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共合作宣言在日机空袭下的南京诞生

经盛鸿

1937年8月,日本最高当局将对华主要作战方向从华北地区移向上海方面。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宣称“为了惩罚中国军队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之觉醒”,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并于当日组成“上海派遣军”,任命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率日军第三、第十一师团等,协同海军,赴上海增援。8月23日,日本援军到达上海近海,强行登陆,向中国守军发动了前所未有的猛烈进犯。

与此同时,为了加大对中国政府的压力、加强对中国军民的战争恐怖威慑,日本当局下令日本海军所辖航空队对南京进行空袭。此后,日机空袭日益加剧,直至12月13日南京沦陷,历时近4个月,给南京民众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但日本侵略军的野蛮空袭并没有压垮南京军民,南京军民以鲜血捍卫祖国,克服困难,奋勇抗争,击落来犯日机,支援前线作战,组织机关与工厂、学校顺利撤退。在这期间,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南京正式形成,为抗战最终胜利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日机野蛮空袭,

要把南京化为灰烬

 

8月15日下午2时50分,日本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所辖的木更津航空队的16架96式陆上攻击机,从日本本土长崎附近的大村航空基地起飞,经近5个小时的飞行,到达南京,冒着中国战机的拦截与地面防空火力,强行冲入市区上空,对明故宫机场、大校场机场等军事设施,以及八府塘、第一公园、大行宫、新街口等商业区与人口密集区,进行扫射与轰炸,造成了平民的重大伤亡。这是日军对南京的第一次空袭。日机对南京商业区与人口密集区的轰炸违反了国际公法,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与舆论的谴责。但日本当局却将日机越海对中国的空袭,吹嘘为世界上首次“渡洋爆击的壮举”“铁锚象征的长征”。

此后,日机对南京的空袭日益加剧与野蛮。1937年9月19日,日本驻华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向各国驻沪领事发出通告,宣称将于9月21日正午以后,对南京城内及附近的中国军队与军事设施采取轰炸与其他手段,要把南京化为灰烬。仅在1937年9月25日当天上午9时半至下午4时半,先后有96架日机,分5次空袭南京,投炸弹500枚。日机轰炸的多为南京之文教卫生等机关,如中央大学、中央通讯社、中央医院、广东医院、下关电厂、首都电灯公司、首都自来水公司、下关难民所等,以及江东门、三条巷、边营、中山东路等居民住宅区。南京居民伤亡达600人。

日方对南京日益加剧的野蛮空袭,其目的除了摧毁南京的军事设施、重要工厂与军政指挥机关,削弱中国的抗战能力外,更重要的是实施对中国军民的武力征服与恐怖威慑政策。1937年9月,日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下达的作战命令就赤裸裸地向执行空袭的官兵宣布:“轰击无须直击目标,以使敌人恐怖为着眼点。”这就说明,日本当局部署与指挥空袭南京,首要目的并不是空袭南京的军事目标,而是以疯狂的轰炸与野蛮的屠杀使南京军民感到“恐怖”,使中国政府屈服,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正如日方当局所明确宣称,“为的是威吓敌军及人民,使其酝酿厌战与和平的倾向。对于内地进攻作战所期望的效果,与其说为直接给予敌军及军事设施的物资损失,勿宁是给予敌军及一般民众的精神威胁。我们所期待的是他们因恐怖过甚,终至激发为反战运动”。为了实施这个殖民政策,日本空军在对南京空袭中进行了疯狂的轰炸与空中屠杀。

1937年9月10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社评《日空军之暴行》,指出:日本战机对南京“非武装人员的轰炸,对非战事区域的破坏,这种暴行是恶意的大屠杀”。

1937年9月24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评《敌人之暴行—向全世界文明人类宣战》,愤怒声讨日军战机对南京狂轰滥炸、进行空中大屠杀的罪行。

1937年10月间,由于日军集中力量进攻上海,日机对南京的空袭时紧时松。1937年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后,立即对南京发起包抄围攻。为配合日本陆军的迅速推进,除日本海军航空队加大对南京的空袭外,在12月初,又投入日本陆军航空队第三飞行团,“大举空袭南京”。这些航空队以上海的龙华、王滨等机场为基地,在陆续占领的常州、广德、长兴等地建立前进飞机场,更快捷地飞临南京,进行近距离的袭击,“轰炸南京飞机场及城墙,协助第一线兵团作战,特别是攻击扬子江上和从芜湖附近向南面退却的敌人”。

这时,中国空军的战机几乎已消耗殆尽,又得不到补充。虽然在11月22日以后,苏联援华的“志愿航空队”飞抵南京,与中国所剩不多的战机配合,同日机在南京上空进行了最后数日的空战,但杯水车薪,已无力挽回败局。1937年12月4日,中国飞行员董明德驾驶南京机场剩下的唯一的一架中国驱逐机升空,最后一次空袭正向南京进军的日军地面部队,此后,苏、中战机全部退出南京,转移到内地机场。南京地面的高射炮也被炸得所剩无几。日机已完全取得了南京地区的制空权,将对南京的空袭推向顶峰,南京城市与南京民众遭受了更大的灾难。南京远郊区的溧水县城,由于是南路日军进犯南京的必经之地,于1937年11月29日下午,遭数十架日机轰炸,炸死民众达1200多人,炸伤者更多。

据《南京人民防空志》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南京共遭受日机空袭118次,投弹1357枚,市民死亡430人,重伤528人,房屋全毁24所,1607间”。应该指出,这个数字仅指南京城区与城区普通市民,不包括被炸死伤的中国军人与南京郊区的民众。保守估计,日机空袭造成南京军民伤亡,当在3000人以上,造成的财产、房屋损失,则难以计算。

 

日本侵略军的野蛮轰炸

并没有压垮南京军民

 

日本侵略军的野蛮空袭,并没有压垮南京军民。

年轻的中国空军除了支持上海前线外,还为了保卫南京,与来犯的日机进行了多次交锋。飞行员们在己方战机的数量、性能、航速等方面都不如敌机的情况下,仍以满腔的保家卫国热情,与敌机展开殊死搏斗。刘粹刚、高志航、陈怀民等许多飞行员奋勇地创造了击落多架敌机的奇迹。刘粹刚被誉为“中国的红武士”,高志航被誉为“空军军神”,陈怀民被誉为“空军勇士”。空军英雄乐以琴等数百名飞行员血洒南京长空。他们的遗体有一些被南京人民安葬在南京东郊紫金山下著名的航空烈士陵园里。

设在城里五台山高地与城郊紫金山、雨花台等处的高炮群,也一齐开火,击落、击伤日机多架,有效地减弱了日机的攻击力度与准确性。直到1937年12月12日下午4时,防守中山门外廖仲恺墓地一带阵地的教导总队第一旅第二团小炮连,在战斗中,击落一架日机,坠落于中山门北侧的前湖东南畔。

国民政府曾大力加强防空建设和对民众防空知识的宣传教育,而南京广大的市民们,在战前约两年时间中,也接受了各种防空知识教育,并进行过多次防空演习。因此,当南京市民们面临着真实的日军战机连续不断、日益加剧的空袭时,在开始阶段,曾一度恐慌,但很快,他们在政府防空机构的组织与配合下,空防经验逐步丰富,家家都利用南京傍山近水的自然地理优势,在屋内屋外建造了防空洞等各种防空设施,对日军的空袭应对有方,表现出足够的沉着、蔑视与无畏的牺牲精神。

著名学者卢前一家为了躲避日机空袭,最先是在屋内的桌子上加一扇门板,再堆两三床棉被,空袭发生时,全家躲在桌子下面;后经过朋友帮助,他在自家院子里造了一座可以容20人的“小型地下室”。他记述说,当时“与瓦工说好建筑费是八十元,添上五十元的沙和沙袋;第五天的晚上已落成了,于是‘窜地洞’成了我们每天必有的工作”。

1937年8月26日,位于北极阁下大石桥畔的中央大学实验学校被日机炸毁,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指着被毁的校舍说:“敌能毁之,吾能复之!”他迅速组织实验学校师生,西迁屯溪复校,后又迁长沙、贵阳、重庆。

在空袭期间,南京警备司令部的特工人员,于1937年8月中下旬,经过多日全力侦察,一举破获了以黄浚为首的暗藏在行政院等军政机关的日本间谍集团,以及其他为日机轰炸提供情报、指示方向和目标的汉奸,并迅速于1937年8月26日晨7时,由南京警备司令部与首都警察厅将黄浚、黄晟、罗致远、莫树英等汉奸间谍共18人,在雨花台刑场处决,从而斩断了日本军国主义伸向中国政府内部与南京城的魔爪。

1937年9月25日,是为日机轰炸南京最血腥的一天,南京居民伤亡达600多人。中国空军奋起反击,击落日机5架。当时正在南京的著名学者郭沫若,以他当日的亲身见闻,写成《在轰炸中来去》。他写道:“在九点钟左右,……警报来了。……于是同居的人都一齐跑向对山下的土壕里去躲避”,“高射炮在轰隆地响……忽然有一声炮响得特别着实,敌机队中的第十架带着一股黑烟,像彗星一样坠落了”,“忽然又是一声特别着实的炮响,敌机中的一架发出一朵红光,红光上冒着黑烟,又像一颗彗星一样,坠下了”,“敌人宣言,要把南京化为灰烬。我却亲眼看见,敌人在南京化为了灰烬”。警报解除后,“一街的人都是笑逐颜开的,那笑中自然有从恐怖里解放出来的安心,而更加不用说的是含有真打得好、真打得好的欢喜,这欢喜把我们民族的感情打成了一片,我们要把这民族的欢喜汇成哄笑,轰落下敌人的一切的飞机”。

由著名作家张恨水创办与主持的《南京人报》,自8月15日日军飞机空袭南京后,报纸没有广告收入,报馆陷入经济困境。全社人员主动提出,除饭食外,工薪全免。那时张恨水家住南京郊区上新河,从上新河到城区要步行十几里,每每行到半路,空袭警报就来了。南京郊区根本就没有防空工事,敌机一来,张恨水就趴在田坎下,或是掩伏在大树下。一待警报解除,立即奔向报馆,马上着手当天的稿件。更重要的和最困难的则是筹措当天报社的开支。在那样的非常时期,向朋友借钱自然所借非时,即使是有钱存在银行里,也受着提款额度的限制,每日只能取几十元,张恨水只有四处告贷。一天24小时,他都是在这种高度紧张、焦虑、恐慌中挣扎着,不到一个月,他就病倒了。但他继续坚持出报。因为他知道,在这时,人民特别需要听到报纸的声音。直到战火迫近南京时,南京的各报社不得不于1937年11月底、12月初先后停刊转移,张恨水的《南京人报》,直到1937年12月9日才停刊撤退,此时距南京沦陷还有3天。

8月18日,《中央日报》由于战事紧张,供应困难,由每日出版3大张,对开12个版面,缩减为每日出版1大张,对开4个版面。当日,宋美龄为抗战捐款1万元。

南京军民还大力支援上海前线的抗战。上海战场为第三战区。因战事紧张激烈,牺牲惨重,全国各地的援军,源源不断地经过南京,开向前线,增援上海。南京人民用各种方式,开展劳军活动。南京的马路上、车站、码头边,树立起各种高大的宣传板,上面是“誓复国仇”等激动人心的抗战口号与宣传画,激励着中国军民奋起保家卫国,投身抗战,与日本鬼子血战到底。

当时上海的伤兵大量地、源源不断地运到南京,“伤兵集中于南京者过众,而当地军医院床位短缺”。1937年9月,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刘瑞恒和中国红十字总会秘书长庞京决定,在南京筹设一家规模“打破世界纪录”的伤兵医院。1937年10月4日,中国红十字总会在南京成立首都办事处,选定中央大学的图书馆为办公地址,并在中央大学的校园内开办“首都医院”,因该校早就停课,正在组织西迁,遂把学校的大礼堂、科学馆、体育馆、图书馆、教学楼、学生宿舍等,全部改成病房与手术室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医护人员有300多人,从事各项杂役工作的人员有400多人,设置病床5200张,手术室“同时可供行使十余人手术之用”,“每日平均大小手术在二三十次左右”,被誉为“伤兵医院之冠”。最迟从10月9日起,该医院开始接纳收治从上海前线运来的伤兵。南京市民为该医院捐赠了大量物资,许多人踊跃来到这里担任救护工作。11月初,该医院遭到日机的轰炸时,一位在该医院担任义务护士的姚姓女市民,“同情伤兵之痛苦,不忍走避,仍照常服务”,不幸被日机炸成重伤。该医院一直工作到11月中旬,才奉命撤出南京。在这1个多月的时间里,这家“首都医院”共救治了3000多名伤员,还收治了两名日本战俘。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许道谦在1938年初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这里,多少中华男儿,多少热血青年。负伤的南京中央大学在发出安慰的微笑。”              

中共代表在空袭下进行了

一系列紧张而卓有成效的工作

 

1937年8月初,为了研究与确立对日方针与最高国策,国民政府召集全国的党、政、军要人与各地军政负责人,包括中共领导人,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1937年8月9日,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第二天,周恩来到达南京。

8月11日下午4时,周恩来与朱德、叶剑英三人,在何应钦的斗鸡闸官邸,参加军政机关长官谈话会,国民党方面参加的,有何应钦、唐生智、白崇禧、黄绍竑、卫立煌、陈继承等,就抗战的战略战术问题,进行交流与讨论。 朱德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敌人占领我大片领土后,我们要深入敌后作战。目前用兵方向主要是华北,但从目前情况判断,敌人必然会进攻上海,以吸引我国兵力。在抗战中应加强政治工作,发动民众甚为重要,在战区应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地把民众组织起来。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牵制了它的大量兵力。朱德建议开办游击训练班,使国民政府的军队能逐步学会游击战争。

在这期间,中共代表遍访在南京的各方面人士,共商抗战大事,并与国民党谈判国共第二次合作事宜,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基础,一致同意“抗战到底,全面抗战”的抗战国策,以“持久消耗战”为中国抗战的最高战略,即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优劣形势,争取最后胜利”。双方就红军的改编、中共在南京设立办事处、释放政治犯等事项,进行协商。共产党在南京实际上取得了公开活动的地位。8月13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南京致电延安中共中央,就同国民政府谈判条件提出建议:“(一)努力抗战,以巩固蒋介石的抗战决心;(二)红军立即改编,争取开动;(三)力争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四)催促南京发表红军改编后正副指挥的任命。”

8月15日日本战机首次空袭南京时,周恩来等人在何应钦的斗鸡闸公馆地下室里,躲避日机空袭。当时担任何应钦秘书的谢伯元,在回忆录《我所了解的何应钦》里记载:“(1937年8月15日)日机第一次在南京鼓楼一带投弹扫射时,飞行极低,从地面上可以清晰地望见机上敌军的动作……这时,周恩来经常来斗鸡闸何公馆,与何应钦商谈抗战大计。敌机首次轰炸南京的这天,他也在何家地下室里避空袭。当敌机掠过鼓楼上空时,我们一道站在地下室外看望。”

由于工作需要,8月16日,朱德离开南京;8月21日,周恩来离开南京。他们回到陕北,参加洛川会议。叶剑英、李克农等人,则留在南京,担任八路军的代表,并在傅厚岗66号(现为青云巷11号)设立办事处。9月中旬,博古(秦邦宪)奉命到南京,任中国共产党的驻京代表。在叶剑英、博古、李克农领导下的中共与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紧张地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是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1937年9月22日,中央社发表中共中央于7月15日送交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就此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它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叶剑英为了驳斥国民党内一部分人造谣说“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中共向国民党投降”,在南京向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波斯坦发表谈话,指出:中共与国民党加强团结,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是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的关系是平等的,“现在谁反对这个合作就是汉奸,谁破坏这个合作就是为敌人效劳”。

二是促成了西北红军主力与南方游击队的顺利改编。8月22日,即周恩来离开南京的第二天,国民政府正式宣布中共在西北的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与副主席朱德、周恩来,正式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9月11日,根据军委会命令,第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隶属第二战区,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开赴华北地区,对日作战。10月3日,朱德、彭德怀致电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正副参谋长程潜、白崇禧:“兹派职路参谋长叶剑英为驻京代表,李克农为驻京办事处主任,以后钧部所发与职路之一切军需、军械等,概由该办事处主任李克农署名领取,特电谨呈备案。”对南方游击队改编,叶剑英、博古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与国民政府多次谈判,于9月下旬,商定将南方8省区的中共游击队主力,编为1个军。9月底,蒋介石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叶剑英、博古与来到南京的项英,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商定了新四军组建的各项问题。叶剑英等还用各种方式,宣传八路军在平型关等地所取得的抗战战绩。

三是营救“政治犯”。早在8月18日,在得到国民政府方面的同意后,周恩来、叶剑英到设在燕子矶的“首都反省院”,看望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当天,就将夏之栩、熊天荆、王根英营救出来。接着,周恩来、叶剑英派人专门到南京的几个监狱调查核实,开列出名单,向国民政府要人。周恩来离开南京后,这项工作就由叶剑英主持。经多次交涉,关押在“首都反省院”的其他中共人士,以及关押在老虎桥“中央监狱”的钱瑛、刘宁一、帅孟奇等中共人员,关押在江东门“中央军人监狱”的陶铸、王鹤寿等中共人员,共500多人,也分批获释出狱。

四是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周恩来当时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要做的事很多。我们要办一张党报。”他指定由潘梓年、章汉夫负责。周恩来离开南京后,在叶剑英、博古的领导下,八路军南京办事处聚集了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何云、楼适夷等一批办报人才,还特地请国民政府的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题写了报头,从1937年10月间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后因日军逼近,《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未能在南京出版,筹备工作移往汉口,于1938年初先后问世。

五是秘密联络与恢复中共在南京等各地的党组织,继续进行对各方面重要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其中,叶剑英发展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要职的阎宝航为中共秘密党员,在以后的抗战岁月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共与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代表叶剑英、博古、李克农与办事处人员,在11月22、23日,撤离南京,乘汽车经芜湖,前往武汉。

国共合作抗战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中国军民英勇地迎战日本侵略军更凶猛的进犯!

(责任编辑 刘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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