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到1947年初，国民党军在全国各战场的军事进攻已经由盛转衰。如毛泽东所言，“去年七月至今年一月的七个月作战，已歼灭蒋介石进犯解放区的正规军五十六个旅，平均每月歼敌八个旅；被歼灭的大量伪军和保安部队，被击溃的正规军，都未计算在内。蒋介石的攻势，在鲁南、鲁西、陕甘宁边区、平汉北段和南满等地虽然还在继续，但是比较去年秋季已经衰弱多了”[1]。这表明，1947年战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在1947年，蒋介石放手一搏，对陕北和山东两个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攻；对于中共而言，在彻底打败国民党重点进攻的同时，制定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作战方针，即“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2]。对此，彭德怀也说：“一九四七年，西北战场同全国各解放区战场一样，是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由防御转入进攻了。”[3]因此，1947年成为国共两党战略决战转折性的一年。关于国共两党战局在1947年转折的问题，学术界已经有了很好的研究，其中以金冲及的《转折年代—中国·1947》[4]为代表。金先生的著作高屋建瓴，着眼于对1947年全国战局的研究。台湾学者也认为1947年是国民党的“挫折年代”[5]，对国民党失败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对中共中央转战陕北过程中的重大战略决策，以及胡宗南部进攻陕北及其失败等问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一、来势汹汹：

国民党军重点进攻陕北

全面内战爆发前夕，1946年5月，国民党中央就下令胡宗南拟定了进犯陕北的作战计划，但因陕北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国共两党其时尚未完全决裂，进攻延安的计划只好暂时搁置。还有一种说法是“蒋认为目前攻占陕北，军事上意义不大，政治上不到火候，命他暂缓”[6]。尽管如此，胡宗南在内战爆发期间为此在军事上做了比较充足的准备。7月，在晋南以国民党军整编三十师守备曲沃、临汾，监视壶口、禹门口等黄河渡口，确保关中安全；以整编第二十九军主力向甘肃庆阳、合水进攻，以吸引中共军队主力于陇东，造成延安兵力空虚。12月底，国民党以整编第四十八旅、一二三旅、一三五旅进攻关中分区所谓的“囊形地带”，以消除进攻延安时“左侧背的威胁和保证后方补给线的安全”。次年2月19日，关中分区党政机关撤离，胡宗南军（下文简称“胡军”）占领“囊形地带”。胡宗南占领该地后以为延安唾手可得，在高级将领军事会议上说：“我们要消灭共产党，必须首先消灭它的武装力量，要达到这一目的，最重要的是拿下延安，消灭它在陕甘宁边区的主力军，摧毁它的首脑机构。我相信可以在两个月内解决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问题，六个月内消灭整个共军，解决全国对共军作战的军事问题。”[7]在胡宗南看来，似乎只要蒋介石一声令下，就可以消灭中共在陕北的军事力量。

1947年2月，国民党全面进攻失败后，决定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蒋介石选择进攻延安的时间是3月10日。这主要基于两个因素：

一是国内因素。在8个月的内战中，国民党军队屡战屡败，充满失败情绪。攻占延安，会给充满失败情绪的国民党军打一针强心剂。据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回忆，“蒋介石进攻陕甘宁边区蓄谋已久。他之所以选定这个时候发动进攻，是想为国民党召开的三中全会撑门面，借以证明解放军不能‘负隅’，他进攻陕甘宁边区很有把握罢了”[8]。蒋介石认为，占领延安可以为失败的国民党军队带来转机，也可提高国民党政府的威信。如司徒雷登在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所言，“政府军占领延安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政治事件，并将满足政府的实质性需要……政府为了维持其地位，需要一个惊人的胜利”，“事实上，占领延安对于政府来说，代表着一种有意义的精神和政治胜利”。

二是国际因素。1946年底蒋介石获得情报，苏美英三国将于次年3月10日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讨论国共问题”[9]。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认为：“有迹象表明，俄国对中国占领大连和旅顺的方针的改变，以及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建议，增加了中央政府对俄国人的疑惧，担心他们可能正策划一次行动，甚至担心他们可能会以某种方式承认延安。占领延安会挫败这个计划。”[10]因此，蒋介石想赶在此次会议召开前发动对延安的进攻，以便争取主动，“总裁规定在四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开始时间的3月10日发起进攻，参战部队在9天之内开到指定地点集结，困难虽多，尚可克服。总裁规定这次行动的战略任务是迅速夺取延安，于延安附近包围歼灭陕北共军主力”[11]。也就是说，蒋介石发动进攻延安的战争是给国际社会看的，即表明他有决心也有能力解决中共的问题。

根据彭德怀的分析，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一方面从政治上来打击人民解放战争；另一方面以压倒优势兵力，歼灭陕甘宁边区我军，压迫我军和我党中央、解放军总部到黄河以东，然后沿无定河、黄河封锁之。这样，蒋介石可以抽出嫡系胡宗南部主力控制于中原或华北，加强机动兵力”[12]。

另据胡宗南的说法，“在政治上，要拆延安之台，三国外长会议，可能干涉中国问题，如能一举打垮，则苏联亦爱莫能助之……如将延安打垮，国内政党即无所依附，在内政、外交上，必须打下延安。在政略检讨结果，须要打延安；在战略上检讨，更须要打延安”[13]。

足见，蒋介石攻击延安是蓄谋已久的，而且已从政治、军事、外交等几个方面考虑。1947年3月他最终下决心攻打延安，一方面要给国际社会尤其是苏联增加压力，使其放弃对中共的支持，另一方面期望借此缓解自内战爆发以来军队内外充满的失败情绪。

为给进攻延安扫清障碍，1947年2月28日，国民政府派军警包围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办事处，限3月5日前撤离全部人员，同时封闭《新华日报》。国共关系彻底破裂了。同日，胡宗南携参谋长盛文飞抵南京，受蒋介石接见，商讨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蒋介石问胡宗南：“对陕北进攻有无把握？”胡回答“有把握”，并补充说，中共在陕北的“正规军约六万，民兵约七万，可能来援的王震、陈赓等约三万五千，总计十六万余。我第一线可集中兵力约八（万）四千人，连后方控制部队约十一万余，可以作战，极有把握”。晚饭后，蒋介石再次询问胡宗南“对陕北进攻有把握否”，胡回答：“有把握，希望空军主力用于西安方面，并盼王叔铭前往指挥。”蒋介石答应了胡氏的要求[14]。3月2日，蒋介石召见政府及军事高级将领，“旨在制定攻击中共根据地延安之计划”，并单独召见胡宗南“研究延安计划”。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的作战方案是：“1.彻底集中优势兵力，由宜（川）洛（川）间地区直捣延安，以有力一部突入敌后而奇袭之。2.第一线兵团应以步工兵编组多数攻击群，于空军及炮兵掩护之下，突破敌之阵地并继续贯穿其纵深，遇匪之顽抗，则由第二线兵团迅速前进作翼之延伸包围而歼灭之。3.匪若企图以延安为核心，吸引我之主力，而以其主力分由两侧包围我军时（即用口袋战术时），则第二线兵团应以一部作正面拒止，主力突破一点，对敌作反包围而歼灭之。4.匪若避免决战而以主力向河东窜退时，则应以主力跟踪追击，并以晋南部队迅速进出永和关、三角镇，遮断匪军退路，夹击匪军于河西岸而歼灭之。5.攻击开始前，宁晋陕北及太原方面应各以有力部队对三边、安定、米脂及晋西南方面牵制攻击，策应本战区之作战”[15]。据胡的参谋长盛文回忆，“蒋主席召集胡长官和我到南京去，他首次表示将要进攻延安。因为延安是共党的首都，乃共党发号施令之中枢……攻延安的计划只有主席、我和胡长官三人知道，连国防部都被蒙在鼓里”[16]。说明胡宗南进攻延安是十分绝密的军事行动。

胡宗南返回西安后，就开始布置和实施进攻延安军事计划。3月10日，胡宗南把在关中、晋南的嫡系部队秘密集结到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洛川、宜川一线。集结在洛川的军队有：第二十九军所属整编第三十六师第一二三旅、一六五旅；整编第七十六师第二十四旅、一三五旅；整编第十七师第十二旅、四十八旅和八十四旅。集结在宜川的军队有：第一军所属整编第一师第一旅、七十八旅和一六七旅；整编第二十七师第三十一旅、四十七旅；整编第九十师第五十三旅、六十一师。另有已经集结在铜川的一一四旅，共计6个师15个旅15万人。具体部署是：右兵团由第一军军长董钊指挥，由宜川经南泥湾、金盆湾向延安进攻；左兵团由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指挥，由洛川经牛武镇、清泉镇向延安进攻。原计划3月10日发起攻击，因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尚待撤离，因此推迟3天进攻。

3月11日和12日，胡宗南分别到第二十九军、第一军，对团长以上军官进行战前动员。

3月12日上午，美军观察组撤离延安。下午，国民党军分别从上海、徐州、西安等调集飞机94架之多，对延安进行“轮流分批轰炸”，不但轰炸了延安，还轰炸了延安周围的城市和黄河渡口。各部于13日黄昏前进入攻击位置，14日“午前四时开始行动”。国民党重点进攻陕北正式打响。

3月19日，在“西野”撤离延安的当天早晨，胡宗南部“第一师于本日午后五时，攻克延安。九十师攻占清凉山及飞机场”[17]。延安因中共中央已经撤离时实行坚壁清野，已是一座空城。但胡宗南却向南京邀功说：“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终于19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敌五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18]为了弄假成真，胡宗南“把自己部队的枪械，一捆捆地捆起来拿出去展览，并把原来强迫编组起来的一些还乡团、地方团队及从陕南关中动员的运转部队和临时抓到的一些老百姓，统统伪装成为俘虏，还伪造了许多假坟堆，冒充战死者的坟墓等等，作为新闻记者采访的物证”[19]。这一消息，无疑提振了国民党军的士气，“本来国军处处失利，全国无处不打败仗，而今国军能一举攻取共党首都，国军士气受到很大的鼓励”。蒋介石也曾对盛文说：“全国‘剿’共军事只有这一次是完全如计划完成，其他的都没有。”[20]可见，胡军占领延安，最受鼓舞的是蒋介石，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本日十时半，国军克复延安城区。十一年来共匪祸国殃民根深蒂固之老巢铲除于一旦，为国为党雪耻复仇之愿已偿其半矣。此与关内共匪已失凭借，所有战略与政略据点皆以铲除净尽矣。感谢上帝洪恩保佑中华，使之转败为胜也。”并于21日给胡宗南回电：“吾弟苦心努力，赤忱忠勇，天地自有以报之也。时阅捷报，无任欣慰……至对延安之秩序，应速图恢复，特别注重其原有残余及来归民众与俘虏之组训慰藉……”[21]陕西省主席祝绍周命令西安市的商店、居民一律要在当天晚上悬挂旗帜，庆祝“陕北大捷”。西安、南京、上海“各地纷出号外，各界慰劳及贺电纷至沓来”[22]。国民党中央和省地方政府都被胡宗南的“战报”所迷惑，大张旗鼓欢庆“占领”延安的胜利。其实，连美国人都知道，胡军所占领的延安是一座空城。美国观察员报告说：“延安实际上疏散了。显然很久以前共产党就为这一不测事件作好了准备。他们从来没有任何保卫延安的真正打算，如果保卫延安意味着蒙受损失的话。他们更注意坚持长期发展的战略，从一切遭受敌人压力的地点撤退，把敌人引到口袋里，然后用游击战术逐步暗中破坏敌人的力量。目前政府的战线严重地发展到孤军深入、四面为敌的地区。”[23]国民党内部也不乏清醒者，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在3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余知延安为一空城，攻延安无非关闭谈判之门，且可使全世界都知道政府有力攻占延安而已，军事上无甚价值可言也。”[24]

二、四两拨千斤：

粉碎胡宗南的

重点进攻

胡宗南部进攻边区后，中共军队曾以小股部队在南泥湾、金盆湾进行节节抵抗，以疲惫国民党军。西北解放军经过7天节节抵抗，杀伤胡宗南部有生力量5000人，完成了掩护延安的党政军机关转移和群众疏散的预定任务。3月16日，毛泽东发出关于保卫延安的命令，指出“在防御战斗中疲劳与消耗敌人之后，即可集五个旅以上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进攻”[25]。并以张宗逊第一纵队、王震第二纵队、新编第四旅、教导旅组成西北野战兵团，“上述各兵团及边区一切部队自3月17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20日，正式成立西北野战兵团指挥部。为了寻找消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待敌进延安之后，我当集中五个旅寻机打运动战，各个歼敌……以边区地域之广，地形之险，人民之好，有把握钳制胡军并逐渐削弱之，保持广大地区于我手，以利他区作战取得胜利。”[26]为了避敌锋芒和更有效打击敌方，中共中央决定放弃延安。18日下午，中共中央和西北局领导人在王家坪召开会议，讨论撤出延安以及西北野战兵团对国民党军进攻的作战问题。晚8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撤离延安。3月19日，解放军撤出了延安。

就在蒋介石兴奋之余谋划如何利用占领延安进行反共宣传时，毛泽东、彭德怀等中共党政军领导人也在筹划打一场歼灭战。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3月21日，转移到清涧县的高家，在这里观察国民党军占领延安后的动向。次日，彭德怀、习仲勋（下文简称彭、习）计划“伏击或乘敌立足未稳围歼三十一旅”[27]。25日上午10时，解放军在延安青化砭全歼国民党军三十一旅，歼敌2900余人，俘虏少将旅长李纪云。胡宗南得此消息，“一夜未睡，感慨无限”[28]。这是解放军撤出延安后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此役虽小，对我军帮助不少，补充了新四旅和教导旅在陇东和南泥湾战斗的消耗”[29]。中央军委在贺电中说“此战意义甚大”，如胡乔木所言，“当时人们担心和怀疑陕北我军兵力如此薄弱，党中央留在陕北是不是安全的时候，这一仗作了一个很好的回答，振奋了士气，提高了信心，所以有人说它为党中央留在陕北举行了‘奠基礼’”[30]。

青化砭之战后，胡军表现得异常谨慎，“不走大道平川，专走小路爬高山；不就房屋设营，多露宿营；不单独一路前进，数路并列，间隔很小”[31]。这种战术被称之为“方形战术”，即把进攻陕北的两个兵团摆成数十里宽的方阵，行则同行，宿则同宿。胡宗南判断，全歼三十一旅的只是解放军的掩护部队，“西野”的主力则向延安东北方向撤退。因此他集中主力兵团向延川、清涧“扫荡”前进，试图找解放军主力决战。针对这种战法，西北野战兵团采取小股分散袭扰、阻断交通和使敌疲困的办法，“以达成打击分散之敌与打援敌之机会”[32]。解放军的战法使国民党军疲惫不堪，其中的被俘将领回忆说：“第一三五旅在刘戡兵团翼侧行进，以掩护刘戡兵团的左翼安全。由于惧怕解放军的袭击，一个数万之众，不能分几路纵队并列前进，而是大部队都挤在一起，在陕北高原的山梁上，逐山行进。走了8天，也没有遇到解放军主力，而官兵们风餐露宿弄得极度疲劳，粮食又不能及时补给，士兵体质下降，部分官兵产生厌战情绪，士兵开小差、落伍者日渐增加。”[33]可见，解放军的战法十分奏效。

4月9日，中共中央军要求陈赓、谢富治发起晋南攻势，使进攻陕北的胡宗南部侧后受到威胁，以减轻西北野战兵团的压力。11日，毛泽东致电彭、习，称国民党第一三五旅可能调动，“准备乘该旅移动途中伏歼之”[34]。遵照该指示，14日，西北野战兵团以一小部分兵力抗击胡宗南主力，以4个旅的主力集结隐蔽在子长县羊马河地区，将从沿蟠龙、子长大道两侧高地南下的胡宗南部第一三五旅4700人全部歼灭，俘虏副旅长麦宗禹，取得羊马河大捷。胡宗南又是“一夜未睡”[35]。羊马河大捷“提高了大家的胜利信心。有人说：‘开始时说边区能打败敌人取得胜利，我不相信。羊马河一仗，我相信胜利是可能的了’”[36]。18日，新华社发表评论称，羊马河大捷“足称为模范战例”；“一三五旅的歼灭，标志着胡宗南从此走下坡路”；“一三五旅的全部被歼，说明所谓国防部的新战术的破产，说明胡军战斗力的下降，与西北人民解放军战斗力的上升，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一三五旅的全部歼灭，对于西北人民解放军，则奠定了今后彻底粉碎胡军的基础，同时又证明了，西北人民解放军仅以自己现有的力量，就足以打败胡宗南”。羊马河大捷是“西北战局的转折点，同时就是全国战局的转折点”，“可以预计，四月开始的两三个月内，蒋军将由攻势转变为守势，人民解放军将由守势转变为攻势”；“历史事变的发展，表现得如此出人意外，蒋介石占领延安将标志着蒋介石的灭亡，人民解放军的放弃延安，将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胜利”[37]。最后两句话是毛泽东修改时加上去的。可见，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给羊马河大捷赋予了更高和更丰富的历史意义。

4月15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就如何有效打击胡宗南部制定了作战方针，“敌现已相当疲劳，尚未十分疲劳；敌粮已相当困难，尚未极端困难”，仍不具备歼灭敌人的条件，而要使“敌十分疲劳、断绝粮食和最后被歼造成有利条件”。“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敌后路。应向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说明，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38]。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彭、习要求西北野战兵团纵队、旅长“分析敌情，部署以一部对敌军纠缠袭击，增加其恐慌与疲劳。如果发现敌南撤，即节节抵抗，迟滞敌南退，截击敌一至两个旅。要注重情报侦察收集，使敌一出一动，均在我控制下，并随时向指挥所反映”[39]。为减轻西北野战兵团的压力，在中央军委统一部署下，陈谢兵团在晋南发动攻击，夺取了陕晋咽喉禹门口，严重威胁到胡宗南侧背安全。26日，中央军委再次致电彭、习：“（一）陈赓威胁西安，董（钊）军可能南撤；（二）瓦（窑堡）市可能逃跑，其道路或经瓦市东北（玉家湾、李家川等地）向清涧，或经瓦市西南蟠龙，望部署歼击之。”[40]中央军委决定在蟠龙打击胡军。

蟠龙是胡宗南部的补给基地，储备有面粉4万袋，军服5万套和大量的枪械、弹药，故“该镇周围已经构筑了必要的野战工事，以备坚守”[41]。根据中央军委指示，29日，彭、习部署各纵队、旅作战任务和作战方案。5月2日至4日，西北野战兵团取得蟠龙大捷，歼灭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六七旅6700人，俘虏旅长李昆岗、副旅长涂健，“缴获山炮六门，单军衣四万余件，洋面粉一万二千余袋，骡马千余匹”。胡宗南得知蟠龙失守，又是“一夜未睡”[42]。蟠龙之战是自胡宗南攻陕北以来，西北野战兵团取得的一次攻坚战，也是“蘑菇”战术对“方形战术”的胜利。“蘑菇”战术神奇之处在于能够把胡军拖垮。12日，董钊在胡宗南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说：“一、山地行军疲劳万分，士气很坏，纪律废弛，部队不能作战，而对匪士气不佳，非即整顿不可。而各部落伍士兵极多，每天必有二三十人为匪捕捉，由绥德回蟠龙，落伍兵约五十人为匪捕捉，各部士兵人数不足……二、马干草料困难极多，骡马皆坏背，士兵鞋袜太坏，部队病兵无法治疗等。”[43]

自胡宗南部进攻陕北后，西北野战兵团根据“中央军委的作战方案，采取‘敲核桃’和‘打西瓜’的战法，积极歼敌”，积小胜为大胜，从3月中旬至5月“三战三捷”，歼灭胡宗南3个旅，开始扭转了陕北战局。为庆祝陕北“三战三捷”，5月14日傍晚，西北野战兵团在安塞县真武洞举行有5万军民参加的庆祝大会。当地居民敲着锣鼓，扭着秧歌，抬着整猪整羊，提着鸡蛋、粉条慰问解放军；周恩来和彭德怀、习仲勋检阅了野战军、地方部队和游击队，参观了缴获的战利品。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讲话，并宣布了毛泽东一直转战在陕北的消息。彭德怀在讲话中指出：“我们有广阔的良好的回旋地区，有边区人民的拥护和帮助，有忠实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全体将士的艰苦努力，只要我们不犯错误，不骄傲，共同努力不懈，和人民团结一致，就能全部消灭蒋胡军。”[44]习仲勋在讲话中说：“这两个月的胜利是全体指战员的功劳，是全边区人民的功劳，是全边区军民共同努力取得的……证明我们陕甘宁边区完全有力量粉碎胡宗南的进攻，有力量消灭胡宗南。”[45]19日，彭、习向中央军委汇报了5月下旬到6月的作战计划，获得批准之后，西北野战兵团自5月29日至7月7日，先后收复环县、定边、安边、靖边等地，歼灭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所部4700余人，结束陇东、三边战役，解除了“马家军”对陕甘宁边区西大门的威胁。此时的陕北战局是“国军”“虽尚有进攻能力，由于地形等条件，已变为游击性的，我军已能主动作战”。

为完成解放大西北的战略，7月31日，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更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下文简称“西野”），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张宗逊任副司令员，除了原第一（司令员张宗逊）、二纵队（司令员王震）和教导旅（旅长罗元发）、新四旅（旅长张贤约）外，将晋绥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许光达）拨归“西野”序列，共计8个旅，4.5万人。为“西野”转入外线作战奠定了基础。“西野”组建后的次日，即8月1日，中央军委电令“西野”发起榆林战役，“目的在将敌人拖到北面，以便陈赓出兵黄河以南”[46]。榆林位于陕晋绥（远）交汇处，是国民党控制华北、内蒙古和宁夏的主要据点，“城墙坚固，利于坚守”。在军事上，与宁夏马鸿逵部、胡宗南部互为犄角，与绥远傅作义遥相呼应，是国民党在陕北的主要据点。榆林守将是此前已与中共建立了较为密切关系的邓宝珊将军。6日，“西野”开始对榆林外围据点进行攻击，围攻榆林战役开始。8日，榆林外围据点“除凌霄塔外全部被肃清”。9日，解放军开始攻城，在小西门、北关等地展开争夺，解放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仍然难以奏效。此时，胡宗南部钟松第三十六师已经赶往榆林增援，彭德怀决定以两个旅攻城，主力部队打援。10日、11日晚，解放军组织两次攻城，均未奏效，最后做出撤围、停止攻打的决定。

就在“西野”发起榆林战役的第二天，即8月7日，蒋介石到达延安。蒋氏此次延安之行，一方面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视察”延安，二是督促胡宗南作战，想尽快结束陕北战事。他从机场到住地一路“笑容满面，喜形于色”。8日上午，蒋介石在延安给官兵训话：“陕北为主要战场，为匪之首脑所在，如不剿清，后患无穷，本令七月肃清，现在延长一月，八月底定须肃清。陕北奸匪，武器不如山东，而组织精神为最顽强之匪，陕北肃清，匪之根基铲除，全国土匪肃清便易为力。”[47]可见，蒋介石把对陕北军事进攻的成败看得十分重要。当天蒋在日记中写道：“（昨晚）晚餐后召见（胡）宗南商讨榆林军队复杂性与邓宝珊左右不正之徒，深虑临危之际恐被若辈所撼摇，以城内匪探平时密布，未加清除也。乃决手书致邓，令其切实清理内部为先，并密令徐旅长（保）促成之。”[48]因抗战时期，邓宝珊与中共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抗战结束后，中共就开始做邓的工作，促使其脱离蒋介石集团，邓也表示“只要有机会，决当为人民革命事业尽一番力”[49]。因此，蒋介石对邓宝珊不是十分放心，故在延安给邓宝珊写信，“函长七八页”，言辞“诚挚恳切”[50]。9日，蒋介石离开延安，乘飞机返回南京。他在9日的《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榆林被匪围攻，亲飞延安指导处理一切，对陕北整个扫荡计划亦能全盘决定，此行自觉于剿匪全局实有决定性之作用。”“亲到延安视察社会与地形之实际内容，共匪有此坚强老巢，尚不能死守勿去，则更觉匪之只有空言宣传而无实力可言，其自信心绝无亦可知矣，不难使之整个崩溃与消灭也。”蒋介石回到南京后的第二天，还写下了延安之行的随感。从蒋日记中看，对自己的延安之行是满意的。一是亲自调动宁夏马鸿逵、绥远傅作义等地方实力派配合胡宗南在陕北的作战，故认为他的延安之行对“剿匪全局实有决定作用”；二是亲自到延安实地调查后，作出判断，中共和毛泽东撤出延安是“自信绝无”的表现，消灭中共及其军队并不是件难事。“西野”放弃攻打榆林，使蒋介石更加坚信，陕北问题在一月内便可解决。当蒋介石获知榆林之围解除后，在日记中写道：“我卅六师昨日已到达榆林城，共匪乃退，此次匪攻榆林损失必大，其阴谋完全失败，以理论从此陕北共匪不难于本月内扫荡，工作当可告一段略乎。感谢上帝，使我能确保榆林重镇不受羞耻也。”[51]蒋介石过于乐观地估计了陕北的战局，也错误地判断了中共军队放弃攻打榆林的真实战略意图。

蒋介石离开延安后，陕北战局发生了逆转，即胡宗南的精锐第三十六师被歼灭。第三十六师是胡宗南进攻陕北的王牌部队，全师下辖三个整编旅，每旅有3个团，共7万余人，为半美机械化装备。此次进攻陕北师，为第一二三旅和第一六五旅，每旅有2个团。随胡宗南进攻陕北后“从无定河到三边，从西兰路到古长城，每个角落都窜到过，有的地方还到过三四趟”[52]，被拖得精疲力竭，减员严重，驰援榆林时有万余人。“西野”久攻榆林不下，加之调胡宗南主力北上减轻陈赓大军渡河作战的战略方针已经实现，11日，在钟松的第三十六师到达榆林时，中央军委电令指出：“榆林非急攻可下，而钟松仍有可能迅速增援，似宜决心暂停攻城，集结部队，准备于十二日夜或十三日打钟松。”[53]12日，又电令彭、贺（龙）、习：“（一）我攻榆林未克，敌钟松（胡宗南部第三十六师师长）部明元日（即13日）可进榆林，刘戡五个旅到麒麟镇以东。（二）我军即在榆林、米脂间休整待机，隔断刘、钟两部，吸引该敌，以利陈、谢行动。”[54]12日凌晨，解放军从榆林撤围。胡宗南错误地认为：“榆林巩固，而三十六师转移于匪之侧背，则绥德、米脂、榆林区域，匪将受腹背之攻击，而难以立足，陕北军事，急转直下，日趋有利。”[55]殊不知，中共中央已经确定了消灭钟松第三十六师的计划。

“西野”撤围后在榆林、米脂间一面进行休整，一面待机歼敌。此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转战在米脂、佳县地区。胡宗南侦得后，又做出如下判断：“共军已被压缩在米脂县以北、长城以南、黄河以西、无定河以东的中间地区”，整编第一军和二十九军正沿着咸榆路线北上，命令“整编三十六师迅速从榆林南下，以便南北两面部队配合行动，把共军主力压迫到米脂以北的佳县地区，一举围歼”[56]。钟松是进攻陕北的胡军中最疲惫的一支，14日，在榆林城尚未喘气的钟松顾不得吃晚饭就率部从榆林出发，向南摸索前进。“西野”一直掌控着钟松的动向，对其每天行军路线和宿营地，都十分清楚。彭德怀以小股部队阻击钟松部，使其难以摸清“西野”主力部队在哪里。18日，钟松带领着其师部和第一六五旅大部人马由镇川堡进至沙家店。彭德怀决定在沙家店歼灭该敌，下达“以伏击姿态歼灭该敌三十六师”的作战命令，以许光达第三纵队及绥德警备区四、六两团做钳制敌人的前梯队，以张宗逊一纵队、王震二纵队、教导旅、新四旅集中全力“首先歼灭敌之后梯队，以收各个歼敌之效”[57]。此时，钟松才发现了“西野”的意图，急忙给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发了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说，“从本日下午以来，解放军分几路逐渐向沙家店前进，可能是其主力，有围攻师部的企图”[58]，要一二三旅向沙家店靠拢。但钟松已经钻进了“西野”布置好的口袋。19日，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拟于明天拂晓包围沙家店附近敌之两侧而歼灭之”[59]。次日凌晨3时，中央军委同意了彭德怀歼灭钟松第三十六师的作战计划。战斗从上午9时开始到黄昏结束，全歼钟松第三十六师师部和一六五旅、一二三旅，共毙伤俘虏6000人，钟松化装逃跑，俘虏少将旅长刘子奇，并缴获山炮等58门，轻重机枪188挺，马枪2086支，子弹20余万发，骡马252匹，取得沙家店大捷。钟松的第三十六师被歼灭的当晚，胡宗南心情十分复杂，“中夜不能睡，喝白兰地一杯，恍惚睡去，天未明又醒，思虑重重”[60]，显得十分焦虑。

当收到沙家店大捷的战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中央工委和各战区首长的电报：“刘戡率七个旅昨日进至镇川堡、佳县一线，另三个旅至绥德一带。我军集中八个旅，今日拂晓开始歼击三十六师于镇川堡、乌龙铺之间，黄昏解决战斗，除小部逃脱外，该师主力被歼。经此一战，局势即可改变，利于陈谢南进。”[61]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策马到“西野”驻地，再次表达了对沙家店胜利的赞扬。毛泽东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用我们湖南话来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我们彭老总指挥的西北野战军英勇奋战，在短短一天时间里，就取得了空前的胜利”[62]。此次大捷，不论其对陕北战场的影响，还是其在全国战场的地位，毛泽东都给予充分的肯定。沙家店胜利的意义在于，一是有力地配合了正在顺利展开的全国反攻，尤其是陈谢兵团南渡黄河；二是彻底扭转了陕北战局，中共中央也由此结束了转战陕北最艰难的阶段；三是西北野战军开始由防御转入内线反攻，“胡宗南部已无力进攻或骚扰，陕北局势比较稳定”[63]。沙家店的胜利，标志着国民党军对陕北重点进攻的失败。正如习仲勋所言：“这一仗，不仅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而且把整个陕北战局完全扭转了。与此同时，陈赓兵团挺进豫西，潼关吃紧，中原震动。骄横一时的胡宗南集团，全线退却。”[64]从此，西北野战军逐步进入反攻阶段。

沙家店大捷后，胡军企图南撤。8月27日，中央军委致电彭德怀，要求“西野”以急行军强占绥德、清涧战略通道，“阻敌南进”；29日，要求“西野”进行三四天的急行军赶在胡军前面，“夺取先机，致敌死命”[65]。30日，又致电彭“主力大举沿公路南下（不要脱离公路），直指咸阳，制敌死命，有力地配合刘邓、陈谢”[66]。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西野”在9月中旬给胡宗南部“以相当削弱，迟滞了敌人南进”。及至9月中旬，“西野”收复了胡军所占领的陕北佳县、米脂、吴堡、子洲、横山、靖边、保安、吴起、安定、固林等县，胡军主力被阻击在青化砭、延川一线以南地区，“无法迅速南撤”。“西野”顺利完成了阻击胡军的任务，给陈、谢兵团出击豫西提供了有力的保障。23日，根据各战场态势，中共中央致电彭、习：“（一）决定你军主力（六个旅）在内线一个月至一个半月，完成歼敌、休整、补充三项任务，然后打出去。望按此部署一切，主要是筹粮一万五千大担。（二）王震两个旅相机攻占崂山、甘泉等地，阻敌数天后即可先出渭北。”[67]根据该项指示，“西野”展开内线作战，发起延（川、长）清（涧）战役，10月1日，攻克延川、延长县城；11日，攻克清涧县城，全歼胡军第七十六师师部和第二十四旅，俘虏师长廖昂、旅长张新，共歼敌8000余人。延清战役的胜利，为陈、谢在豫西、陕南立足赢得了时间。

从1947年3月14日国民党发动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到10月，西北野战在陕北作战，不论粉碎胡军的重点进攻还是配合三路大军反攻，都顺利完成了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1947年10月21日，“西野”在绥德召开祝捷大会，彭德怀说：“七个月的自卫战争，歼敌六万多人，取得了第一步胜利。”[68]对于“西野”在陕北的作战，中央军委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西北我军在彭副司令指挥之下，包括三个地方旅在内，总共只有十个旅，每旅大者五千余人，小者三千余人，全军共计四万余人。边区人口一百五十万，三分之一左右沦于敌占，一切县城及大部乡村均曾被敌侵占，现仍有十一城在敌手。本年荒旱，近数月粮食极端困难。七个月作战，未补解放区新兵，补的都是俘虏，即俘即补。七个月中没有作过一次超过两星期的正式整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行军作战中。然而，我军战斗意志极其坚强，士气极其高涨，装备火力大大增强，人员因有俘虏补充，亦比三月开始作战时略有增加。利用边区地方广大，人民拥护，七个月内，击破了胡宗南中央系步骑二十四个旅及杂牌十个旅的攻势，被我歼灭及受歼灭性打击者达十一个旅，加上敌人拖疲饿瘦，使我转入了反攻。人民虽受敌人摧残搜刮的灾难，却极大地提高了觉悟。我军虽在数量上少于敌人几倍，但在战斗力上优于敌人，尤其是在精神上压倒敌人，敌人极怕我们，我们不怕敌人……这一经验，望各首长转知所属，加以研究。对于若干干部似乎认为一定要有定期大休整，要有两三千人一个团的充实的大部队，要有大批民夫、大车随军使用，要有充分的后方粮弹供给，才能打大胜仗，稍有疲劳减员即叫苦连天的思想，转变为一切取给于敌，不靠后方接济，大大减少民夫、大车，节省粮弹，提倡不怕伤亡，连续战斗，善于利用两个战役或战斗之间的空隙进行短时休整（七天、十天或半月），善于捕捉战机，经常保持旺盛士气，多打胜仗，每战确保胜利，一切从打胜仗中解决问题的思想。[69]

从上述文件看出，中共中央对“西野”在陕北的作战，以及配合全国各战场的作战是十分满意的，其作战经验也是值得其他战场学习的。1947年，在粉碎国民党军重点进攻陕北的作战中，西北野战军虽然兵力单薄，在面临着弹药和给养困难的情况下与数倍于自己的强大的国民党军作战，但在彭德怀、习仲勋的指挥下，采取“蘑菇”战术，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这些胜利的取得，不仅保卫了中共中央在陕北的安全，而且有力地配合了其他战场上的作战，最终粉碎了蒋介石对陕北重点进攻的计划。西北野战军在1947年的战略防御与战略反攻中都作出了贡献。1947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说：“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作了很大的努力，由防御转入进攻，完成了重大的任务。”[70]

注释：

[1][25][26][6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页，第110页，第113—114页，第429—430页。

[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0页。

[3][12][29]《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0页，第243页，第247页。

[4]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

[5]蒋永敬、刘维凯：《蒋介石与国共战和1945—1949》，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2页。

[6][11]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1页，第66页。

[7]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西北战场亲历记》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75页。

[8][24]郭汝瑰：《郭汝瑰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322页，第174页。

[10][23][美]雷（Rea，K.W.）、布鲁尔（Brewer，J.C.）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尤存、牛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0—71页，第174页。

[9][16][19]张朋园、林泉、张俊宏：《盛文先生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61页，第61、62页，第74、75页。

[13][14][17][22][28][35][42][43][47][50][55][60]蔡盛琦、陈世局编校：《胡宗南先生日记》上，台北“国史馆”2015年版，第632页，第635页，第637页，第637页，第638页，第642页，第647页，第648页，第667页，第668页，第671页，第674页。

[1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军事》（二），凤凰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1999年版，第597页。

[18]裴会昌：《蒋军胡宗南部进犯延安纪略》，载《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

[19][33][41]全国政协、陕西省政协等合编《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85页，第156页，第159页。

[21][48][51]“国史馆”等：《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8册，台北“国史馆”等2015年版，第636、637页，第728页，第729—731页。

[27][31][32][36][46]彭德怀传记编写组：《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18页，第220页，第221页，第233页，第234页。

[30]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4页。

[34][54][6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0、181页，第218页，第220—221页。

[3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526—628页。

[38][40][53][61][66][67]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第44页，第191页，第201页，第224页，第270页。

[39][44][57][59][65][68]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1页，第341页，第349—350页，第350页，第350—351页，第358页。

[45][6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习仲勋文集》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63页，第593页。

[49]王劲：《邓宝珊传》，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页。

[52][56][58]刘子奇：《沙家店战役蒋军整编三十六师被歼经过》，载《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

[63]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194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469页。

[70]《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4页。■

（责任编辑 刘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