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的革命道路与俄罗斯研究会

谭浩然 谭备战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震撼了处于深重压迫下的中国人民,尤其是那些苦苦探寻救国救民道路的知识分子。他们开始关注俄国革命形势,渴望通过学习俄国的经验,寻找中国革命成功的道路。

1920年8月22日,为扩大国人对苏俄国情的了解,毛泽东联络湖南教育界和社会上层人士及一些在湘的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县知事公署召开“俄罗斯研究会”筹备会,并于当日在长沙《大公报》刊登启事:“以俄国事情急待研究,拟发起俄罗斯研究会,定于本日(星期日)午后三时,约集各机关关心外政之人,商议一切进行方法,假长沙县知事公署为会场。”[1]当日到会的约有十余人。“指定何叔衡、毛泽东、彭璜、包遵平为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筹备员,进行筹备工作” [2]。9月15日,俄罗斯研究会在长沙文化书社召开正式成立大会。

俄罗斯研究会成立之后迅速开展两个方面的活动:一是定期举行讨论会与报告会,介绍俄国革命进展情况,使会员们能够较多较快地了解苏俄政府最新进展的情况。根据与任弼时一同参加俄罗斯研究会的肖劲光回忆:“我们在俄罗斯研究会听了几次课,初步知道了俄国革命是建立工农当家作主、没有压迫剥削的社会。要想(在中国)实现这样一个平等的社会,就要像俄国那样进行革命。”[3]二是发动并组织留俄勤工俭学运动。任弼时即是最早进入俄罗斯研究会,并被送往上海外国语学社经过短暂的俄文培训后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

1904年,任弼时出身于湖南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从幼年时期崇拜朱元璋到青年时期信仰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并成为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也经历了一番渐进的思想转变过程。在加入俄罗斯研究会前,他爱国意识虽然强烈,但并非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虽对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深感忧虑,却报国无门,只提出了一些简单的爱国方法,如“提倡国货”等。11岁的任弼时在作文《爱国说》中提出“不用外货,亦爱国之一法”[4],“今日欲提倡国货以挽利权……能若是维持,则国家何患不富?富则何患不强乎!”[5]

1916年10月,他加入湖南一师附小组织的“学艺会谈话部”(演说辩论会性质的组织)。11月,在参加湖南省长沙教育会举行的追悼蔡锷纪念大会上,时年12岁的任弼时作《追悼蔡公松坡感言》以抒胸臆:“吾人可不急起直追,继公之志乎!”[6]又撰文《说国民之义务》,其中写道:“国者,人民聚合而成。故人民宜有爱国之心,而为国家尽义务。”[7]1918年11月28日,任弼时参加湖南各界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提灯游行纪念活动,并在活动后撰文《提灯会纪事》。文中又道:“退而思之,我国之庆祝,止负协约之名而无协约之实,亦可愧也。自后我国可不力自振刷乎!”[8]少年任弼时的爱国情怀已经非常浓厚。

1919年夏,五四运动的浪潮波及湖南,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湖南学生界开展了一系列的爱国活动。1920年7月,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于长沙创刊。随后,长沙各校纷纷创办刊物、组织社团,长沙的学生运动一时间风生水起。任弼时就读的长郡中学学生亦组织各种社团,传播新知识,研究新问题,探讨富国强民的道理。他接受了长郡中学学术爱国会聘请,于课余时间担任“贫民半日学校”的二、四、七班的音乐课程老师。另外,长郡中学学生按原籍组成12个讲演团回各县深入宣传,演出前讲述时事,反对“二十一条”,唤醒国民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湘阴学生团由任弼时领队。任弼时年龄虽小,但组织能力强,口才又好,尤其是爱国热情高涨。他编写了一幕抵制日货的话剧,亲自扮演剧中工人,演得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每到演出高潮,台下总是响起一片“打倒列强”“打倒军阀”“不做亡国奴”的口号声。

加入俄罗斯研究会的过程是偶然也是必然。任弼时与肖劲光两人当时均在长郡中学读书,暑假都因家庭困难没有回家,“一来是为家里节省一点路费,二来,他们离中学毕业的日子不远了,毕业以后怎么办?依靠家庭供给继续升学,显然没有可能。谋求职业吧,找什么门路呢?所以,假期里想在长沙活动一番”[9]。虽然在长沙的任弼时因喜欢绘画而欲将其作为谋生职业,可是他思考着“国家内忧外患,社会极端不公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怎么能为了谋生而放弃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呢?能不能找到一条既能谋求自立又能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的道路呢”[10]?据与任弼时一同加入俄罗斯研究会的肖劲光回忆当时情况,可知任弼时对革命道路选择的喜悦:“有一天,弼时同志从街上回来,看到我高兴地说:‘有办法了,有办法了!’我忙问他有什么办法,他说:‘我们到俄国去。’”[11]此时任弼时选择赴俄还有一个原因,他的一个远房哥哥任作民接到其兄任新典来信,说当时上海外国语学社正招留俄学生。任作民原在长沙甲种农业学校求学,因病暂时休学,借住于当时在上海一家纱厂做会计的哥哥任新典的家里,得知这一消息后便去信约任弼时一同赴俄[12]。在这样的情况下,任弼时与肖劲光商量是否加入俄罗斯研究会后赴俄事宜,“那天中午,天气很热,我们躺在宿舍的床上,辗转反侧,兴奋得睡不着。去不去?还有几个月就要毕业了,文凭还要不要?商量来商量去,两人都横下一条心:去!文凭不要了。我们立即找到任岳,通过船山中学校长贺明范的关系,提出申请,填了表,加入了俄罗斯研究会”[13]。

加入俄罗斯研究会,对于年仅15岁的任弼时而言,开始在实践中走上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伴随革命实践活动逐步增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他最终确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任弼时嫡孙任继宁曾说过,他爷爷加入俄罗斯研究会赴俄勤工俭学,“那也是很不容易的,那个时候(任弼时)才15岁,等到走的时候是16岁”[14]。从此以后,他的世界观与过去相比有了明显不同,思想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后的人生道路也就此发生了重大转折—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革命道路。

任弼时加入俄罗斯研究会后,首先开始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位于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的上海外国语学社是公开的补习俄文机构,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9月创办,杨明斋为校长,俞秀松为秘书。该处“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用办外国语学校的名义,可以进行较公开的活动”[15]。上海外国语学社、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俄通讯社等重要的中共早期机构均设于此,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一个重要活动据点。

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半年多时间里,任弼时在思想上有了更大的进步,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上海外国语学社是大教室上课,因学员来源不同,课外大致是按省分组活动。据与任弼时一起在此学习的曹靖华回忆:“那时,我们几十人在一个大教室上课。课外分成三个小组,即安徽、湖南、浙江等。刘少奇、任弼时等是湖南的,王一飞是浙江的。……按地区分组,在语言、生活习惯上都方便些。三个组上课在一起,课外不来往”[16]。为帮助会员们尽快接触与接受马克思主义,上海外国语学社“请最早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给学员们讲解《宣言》,请作家沈雁冰(茅盾)和《民国日报》的邵力子,讲授社会科学知识”[17]。尤其时任复旦大学教授、亦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陈望道给任弼时等人的授课,影响最大。“这是任弼时正式接触共产主义理论学习的第一课”[18]。这一时期任弼时大量接触并学习了革命读物。据曹靖华回忆:“我们在外国语学社自己看《共产党宣言》和《新青年》、《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19]。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任弼时不断思考和探索改造中国社会与现状问题,“把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把对家庭的义务感和责任心融入一生追求的大目标—‘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初步确立了世界观”[20]。

任弼时加入俄罗斯研究会后,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现象,在实践行为上发生了变化。他“加入俄罗斯研究会的最初动因,也许仅仅是想觅一个向外工读与求学的机会。但是,事实却是他从此走上了一条无比艰辛的革命道路,义无反顾”[21]。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期间,为帮助学员快速成长,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学员中成立工读互助团,组织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参加工读互助团组织的活动;或为《劳动界》杂志编辑部和华俄通讯社抄写、校对稿件,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刻蜡版、印传单等”[22]。肖劲光回忆,当时条件虽然艰苦,“但一想到将来去俄国学习革命本领,回来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我们学习的劲头就非常足,特别是对学习俄文很刻苦”[23]。1920年8月22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任弼时同刘少奇、肖劲光等人首批入团。任弼时“心中渐渐树立起一个大目标”,那就是要“造成大福家世界”[24]。代理临时中央书记的李汉俊成立教育委员会,指定由包惠僧、杨明斋负责,主要任务“是选择青年团员中的优秀分子送莫斯科留学”[25]。到俄国去学习俄国革命经验,回来救国救民,改变黑暗的旧中国的现状,正是任弼时等一大批先进青年的共同理想。“渔阳里开辟了一代人的道路,组织、动员了一批又一批青年到莫斯科去取经,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去学习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这种气势是前所未有的”[26]。

1921年5月,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介绍,化装为理发匠的任弼时与化装成裁缝的肖劲光一同乘日本邮轮从上海取道日本长崎到海参崴赴俄。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跋涉,7月9日到达莫斯科,8月3日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1年8月,任弼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据肖劲光回忆,当时“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政治理论和俄文。记得政治理论课学习《共产党宣言》、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布哈拉的《共产主义ABC》、波格丹诺夫的《政治经济学》,还有西方革命史、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史以及关于工会运动的小册子”[27]。在东方大学中国班学员中,任弼时“年纪最小,身体也差,经常患感冒,但他学习非常努力,俄文的水平提高很快。同志们问他有什么经验时,他腼腆地回答说:“没什么,听不懂的多听听,记不住的多念念,自然就会了”[28]。此时任弼时在给父母的信中表达了他努力学习革命理论的志向:“我在莫身体如常,学识亦稍有进步,饮食起居当自谨慎,你们尽可放心……一年最快乐时光天天接近起来。我现在正筹备着怎样好好的度过这种时光,结果如何待将来再告。”[29]从此封信中可知任弼时的思想已开始发生重大转变,“正筹备着怎样好好的度过这种时光”。1922年1月任弼时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年底,任弼时因俄语优秀接替瞿秋白兼任东方大学中国班西方革命史课堂俄语翻译工作。“莫斯科东大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旅莫支部严格的思想组织训练、匮乏的物质生活、为列宁守灵……这些特殊经历,都成为任弼时独特的人生财富”[30]。12月7日,任弼时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任弼时在15岁时就加入毛泽东领导的俄罗斯研究会,对其一生影响深远,无论是思想认识还是实践行为,与从前相比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后,任弼时不仅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使其幼年时诸多困惑得到解决,即用马克思主义救中国,而且终其一生都为之奋斗,直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注释:

[1]《组织俄事研究会》,载《大公报》1920年8月22日。

[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3页。

[3][11][13][23][27]肖劲光:《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第12页,第12—13页,第16页,第24页。

[4][5][6][8][22]《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第8页,第10页,第15页,第20页。

[7]任弼时:《说国民义务》,蔡庆新、姚勇主编《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0页。

[9][10][12][17][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第36页,第36页,第38—39页,第48页。

[14]《嫡孙任继宁、专家蔡庆新谈任弼时》,见http://cpc.people.com.cn/GB/74838/ 112401/219863/index.html。

[15]陈望道:《党的建立时期情况》,载《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

[16][19]曹靖华:《从上海外国语学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见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8198/30513/30519/2533717.html。

[18]杨桂青:《影响任弼时的教育生涯》,载《中国教育报》2011年10月8日。

[20][21][24][30]蔡庆新、姚勇:《任弼时的非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第12页,第14页,第12页。

[25]包惠僧:《回忆新渔阳里六号》,载《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

[26]张羽:《难忘渔阳里》,张羽、岳凤麟等编《一束洁白的花—缅怀曹靖华》,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234页。

[29]任弼时:《给任思度等的信》,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中央文献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95页。■

(责任编辑 樊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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