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抗日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对彻底战胜日本法西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这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殊死搏斗中，中国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结成统一战线，相互支援、相互配合，终于打败了侵略者。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1]而在中国人民14年抗战中，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战场始终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

一、日本称霸世界野心由来已久

中国是日本近邻，领土面积虽然辽阔，但是自近代起国力衰退。日本趁火打劫，把中国作为其征服亚洲的主要对象。1874年，日本借助所谓难民问题，发动“征台之役”，武装进攻中国台湾。经英国调停达成协议，迫使中国政府承认其出兵是“保民义举”，赔偿50万两白银。日本侵略台湾，揭开了侵略中国的序幕。

1879年，日本内务大臣率领军队、警察强行进入冲绳，镇压琉球王的反抗，将琉球改为冲绳县、正式并入日本版图。琉球本是中国的藩属国，受中国保护。但是，当时软弱的清廷徘徊观望，举措无方，由北洋大臣李鸿章请求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调解。对于格兰特分割琉球的建议，日本政府起初同意将冲绳群岛的宫古岛、八重山岛归属中国，其北划归日本。由于清廷软弱无能，对琉球鞭长莫及，日本终于将琉球完全占领。

在对南边海域扩张的同时，日本又西侵朝鲜。日本视朝鲜为侵入东亚大陆的跳板、利益线的“焦点”。1882年、1884年，日本两度策动兵变，均遭到朝鲜和中国的联合反击。日本虽然攫取部分权益，但未能完全独霸朝鲜。1894年7月，日本再度借口朝鲜问题，发动旨在吞并朝鲜，掠夺中国辽东等地的侵略战争，即甲午战争。通过这次侵略战争，日本完全占领朝鲜，割取中国辽东半岛（后经列强干预退还）、台湾、澎湖列岛，勒索赔款白银2.3亿两，还取得了新的通商特权等各种权益。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迫使中国政府签订《辛丑条约》。日本出兵最多，取得了在天津、北京等华北心脏地区的驻兵权。正是日本拥有这个特权，后来以卢沟桥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在华北的驻军，起初称作“清国驻屯军”，后改称“中国驻屯军”。1904—1905年，日本与俄国在中国领土上进行战争，史称日俄战争。日本战胜俄国，夺占中国东北南部的殖民权益，吞并了辽东半岛。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国宣战，派遣1个混成旅团在山东半岛北岸登陆。随后，日军占领济南，夺取胶济铁路（青岛—济南）经营权，攻占胶州湾，占领青岛海军基地。至此，日军完全控制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加上在天津等地驻军，渤海几乎完全被日军控制。中国京畿重地直接裸露在日本的兵锋之下，已无安全屏障[2]。

1919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创立法西斯组织。1920年，北一辉与大川周明组建了日本法西斯团体—犹存社。该社的目标是建立法西斯专制，要“基于天皇亲政的本义”，“打破以党利为主的国策下之政党政治陋习，以期亿兆一心，实现国民理想之皇国政治”。在犹存社的基础上，日本又派生出众多的法西斯团体，如行地社、大化会、大行社、白狼会等。大川周明同军部要员往来密切，经常去陆军大学、陆军士官学校讲课，灌输扩张理论，煽动法西斯活动。他亲自主持“大学寮”，为军部培养对外侵略活动的骨干分子。他培训出来的学员，大多分配到中国、朝鲜等国从事侵略活动。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讨论中国局势，进一步制定对外侵略方针政策。会议由内阁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主持，与会者有外务省、关东军、陆军省、参谋部、海军省、军令部等各方面官员。会议提出日本对外总方针政策是：“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3]会议结束后，会议主要内容以《田中奏折》的形式上报天皇批准。

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分化为两大派，在由少壮派军官组成的“皇道派”大肆活动的同时，由军队幕僚派所组成的“统制派”分化出来，并以更加隐蔽的手段推动日本自上而下的法西斯化。他们的目标是，建立法西斯主义的、以军部为核心的“统制主义”政治和“统制经济”体制。他们所主张的国家改造的基本手段，是对外侵略战争[4]。这样，日本由传统的侵略扩张发展到现代法西斯主义，野心越来越大。

二、东北成为反法西斯战场

自幕府末期和明治维新时期起，中国东北就是日本觊觎的目标。随着所谓“大陆政策”的形成、“东方会议”的召开，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舆论逐步加强。日本的一些军政要人、反动党派头目、民间团体的右翼分子，以及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各个侵略机关纷纷出动，加紧制造侵略中国东北的舆论。与此同时，日本从各方面进行战争的实际准备。1930年，日本军费占国家总预算的28.5%，军需品和其他战略物资进口占贸易总额的41%，90%以上的大中型民用工业已做好转产军火的准备，日本关东军军事演习更加频繁。1931年7月，日本挑起万宝山事件。8月，挑起中村事件。9月18日晚，关东军炸毁柳条湖铁路，反诬中国军队所为，为侵略中国东北寻找借口。由于东北军奉行“不抵抗”政策，日本关东军以极小的代价，迅速达到了占领全东北的目的。截至1931年9月25日，仅一周内，30座城市、12条铁路线沦陷。截至1932年2月5日，仅四个半月余，东北全境沦陷。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就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声明。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及时发表宣言、作出决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指出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实质，号召人民拿起武器、用民族自卫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组织下，东北各族人民、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纷纷起来，组成救国军、自卫军、大刀会、红枪会等抗日武装，共30余万人，统称东北抗日义勇军。他们中有的是共产党人，有的是东北军旧部，有的是无党派人士，有的是普通老百姓。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大家聚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

中共满洲省委机关从沈阳秘密转移到哈尔滨后，很多党团干部到抗日前线，发动群众支援义勇军，甚至亲自参加义勇军。满洲省委着手抓抗日武装建设，在各地建立抗日游击队。如巴彦游击队、磐石游击队、汤河游击队，以及绥宁反日同盟军等，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尤其是东北抗日义勇军遭到挫败而失散后，在东北真正领导抗日的是共产党人。为了加强对东北抗战的领导，中共中央向东北地区派出了大量的党团干部。1933年之后，在南满、东满、吉东、北满等地30余个县境内，开辟了磐石红石砬子、延吉王隅沟、汤原太平川、饶河暴马顶子等数十个小块抗日游击区。

1933年5月16日，中共满洲省委决定，以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到1935年末，东北人民革命军相继成立7个军，成为坚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东北人民革命军共建立8个游击根据地，活动区域达到今辽宁省东部、吉林省东南部、黑龙江省部分地区，共50余个县境。1936年，东北抗日部队统一建制，成立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联鼎盛时期，发展到11个军3万余人，沉重打击了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截至1937年上半年，东北抗联历经数千次战斗，共歼灭日伪军1万余人。不仅取得反“讨伐”作战的胜利，而且把游击区扩展到70余个县境，建立了东南满、吉东、北满等三大抗日游击根据地。后来，东北抗联11个军整编为3个路军：第一路军归中共南满省委领导，第二路军归中共吉东省委领导，第三路军归中共北满省委领导。

1937年，日本侵略军发动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略中国，东北抗联的任务由独立作战转变为配合全国其他抗日战场共同作战。1938年下半年，东北日伪军警60余万人，连续进行所谓“三江大讨伐”“东南满大讨伐”“吉林、间岛、通化三省联合大讨伐”，企图彻底“歼除”东北抗联。东北抗联各部以转战、远征的战略行动跳出包围圈，以打破日伪军的“讨伐”。东北抗联虽然遭到很大损失，但英勇奋战，取得了歼灭日伪军1万余人的胜利。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向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所有东北抗日部队发出慰问电，称赞东北抗日部队是在“冰天雪地里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1939年春，远东局势吃紧。苏军得到情报，关东军可能发动大规模行动。4月16日，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滨海边疆区、赤塔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和三地的边防军首脑接到来自莫斯科的密电：“为更充分利用伪满洲国境内的中国游击队、进一步巩固队伍，一旦中国游击队请求我方向其提供武器、弹药、食品和药品，或是请求指挥其作战，第一、第二独立红旗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可以给予协肋。从被扣留的游击队员中挑选可靠人员，以小分队形式派往伪满洲国，刺探情报，并向游击队提供帮助。”[5]5月，苏联释放抗联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第十一军军长祁致中，允许他们带领100多名抗联官兵重返东北抗日前线。他们本来是经过组织派遣，越境进入苏联请求支援抗战，却被羁押了一年多。他们不计自己恩怨，义无反顾地继续投入抗日斗争，表现了抗联官兵的高度政治觉悟。

1939年秋冬，日伪军继续进行疯狂“讨伐”。由于斗争形势恶化，东北抗联减员较多。1940年1月，中共吉东、北满省委决定，将各路军所辖的军缩编为支队，继续在极端困难情况下进行小群分散游击战。第一路军在长白山区展开艰苦的反“讨伐”作战，第二路军继续在完达山区进行分散游击活动，第三路军继续在松嫩平原坚持游击战。

1941年，日军在东北增至16个师团，总兵力达90万人，进行更加残酷的“讨伐”。东北抗联的后方密营遭到破坏，大片游击根据地丧失，游击区缩小到不足10个县。加之自然条件恶劣，东北抗联部队减少到不足2000人。针对极端艰难的形势，中共吉东、北满、南满省委确定了“保存实力，培养干部，坚持斗争”的方针。这年冬，东北抗联部队陆续转移到苏联远东地区，建立南野营和北野营，成立了东北抗联教导旅。在苏军的帮助下，抗联教导旅接受现代军事战术技术训练，提高军事政治素质。抗联教导旅不断派出小分队返回东北搜集情报、开展游击战争，为战略反攻作准备。

在14年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东北义勇军、东北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大量歼灭日伪军，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及其法西斯殖民统治。中国东北以及华北、上海等地的局部抗战是整个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争取民族解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东北战场极大地钳制了

日军北进和南进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称霸世界的计划逐步付诸实施。1933年3月，日本退出国际联盟。1936年8月，日本五相会议确立保证其东亚大陆地位及向南洋扩张的战略目标，把中国、苏联、美国、英国等列为假想敌国。11月25日，德国、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加入该协定，世界法西斯集团初步形成。

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英国、美国、法国等国也采取了姑息纵容的绥靖政策。由它们操纵的国际联盟，置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不顾；由它们派出的李顿调查团，公然偏袒日本。西方大国的这些做法，极大地助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在日本侵略者看来，日本占领中国只是实现中间突破的方针。此后，是首先实施“北进”苏联，还首先实施“南进”太平洋，还需要根据战争进程决定。

最初，日本企图把北进作为主要方向，并进行了战略试探。1938年7月9日，在所谓满苏边境地区张鼓峰山顶西侧，苏军10余人构筑工事。此处位于今吉林省东南部，中俄边境地区。7月11日，苏军构筑工事的人数增至40人。7月15日、7月20日，日本通过外交渠道要求苏军撤离张鼓峰，被苏联拒绝。7月29日，10名苏军人员越过边界，进入张鼓峰附近沙草峰构筑阵地，双方开始发生冲突。7月30日，日军夺回沙草峰和张鼓峰。苏军立即增兵，准备争夺张鼓峰和沙草峰。日军第十九师团参战人数约7000人，火炮37门。苏军集结1.5万余人，火炮237门，坦克285辆，飞机250架。8月8日，苏军攻占张鼓峰。8月9日，苏军占领沙草峰部分阵地。8月10日，日军企图夺回阵地未果。苏军以优势兵力重创日军，日本当局被迫同苏联停战媾和。8月14日，日军撤离张鼓峰地区。此战，苏军凭借优于日军的武器装备、战役指挥和诸军兵种协同作战能力，挫败日军北进企图。日军亡526人，伤914人。苏军亡236人，伤611人。

日本认为，日军在张鼓峰和沙草峰的失败是因为准备不充分。因此，它决定寻找机会再进行一次战略试探，正式确定北进还是南进的政策。1939年5月12日，在所谓满蒙苏边境地区诺门坎，外蒙古军队与伪满洲国边防队发生冲突。几天后，外蒙古军队越过哈拉哈河，并在东岸修筑工事。5月28日，日本关东军山县支队2000余人向哈拉哈河地区前进，遭到苏军和外蒙古军队猛烈反击，损失严重。此后，双方增调兵力，调整部署。

1939年7月12日，苏军建立第一集团军级集群，兵力约5.7万人，坦克498辆，飞机515架。8月4日，日军为实施统一指挥组建第六军，兵力约5.9万人。日军和伪满军共计7.5万人，火炮500门，坦克182辆、飞机300余架。8月20日凌晨，苏蒙军经航空火力和炮兵火力准备后，分三路发起进攻。中央集群进行正面钳制，南方集群实施主要突击，北方集群实施辅助突击。8月23日，苏蒙军基本完成对日军的合围和分割。8月31日，日军除少数突围外，大部被歼。9月11日，双方签订停战协定。此战，日军损失1.7万余人[6]，苏蒙军损失1.85万人。苏军武器装备先进，机动能力强，坦克兵、航空兵与步兵密切协同，是其取胜的主要原因。

张鼓峰战役、诺门坎战役惨败后，日本不得不考虑放弃北进的战略方针，而选择向南进攻的战略方针。1939年12月28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共同制定了《对华政策的方针纲要》。该《纲要》规定：日本不介入欧洲战争，停止北进，准备南进；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确保日苏两国“平静无事”；争取美国、英国支持日本解决中国问题，以利于日本向南洋发展。以此为标志，日本的战略重心开始向南进转移。

1940年春夏之交，德国法西斯闪击西欧，在短短的一个多月里横扫卢森堡、荷兰、比利时、法国等国，威逼英国本土。法国、荷兰的沦亡和英国的惨败，给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及其他南方地区带来了政治性的巨大变化。这些国家已无力在亚洲同日本对抗，南洋一带成为防务薄弱的真空地带，为日本实施南进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在德国法西斯胜利的刺激下，日本一些激进的法西斯分子狂叫“不要误了公共汽车”，极力主张趁火打劫，向南扩张[7]。

1941年，日本陆军51个师团中有35个师团用于侵华战争，占日本陆军总兵力69%。而侵华日本陆军的近一半师团，则部署在东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英国开始参加对日本法西斯的作战，东方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两个战场，即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场以陆战为主，太平洋战场以海战为主。日本陆军70%、日本海军近1/3陷在中国战场不能自拔，中国战场成为对抗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1942年上半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进攻甚为得手，而在中国战场的处境却并不妙。直至1945年，拥有100余万兵力的中国派遣军，虽为日本陆军中最大战略集团，但在中国军民多年的打击下和消耗下，既不能回援太平洋和日本本土，也无力进行大陆决战[8]。

由于陆军主力被钳制在中国战场，日本既不能从东北向欧洲发起进攻，也不能从东北向太平洋全力进攻。而连接欧洲战场与太平洋战场的中国东北战场，进行了14年不屈不挠的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苏联元帅崔可夫感慨道：“甚至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又无可争辩的事实。”[9]

四、东北迎来了战略反攻的胜利

从1943年秋季起，日军在华北战场逐渐失去主动权，而力量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八路军在一些地区开始占有相对优势，并首先发起攻势作战，揭开了中国战场战略反攻的序幕。1943年7月30日，冀鲁豫军区集中主力一部，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发起卫南战役。8月中旬，卫南战役胜利结束，八路军共歼灭伪军5600余人，收复和开辟了卫河以南地区。8月18日，太行军区、冀南军区发起林南战役。8月26日，林南战役结束，八路军共歼灭日伪军7000余人。11月，八路军山东军区在鲁南、滨海等地区发起攻势作战。卫南战役、林南战役、山东军区讨伐日伪军的战役，是八路军主动发起的较大规模的进攻作战，是华北敌后抗日军民经积蓄力量、发展壮大后准备反攻的必然结果。这说明，八路军已在一定程度上夺取了战场主动权，具备了攻势作战的能力，局部反攻的条件开始成熟。1944年，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收复失地8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00万。在1945年前7个月，又收复失地24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近1000万。

1943年10月，史迪威率10万中国驻印远征军向缅甸境内日军发起大反攻，以雪当年兵败缅甸之耻。1944年5月6日，为配合史迪威的行动，卫立煌统率20万国内远征军亦向盘踞滇西一隅的日军发起强大攻势。该部先由美军陈纳德将军“飞虎队”的数百架战斗机、轰炸机组成强大的战斗机群，卷起一片飓风，向怒江西岸呼啸而去。俄顷，在被日本吹嘘为“滇缅路上的直布罗陀”的松山、“东方凡尔赛”的高黎贡山，冲天升起的烟柱汇成一天血云，死神向日军扑去，滇西大反攻的序幕拉开了！是日夜晚，中国20万大军穷一夜之力全线渡过怒江天堑成功。日本中部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不得不承认“这是军事史上的奇迹”，怒斥其防守怒江前线的五十六师团部下“混蛋”。

截至1945年，日本中国派遣军深陷中国关内各个战场。但是，盘踞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仍然是战略反攻的一颗钉子。当时，关东军下辖2个方面军、6个军和2个航空集团，共计24个师团又12个旅团70余万人。此外，还有伪满军、伪蒙军8个师又12个旅，共计20余万人。关东军、伪满军、伪蒙军总兵力100万人，作战飞机150架（另有可用于作战的教练机500架），坦克160辆，各种火炮5000门[10]。根据雅尔塔协定，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2个月或3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本作战。

1945年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9日，美国向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8月9日，苏联出兵150万人对关东军发动进攻。东北抗联派遣400多人，担任苏军先头部队向导和翻译，配合苏军作战行动。东北抗联官兵分散到东北50多个城市，开展建政扩军工作。抗联领导人周保中和冯仲云给延安中共中央写信，介绍东北的情况，希望关内部队快速出关，越多越快越好。东北抗联为八路军、新四军快速挺进东北，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美国原子弹和苏联军队打击下，日本顿失抵抗意志。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召开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决定接受同盟国公告，无条件投降。8月15日正午，日本广播了天皇亲自宣读的终战诏书录音。8月19日，苏联远东军开始向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主要城市机降小分队。9月8日，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苏军与美军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占领朝鲜半岛，反法西斯战争西方战场与东方战场终于连结在一起。

经历14年艰苦抗战，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抗日战争始于东北，结束于东北，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始终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东北抗战，不仅为全国抗战赢得了战略主动，而且沟通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与西方战场的联系，功不可没。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辑《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49页。

[2][3][4][5]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第32—33页，第38页，第43—44页。

[6][俄]叶夫根尼·戈尔布诺夫：《我们在伪满洲国的游击队》，载俄罗斯《独立报》2006年1月20日。

[7]苏方资料记载，日军、伪满军共损失6.1万人。

[8]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76页。

[9][11]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第624页，第564页。

[10] [苏]瓦·伊·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8页。■

（责任编辑 陈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