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中国农村改革是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突破的，这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重大战略部署。1978年9月，安徽肥西山南率先在小井庄推行包产到户，是全国最早实行包产到户的地区。通过实地走访调查，我们发现其实还有一个回民生产队从1976年下半年就开始了包产到户，他们悄悄干了一年后，公社才知道。最近，我们特地前往安徽肥西县，对当时官亭公社农场大队老庄生产队动议包产的两位老人进行了采访，请他们回忆了那段历史。

口述者：时任老庄生产队会计杨志胜（回族，1947年生，小学文化）

“包产到户”从源头上讲，应该是从我们队干起来的。还记得，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18日召开全国性的追悼大会，我和生产队队长、20世纪60年代入党的老党员张学为去公社参加的追悼会。散会后，在回来路上，我和他心情都很沉重。毛主席老人家离去，我们一下失去依靠，心中不安。再看看地里稀稀拉拉的庄稼，对生产生活失去了信心。我对他说了一句：“照这样下去，今年的日子不好过了啊，我们得想法子。”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与我们生产队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地势高，处在江淮分水岭的刀口处—如今，就在我们队的地块上，建了江淮分水岭纪念碑。这里最大的特点就是水源差，想想看，没有水，必然土地差，生产队就穷，每家每户也穷。当时每天一个壮劳力满打满算10个分工，一个工两分钱，一天才两毛钱。所以，我们这是远近有名的老大难生产队。

当时我们队15户人家66口人，劳动力21人。其中，五户姓杨的，一户姓李的，这六户都是回民。因此，我们这个队是回汉混居，我是回民，还有妇女队长李长英也是回民。村子96亩水田，23亩旱地，总共119亩。另有3头牛。好年头，一年总共能打2万斤粮食，上交七八千斤，同时还要扣除大农活时（比如“双抢”时节起早贪黑）每个劳力一天补助2两粮食，一个人一年只能分到120多斤口粮。油呢，利用田间地头种一些芝麻，一年一个人能分到2斤。每顿菜放油，舍不得用勺子挖（方言：“舀”的意思），就只能用筷子蘸点儿。

可我们毕竟是回民村，回民有自己的副食需要。虽然回民家庭基本上都养了十几只羊，但当时我们每个队每年还有给上面交两头生猪的任务。怎么完成这个任务？放集体养常常被养得半死不活，于是就规定由每户轮流养。回民家里老人对猪有所忌讳，但由于是集体任务，且政府对回民们在自己家里养羊并没有表示反对，所以这些老人也都没有直接拒绝轮流养猪这件事。另外，自家的羊到年底都用于过年而宰了，基本上没有拿出去卖的。就着轮流养猪，村里每户人家也顺带着悄悄养一二十只鸡。不是自己吃，而是让它们生蛋，有时补补身体，有时也拿到供销社换一点小日常用品。

人还是要吃饭的，一顿不吃就会饿得慌。因此怎么多打粮食多分些口粮还是每个人天天想的。那年夏天，雨水少，处在江淮分水岭最高处的我们生产队土地含水量更少，到了秋天，雨水也没多到哪儿去，这样下去，秋粮可能很难种下去。我那句话，就是冲着这个形势说的。张学为听了我的话，就说是的，但又说不能采用其他方式啊，那样犯法啊。我说，回头我们队里几个人到你家开个会，大家一起商议商议。他同意了。

过了两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们队里几个人就在老张家门口的稻场上开了会。开会的有队长、会计、妇女队长、民兵排长、副队长，就这几个人。本想多叫几个人来，但怕保不住密，就没叫了。当时开会也有不同意见和担心，但讨论来讨论去，除了把地分了，想不出其他更好的办法。最后一致决定，66人分成3个组，一个组22人，每个组32亩水田、7亩旱地，一头牛，实行联产责任制，只要能把上面摊的任务交上来，你们怎么干是你们自己的事。还剩下2亩旱地不好分，就打在（方言：“分给”的意思）我和老张头上，算我和他一年的工分。最后，大家约定，一定要对每家每户每个人再三叮嘱，这种做法千万不能讲出去，即使是在马河湾这个地方（农场大队这个地方原名叫马河湾），即使是每家每户的亲戚都不能讲。

分了田后，每家每户的干劲儿都上来了，都想多打些粮食，自己组能多剩些，自己家能分些。到第二年夏季，虽然当年冬季旱情严重，但小麦产量还是有所增加。不过增产不是很大。原因主要是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只分到小组，仍然存在着一个每家每户每天能出几个劳力的攀比心理。但毕竟看到了分的好处。在有旱情的情况下，要搁在过往，不减产就算不错的了，哪里还能增产。

于是到1977年冬，我们自己私下丈量，直接将土地分到户了。但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大牲口不足。于是每个组的几户人家，按地相邻的顺序，牛在哪家地块上翻耕，都一起去帮他家尽快把活干完。而家里的老人和小孩再去把自己家地里的活帮衬着做细。于是到1978年，我们村的粮食产量一下增加到5万多斤，比之前最好的年景一下翻了两倍还多。那时我们还是按七八千斤上交的，这样剩下4万多斤，每个人的口粮达到600多斤，我们一下迈过了生存的温饱线。

口述者：时任农场大队民兵营长刘振华（1950年出生，肥西县金桥中学初中毕业）

农场大队有13个生产队，当时就数老庄队最差最穷，原因也是它处在江淮分水岭的最岗头，十年九旱。

我是“文革”期间实行基本路线教育时包片到老庄生产队的。所谓包片，实际上就是找他们要钱、要粮、要棉、要油。要粮，就是稻麦，老杨之前已经讲了需要的斤数，棉花大概在100多斤，麻油大约在20多斤。钱，分这样几项，公积金、公益金和行管费，这要多讲几句，公积金，并不是我们现如今讲的买房的公积金，而是用于大队集体发展的。公益金是用于大队集体水渠道路桥涵修建的，行管费主要是我们大队干部的工资。在村干部里，书记、主任、民兵营长和会计算正职，一年工分3600分，妇女主任、团支书和治保主任算副职，一年工分3200分。社员的日子都过不下去了，吃都吃不饱，还要再让他们上交这些，真的很难。每年到催要这些东西的时节，最让社队干部头痛。

当然包片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督促各队不能干违反“三面红旗”的事，不能让各队长出“资本主义尾巴”。有的群众私自养鸭养鹅，我曾下去逮过。但那年老庄队把地分了，我却没有干涉。他们一分，我就知道了。虽然他们不让讲，瞒着干部。他们干得也巧妙，比如，一个组一伙人一起干活，外人不知道的，也就当作是集体在干活了。我装作不知道，一是因为他们真穷，那年年景不好，人总要活下去吧；二是我要讲出去了，别人会说我这个包片干部是干什么的；三是大家都在一个大队，我的任务要靠他们完成，他们倒霉了，我也没办法做人啊。这样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们干你们的，只要你们自己不把娄子捅出去，你们就这样干好了。不得不说，当时还是有私心的。因为怕如果最后真的被上面知道，犯法了，我也能以不知道，保自己一下子。

六安到合肥都要经过官亭，虽然这样，但由于它靠近合肥，就当时的六安地区讲，它就算偏的了，只要大队、公社干部不讲，县里也就可能不知道，地区自然也就能瞒过去了。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回汉混居的庄子，根据党的民族政策，要对少数民族进行照顾，平时对他们多养点什么牲畜，也都默许。这次真要有人说什么，我们也能用是少数民族的特殊性来掩盖。

到了夏季，其他生产队的上交任务完成非常难，平常日子过得难的老庄队却比他们早先完成，而且队里每户人家还分到比以往多的小麦。这不仅是对他们大胆闯试的回报，也是对他们接下来进行“全分”的鼓励，用现在的话说，也是一个无声的广告和示范。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怎么干的了，于是都想学他们。正好第二年又赶上一个大旱年，大家不得不学着这么干了。当时我们13个生产队都有近三分之一人口是回民，除了这个队的杨、李姓外，还有沙、白、马、陶等姓，虽然姓不同，但他们都很亲，各个队想学他们也容易。就这样，公社知道了老庄队早在一年前就把土地给分了。既然年景是这样，他们也干出了成效，减轻了国家负担，大家也想学着干，那就让他们这么自发地干下去吧。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几年，县里因马河湾这一带3个大队，都有1/3的回民，就合并为一个村，按党的民族政策，改叫马河湾回民社区。社区里共5000多人，回民大概有1200多人。根据县里统一规划，官亭这一带因为是江淮分水岭岗头，所有土地流转，改建万亩森林公园，走乡村旅游发展之路。村庄搬迁到官亭街道旁边来，村民基本上都在镇、村集体企业或附近产业园企业上班。原老庄队也是如此，由原来15户66口人发展到现在的124人，随着转型发展，他们去年已经实现人均一年15000元的收入。谁能想到他们当年是那么穷，谁又能想到当年他们曾冒那么大风险去搞分田到户呢？

采访后记：经过多年的实践，从事农村农业工作的干部开始体会到农村不可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他们是支持农村改革的积极力量。从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人们逐步从“左”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因而在党中央和群众之间有一大批基层干部，积极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实践的选择，再加上新闻媒体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积极参与，所有这些，就在党中央和群众、基层干部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做到上下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我们改革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老庄生产队，中国改革开放永远不该忘却的一个少数民族村庄。■

（作者单位：李传玺 中共安徽省委统战部

史扬龙 民建安徽省委员会

陈劲松 安徽省政协文史委）

（责任编辑 樊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