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人民解放军已完全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并包围了北平城，但以国民党第四兵团司令李文、第九兵团司令兼第十三军军长石觉等为首的蒋介石嫡系，并不愿意束手就擒，其实力明显优于傅作义，成为和平解放北平的巨大阻碍。但为何他们最终却接受了傅作义的命令，放弃抵抗，连一兵一卒也不带就离开了北平？

1949年1月23日，北平朔风凛冽，天寒地冻。这一天清晨，两架国民党军机从东单临时机场起飞，顶着寒风一路飞向南京。机上的人神情沮丧，这一次离开北平，他们中大部分人将无缘再回。在他们身后，是即将放下武器的20余万国民党中央军。

机上的这些人，分别是守卫北平的国民党第四兵团司令李文、第九兵团司令兼第十三军军长石觉、第十六军军长袁朴以及蒋介石嫡系的第十三、第十六、第九十四、第三十一军部分团以上军官和一些反动特务。北平和平解放之际，这些不愿弃暗投明者，固执地选择前往南京。然而，大势已定，任凭蒋介石嫡系将领如何负隅顽抗，都已无法挽回败局。至此，北平和平解放的一大障碍彻底消除，古都北平迎来曙光，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70年后的今天，再回顾北平和平解放的历程。当年防守北平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实力明显优于傅作义，大多数将领又不愿意投降，但最终却接受了傅作义的命令，放弃抵抗，离开了北平，这是何原因？

中央军—蒋介石

部署在平津的重要棋子

平津战役初期，傅作义统一指挥的国民党军共50余万人，分布在山海关、唐山、塘沽、天津、北平、张家口和保定等铁路沿线。其中，傅作义的嫡系部队约17个师，包括他的起家部队、纯美械装备的第三十五军，这些部队大部分配置在平绥路东段和北平以西地区，主要是确保其西撤前往老巢绥远的退路；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包括第十三军、第十六军、第九十四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二军等部队，共计25个师，实力与傅作义部队相当。

傅作义非蒋介石嫡系。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主力大多由蒋介石的嫡系将领指挥，傅作义却是个例外。蒋介石不仅让他出任华北“剿总”总司令，还将数十万中央军直接交给他指挥。这一方面与傅作义在解放战争初期积极“剿共”的态度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傅作义的声望很高。

傅作义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后就读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毕业后加入了晋军阎锡山部。1928年后，他出任晋绥军第三十五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主席等职，九一八事变后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和绥远抗战。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他率部坚持在晋绥地区抗战，取得了包头、五原等战役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傅作义的军事实力得到较大发展，出于巩固自身地位和扩大地盘等考虑，他坚决执行蒋介石“戡乱”“剿共”的政策，不断进攻华北解放区。蒋介石将中央军交给傅作义指挥，既是对傅作义指挥能力的肯定，也是对其“剿共”态度的认可，更重要的是，中央军也可以作为制衡傅作义的重要力量。如果傅作义积极进攻解放军，中央军便可听其指挥；反之，中央军就是蒋介石直接控制平津地区的军事力量。因此，当傅作义萌生走和平道路的想法时，部署在华北的几十万蒋介石嫡系部队，就成为其绊脚石。

作为蒋介石的私家军，中央军中高级将领对蒋介石几乎言听计从，北平城内的部队亦是如此。尽管国民党军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中节节败退，人民解放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并包围了北平城，但以国民党第四兵团司令李文、第九兵团司令兼第十三军军长石觉等为首的蒋介石嫡系将领，并不愿意束手就擒。他们有的抱着死守待援的想法，有的抱着突围南下的幻想，有的甚至想要为“党国”“杀身成仁”。这部分顽固将领对北平的和平解放造成了很大阻碍。

如果傅作义宣布起义，中央军会不会节外生枝、垂死挣扎？傅作义能否有效控制这些实力雄厚的非嫡系部队？这一点，傅作义自己也十分担心。在平津战役之初，傅作义策划向西面绥远“老家”撤退时就曾分析过，西退战略对自己最有利，但“中央军他带不走”。

1948年10月下旬，困兽犹斗的傅作义已经萌生了脱离蒋介石、走和平道路的想法。他对其心腹王克俊说，自己是冒着“三个死”的危险来做这件事：“第一，几年来，我不断对部属讲‘戡乱、剿共’，而今天秘密地来个180度的转弯，他们的思想若不通，定会打死我；其次，这件事如果做得不好，泄露出去，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再者，共产党也可以按战犯罪处决我。”傅作义的第一、第二个“死”，实际上都是对蒋介石嫡系部队不受控制的担心。

不过此时，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力量尚且完整，他还有与蒋介石嫡系扳手腕的资本。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傅作义对中央军的控制力越来越弱了。

毛泽东的一大担忧：

傅作义能不能指挥中央军？

在我党和各界群众反复争取下，傅作义渐渐坚定了走和平道路的决心。11月上旬，傅作义通过中共北平地下组织致电毛泽东，表达了和谈的愿望。双方此后开始派出正式代表谈判。

如果傅作义的力量占优，对付中央军就要容易一些。然而到了12月，傅作义的嫡系主力部队在新保安、张家口被解放军包围，这一方面沉重打击了傅作义继续作战的信心，另一方面也彻底改变了傅作义与蒋介石嫡系的力量格局。

12月16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人的复电中就谈到，“傅作义主力三个军，一个被歼，两个被围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城内傅作义仅有三十五军一个师，一零一军两个师，及一个骑兵师，北平绝对大部分敌军及天津、塘沽全部敌军都是中央系（只有陈长捷是亲蒋又亲傅的），傅作义很难指挥这些军队”，“我们的第一个目的是解决中央军。你们应向傅的代表试探，有否命令中央军缴械之权力，如果他没有此种权力，则可向他提出让路我军进城，解决中央军”。

此时，国民党军守卫北平的力量，是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为主，包括第十三军、第十六军、第九十四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二军等，约20万人。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实力远逊于中央军。傅作义的代表李炳泉在与我军的谈判中也坦言，傅作义不能完全控制中央系军队。

12月19日，傅作义在听取崔载之对双方正式谈判情况的报告后表示，北平城内中央军的兵力比他的部队多十几倍，逮捕蒋系军、师长没有把握。当然，傅作义做这样的表态，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解放军能够把他被围的嫡系主力部队放回北平城，以保存实力。不过，傅作义对中央军的担心也不完全是借口。

此时，蒋介石对傅作义和谈的动作已有所察觉。他先后派出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儿子蒋纬国等政要亲信到北平对傅作义软硬兼施，迫使他放弃向共产党靠拢的想法。蒋介石也深知北平守不住，甚至许诺傅作义，只要他南撤，就任命他为东南军政长官。蒋介石手里还有王牌，即他部署在北平的中央军。

傅作义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既不想关闭谈判大门，又不想缴械投降；既对国民党的前途没有信心，又不愿意背负“叛将”的名声。左思右想，他准备以公开发表和平通电的办法，向全国表明“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的态度，同时拟将北平军队的指挥权交给蒋介石的嫡系将领李文，自己赴南京劝说蒋介石与中共和谈。

傅作义的这一打算要冒很大的风险，不仅他自己的嫡系将领不同意把兵权交给李文，中央军委也不赞同这一做法，在给林彪的电报中提出，傅作义目前不要发通电，因为通电一发，他就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及其部署都可能受到蒋介石嫡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一旦傅作义及其嫡系被中央军控制，北平和平解放的大门就可能关闭。权衡利弊后，傅作义打消了发表通电的念头。

直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最后关头，毛泽东依然对北平城内的中央军不放心。在得知傅作义打算让自己的嫡系部队先出城接受改编时，毛泽东在给林彪、罗荣桓的电报中说，傅作义“将自己的主力一零一军及骑四师首先开出城外，他是否有把握命令十三军、九十四军等部亦能出城，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怀疑的。如果蒋党不但不服从傅令，反而将傅总部包围攻击，傅是否尚有足够兵力抵抗，以待我们之援助。蒋党暗害及蒋机轰炸，亦须预为计及”。为此，毛泽东建议骑四师后出城较为妥当，甚至提出：如果傅作义尚未部署妥当（主要是中央军问题），可以把已经议定的军队出城日期推迟几天。

以上可以看出，能否控制住蒋介石的中央军，是北平和平解放必须面对的一大难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考验着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也考验着傅作义。

大势所趋，

北平城内的中央军

最终土崩瓦解

对于北平城内负隅顽抗的中央军，人民解放军作了万全的准备。如果傅作义能够控制这些力量，那么解放北平就会兵不血刃，如果不能，那么就必须使用武力解决。进攻的手段一是直接攻击，重点打击中央军；二是由傅作义部里应外合，打开城门，解放军直接进城对中央军实施缴械。

党中央、中央军委一方面积极争取和平解放北平，另一方面也对强攻北平、武力消灭国民党军作了周密的计划和准备。时任解放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的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为了保护古都，决心不惜作出重大的牺牲。炮火、冲击箭头要避开这些需要保护的地方……我穿上便衣，化装成老百姓，从东直门外几百米的地方、到安定门的城墙脚下，观察敌情、地形，选择突破口，划分火力区域，并在这个基础上精密制订出作战方案。制订这种特殊的作战方案，真叫难啊！既要打击敌人，取得战争的胜利；又不能像通常那样使用我们一般的打击手段。

应该指出的是，随着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的结束，特别是近在咫尺的天津被解放军在29小时内攻克，当时的北平已经陷入重围，彻底成为孤城，在强大的人民解放军面前，无论中央军是否继续抵抗，既无法守住北平，也没有突围之路，最多只能是困兽犹斗、垂死挣扎。这样的局势，中央军从中高级军官到下级士兵都看得很清楚。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平津前线总前委、北平地下党与傅作义一步步扫除了和平解放北平的最后障碍。

194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以“陕北权威人士”的名义公布了蒋介石等43名“头等战争罪犯”名单，傅作义也名列其中。这份名单对国民党顽固派是一种无形的震慑，将当时已经在与我党积极接触谈判的傅作义列入其中，既是为了坚定其弃暗投明、立功赎罪的决心，也是为了麻痹北平城内中央军的思想。毛泽东在电报中解释说：“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

在麻痹中央军的同时，平津前线总前委积极与傅作义进行秘密谈判，地下党千方百计瓦解中央军，而傅作义则暗中对城防作了一系列调整部署。

在国民党中央军撤出北平的团以上军官中，唯独没有第九十二军的军官。这支部队为何没有一兵一卒离开北平？实际上，在北平和平解放前，第九十二军已经与我地下党进行了多次接触。在北平地下党积极争取下，第九十二军决心站到人民一边，在适当的时机发动和平起义。后来，由于北平和平解放，这支部队就没有再单独进行起义，而是听从傅作义的命令，一起接受整编。除此之外，北平城内的铁甲车总队等其他一些规模较小的部队，和一些师团一级的国民党军官都在与地下党秘密接触，准备起义。因此，尽管部分国民党中央军中高级将领十分顽固，但其麾下的部队早已人心四散了。就连军统北平站的负责人徐宗尧也秘密将北平站的各项清册和库房钥匙交给了中共地下党，并统一了大多数特务人员的思想，同意向共产党投降。

与此同时，傅作义利用调整城防部署的机会，巧妙调动了国民党中央军。他把自己的嫡系部队部署在城内，将中央军的主力调防到城市外围，同时规定中央军军以上机关和军官，必须住在城内；又以维护城内治安为名，成立了一个城防司令部，要职由自己的心腹担任，这个司令部的一大职能就是为中央军将领的住宅和出行提供安全保障。这样的部署，使中央军将领都处在他的监视控制之下，北平形成了傅作义嫡系在内、解放军在外围、中央军夹在中间的局面，对中央军形成了内外交攻之势，即便中央军想抵抗，也会很快被消灭。

1949年1月21日，经过前后三次秘密谈判，《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终于达成。这天上午，傅作义以华北“剿总”总司令的身份，突然召集北平党政军主要实权人物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宣布协议要点、研究如何履行协议。会议地点由傅作义的嫡系部队负责守卫，一旦进入会场，中央军将领与部队的联系就会被切断。

蒋介石嫡系将领会前虽对傅作义有所警觉，但却没有料想到会议内容。突然在会上听说傅作义已经与共产党达成协议，这些人如五雷轰顶，其中第十六军军长袁朴等人又哭又闹又骂，石觉、李文等人则板着脸不愿意表态。然而由于傅作义的部署，这些人对会场的安全构成不了威胁。经过一段时间的僵持，最终，这部分不愿意弃暗投明的将领提出自己不愿意留在北平，要求放他们回南京。为减少和平协议执行的阻力，傅作义同意放他们返回南京。

国民党中央军嫡系将领离开北平，20余万中央军不再负隅顽抗，北平终于迎来了和平解放，避免了大规模流血牺牲和对古都的破坏。1月21日至30日，北平20余万守军全部开赴城外指定地点接受改编和政治整训。愿意留下来的部队官兵，被分散编入了解放军各部，其中编入东北部队的约5万人，编入华北部队的约5.3万人，编入西北部队的约2.4万人，这项工作到4月10日基本结束。一次性将20多万国民党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创造了我军的历史。■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责任编辑 王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