制我军几乎在十师以上，故不克应援太原，当再设法抽调其他部队，先打通同蒲南段为急务也。”7月28日则开始大骂，“共匪狡计以李先念股西窜，牵制我第一战区与郑州绥署所有之预备队，不能使我增援晋省”，“使我政府最受痛苦之矣，其用心险恶极矣。惟我军仍能按照预定计划进攻，不为其所算，对李股虽被牵制八师兵力，而于我总计划仍无大碍，不过进展时期或次长缓半月乎？”随后日记反复出现“李先念股主力尚未解决”字样，但蒋介石一直安慰自己，虽然李先念部队“牵制兵力耽延时日”，“但于我整个计划无损也”[13]。直到8月10日，《蒋介石日记》不得不承认：“李先念股主力已经击溃，近无大患，但延误整个进剿计划至多要在半月以上也。”可见，李先念领导的中原部队大大牵制了国民党军的兵力，直接影响了其内战整体部署。

从6月28日至8月2日，李先念和郑位三、王震等亲率中原军区主力北路军，历时三十天，行程千余里，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歼”和一次次的追堵计划，胜利实现从宣化店到秦岭的战略转移。与此同时，李先念还指挥着其他各类部队的突围行动。并在随后的战略转移中，按照中央指示，积极部署和指挥创建了豫鄂陕、鄂西北两个敌后革命根据地，坚持和发展中原敌后游击战争。

突围之后——“要正确评价中原突围”

李先念坚持中原以及后来的中原突围，为全国战局作出了重大贡献。坚持中原“为全党全军实现战略转变赢得了宝贵时间”[14]，中原突围更是胜利拉开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毛泽东评价：“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关系全局甚大”[15]。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站在全局战略上正确看待中原突围。正如曾任新四军第五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的任质斌所说：“曾经有人怀疑过：中原人民解放军丢了原有的根据地而转移到其他解放区，那能算胜利么？”“还曾经有人说：中原突围以前的中原人民解放区，共有五万之众，经过中原突围后转移到其他解放区的只有一万几千人，减员这样多，还能算胜利么？”[16]尤其在当时的中原部队内部也存在不同说法，有的战士认为突围打了败战，显得灰溜溜的；有些干部对中原突围的战略作用认识不足，存在灰心失败的情绪；更多的战士对这些失败的说法表示不服气。不同的意见争论，影响了部分指战员的情绪，更影响部队的团结。

李先念及时关注部队情绪，多次回顾、总结中原突围前后的工作，在不同场合强调中原突围的重大战略作用，但未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1947年5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战略反攻，李先念与中原局其他同志商定，在晋城召开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中原突围和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以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增强斗志。对他们的决定，毛泽东表示肯定和支持，于5月28日拟电高度评价中原突围：“我中原各部为着反对卖国贼蒋介石的进攻，从去年七月起在陕南、豫西、鄂西、鄂中、鄂东、湘西等地，在极端困难条件之下，执行中央战略意图，坚持游击战争，曾经钳制了蒋介石正规军三十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度过蒋介石进攻的最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所有参加这一英勇斗争的指战员，均为全国人民所敬佩，中央特向你们致慰问之意。所有参加这一斗争的部队，在和优势敌人的艰苦战斗中，虽然遭受了不少损失，但是基本骨干依然保存。”[17]这一电报无疑是对中原部队功绩的巨大肯定和鼓励。在5月29日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李先念客观总结了中原部队的战斗历程，肯定了广大指战员顾全大局、克服困难、执行中央战略决策的历史功绩。但由于当时中原局的部分领导人对中原突围及坚持中原敌后斗争的巨大战略意义认识不足，会议期间过分强调了丧失根据地和部队减员一面，个别人甚至别有用心，将矛头指向李先念，批评所谓“单纯军事观点”“路线问题”，结果，晋城会议开了长达两个月，却未能达到预期效果[18]。

对此认识问题的解决，李先念始终没有放弃。1947年10月，李先念第一次见到了新四军军长陈毅，他向陈毅汇报了部队的情况后，就请陈毅去部队指导工作，给大家鼓鼓劲。陈毅爽快地应允，于10月6日看望李先念部并作重要讲话，从战略高度分析了原新四军第五师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中原突围的重大意义。他明确指出：“没有你们在宣化店六个月的坚持，没有你们艰苦卓绝的中原突围，全国战场要取得今天这个形势是不可能的。”[19]陈毅的发言针对性极强，大大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许多同志洒下了激动的热泪。

多年后，李先念回顾这段历史，特别强调“要正确评价中原突围”[20]。他指出：“中原突围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也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重大战略部署。如果有人认为中原突围就意味着失败，那是因为不了解历史情况”[21]。他充分肯定中原突围的贡献，也毫不讳言其中的失误，并主动承担责任。“当然，严格检查起来，在准备和实行突围的过程中，也有缺点和错误，这主要责任在我。首先，在突围前对全国迅速发展的形势认识不够，估计不足。”“其次，在突围前，对地方党组织、政权、群众工作怎样积极转入地下，缺乏周密准备，抓得也不得力，尤其是对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认识不足，部署也不周到。”[22]

正确评价中原突围，在李先念眼中，并不仅仅是个人功过是非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内军内团结的问题。“对中原突围，如果由于不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有些误解，可以原谅。但如果离开历史实际，凭想象说东道西，就不妥当了，既不利于党内军内的团结，也对不起在突围中死难的烈士。”“编写战史和革命史，特别要注意的是，既要把历史事实讲清楚，又要有利于加强党和军队的团结，这是至关重要的。这就要认真坚持党性原则。”[23]

注释：

[1]《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新四军·文献15》，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版，第152页。

[2][18][19]《李先念传（1909—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06页，第641页，第650页。

[3][9][20][21][22][23]《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0页，第450页，第449页，第450页，第452页，第453页。

[4][8][14]王震：《李先念与中原突围》，载《人民日报》1992年7月26日。

[5][10]王匡著：《王匡通讯选》，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9页，第28—29页。

[6]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室编《中原突围》第二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7]《急救五万抗战有功的将士》，载《新华日报》1946年3月22日。

[1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88页。

[12][13]《蒋介石日记》，1945年7月13日。

[16]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室编《中原突围》第二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1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责任编辑 樊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