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志超，是1928年“旬邑暴动”的参加者，也是1947年旬邑县国民党自卫大队起义的领导人。

《人民日报》的头版消息

1947年6月，《人民日报》先后两次在头版头条报道我军攻克旬邑县城的消息。6月9日报道为《关中人民游击队解放太堡子，歼蒋记旬邑县府》；6月18日报道为《收复旬邑太堡子之役，西北民主联军获初捷，旬邑自卫队长马志超率部起义》，其中写道：

新华社西北十六日电：蒋记旬邑自卫大队长马志超于西北人民解放军解放旬邑战斗中（五月二十二日）率部起义，反对内战，并于某地重新组织旬邑支队，由马志超任支队长。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司令部，特于上月二十七日在驻地欢迎宴请该队全体指战员，并举行庆祝晚会。会上，关中分区政治部左爱主任勉励该队全体指战员努力学习，忠实地为人民服务。继由马支队长致答词：在蒋帮统治下，有话不敢说，上面五个月不给自卫队发饷，但是打仗把我们放在前线给蒋介石当炮灰，这种牺牲是不值得的，今后要和人民站在一起，为旬邑人民谋利益。

攻克旬邑县城和马志超起义为什么会引起《人民日报》如此重视？

1947年初，蒋介石把进攻解放区的重点放在山东和陕北，扬言3个月内消灭共产党。这一年的3月，胡宗南集中34个旅共计25万人向陕甘宁边区发动全面进攻。以彭德怀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的我西北野战兵团只有2万人，兵力只有敌人的十分之一，装备主要是小米加步枪，而敌军则是飞机加大炮。3月19日，敌军占领了延安，形势十分严峻。中央军委命令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王世泰率领警一旅三团和警三旅五团南进关中分区，向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取解放一两个县城，吸引敌军南下，减轻陕北我军的压力。

关中分区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旬邑县是关中分区所在地，1946年12月被敌占领。在解放战争初期，这个地区事关延安的安危和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成为国共两党反复争夺的一个重要战场。

旬邑县城被我军攻占后，胡宗南大为震惊，急调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勘率领8个师的兵力南下，合围我关中分区。8个师等于胡宗南进攻陕北的一半兵力，如此，“吸引敌军南下、减轻陕北我军压力”的目的达到了。8月初，我人民解放军第三纵队由晋西北渡过黄河，西进攻打榆林。这时，进犯关中分区的敌军主力才撤离关中，北进向榆林增援。（参见《梦回吹角连营》第199—200页）

旬邑是革命老区，人民军队在这里如鱼得水，有地方党组织和群众支持，这里成了牵制敌人兵力、扰乱敌人后方的战场。这样一看，就不难理解我军攻克旬邑和马志超起义的意义，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民日报》连续两次以头版头条的醒目标题予以报道。

其实，马志超的真实身份是共产党员，他1928年入党，参加了“旬邑暴动”，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从事地下工作，抗日战争初期打入国民党内部，在敌营里潜伏了整整10年。

身背大刀的少年

1911年，马志超出生在旬邑县城东涧村，1926年考入“宝塔高小”，次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了“旬邑暴动”。那年，马志超才16岁，作为亲历者，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旬邑起义亲历记》，记录下了他当年参加暴动时的所见所闻以及所为：

旬邑起义后，很快出现了一个革命高潮，同志们的工作都非常忙碌。崔维峻当时在宝塔小学负责印刷宣传品，我常帮他刻蜡版，推印，整理材料，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起义第三天或是第四天，党组织将起义群众和学生中的党团员合编了几个宣传队，深入各村镇发动群众，建立农会，打土豪，分粮食。我们十几个人被编到去张洪镇的宣传队里，趁着赶集的日子向群众宣传。当时我年龄仅十六岁，背上大刀感到非常兴奋。我爷爷以为我跟着看热闹，硬不准我去，最后我还是偷跑出去了。到张洪镇后，由老师在群众集会上讲话，向群众讲述穷人所受的剥削压迫和革命道理。我们则张贴标语，集合群众，维持秩序，呼口号等，还有专门负责抓豪绅的人。之后，我们翻过沟又到北塬农村宣传。张宗良、孙绍文等都是学生中年龄较大的积极分子，敢打敢冲，许才升专门挑选了十几个这样的人去北塬张家村一带宣传。待我们回来之后，旬邑县苏维埃政府已经成立了，牌匾是用红布制作的，上面写着“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几个字，绣着镰刀斧头的红旗迎风飘扬。

犹如一幅革命洪流图，这段文字生动地再现了“旬邑暴动”后的情景。十六岁，正是学习和玩耍的年龄，然而，苦难的现实、黑暗的社会，催促少年马志超在政治上迅速觉醒，他放下课本、背上大刀，投入到一场为穷人谋求解放的伟大斗争中。

因叛徒出卖，“旬邑暴动”最终失败了，马志超详细记述了失败的经过：

记得出事的前一天晚上，崔廷儒与我同住学校的一间屋子里。廷儒很警觉，第二天天刚亮，他听到外面有喊声，迅速穿上衣服跃出宿舍，我也急忙穿着衣服跑了出去，刚出门就听见廷儒在院子里喊“快起来，发生事情啦！”紧接着，叛乱分子刘兴汉、郭金科、程振西等一窝蜂似的闯入学校，吕佑乾、吕凤岐、王浪波、王廷壁等六位同志先后被捕。这时，廷儒急中生智，忙拉我躲入学校第二道门后，避过敌人的搜捕。

叛徒中的首恶分子刘兴汉在马志超的笔下是这样的：

刘兴汉是军村人，他参加起义可能是同村的王廷壁叫来的，当时看来年龄不大，伪装得非常积极，经常跟着许才升，在起义队伍里负有一定责任，他们当时在银行那个地方驻扎。起义领导人和教师都在宝塔小学前院的厦房中住，他们都习惯于晚上办公，早晨起来较晚。我们学生中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都住在后院宿舍。刘兴汉等叛变的那天早晨，我们几个人看到从南街方向来了很多人，喊着向宝塔小学跑，及至很近时，我们才觉得有问题，赶快跑回学校喊人起来。但刘兴汉等人也很快冲进学校，我们跑到二门，我看到吕凤岐刚起来往外跑，正在扣衣服扣子，被敌人用矛子戳了一下，其他起义领导人也均被捕。程国柱会些拳术，身子很利索，从宝塔小学翻墙跑到娘娘庙里，也被敌人戳伤逮捕。敌人把旬邑起义七名领导人当天押到上官庄，第二天又用牛车押到张洪镇枪杀了。王廷壁家里花钱买通了刘兴汉，弹中腿部，即用芦席卷“尸”抬走，因流血过多，抬至半路也牺牲了。

刘兴汉拿人命换钱的丑恶嘴脸在这里暴露无遗。事后查明，这伙叛乱分子被恶绅王兆贤和反动民团团长袁金章暗中用金钱收买，充当了镇压“旬邑暴动”和屠杀起义领导人的帮凶。

马志超还记述了暴动失败以后敌人疯狂报复的情景：

赵培基、张宗良两同志被敌吉星文连抓住以后，张母即上前将儿子抱住，不管敌人怎样用枪托打、拉着在地上“磨地”（被拖在地上前行的意思），张母终未松手。后因群众很快围拢上来，反动军队怕惹出意外事端而放手。赵培基同志被拉到泾河畔枪杀。樊奉贤同志起义失败后被恶绅周树常逮捕，拉到底庙镇枪杀。反动军队和地方恶绅还借机敲诈勒索。崔维峻、崔廷儒等同志逃脱后，家庭被勒索数次，被迫变卖家产，东贷西借，请客送礼。有的被迫离家，失落他乡。我和叔父马富贞分别逃脱在外，恶绅王兆贤把我伯父马贡贞抓起来做人质，爷爷倾家荡产，以巨款把伯父赎回。

参加“旬邑暴动”是马志超走向革命的起点，在他后来的革命征途中，不管遇到什么艰难和危险，那场波澜壮阔的斗争始终激励着他，烈士们坚贞不屈的形象鼓舞着他，他继承了烈士的精神和未完成的事业，继续战斗。一直到晚年，他还想着为烈士建立纪念碑，1988年5月，新的烈士陵园和纪念碑落成，才了却他这一心愿。

打入敌营

“旬邑暴动”时，马志超跟着许才升闹革命，许才升牺牲后，他又跟着崔廷儒继续革命。1930年，他接替崔廷儒担任“东关完小”教师，以教师的身份为掩护，参与旬邑地下党秘密工作。1933年春夏之交，陕甘游击队派人来旬邑找马志超接头时，马志超被敌人发现遭到追捕。他逃到西安找崔廷儒，此时，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被捕叛变，省委机关已被破坏。崔廷儒临危受命，挑起了省委秘书长的重担。西安正弥漫着一片白色恐怖，叛徒带着特务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党组织公开活动非常困难。崔廷儒便派马志超到杨虎城部队暂时隐蔽起来。1935年秋，马志超在西安参加了国民党举办的“卫生人员训练班”，以社会职业为掩护，负责地下党的交通和联络。一天，崔廷儒来到他的住处，将一些重要文件交给马志超保管。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崔廷儒指示他：“旬邑是陕北苏区的门户，十分需要人，你回家乡去，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崔廷儒还给关中特委书记习仲勋写了一封亲笔信，让马志超到特委所在地马家堡找习仲勋。马志超回到旬邑后不久，来到马家堡。习仲勋看了崔廷儒的介绍信，又和马志超进行了一番攀谈，考虑到他家在旬邑县城，在那里上过学、教过书，社会关系多，在县城工作，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通过统战关系，让马志超当上了旬邑县卫生所代理所长。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陕西省委秘书长崔廷儒和省委组织部部长张德生，在西安南院门一家饭馆约见马志超。崔廷儒向他传达上级的精神：“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眼下的主要敌人，我们党的主要任务是放开手脚，打进国民党内部，组织武装力量，准备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并强调说：“一切活动都要服从抗日。”

根据省委的指示，马志超于1937年冬打入国民党西安防空司令部防护科。1938年，崔廷儒把马志超领到西安市南大街，与在这里等候的张德生再次晤面，并指示他配合省委统战部部长汪锋同志，开展工作。之后，汪锋与他多次接头，马志超先后弄到多张防空通行证，交给汪锋，使我地下党同志于戒严期间在西安城内畅通无阻。

1939年，马志超遵照崔廷儒“掌握武装”的指示，打入国民党保安处“战干四团”。

“战干团”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的简称，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开办的一个大型军事、政治训练机构。前三个月为入伍训练，主要为基本军事操练，包括野外演习、实弹射击和兵器、地形、筑城、谍报、游击战术等军事课程。受训期间，所有参训人员被要求加入三青团和国民党。

马志超十分困惑：“共产党员怎么能加入三青团和国民党呢？”

他向崔廷儒当面请示。

崔廷儒听了，微微一笑，说：“这没有什么为难的！脑子灵活点儿，不管怎样，想方设法，只要能给我们搞出武装，一切都是好的。”

马志超的疑虑顿时消释。

1938年12月，马志超从“战干四团”毕业，被分配到国民党乾州（今乾县）保安第四支队第三大队，担任副大队长。此时，崔廷儒担任中共西兰（西安至兰州沿线地区）工作委员会书记，领导陕甘两省10多个县的地下党；乾州是西兰公路上要道，在“西兰工委”辖区之内。崔廷儒特意赶到乾州，他对马志超打入国民党地方保安团感到十分高兴，同时又觉得美中不足，沉思了一会儿，说：“你不要担任大队副，那个职务没有实权，还不如当个连长或者排长，别看职务低，但几十个人一百多号人，你能指挥得动。要抓军事指挥权，才能真正抓住武装。”

崔廷儒这一番话犹如给马志超上了一堂课。他认识到，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部队里不能图虚名，而要抓实权，抓枪杆子。

不久，马志超所在的保安团移防彬县。彬县也是崔廷儒的“西兰工委”辖区之地，两个老战友又在同一个地方并肩战斗了。

1940年春，崔廷儒来到彬县找马志超，向他布置任务：“城外还有三个同志带着文件，你赶快派人把他们接进县城，好好保护起来！”

马志超说：“好办！我把他们三人接到我这里，吃饭、住宿我全包了。”

富有地下工作经验的崔廷儒提醒他：“这么多人住在你这里，目标太大，还是另外安排个住处为好。”

马志超听从崔廷儒的指示，将那三个同志安排住进一家旅社，并派兵保护。

两天以后，崔廷儒和那三个同志离开彬县，准备经陕西省的长武、甘肃的泾川、平凉进入宁夏的固原，然后直奔银川。他即将担任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书记。马志超给崔廷儒搞了两张身份证，派人护送他离开彬县。

分别时，崔廷儒对这位老战友说：“彬县这个地方很重要，你在这里要好好干下去，特别要千方百计抓武装，争取能独立带兵。你的工作联系问题，待我到达目的地后再告诉你。”

崔廷儒行至平凉、固原两地时，给马志超写过两次信，告诉他平安到达的消息，然而，此后再无消息。马志超一直在等待崔廷儒的来信和指示。1941年4月，崔廷儒被国民党当局杀害。那次彬县相遇，竟成两位老战友的永诀。

战斗在敌人心脏

崔廷儒牺牲以后，马志超和组织上的联系中断。失去了组织关系，得不到党的指示，马志超如同断了线的风筝，非常焦急和苦闷。

淳化县与我关中分区赤水县和淳耀县相邻，系陕甘宁边区最南端，是边区向南通往西安的必经之道。1940年5月，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在边区和国统区接壤处每隔一两里地便修筑一座碉堡，外有吊桥，内有驻兵，对过往行人严加盘查。马志超担任淳化县保安大队长期间，他的保安大队就驻守在封锁线上。

一天，一位“国军”军官领着10多个人来到保安大队驻地，指名要见大队长。马志超示意随从回避，来人出示了一封第三集团军西安办事处的公函，马志超拆开信封一看，一股热流涌上心头，原来写信人是蒙定军。蒙定军不仅是他的旬邑老乡，而且是“宝塔高小”的同学，“旬邑暴动”时期的战友，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崔廷儒。当年，正是崔廷儒派蒙定军打入杨虎城部队，同时又指示马志超打入国民党地方部队。此时，蒙定军离开三十八军，从抗日前线回到西安，担任赵寿山将军的第三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办事处实际上是我党的情报机构，其中一项任务是建立西安至陕甘宁边区的秘密交通线，打破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

就这样，蒙定军和马志超接上了关系。从此，国民党统治的淳化县就成了我党通往边区的一条红色交通线，只要是蒙定军派来的或者介绍来的人，在这里通行都畅通无阻。在马志超任职期内，从这里护送到关中分区和延安的干部多达160余人，其中重要的干部有范明、杨拯民、李敷仁等。马志超和蒙定军从参加1928年“旬邑暴动”起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他们都在敌营里为党工作。他们之间的革命友谊经受了残酷的战争洗礼。

1945年秋，马志超亲自护送一位负责同志到关中分区所在地马栏，受到关中地委副书记汪锋同志接见。汪锋指着马志超对那位负责同志说：“抗战初期我在西安做地下工作时，志超同志给我搞的通行证可解决大问题了，凭那个东西我在西安城里进出自由。”

马志超向汪锋表示不愿意在国民党保安团再干下去，想早日“归队”。

汪锋同志向他传达了中央关于隐蔽战线“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并说：“你好不容易打进敌人内部，党需要你继续留在敌人那边工作。”

这一年的10月，马志超奉组织指示，又返回旬邑县，任务是打进敌人内部，掌握当地武装。

当时的旬邑形势非常复杂。国民党占领区（国统区）和共产党领导的边区互相交错，碉堡林立，特务密布，“中统”“军统”“党网”“胡宗南长官部秘书处”等，都在旬邑派有爪牙。在所有这些特务组织中，“党网”负责人—国民党旬邑县党部书记长卜涛势力最大，基本上控制了旬邑的党政军及教育的大权。

在这样一种严峻形势下，马志超仅仅用了一年多时间就掌握了旬邑的“刀把子”。这其中，蒲玉阶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

蒲玉阶是“旬邑暴动”的领导人之一，暴动失败以后，参与恢复旬邑地下党的重建和发展，1934年在西安被捕自首，但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仲勋同志在关中岁月》一文中，关于蒲玉阶的情况以及他和马志超的关系是这样说的：“旬邑县委负责人蒲玉阶被捕自首以后，很害怕我们惩处他。仲勋同志找到他，耐心地教育他、说服他。后来蒲玉阶为我党做了不少工作，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和保护我地下党员马志超安全脱险。”（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10月版，第338页）

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卜涛在旬邑不可一世，县长边一藩却瞧不起他，极力为自己培植势力。马志超在边县长最需要“自己人”的时候来到旬邑，这中间拉线搭桥的就是蒲玉阶。此时的蒲玉阶地位显赫，身兼数职—旬邑县参议会参议长，代表渭北8县的“国大代表”，“中统专干”。蒲玉阶为什么能和边一藩说上话呢？原来他们俩是“大革命时期”在西安中学的同学，有同窗之谊；边县长是外地人，对旬邑人生地不熟，来旬邑当官当然要靠这位老同学帮忙。蒲玉阶将马志超推荐给边一藩，边县长当然给面子。就这样，马志超顺利地当上了警察局副局长，不久又被提拔为军事科长。

于是，在国民党的旬邑政坛上，出现了以县长边一藩、参议长蒲玉阶、军事科长马志超结成的“三人帮”，他们联手对付以卜涛为首的国民党“党网”特务系统。

为了进一步的取得边一藩信任，马志超处处维护边县长的形象和威信，想方设法为他“评功摆好”。

1947年1月18日夜，我关中地方部队警一旅向旬邑县城发起进攻，我军很快将东、南、西三个城门攻开，国民党守军以及党政机关公务人员全部撤向县城以北要塞，据险顽抗，我军因为没有重武器，于黎明前夕主动撤出县城。

这场战斗本来未见胜负，马志超却以军事科长的名义为边一藩县长“请功”，他给彬县第七行政专员公署的报告中说：“共军前半夜攻入县城，多亏边县长指挥得力，在后半夜发起进攻，把共军打得退出县城。”专员闻听，传令嘉奖边县长。消息传到旬邑县，县里又决定以民众的名义，给边一藩赠送一面木制牌匾，由马志超负责设计、撰文、制作。马志超在木匾的叙文中，将边一藩描绘成一个模范县长和临危不惧、优秀的指挥官。边一藩望着这块制作精美的木匾，心里美滋滋的，高兴得嘴都合不上。

边县长出尽了风头，书记长卜涛于心里窝着一团火，想法子要拆散这个“三人帮”。1947年春节期间，县政府门口出现一张漫画，画的是一头毛驴，驴头画成边一藩，驴尾画成卜涛。卜涛一口咬定，这幅漫画系马志超所为，理由是县政府公务人员中，只有马志超能写会画，敢在政府门前贴这样的画的，只能是内部人，并要求立即逮捕马志超。边县长极力反对，他认为未经调查就一口咬定是马志超所画，显然是冲着他来的。事后查明，“漫画事件”系贼喊捉贼，是卜涛指使人干的，企图嫁祸于马志超。

卜涛的栽赃陷害不但没有拆散“边、蒲、马三人帮”，反而促使边县长对马志超更加信任。1947年3月，在边县长的支持下，马志超当上了旬邑县自卫大队大队长。就这样，马志超掌握了国民党在旬邑县的武装力量。

卜涛又恨又怕。他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暗中搜集马志超的“黑材料”，以马志超参加过1928年“旬邑暴动”为由，把他告到彬州专署专员乔维森处。原来，卜涛是乔维森的亲信，乔专员是卜涛的后台。

彬州专署通知马志超到彬县去见乔专员。马志超心里明白，不去不行，但去了就会凶多吉少。他赶紧让人将自己的处境通知蒲玉阶。

彬州专署坐落在彬县城东门内一个高墙大院里，专署大门是个老式的城门，城门楼上驻扎着警卫队，大门口挂着专署蓝色的牌子，上面写着“陕西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两个警卫持枪站岗。

经过一番盘查后，马志超直奔专员办公室。

没有想到，专员办公室门前还有一道岗，一到那里，马志超就被下了枪，让他空手进去。他不由得心里一惊，但很快恢复了平静。

专员乔维森，外号“乔胖子”，此时，光着头，穿一身蓝色绸长袍，上套黑底花缎马褂，肥胖的身子坐在方桌旁的太师椅上，“嗞溜、滋溜”地吸着水烟，身后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卫兵。

马志超进得门来，乔胖子装作没有看见，继续吸他的水烟。冷不丁地，传来一口浓重的银川口音问话：

“来的是什么人？”

“旬邑县自卫大队长马志超！”伴随着这沉着的应答，还有一个标准的军礼。

“你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乔胖子压低了声音问道。

“不知道。”

“有人告你是共产党！说你参加过旬邑暴动！”乔胖子突然提高了嗓门。

马志超从容地答道：“报告专员，那是20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还是个16岁的娃娃，跟着看热闹而已。现在，我是党国军人，要还是共产党，岂敢登门见你？”

乔胖子面有悦色，说：“好，我就喜欢你这直来直去的性格。”

马志超接着说：“报告专员，有人拿我娃娃时的事找碴，是别有企图！”

乔胖子哈哈一笑，说：“那些闲话就不必介意了。只要你好好报效党国，我不会亏待你的。你在彬县城里耍上两天，回旬邑还当你的自卫大队长。”

乔维森原本要把马志超逮捕起来审查，不料，正在西安出差的蒲玉阶打来电话，以“中统专干”的身份担保马志超。乔胖子临时改写“剧本”，演出了一场诈降的闹剧。

走出彬州专署那阴森森的大门，马志超如释重负。

马志超“起义”

打入敌人内部的马志超一面应对以卜涛为首的国民党特务系统的监视，一面随时准备接受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

1947年5月初，我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派黄艾民同志秘密来到旬邑，向马志超传达上级指示：“胡宗南大军密集陕北，对我军压力很大，为了减轻陕北我军压力，吸引胡宗南部南下，要求你配合我军攻打旬邑县城时率领旬邑自卫大队起义。”

起义时间定于5月21日。

当时，马志超当上大队长才三个月。在接受任务的同时，他希望起义时间能够往后推迟一些。自卫队内部成分很复杂，特别是内有从西安黄埔军校七分校派来的几个反动军官，他想把这几个隐患清除后再起义。那样，成功的把握就更大一些。

黄艾民同志表示，起义时间不能推迟，并答应将他的意见转告上级领导。

一周以后，黄艾民没有再露面。马志超心急如焚，如果不做准备，命令一到，来不及；如果准备了，又怕秘密泄露。于是，他主动派人和解放军联系。西北局秘书长张德生同志亲笔回信：立即组织起义，能全部就全部，不能全部，就带一部分起义，万一起义有困难，把部队撤出县城，佯装不敌，保存实力。并让他和警一旅旅长高锦纯同志联系。

马志超意识到，张德生同志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从全局着想，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克服一切困难，服从大局、服从组织需要。经过一番周密思考，他决定把自卫队集中在西堡子控制起来，空出县城让解放军进入，并写了一封亲笔信，托人带出县城，将这一计划告诉警一旅旅长高锦纯。高旅长当即回复：“同意你的意见。”

1947年5月21日日落时分，马志超命令驻守旬邑县城东、南、西三个城门的自卫大队400余人撤出，但命令没有说由谁来接管城防，也没有要求留人站岗放哨，只说全部撤退到县城西堡子集结待命。这等于把旬邑县城大门打开。夜幕降临以后，我警一旅部队按预定计划顺利进入县城，占领城门楼，一边打枪，一边喊话，搜索前进。这时，旬邑县警察局局长发现情况不妙，赶紧向边县长报告：“马志超是共产党，领导部队叛变了，解放军进城了！”

边一藩如梦方醒。他恼羞成怒，命令保警队队长彭志超带人到西堡子逮捕马志超。

自卫大队400多人集结到西堡子以后，马志超首先命令三个警卫员将黄埔军校来的几个军官看押起来，同时缴了30多个保警队队员的枪，当场宣布：“我就是共产党，我负责保证大家的安全。今天，大家就待在西堡子不要动，不许打枪，不然的话，共产党的军队打进来，对大家都不好。”

保警队长彭志超奉命来到西堡子准备逮捕马志超，一看，马志超三个警卫员蒲兆连、宋生发、彭振海提着顶着火的驳壳枪，凶神恶煞般地站在马志超身旁，那30多个被下了枪的保警队员连看他一眼的勇气都没有，个个垂头丧气。正当彭志超不知所措的时候，马志超先开了言：“彭队长，你来得正好，跟我一起干吧！”

保警队长被迫参加了起义。

5月22日黎明时分，按照约定，马志超派人在西堡子的碉堡上插了一面白旗，作为联络暗号。我关中分区警一旅部队向指定目标打了一阵枪，自卫大队未还一枪，起义就这样顺利实现了。

许多西北的老同志在回忆录中对马志超起义均有记载，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王世泰同志，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我们把部队很快集结于关中西部，决定首先攻占旬邑县城。德生同志讲，旬邑县自卫大队长马志超，是地下党员，一直由他单线联系，他可以设法通知马志超，让他在我军攻城时控制住自己的部队，配合我们行动，能起义就起义，不能起义则不要抵抗。”“攻占旬邑县城如此轻易取胜，共产党员马志超起了很大作用。原来，他得到张德生要求他配合我攻城行动的信后，便着手进行准备，在我攻城前就把敌旬邑自卫大队三个中队调集到西堡子，把副大队长和中队长们扣押起来，把士兵集中在几个院子里不准乱动。我攻城时城内只有敌人保警队稍加抵抗。”（《王世泰回忆录》，第302页）

起义后，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张德生同志找马志超谈话，表扬他胜利完成了任务。本来，身为共产党员的马志超此举属于“归队”，但为了在敌占区造成政治影响、瓦解敌人，张德生同志特意指示：“不公开马志超地下共产党员的身份，以国民党军官马志超的名字命名起义。”并对随从的新华社记者说：“现在正式宣布起义成功。”

这便是1947年6月《人民日报》报道马志超起义的背景。

张德生代表党组织同时宣布：任命马志超为旬邑县政务委员会主任，彬旬工委书记。

受冤后终获平反

在中国革命关键时刻作出特殊贡献的马志超，于1964年6月被秘密逮捕，他率领旬邑自卫大队起义的壮举被污蔑为“假起义”，他本人因此被打成“叛徒”“特务”，关押了整整10年。

这桩冤案实际上大有背景，是受习仲勋案件的牵连。

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送审样书）问题被打成“反党分子”。接着，以康生为首的专案审查委员会成立。1963年5月，“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对《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认为这部小说夸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是为高岗翻案，是习仲勋“反党集团”的纲领。1963年，全国开始了一场“四清”运动（又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西北地区，“四清”运动和习仲勋问题挂起了勾，起因是，当时的西北局负责人提出了“西北民主革命不彻底”的论断，并认为“西北民主革命不彻底”源于1945年至1952年期间担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进而提出要“民主革命补课”。为此，1964年，《西北建设》杂志第八十四期专门刊载了《关于陕甘宁青四省区民主革命补课工作座谈会的报告》，将“民主革命补课”推向了高潮。

所谓“补课”，就是根据“习仲勋是反党分子”的既定调子，按照阶级斗争的理论，重新来一场所谓“民主革命”。矛头所向，就是民主革命时期与习仲勋有关系的人和事。

据2016年10月第3期《旬邑党史》（中共旬邑县委党史研究室主办）披露：“1964年11月，旬邑县委按照陕西省委的指示，召开了县委常委扩大会，学习讨论了《西北建设》第八十四期刊载的《关于陕甘宁青四省区民主革命补课工作座谈会的报告》，集中检查了旬邑县镇反情况、原因和结果……对习仲勋在旬邑的革命工作做了错误的否定，给予习仲勋关系密切的若干党员干部扣上了‘反革命分子’、‘职业特务’、‘反党分子’等帽子；罗织了大量‘揭发反革命’材料，将习仲勋、蒙定军、张贵德、薛克明、马志超等人看作是‘朝中人’；建国后参加工作的蒲玉阶、姚春贵等人，被错误定为因受习仲勋庇护在建国初镇反运动中免受打击；错误地认定蒲玉阶是‘中统特务’……”

蒲玉阶于1964年5月被秘密逮捕，在西安关押期间自杀身亡。

1974年，随着习仲勋一案的“松动”，马志超从监狱中被释放，1979年，强加在他身上的“叛徒”“特务”等污蔑不实之词被推倒，他获得彻底平反。

1985年，旬邑县有关部门也为蒲玉阶正式平反，摘掉了强加在他头上的“叛徒”“特务”帽子，恢复了他1964年被捕以前的身份—民主人士、统战对象。■

（责任编辑 刘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