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局面形成。国民政府正式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武装部队，八路军由此诞生，并投入全国统一的抗日战争行列。期间，周恩来等中共代表与蒋介石政府进行了艰难、曲折、复杂的谈判。

一

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在离开西安时曾答应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希望能在南京与周恩来直接会商两党合作事宜。可是在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形势逐渐恶化：张学良不听劝阻，执意送蒋返宁，从而被扣问罪，致使东北军群龙无首。众人围绕着如何救张，互相猜忌。最终，以孙铭九等人为首的少壮派，在1937年2月2日枪杀了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而忠于王以哲的师长刘多荃又命令手下枪杀了杀害王的凶手于文俊等人，还要追杀孙铭九等幕后真凶。关键时刻，周恩来在批评少壮派头目错误行径的同时，又冒着被怀疑的风险，连夜将孙铭九等人送往三原红军驻地，保证了东北军没出大乱。

已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的顾祝同，先行派随行幕僚于1937年2月8日开进西安。国民政府此前曾答应，请周恩来到南京会商国共两党合作事宜，此刻亦改为在西安与顾祝同、张冲会谈。

时间紧迫，周恩来已来不及向中共中央书记处请示。他临时与叶剑英商量决定，由李克农于2月9日赴潼关迎接顾祝同。其后，周恩来前往顾下榻的西京饭店。会谈中，顾祝同当场同意，可以在西安设立红军办事处。周恩来意识到，这意味着国民政府可以承认红军的合法存在。

1937年2月11日、12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开始了首轮谈判。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书记处张闻天、毛泽东的指示，提出国共合作的意向：将红军编制为4个军12个师，以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军长，合为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由朱德、彭德怀担任之；军饷与中央军同等待遇，或者每月先接济80万元至100万元；保证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如成立国防委员会，红军应派代表参加；国民党不得破坏中共组织，不再逮捕中共党员。鉴于国民党马上要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代表又向即将参加全会的张冲转交了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致电。该电提出中共对联合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自由、释放政治犯；召开各个层面的代表会议；迅速完成抗日之一切准备；改善人民生活。四项保证是：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工农政府和红军分别改名为特区政府和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政府领导；特区内实行普选之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坚决执行抗日共同纲领。

这是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提出实现国共合作的条件。

谈判中途，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会议期间基本上接受了中共的上述合作条件，但同时又通过了一项《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周恩来对该决议表示遗憾，并对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表明：中共目前无意参加政府，只要求参加国防机关。

这次谈判断续进行了近一个月。谈判中途，蒋介石又派贺衷寒参加进来，但大部分时间都是由周恩来与张冲商谈。虽然存在分歧，会谈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周恩来于3月8日起草了一份协议（简称“三八协议”），交给顾祝同，并请其电告蒋介石做最后决定。顾又将其交由贺衷寒修改。

贺衷寒对双方基本达成一致的协议进行了重大改动：红军编成3个师后，每师只能保留1万人，要服从军委会和蒋介石的“一切命令”，政训人员得由南京政府派人担任，各级副职也由南京方面逐级派人充当；苏维埃政权改为“陕甘宁行政区”，属地方行政区，直属所在各省；删掉“民选制度”提法，改“民选推荐”为“地方推荐”。此外，“停止进攻河西红军”这一条也被删掉。

协议遭到贺衷寒修改后，周恩来当即电告中央书记处：贺衷寒的这一方案“意在利用这一机会，束缚我们愈紧，即愈难在蒋面前讨价还价，特别是以河西问题胁迫我们”，“这些争执基本上仍是民主政治与红军独立领导问题，不是与顾、贺可以解决得了的”。

1937年3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贺、顾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欲是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改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之附属品。关于此点，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立场，绝对不能迁就……总的和平局面已定，政治上采取进攻的姿势，只会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不会使谈判根本破裂。”

当晚，周恩来即约见张冲，指出，由于贺衷寒横生枝节，一切都有动摇的可能。贺衷寒删去“停止进攻河西红军”一条，就是要使红军西路军困陷河西地区。周恩来要求张冲应以原协议条文电呈蒋介石。否则，只有请张回南京见蒋。

第一次会谈，虽然仍有较大的分歧，但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中国共产党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国民党也答应适当的时候允许共产党公开，承诺不再破坏中共组织、不再逮捕共产党员，准备分批释放政治犯；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使其接受国民政府军委会和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与领导；中共可以派代表参加国民会议，中共军队可以派代表参加国防会议……

二

张冲向蒋介石汇报了周恩来对贺衷寒大肆修改协议初稿的不满，蒋介石虽然感到棘手，却又心中窃喜。蒋介石最关心的是如何维护自己的威信、拥护他的领导，所以当张冲报告周恩来表示需要与蒋介石直接谈判时，蒋介石立即答应，并致电周恩来：“恩来兄22日至25日到沪再约地相晤。”

得知蒋介石执意只允许红军改编设立3个师，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周恩来：蒋若执意坚持，只好服从，以示善意。

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在张冲陪同下，飞抵上海。其后，他与宋美龄会晤，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诚意，并请她将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国共合作谈判的15条意见转呈蒋介石。宋美龄向周恩来表示：中共可以合法存在。

月底，周恩来由潘汉年陪同，赴杭州烟霞洞与蒋介石谈判。

周恩来首先阐明，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立场是站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纲领上的。他指出：中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谋求同蒋先生和国民党合作，决不能接受“投降”“改编”这样的污蔑之辞。

谈判中，周恩来重申了中共对于合作的具体要求：1.陕甘宁边区要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2.红军人数应达4万人以上。3.三个师以上须设总指挥部。4.国民政府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5.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6.红军防地须再增加。

蒋介石随即表示，中共有民族意识，有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由中共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影响很好。他还承认，由于国共分家，造成了目前的割据以及帝国主义占领的局面。中共在几个月后，可以参加国民大会、国防会议；行政区可以是整体的，但须由中共推荐一个隶属南京方面的、双方都认可的人来担任正职，以应付各方，副职以下均归中共决定，执政由中共自己干，他不干涉；军队人数，不再与中共争了，总司令部可以设，他绝不来破坏红军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粮食接济定额，政府可以设法解决；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决定，那他在这之前也决不再打击红军。

会谈期间，周恩来同潘汉年商量后表示，当前最要紧的是，必须要建立一个共同遵守执行的共同纲领，这是保证合作到底的一个最好办法。并对蒋特别强调，合作还是在蒋委员长领导下合作。

蒋介石立即说，那就赶快回延安去，希望中共议出一个共同纲领。

周恩来问道，对合作与纲领有什么具体要求。蒋介石并未正面回答，只说了句：“我还正在养病，还未考虑好。”

1937年3月30日，周恩来带着蒋介石给的联系密码返回西安。

4月2日，周恩来飞回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于4月7日召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杭州之行的情况汇报，讨论下一步工作和会谈的安排。会议认为，“停止内战的旧阶段已经过去，而转入以争取民主权利为中心内容的新阶段”，“民族矛盾超越国内阶级矛盾”。会议强调：“我党必须在各种斗争中努力争取领导权。”关于国共合作共同纲领，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拟定一个方案，提交下次会议讨论。

4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4月15日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向全体党员解释了关于国共合作的疑虑，引导党员改变观念、适应大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御侮救亡。

三

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带着上述中共中央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纲领草案前往西安。

匆匆忙忙赶到西安后，他同顾祝同、张冲就有关问题进行了交谈。顾祝同答应再给红军增发经费5万元，红军的夏装也很快安排发放；红军西路军的被俘人员已到兰州，可送来西安；中共可和南方各苏区游击队进行联络。

随后，周恩来在西安等待了一个多月，还是不见蒋介石安排谈判时间。滞留在西安，周恩来也没闲着。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加强了对西安的控制，派了许多嫡系来西安任职，尤以黄埔系师生最多。周恩来利用自己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会见这些老同事、老部下。他先后会见了关麟征、宋希濂、李默庵等人，与他们叙旧情、论形势、谈前途，鼓动他们尽力促进两党团结、推进和平统一，共同抗日救亡。

周恩来在同故旧接触中感到，两党分家多年，彼此的思想境界、立场观点差异不小，遂调遣红军中几位“老黄埔”到西安来，与国民党部队在西安的黄埔派联络情感，以减少摩擦抵触。除陈赓、左权、徐向前来自三原红军总部外，还特地从两广调来才华横溢、能言善辩的宣侠父，对蒋系黄埔派开展交友论道、统一认识、增进团结的公关活动。

周恩来还深入各群众组织和基层单位，宣传新形势和中共抗日救国的主张，发展壮大抗日阵线。

等不到蒋介石的确切谈判日期，5月下旬，周恩来返回南京，继续会见各界名流，宣传中共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主张，扩大影响。

四

1937年6月4日，由张冲安排，周恩来上庐山，等待与蒋介石谈判。

6月8日至15日，周恩来与蒋介石等人进行了多次谈判。

蒋介石在6月8日开始的谈判中完全抛开了中共提出的纲领草案，提出，要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这明显是想把中共“溶化”掉。其具体内容是：

1.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自己推荐国民党的若干干部，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的干部组成，蒋自任主席，有最后决定权。2.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一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加以讨论。3.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合组之党。4.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产党关系，并由此坚定联俄政策，形成民族国家之联合。

而对此前杭州谈判达成的共识，又增加了以下条款：

1.红军编为三个师，45000人。三个师以上设政训处，朱德、毛泽东须离开红军。2.边区政府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个行政区，而要由中共推荐国民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职，中共推荐副职。3.由中共方面派人联络南方游击队，经调查后实行编遣，但其领袖须离开部队。4.国民大会指定中共出席代表，但不能以共产党名义参加。5.国防会议可容中共干部参加。6.分批释放在狱中的中共党员。

以上这些方案推翻了以前的许多承诺，并在组织上取消了共产党的独立性。

对此，周恩来明确表示：不能同意国民革命同盟会的组织原则和有关红军指挥机关以及边区政府人事安排等意见，坚持红军设总司令部或总指挥部。

6月17日，中共中央将15日周恩来电报所述同蒋介石谈判无果而终之情形报告给共产国际。

6月18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

6月22日，周恩来致电蒋介石，专谈军事指挥机关问题。他表示，中共可再让一步，红军改编后，可以政训机关名义指挥，但朱德应为这个机关的主任，时下不能离开部队，红军尚要改革，有许多工作要他来做。同时，周又告诉顾祝同和张冲，朱德的去留对部队影响很大，请顾、张向蒋进言。

几天后，南京方面回电表示，红军改编后只能设政训处，但电文并未提出谁任正职问题。

针对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同盟会方案，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起草了《两党关系调整方案》，提出：由国民革命同盟会负责调整两党关系，决定共同行动事项，但不能干涉两党内部事务。两党均须遵守共同纲领，但两党又均须保留各自的组织独立性及政治讨论的自由。

《两党关系调整方案》对蒋介石想借同盟会“溶共”的企图，明确表达了反对立场。

五

1937年6月26日，南京方面又来电催周恩来再上庐山，继续谈判。

7月7日，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飞抵上海。周恩来一行首先探望了宋庆龄，又通过潘汉年联系，约见了叶挺，向叶挺通报了中共中央最近的抗日主张，并请他出面主持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工作。周恩来还示意他联系保定军校的同学、时任第三战区总指挥的陈诚以及张发奎等人。叶即向陈诚表示，他愿意出面主持改编中共的南方游击队，还建议改编后的部队番号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继续“北伐”精神，发扬北伐时期“老四军”的优良传统。陈诚很赞赏叶挺这种担当精神，并很快向蒋介石建议让叶挺来改编中共的南方游击队。蒋介石认为，叶挺已多年不参加中共的活动，且在国民党中有特殊的影响，认为他是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人选。

周恩来一行在南京期间，活动频繁。除叶挺外，还会见了冯玉祥、白崇禧、刘湘、龙云等国民军将领。

1937年7月13日，周恩来一行再上庐山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周恩来首先递交了带来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可是蒋介石又以修改其中的一些内容为借口，压着不在报纸发表。

此时，全面抗战已经爆发，形势紧迫。中共代表表示，要把民族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愿在蒋委员长指挥下努力抗战。红军主力可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10日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动，同意担任平绥防务。但蒋介石依然坚持，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不提政治机关代行指挥权一事。

中共代表当然不能接受这种失去指挥权的决定。

第二天，周恩来致函蒋介石：“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他指出，蒋的意见和态度与上次庐山谈判“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而且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

中共中央书记处考虑到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严重现实和来之不易的国共和谈局面，以及已经出现的全民抗战新形势，仍然主张顾全大局、求同存异。张闻天、毛泽东电示周恩来：“为大局计，可承认平时指挥人事等之政训处制度，请要求设正副主任，朱（德）正彭（德怀）副。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以资统帅。”

周恩来依据中央指示精神，草拟了几条谈判意见，通过宋美龄转交蒋介石。这些意见的主要内容为：国民党中央公开表明赞同《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各报刊可公开发表；迅速发表陕甘宁边区政府组成和辖区，以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择一人担任正职，林伯渠担任副职，其范围包括现在所辖18县；由国共双方派人分赴有关地区联络并传达国共合作方针，对南方游击队实行改编；允许中共在延安出版《解放》周刊，在全国发行；另有一些红军改编的具体意见。

尽管中共已经作出较大让步，但蒋介石依然固执己见：坚持红军不设统一军事指挥机构；3个师的管理隶属行营，师参谋长由南京方面派遣；政治主任可由周担任，毛为副主任，职权只能传达人事和指挥的安排。蒋的目的就是让红军没有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一切听命于蒋的行营。

周恩来当即表示，蒋介石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与人事安排意见，我党绝对不能接受。

谈判再次陷入僵局。接触到实质问题，双方各不相让。周恩来一行离开庐山，到达上海。

7月20日，张、毛致电周、博（古）、林（伯渠），“日军进攻之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我们决定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要求周恩来一行，观察形势发展变化，等待重开谈判。

根据全民抗战已经形成山雨欲来之势，周恩来致电张、毛，建议红军改编的工作应先行开展，“立即自行改编3个方面军、6个单位的统一组织，各个方面军编足15000人，独立军、师都编入，加强干部，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

7月27日，周恩来等人回到西安。当日在与候任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会谈时，得到蒋介石的口信：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

周恩来便让蒋鼎文转告蒋介石：红军同意改编，同意开拔，但是，国民党应立即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使出师名正言顺。

随即，周恩来返回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关于红军改编的会议。会议决定，立即争取西安行营的同意，将红军部队集中在三原县一带进行改编，编足45000人，三个师以上设总指挥部，朱德任正职，彭德怀任副职。

7月底，平津沦陷，形势更加危急。蒋介石匆忙发表了《告抗战全军将士书》，文中表示：“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

其后，周恩来、博古立即赶到红军总部泾阳县云阳镇，出席红军前敌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并同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商量红军改编的编制、干部配备和分布等问题。做好一切准备，随时准备开赴指定的抗日前线。

六

1937年7月底，北京、天津相继沦陷。随后，日军大举占领上海。形势危急，蒋介石已经无力阻拦红军顺利改编为八路军的进程。

8月1日，蒋介石即让张冲电邀毛、朱、周速至南京，共商国防问题。

8月4日，张冲电邀周恩来参加国防会议。当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红军总部准备参加会议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此次赴宁须求得解决下列问题：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确定双方合作的政治纲领；决定国防计划；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并确定初步补充数量；确立红军攻防结合、正规与游击结合的作战方针，发动人民武装实行自卫……

周恩来、朱德随即由云阳赶到西安，与已在西安的叶剑英会面，商讨参会事项，准备参会材料。

8月9日，周、朱、叶飞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借此机会，又开始与蒋介石进行新一轮谈判。他们一行利用各种机会，广泛宣传中共有关抗日救亡的方针和主张。在国民政府召开的军政谈话会上，周恩来指出：日军锋芒正锐，所以在当前的战争中，必须培养出可以独立持久的能力，正面防御，应当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的扩大运动战，同时还要采取游击战。朱德也在该谈话会上发表了对于当前作战的初步设想。他们的发言与立场备受各方关注和好评。

期间，当周恩来问起中共提交的《宣言》何时发表时，蒋介石支支吾吾地说，还有地方需要修改，让康泽具体和周恩来修改。这显然还是企图千方百计地对中共设置障碍。

就在周恩来与康泽交换意见的第二天，8月13日，日军30万部队大举侵占上海。上海失陷，南京危在旦夕。

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文中坚决表示，“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此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准确地把握住时代的脉搏。

8月18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致电周、朱、叶，提出同国民党谈判的十项条件：1.发表我党的《宣言》，同时蒋发表谈话。2.发表边区组织。3.发表指挥部。4.发给平等待遇之经费。5.发给平等待遇之补充器物。6.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队。7.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红军之特长。8.为适应游击战原则，须依情况出兵并使用兵力。9.红军部队不分割。10.第一批出动红军使用区域，在平汉以西、平绥线以南地区，并交阎百川（阎锡山）节制。

就在8月18日当天，周恩来从张冲处得到消息，谈判突然峰回路转，蒋介石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周恩来立即将这个重大消息电告给延安，并向中央请求，我方应努力做到，“一、努力抗战，以巩固蒋的抗战决心。二、红军立即改编，争取开动。三、力争发表《宣言》。四、催促发表任命正副总指挥”。

8月22日，国民政府正式发表有关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及任命朱德、彭德怀正副总指挥的文告。直到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才正式播发《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红军改编命令，红军改编成公开合法的八路军的工作宣告完成。

同日，朱德、彭德怀从西安七贤庄红军办事处向全国发出通电，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副总指挥。

改编完成的八路军，由叶剑英任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一一五师，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政委兼副师长；一二○师，贺龙任师长，政委暂时空缺；一二九师，刘伯承任师长，张浩任政委。

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又宣布，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

（责任编辑 刘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