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于辛亥革命时期，1917年前后形成规模，“五四”后达到高潮，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场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实践运动。这一运动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先进分子，积极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法国迅速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印发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翻译出版《共产国际》《共产党人》《俄事评论》《布尔什维克月刊》《人道报》等革命报刊和书籍，既及时介绍和反映各国革命运动的新情况新经验，又刊登列宁和第三国际的许多重要文献。在这样的革命形势下，吸引了大批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寻找救国救民真理。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周恩来、蔡和森、向警予、赵世炎、李立三、李维汉、王若飞、陈毅、邓小平等进步青年，他们受十月革命以及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自觉地把赴法勤工俭学当作深刻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机遇。他们到欧洲勤工俭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求个人利益，而是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理论与方法。他们身处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环境中，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各种学说，废寝忘食地攻读马、恩、列的著作，了解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真实情况，从理论上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蔡和森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1920年2月，蔡和森抵达法国后，用“霸蛮”精神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猛看猛译”马列主义著作，翻译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著作的重要章节，并且写了大量读书笔记。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有详细的叙述：“我到法后，鲁莽看法文报，现门路大开，以世界大势律中国，对于改造计划略具规模。现搜集各种重要小册子约百种，拟编译一种传播运动的丛书。”并强调：“现已搜集许多材料，猛看猛译，迟到年底，或能成就。”[1]蔡和森通过认真阅读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反复思索，逐渐成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周恩来早在东渡日本时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到欧洲后，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精深研究，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他说：“我方到欧洲后对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而现在我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们当信仰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2]他坚定地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3]周恩来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理解，以通讯的形式及时转告给天津觉悟社的同志，并建议觉悟社应以“明了”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为自己的信条。从1921年到1924年，他写下了50多篇政治论文和通讯，约有26万字，积极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周恩来强调，共产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一本科学精神”创立的，是经得起“在‘实际’上来‘试验’”的革命真理。只有用这种学说武装无产者，才能“理愈明，信愈真，感愈切，革命的精神逐能愈久而愈坚”。

赵世炎赴法后，经过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给国内同志的信中明确表示，不要对资本主义世界抱有任何幻想，不要对社会改造抱空想，“务要冷静处窥探人生，于千辛万苦中杀出一条血路”，主张脚踏实地去发动工农群众起来革命。向警予在留法勤工俭学女生中，是起组织领导作用的。她到法国短短几个月就掌握了法文，而且阅读了大量的马列经典著作，并着重研究妇女解放问题。1920年，她在《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一文中，认为共产主义事业在世界胜利是必然的趋势。

比起国内从进步报刊上学习译载的马列著作，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的学生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是通过阅读原著来实现的，方法更为直接，也更为准确，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论述更具体、更清晰。他们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还实地考察了欧洲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对各种派别的形成、现状、发展趋向都有详细了解与分析。

纵观中共旅欧支部的发展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邓小平等旅欧同志在党内是马列主义水平比较高，理论准备比较充分的。他们利用勤工俭学系统地学习、研究马列主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反对“左”、右两种倾向，自觉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论战，有的甚至直接参加了列宁领导的欧洲各国共产党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这些同志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具有较高的识别力。他们具备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对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起了重大作用，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积极研究列宁的建党理论，对党的理论建设进行探索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的先进代表对建党理论进行了探索，主要代表为蔡和森，集中体现于他在1920年8月至1921年1月与毛泽东的通信之中。

蔡和森主张，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从世界大势和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应尽快“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4]。他指出：“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5]他强调，建立共产党要以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为榜样，“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6]。希望毛泽东“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个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7]。

中国共产党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蔡和森指出：“马克思的惟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思想”，“惟物史观才由马克思寻找出来，这真是思想史上一桩大喜事！”[8]他认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革命，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十分赞同蔡和森的主张，明确表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9]。毛泽东、蔡和森都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两人在通信中还强调了建党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要性。蔡和森在信中指出：“阶级斗争的结果，必为阶级专政，不专政则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资本家利用政权、法律、军队，才能压住工人，所以工人要得到完全解放，非先得政权不可”[10]。他用十月革命的经验进一步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蔡和森强调，要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条件、步骤来建设党。党必须有铁的纪律，“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11]。对于党员的条件，认为必须“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12]。党员必须联系群众，应分布于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成为一切群众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

蔡和森在信中还分析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并提出了具体的组织步骤：（1）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2）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条例。（3)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4）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同时还介绍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入党条件和入党手续，这些为党的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蔡和森为建党而进行的理论探讨，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对他提出的观点，毛泽东表示：“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13]陈独秀也十分重视这些观点，认为蔡和森“所说的问题甚大”[14]。

蔡和森不仅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思想，而且还付诸于具体建党实践，积极从事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工作。蔡和森的建党思想涉及党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和组织原则等许多重要问题，在早期共产主义者中，蔡和森是系统传播列宁建党学说的第一人，他及时准确地回答了建党理论上急需解决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

周恩来、赵世炎、向警予等积极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建党实践，对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实现党的领导，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造。他们都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矢志不渝地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奋斗。他们生活战斗在大产业工人之中，受到工业无产阶级的熏陶，具有远见卓识、富于创新、讲求实际和重视科学的优秀品质。这对于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能够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坚持科学社会主义胜利前进，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组建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为党的组织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张申府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受到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影响，逐渐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研究者和传播者，除了参加五四运动，还参与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1920年8月，陈独秀、李大钊委托前往里昂中法大学任教的党的北京支部成员张申府，负责建立党的巴黎小组[15]。张申府于同年12月抵法后，随即着手筹备建党工作。1921年1月和3月，分别介绍刘清扬、周恩来入党。4月间，即与赵世炎、刘清扬、周恩来、陈公培等一起组成了巴黎小组，领导人为张申府[16]。

毛泽东曾和斯诺谈到创立中国共产党时指出：“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共产党，几乎是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17]在那里，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向警予、李维汉和蔡和森，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是唯一的一位女创始人。1921年2、3月，他们和刚从国内来法的张申府一起成立了巴黎共产党小组。党的“一大”召开时，因未得到通知，巴黎小组没有派代表参加大会，但它实际上已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了。

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有8个早期组织，其中之一便是旅法中共早期组织，负责人张申府是与陈独秀、李大钊一起最早酝酿建党的三人之一。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共有党员58人[18]，留法生中有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后有袁振英[19]等6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10.3%。

旅法中共早期组织建立后，积极发展党员，在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中开展共产主义运动。1922年初，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去柏林，成立了中共旅德小组。赵世炎、周恩来分别在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学生中发展党员，积极筹建青年团的工作。经过充分酝酿与准备，1922年6月下旬，来自法国、德国和比利时三国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代表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郑超麟、尹宽、刘伯坚、王若飞、李维汉、李富春、袁庆云等18人，在巴黎西郊布罗尼森林公园举行了旅欧少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正式成立少年中国共产党。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为宣传委员，张伯简为组织部长。张伯简未到职时，由李维汉代理组织委员。1922年冬，参加“少共”的共产党员组成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同时，“少共”中够党员条件的同志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作为“少共”的领导核心。1923年2月，根据陈独秀的建议，“少共”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加入国内团组织。周恩来为书记，肖朴生、刘伯坚为委员。因为党团组织是重合的，党的领导人也都是团的领导人。所以，中共旅欧支部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团的组织发展和活动上，团员发展到几百人。1925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相当于国内的区级机构，故从1925年1月以后，“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改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

中共旅欧支部不仅在组织力量上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国外从事了一系列对中国共产党具有深远影响的革命活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主要活动内容有：成立共产主义研究小组，组织青年阅读马列主义著作；用马列主义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来武装团员和青年头脑，并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发展团员；积极在勤工俭学学生中开展工作，同时也对旅法华工积极开展工作；还出版了理论刊物《少年》，1924年2月改名为《赤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积极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论战，有力宣传了马列主义和党的纲领、路线。周恩来担任主编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作出巨大贡献，邓小平、李富春等都参加过编辑、刻写工作。由于刻印清晰装订简雅，大家都称赞邓小平为“油印博士”。

旅欧支部一经成立，就坚持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积极投身于组织发动旅欧华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以极大的精力发展党团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当时仅法国的华工就有十八九万人，他们深受资本家的剥削压迫，苦难深重。但他们因受行会帮派影响，思想混乱，内部不团结。为了提高华工觉悟，旅欧支部深入华工，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和组织发动工作，建立了“华工工会”，出版了《华工周刊》，提高华工觉悟，增强华工团结。在旅欧支部培养教育下，很多华工先进分子加入党组织。

旅欧支部在从事工人工作的同时，尤其在国共合作以后，又积极开展旅欧华人的革命统一战线工作。根据党的指示，周恩来直接参加了国民党旅欧支部的筹建工作，而且是后来国民党旅欧总支部的实际负责人。在我党领导下，通过统一战线的形式，在欧洲进行了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中共旅欧支部在发展壮大过程中，为中国革命事业培养输送了一大批干部。把一切信仰共产主义的人，特别是有较大影响的人物，如朱德、孙炳文等同志及时吸收到党内，这是旅欧支部的一大贡献。为了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特别是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高潮，旅欧支部从1923年3月起，有计划地派出大批同志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学习。先后去苏联学习的有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聂荣臻、蔡畅等几十人。1924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大批革命者、共产党员先后奉调回国，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

旅欧党员就像革命的种子，奉调回国参加革命工作后，分布于全国各地从事革命工作。建党和大革命时期的党中央组织，全国直属中央的各区执行委员会和地方执行委员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党中央组织，中共区、省、市级组织；中共军事工作组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各革命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和国民党军队中都有留法党员担任相应领导职务，发展党的组织，从事革命工作；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党的组织建设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锻造了一批职业革命家，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重要骨干和领导力量

五四爱国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发扬五四爱国精神，在欧洲大陆，同样与中外反动派进行了英勇斗争。

开展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二二八”运动。1920年，经济危机爆发，法国经济萧条。到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多达2000余人，此时他们也陷入了求工不得、欲学不能、生活无靠的困境。无工可做的学生们聚集在巴黎华侨协社，每天靠华法教育会借贷的5法郎维持生活，因长期营养不良又无钱看病，两年内病死60余人。在这危机关头，1921年2月28日，蔡和森、向警予等人组织了400多名骨干向中国驻法公使馆发起了一场争取“生存权”和“求学权”的斗争。迫使驻法公使陈箓答应借款以维持学生的生活问题，华法教育会也答应为失业学生找工作，斗争取得胜利。

开展反对中法秘密借款运动。1921年6月，北洋政府派出特使赴法，企图向法国政府借款3亿法朗，购买军火，扩大内战。为了能够获得借款，北洋政府不惜以出卖海关、邮政和滇渝铁路筑路权作为担保。事先还由驻法公使陈箓同法国有关方面进行了初步洽谈。这一丧权辱国的大拍卖，很快被勤工俭学学生获悉，引起了极大义愤。于是，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等人发起，联合巴黎华侨各团体，成立了拒款委员会，发表《拒款通言》，揭露借款内幕，呼吁“同胞一致进行，以与抗争”。他们还将拒绝借款决议案用法文印刷了1000份，发送法国各界，在法国报刊上也刊登出来。为了扩大影响，周恩来撰写了《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中法借款之又一黑幕》《中法大借款竟实行签字矣》《中法大借款案之近讯》等文章，寄回国内，揭露卖国借款的真相。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积极站在斗争第一线，广大华工、各界爱国侨胞、各华人团体也纷纷响应。这是中国人民在国外为保卫国家权益的一次爱国反帝斗争。拒款运动彻底揭露了秘密借款的反动本质，戳穿了这个对外丧权辱国，对内祸国殃民的阴谋。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中法反动当局被迫签署了借款作废声明。这次拒款的群众斗争，被称为“国外的五四运动”。

开展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利用法国的庚子赔款和捐助款项在里昂筹办了“中法里昂大学”，准备1921年9月开学。里昂大学本来是以解决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求学和生活问题为名而兴办的。因此，勤工俭学学生理所当然有权入学。但校长吴稚晖却拒绝已经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入学，另外从广州、上海等地招收了100多名官绅子弟入学，这激起了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极力声讨。正如周恩来在《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运命》中写道：“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须联合起来。马克思同恩格斯合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他们如今也觉悟了，‘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20]在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等人领导下，他们提出了誓死争回“里大”的方针，并组织了120人的先锋队，同中法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说理斗争，占领了“里大”校舍。两国政府派出武装警察包围“里大”，强行把学生押上警车，投入兵营。最后，把被监禁的学生，包括蔡和森、向警予、陈毅、李立三等104人，武装押送回国。至此，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运动被迫转入低潮。

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斗争，是五四反帝反封建运动在国外的继续和发展，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另一个激烈战场，它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青年热爱祖国、不堪忍受屈辱的斗争精神。

开展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共管中国铁路的斗争。1923年5月6日凌晨，山东临城发生一起震惊中外的土匪抢劫列车案，车上39名英、美、法、意、比等外国人以及70多名中国人被绑架。6月12日，被绑架人员全部释放。但帝国主义列强以此为借口，企图趁机在华设立万国警察，共同接管中国铁路。留法学生知悉后，7月3日，周恩来、徐特立、袁子贞、许德珩等人发起和出席了旅法华人各团体为开展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而在巴黎举行的集会。8日，周恩来等人又代表22个旅法华人团体在巴黎集会，会议通过了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的六项具体办法，决定召开旅法华人大会，并成立旅法各团体联合会临时委员会，推选周恩来为临时委员会书记，通过了《致国内各界公电》。电文指出：“铁路共管，等于亡国，旅法华人，全体反对。望农、工、商各界，速起力争。现政府不足恃，应另组国民政府，以除内奸，而御外患，同人誓为后盾。”会议还通过了《致中国旅欧、日、美、南洋工、商、学各界电》《致中国驻外各公使函》，大声疾呼：“铁路共管，等于亡国，交通命脉，落入人手，民族一线生机，势将断绝，此而不争，何以图存。”[21]

7月15日，旅法的600多位华人在巴黎召开大会。周恩来与华工代表袁子贞等在会上发表演说，散发由周恩来起草的《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号召“我们便当一致起来，誓死力争，推翻扰乱中国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打倒这妨害中国和平统一的万恶军阀”！随后，旅法华人各团体代表再一次集会，决定正式成立中国旅法各团体联合会，选举周恩来、徐特立、郭隆真、袁子贞、许德珩等人为领导成员，周恩来继续担任书记。7月31日，中国旅法各团体联合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巴黎的24家报馆记者和一批法国进步人士参加。旅法各团体联合会的代表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企图共管中国铁路的起因、真相、危害和中国人民反对共管的决心。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各方舆论的强大压力下，驻北京的16国外交使团在8月10日向北洋政府提出的照会中，未敢正式提出由各国共管中国铁路的要求，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共管中国铁路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勤工俭学学生在法国一边做苦工，一边搞革命，艰苦的条件锻炼了他们的革命意志。正如《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写的：“他们身居陋室，条件艰苦，白天作工糊口，晚上通宵苦干，吃的是面包，喝的是白水，干的是革命工作，表现出了职业革命者的顽强斗争、乐观向上的饱满热情。除了条件艰苦，他们还要时常躲避法国乃至欧洲警察的搜查和追捕，被捕、坐牢、被遣送回国等遭遇经常要降临到他们的头上。”正是这种艰苦的革命环境和条件，使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的一大批优秀分子和先进青年锻造为久经考验的职业革命家。

据不完全统计，到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时，全国共有党员420人，旅法党员，包括在法、德、比利时和到苏联回国的党员已达77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18%以上；到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时，全国共有党员994人，留法的党员达到210人左右，占全国党员总数20%还多。

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历程来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经历革命斗争锻炼的高级干部，党、国家和军队的早期领导骨干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他们中有些人英年早逝，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如蔡和森、向警予、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刘伯坚等；有些人一直领导党和人民军队推翻三座大山，缔造新中国，建设新中国，并把社会主义中国引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这些人中有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作为职业革命家，思想解放、视野开阔，牢记初心、不忘使命，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作出了重要贡献。

注释：

[1]中国革命博物馆编《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8—129页。

[2]周恩来《西欧的“赤”况》及《伍的誓词》，载天津《新民意报》副刊《觉悟》第2期，1923年4月15日。

[3]张树勇《周恩来同志读过的书》，载《人民日报》1979年3月4日。

[4][5][6][7][8][10][11][12]《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5页，第87页，第113页，第88页，第107页，第109页，第114页，第115页。

[9][13]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第15页。

[14]陈独秀著、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版，第11页。

[15]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赵世炎烈士资料汇编》上，内部资料，第147页。

[16]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院、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3页。

[17]斯诺：《西行漫记》，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页。

[18]《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29—30页。

[19]袁振英，1920年7月在上海帮助陈独秀组建共产党组织，同年8月参加中共发起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参与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担任陈独秀和俄共（布）远东局代表魏金斯基的翻译，参与重建广州共产党活动，成为广州共产党组织成员之一。同年8月，公费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学习。

[20]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1册，北京出版社1979版，第51页。

[21]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2册下卷，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761页、第763页。

[22]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全国人民选出双百英模。新中国成立前的百位英模中有62人是早期共产党人，其中就有蔡和森、向警予、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刘伯坚6位留法党员，约占早期共产党人的10%，这是历史和人民的评选，也充分体现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对党的创建与发展的重大贡献。■

（作者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 樊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