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诞生之前，中共中央领导人就开始考虑香港、澳门等问题。1949年2月初，毛泽东在河北平山西柏坡接见苏联斯大林特使米高扬时，明确表示：“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内地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取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1]毛泽东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提出利用香港、澳门发展海外关系和进行贸易往来的重大决策，中共中央从长远的战略考虑，基本赞同这一思路，在坚持香港、澳门是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同时，决定对港澳采取“维持现状，暂不收回”的方针，随后又制定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

一、贯彻执行“长期打算，

充分利用”的方针

1949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新的华南分局在江西省赣州市成立。叶剑英、张云逸、方方分别为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华南分局领导广东、广西两省及香港工作委员会。10月21日，华南分局机关迁驻广州市。1950年1月6日，英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华社香港分社升格为中国驻香港官方代表机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副社长，不公开的职位为中共香港工委书记、副书记，为中共在香港机构最高实质领导。港澳工委除领导香港分社外，还领导华润公司、招商局、南洋商业银行、《大公报》《文汇报》与澳门南光公司等内地驻港澳机构。

鉴于原来在香港工作的大批领导成员调回内地工作，香港工委的活动范围和作用日益缩小，中共中央一再缩小香港工委机构。1949年10月，工委改称为临时工委，书记张铁生，委员张铁生、黄作梅、吴荻舟[2]。其后不久，工委书记为黄作梅。1952年，华南分局重组香港工作机关，并入澳门工作，改称为港澳工委，但仍设于广州。

澳门方面，抗战胜利后，柯麟兄弟领导澳门党组织巩固阵地，继续团结各界爱国人士，从事爱国民主活动。他们在工商界人士何贤、马万祺、甘伟光等赞助下，合作组织一个商业机构—新中行公司，由柯平任经理，经营进出口业务并负责党的地下联络工作[3]。

叶剑英在主政华南期间，直接领导港澳工委的工作。凡是有关香港、澳门的重要问题，他都亲自过问和处理，并及时向中共中央汇报。叶剑英领导华南分局和港澳工委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发展内地与港澳的关系，这对促进香港澳门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叶剑英同志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回忆说：鲜为人知的是，叶剑英带兵解放了广东，至1954年前，他一直主政华南，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之下设港澳工委，负责领导中共组织在港澳的工作。庄世平、马万祺、柯平、柯麟、何贤等商企名人，均曾在叶剑英领导下工作。那时香港事务是叶剑英管，因为叶剑英是广东人，海外人士信任他，愿意服从他的领导[4]。

为了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叶剑英非常关注港英当局和澳葡当局对新政府的态度。1949年10月28日，叶剑英和方方听取香港临时工委负责人关于香港各界开展劳军运动情况的汇报。10月31日，香港临时工委致电叶剑英、方方，报告港方对我新政府的态度。11月18日，叶剑英主持华南分局召开的香港问题讨论会，并在会上分析了形势，阐明了有关方针和政策[5]。

1950年1月3日，叶剑英与方方致电中共中央统战部，同意结束香港工委、新华分社、《大公报》《文汇报》等宣传工作，可暂时组织一个宣传工作委员会，与分局宣传部联系，取得分局的领导[6]。

同年1月5日，英国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电报，周恩来总理发布命令：“令驻在香港的原属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一切政治、外交、财政、经济、文化、教育、侨务等机构的主管人员及全体员工，你们务须各守岗位，保护国家财产、档案，听候接收。严禁反动分子有任何偷窃、破坏、转移、隐匿等情事。原有员工，均可量才录用。其中保护国家财产有功者，将予以奖励；有偷窃、破坏、转移、隐匿等情者，必予究办。”

1月10日，叶剑英和方方等致电中共中央，提出英承认我政府后，留港国家财产的处理建议：（1）由外交部委派出负责人进行接管前，应有适当外交步骤并准备进行接管；（2）组织接管机构，内分经济、外交二部门，中央指定负责人。1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叶剑英、方方、张铁生，提出对接管香港国民党方面机构的意见[7]。5月24日，叶剑英和华南分局向中共中央报告香港市委三、四月的工作。电报指出：两个月来，市委主要是领导群众进行工人保障生活斗争和反官僚资本的斗争，争取与改善工人生活，发动下层群众的福利宣教工作[8]。8月20日，叶剑英和方方、易秀湘致电周恩来、中财委、中南财委，报告我驻港机构工作情况。电报中说：华南驻港机构拥护中央对香港银行、贸易机构统一决定。但驻港的土产公司应否考虑除外[9]。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随即派兵武装干涉，扩大朝鲜战争，同时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台湾当局乘朝鲜战争爆发之际，派毛森、郑介民等特务头子来港，企图趁火打劫，接收我在港之经济机构，并要求港英政府协助接收。港英政府自朝鲜战争发生后，分为两派，一派以军方为代表，主张采取强硬态度，一方以商人为代表，主张用软的手段周旋。鉴于香港复杂的形势，8月23日，叶剑英主持召开华南分局香港工作会议，听取了香港工委报告香港政治情况及今后方针；讨论了朝鲜战争爆发后的港澳动态，香港地下工作的方针等问题。会议认为，针对现有的形势，我们对香港工作的布置上，事事都从最坏的情况去考虑。

方方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在香港的斗争是长期的。香港的工作还是依照中央的指示，做好宣传、购买物资、统一战线三项工作。随后，叶剑英作出指示：“香港今后的工作，主要是如何开展和加强统战工作，如何保存我自己，壮大自己的力量，所以在斗争上不适宜采取过‘左’的办法。而应该采取团结的方法，长期斗争的方法，这样我们才能创造条件，在将来运用不经过流血战争的办法接收香港。对于敌人的战争布置，假战的气氛，要教育群众不要紧张。”[10]叶剑英在近半个世纪前提出的“将来运用不经过流血战争的办法接收香港”的判断，已为历史所证明。

1950年11月9日，叶剑英签发华南分局财委关于香港管委会、华南外贸及进出口会谈结果给中南财委、中南贸易部、中财委、中贸部的电报。电文中说，自朝鲜战争爆发后，港英政府积极配合美国限制我在港经贸工作，给我在港进出口贸易带来巨大的压力，为了冲破帝国主义的封锁，我们力求在海外设立机构（如瑞典、伦敦、印度、新加坡等地）开展贸易工作[11]。叶剑英的用意，是采取“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办法，千方百计打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

1951年12月底，叶剑英在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和中南局报告《华南区一九五二年工作计划纲要》时，再次指出：要“加强华侨及港澳方面的工作。利用一切机会向华侨和港澳同胞进行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应该注意在华侨和港澳同胞中的中间阶层、中间人物中进行工作，建立阵地。”[12]

在澳门，中共澳门地下党听闻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他们不顾葡萄牙政府严格禁止共产党公开活动的指令，设法表达兴高采烈的心情。濠江中学校长杜岚亲自主持在濠江中学升起澳门历史上第一面五星红旗，柯麟在镜湖医院和自己的诊所高高悬起五星红旗。10月10日，柯麟和马万祺在澳门平安戏院主持召开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宣布支持共产党。11月20日，澳门各界代表2000多人在平安戏院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广州解放暨劳军大会。主席团主席柯麟（澳侨协代表）致开幕词，何贤等各界代表相继演说，呼吁全澳同胞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大会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发致敬电。向叶剑英致敬电说：

广东人民政府主席叶主席暨解放军战士：我们今天举行庆祝和劳军大会，一致向你们致敬，坚决支持解放战争，肃清国特匪帮，拥护新广东的建设。[13]

大会还开展募捐活动。柯麟呼吁各界同胞踊跃捐献，支援人民解放军完成解放大西南、台湾的任务。各界同胞踊跃捐献，当天共募捐到价值12万元的财物[14]。

叶剑英到广州不到一个月，就给在澳门的柯氏兄弟捎信联系。其时，柯氏兄弟在澳门板樟堂街经营南光公司（该公司经周恩来批准成立），由柯平出面担任总经理，柯麟在该公司二楼开业治病，兼做地下党的工作。

11月，柯麟派他的大儿子柯小麟从澳门带了一份“工作汇报”回广州送给叶剑英。叶剑英和广州副市长朱光接见了柯小麟，亲切地询问了柯麟的近况，并嘱他转告柯麟，党和政府准备调柯麟回广州工作。柯麟接到通知后，于1949年赶赴广州受到叶剑英的亲切接见，经过长谈后，因工作需要又返回澳门[15]。

考虑到柯麟共产党员的身份已经公开，而澳门匪特猖獗，叶剑英和华南分局顾虑到柯麟的安全，经请示周恩来，于1950年底把柯麟调回广州，接管中山医学院，任院长，同时兼任澳门镜湖医院院长，继续负责澳门原来的工作（主要抓上层的统战），实际在澳门的大量具体工作由柯平代理。柯平在组织的领导下进行侨务等各方面的工作，经常与尹林平、曾生、饶彰风、柯麟等联系，汇报工作，并向叶剑英报告。

二、策应两航起义和招商局起义

两航起义和招商局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爱国壮举，是震惊中外的两件大事。叶剑英积极策应，避免起义人员与财产的损失。

“两航”系原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航空公司”或“中航”，中美双方合营）与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央航空公司”或“央航”）的简称。

1949年，两航迁到香港后，同英资航空运输企业之间业务利益的矛盾更加尖锐化了。1949年6月10日，港英民航处发出通知，要求中航于一个月内将中航飞机大修厂与发动机修理厂迁出启德机场。7月29日和8月11日，港英当局又先后下令征用中航两处厂房，并限于8月15日移交港英当局。此时，两航尤其是中航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1949年6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根据国内时局的变化和两航的向背作用，作出策动两航起义的决策，并指定由李克农负责，罗青长（时任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具体办理。同时，电告我香港有关部门设法策动两航飞机、工厂迁返祖国。1949年7月，中央军委派遣吕明偕留在内地的央航副总经理查夷平前往香港进行策动工作，以便尽快发动两航起义。1949年8月24日，吕明、查夷平到达香港，向港澳工委和香港地下党有关部门传达了周恩来和中央军委策动两航起义的指示。

1949年11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原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和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率领2000多名员工在香港宣布起义，两公司的12架飞机胜利飞抵北京、天津，回到新中国的怀抱。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这一壮举受到了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毛泽东主席致电起义人员，赞扬他们“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投入人民祖国的怀抱。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周恩来总理的贺电说：“这是具有无限前途的人民航空事业的起点。”

两航起义对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是一个重大打击，切断了国民党政权的西南空中运输线，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创造了条件，加速了解放全国的进程。

两航起义成功后，立即通电国内外各办事处、航站，电令保护好财产，号召尚待解放地区和海外员工策应来归。中航澳门电讯课、工厂、材料库员工积极响应，庄重签名加入起义行列。央航曼谷办事处员工致函，绝对拥护起义。中航、央航昆明办事处员工，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秘密响应起义，进行护产斗争，迎接解放。台湾、海口的部分两航员工闻讯后，冲破国民党的阻挠，赶赴香港报到参加起义行列。中航曼谷、仰光、海防、加尔各答、旧金山等办事处和航站员工，纷纷响应起义，相继策应归附人民祖国。

起义后，中央人民政府民航局即着手两航留港、澳人员复员事宜。从1950年1月16日起，央航复员广州，中航复员天津、上海。到1950年底，累计香港两航公司复员广州、上海、天津的员工共1725人，直系亲属2474人，总计4199人。

两航起义后，国民党政府对起义疯狂反扑，在港英当局纵容下，进行各种威胁破坏和劫夺活动，在形势险恶的情况下，中共领导广大起义员工配合我国政府展开了捍卫起义成果的护产斗争。

叶剑英密切关注两航起义，及时指示港澳工委与柯麟将两航起义存放在香港、澳门的大批器材物资运回广州。

留港员工在军委民航局、民航广州办事处的直接领导下，以及同中共港澳工委和有关部门通力合作、艰苦努力，排除各种阻碍，完成了护产抢运任务，截至1952年底，共运回器材约15000箱（件）、汽油3600桶和其他物资设备等。

早在1949年八九月间，两航起义还在秘密筹划时，中航通讯课的制造车间和器材因受港英当局法令的限制，不能进入香港，于是从上海辗转迁至汕头、台南，最后迁到澳门。通讯课在澳门共有员工60余人，运往澳门的设备和器材，由柯麟通过何贤、马万祺存放在“信达”仓库，准备运回祖国。可是，1950年1月，美方向澳门法院提出诉讼，企图冻结中航在澳门的财产。在这紧急关头，叶剑英写信给柯麟，要求他设法把这批人民空军急需用的物资送到广州来。当时，国民党也从台湾派人潜入澳门向澳门当局施加压力，企图偷运这批设备。柯麟感到事关重大，亲自登门拜访澳门当局的经济局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迫使澳门当局同意将这批设备放行。柯麟立即找到何贤与马万祺，在他们的协助下，把存放在“信达”仓库的全部器材抢运装船，总计2477箱，用4艘木船运抵广州[16]。柯麟还通知中共珠江地委书记曾生，派员连夜前往澳门接应，等待木船进入内河时再由部队武装护送到广州。在各方面的通力配合下，这批通讯器材冲破封锁，安全运到广州，然后再经广州转运北上，为人民空军加强雷达设备装置发挥了作用[17]。

两航起义的成功，轰动了港九各阶层，震撼了台湾蒋介石集团，引起国际关注。两航爱国员工首先高举义旗，直接影响了港九的资源委员会、招商局和中国银行等27个国民党在港机构相继起义，起了示范和带头作用，加速了蒋介石集团的分崩离析，在政治上、经济上给国民党政权以有力打击。

招商局，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创办的官督商办企业，也是中国近代自办的第一家民用航运企业。总局设在上海，在沿江沿海开设了南京、汉口、香港等19个分局。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迫近长江，蒋介石为保存实力，卷土重来，准备用招商局的轮船，把他的残余部队撤退到海岛上去。3月，国民党把招商局一分为三，开始向台湾和香港撤退。当时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轮船共125艘、35.6万吨。其中，招商局的船舶就有26万吨；撤到香港的船舶共72艘、3.6万吨。中共香港地下组织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对国民党政府驻港企事业，包括香港招商局积极进行统战工作，并对发动起义作了研究和部署。在中共香港地下组织的宣传与引导下，香港招商局上层职员中，形成了以汤传篪为核心的起义领导力量。上海招商局也派陈邦达到香港，争取船只回沪。

1949年11月18日，叶剑英和华南分局在听取汇报时指出：“逃往香港之招商局，有载重3000吨之轮船13艘，愿意起义归国。交通接管委员会，应设法帮助其解决一切困难。”[18]按照这一指示，交通接管委员会立即派陈明等人与香港招商局方面联系，研究起义有关事宜。

1950年1月9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国民党在港机构和员工“保护财产，听候接管”的命令。招商局船员决心响应周总理号召，保护国家财产。中共地下组织也在紧张地进行香港招商局轮船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华东财委、华南分局、香港工委的刘若明、陈明和吴荻舟，集中在香港工委书记张铁生家中，汇报起义的发动情况，研究起义行动具体步骤。鉴于起义时机已经成熟，1月10日，吴荻舟、刘若明、汤传篪、陈天骏等人决定上报中央，中央批准香港招商局轮船于1月15日宣布起义。

1950年1月15日早晨8点，在香港招商局办公大楼的楼顶、招商局的仓库、码头上空，同时升起了五星红旗。香港招商局暨留港的13艘海轮539名员工，向全世界庄严宣告起义，回归新中国。

香港招商局宣布起义后，由于当时珠江口外岛屿仍被国民党军队占据，起义船舶不能立即驶回广州，只能暂停香港。国民党当局于是动员香港的特务机构，采取各种卑鄙手段来威胁、利诱、拉拢部分船员。面对敌特的破坏，香港招商局员工和13艘起义轮船船员在上级党组织和招商局上海总公司的领导下，坚决执行周总理的护产命令，与国民党特务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为确保13艘起义海轮顺利回归，1950年1月中旬，招商局上海总公司派遣助理军事代表董华民，以高级职员身份及赴南洋视察业务名义前往香港，直接执行接收任务。

1月25日，董华民在上海招商局副总经理黄慕宗、船长周崇善、轮机长应芝芳和杨再新等的陪同下从上海到达广州。1月26日，汤传篪和陈天俊从香港前来广州，当晚即与董华民、黄慕宗会面，汇报有关护产工作情况。会面后，黄慕宗随同汤传篪和陈天俊先期抵达香港。

在广州期间，董华民在广州市交际处处长罗理实的陪同下会见叶剑英。叶此前已经多次听取了有关香港招商局起义和护产工作的情况，他指示董华民除应依靠香港中共地下党组织，并与香港海员工会密切合作外，要团结和依靠广大起义员工，掌握好党的方针政策，搞好统战工作，注意斗争策略。

朝鲜战争爆发后，港英政府对在港起义的轮船采取强硬态度。1950年7月初，港英政府港务处借口港内船舶拥挤，强令招商局13艘起义轮船开出香港港口，到港外下锚。此时，珠江口外的万山群岛解放后，香港至广州的航道打通了。在这种形势下，组织轮船回归祖国已迫在眉睫。吴荻舟、陈明、刘若明等赴广州请示华南分局。叶剑英同意把船开回广州，并对船行路线及各项准备工作作了指示。

7月14日，“民302”轮船船长谷源松不顾特务的威胁阻挠，首先驾船开回广州。随后，“中106”艇，“邓铿”“鸿章”“成功”“林森”“蔡锷”“教仁”等6艘海轮相继开回广州。至10月20日，13艘起义海轮终于全部成功归航广州。周恩来总理、交通部部长章伯钧，曾先后致电汤传篪、陈天骏及全体起义员工表示慰勉。起义归来的15艘船舶，共计3.37万载重吨，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重要的水上运输力量；起义归来的700多名招商局海员，成为新中国航运事业的技术骨干。1963年广州远洋运输公司成立时，一大批起义船员加入了新中国远洋运输的行列，他们为开创和发展新中国的航运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

开展对外贸易

按照中央的部署，叶剑英在主政华南期间，把香港、澳门和内地看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发挥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民间渠道互相来往，互通有无，积极开展友好交流活动。叶剑英和华南党组织开展大量艰苦的统战工作，争取爱国的港澳商人，冲破西方国家的封锁，以香港为主战场，以澳门为转运站，把广东紧缺和战备需要的物资运往祖国南大门，源源不断输进内地，建立起一条“反禁运”战线。

广州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向广西进军和准备解放海南岛，急需从港澳进口一批军用物资和医药用品。但香港控制较严，不易进口。叶剑英即嘱柯麟兄弟速速经办。兄弟俩即与马万祺等联系，立即行动起来。他们以大丰银行名义借钱，购进200吨大米、50吨玉米、50桶汽油，还有大批药物、五金、钢板、锌铁皮、铅片、铝锭等工业原料和机油、弹药等急用物资。为了保证出境，柯氏兄弟和马万祺亲自出面向澳门总督交涉，顺利完成输送任务[19]。对于此事，马万祺晚年回忆说：

1950年春天，叶剑英奉中央军委之命筹划解放海南岛之役，迫切需要解决一些大陆短缺的支前物资。当时从香港进口运往广东的物资，限制颇多。叶帅便指示侧重从澳门进口。他通过柯麟医生及其弟弟柯平，找我商议。我听说是叶帅嘱咐办的事，立即行动竭诚协助南光公司积极筹办，从澳门运入大批药品、医疗器材和汽油等物资，支援海南前线。[20]

广东刚解放时，面临着稳定社会秩序、解决群众生活困难和恢复国民经济等重大考验。1950年初，广东各地城乡面临着春荒问题，在乡村征粮已很困难。乡村征粮困难，而港澳人向来吃广东米，也产生了米荒。叶剑英同省、市政府负责人经过研究，决定发动城乡人民，自力更生，节约用粮，度过春荒。同时，设法从国外进口一部分粮食，以缓解广东及港澳地区的粮食供应困难。但是，由于新中国刚刚建立，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行禁运和封锁政策，周边一些国家也尚未同新中国建交，彼此难以开展贸易。叶剑英提出，利用民间渠道想办法。他找来省政府商业厅长朱竟之、副厅长邓文钊和侨委负责人伍治之等人，一起研究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叶剑英提出，利用一些归国华侨在港澳和海外的关系，以民间私人的名义将粮食买到。先运到港澳，再设法转来广州。他的这个提议得到邓文钊的赞同。邓文钊主动要求提供自己在香港的房子，作为活动的落脚点。邓还推荐蚁美厚等人来办这件事[21]。

蚁美厚，泰国华侨侨领，祖籍广东省澄海县，在泰国主要经营船务和进出口贸易。他同情支持国内的人民革命斗争。1949年6月，他被邀请回国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当选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接着参加开国大典后，于同年11月奉命南下广州。

叶剑英听了伍治之、邓文钊对蚁美厚情况的介绍后，当即同广东省政府第一副主席方方亲自上门拜访蚁美厚，详细询问了他在国外的经营业务，希望他发挥海外关系优势，从国外进口7万吨大米和大批人民生活用品。叶剑英恳切地说：“蚁先生，这件事情需要请您出力！”同他商量具体办法，并叮嘱说：“一要快，二要稳妥。广州的人民需要这批粮食。”[22]

蚁美厚欣然领命。他赶到香港，给仍在泰国的夫人金素娟和女儿打长途电话，要她们购买一批大米，然后通过泰国泰京五福轮船公司转运至香港、澳门。蚁美厚不辞劳苦，到处奔波，经过一番艰难曲折，才将大米分批运抵香港、澳门。但是，当时由香港运进广州有困难。叶剑英和方方等便通过关系找到澳门爱国知名人士何贤、马万祺和柯平等人，请他们设法帮忙。他们得知祖国内地急需，二话没说，就亲自出面与澳门当局交涉，终于在1950年春把大米运到了广州。那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又赶上解放军准备解放海南岛，军队、地方都需要粮食。从外国购买的粮食运进来后，一部分供应给城乡群众，一部分供应给进军海南岛的解放军部队，同时也支援了港澳地区，缓解了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

在解放军即将解放海南岛的前夕，香港安达公司的庄世平，也接到叶剑英和华南分局的指示：秘密运送大米，支援解放军解放海南。接受任务后，庄世平投入紧张的工作。他通过同泰国经营大米出口的商户，采购了成千上万吨大米，然后租用大货轮运载到离海南岛不远的公海上。当解放军渡海进入海口的第二天，源源不断的大米就运抵海口。军事和经济两条战线的紧密配合，为迅速解放整个海南岛，安定民心，发挥了极大的作用[23]。

海南岛解放不久，粮食匮乏，人心浮动。蚁美厚又按照叶剑英的指示，再次与泰京五福轮船公司联系，及时把大批大米运往海南救急。这对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别人难于替代的积极作用。在东南亚某些国家排华的时候，大批难侨被迫回国，蚁美厚再次通过海外爱国华侨租用五福轮船公司接运印尼等地的难侨，这些船只成了解放后第一批进入汕头港和海口港的客轮。

四、整顿广州金融市场

广东金融由于其历史原因和邻近港澳的地理环境，经济与港澳的联系非常密切，殖民地性特别浓厚。在国民党统治期间，外币特别是港币占领整个广东市场。在广东，港币流通主要集中在广州，有所谓“港币世界”之称。“港币在广东已不仅是合法，而且是唯一的通货……市场计价支付皆以港币为单位”[24]。港币一度主宰广东的经济金融命脉。叶剑英与华南分局发动群众，各方配合，制订了正确的斗争方法和策略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排挤外币。早在广东解放前，1949年9月10日华南分局在赣州会议上就讨论广东金融问题，提出“华南港币处理意见”，将“组织群众把港币推到香港”作为战略目标提出。要求“大军进入两广后即应进行广泛宣传，揭发港币的侵略本质”。党的一切金融货币政策，以利于人民币迅速占领市场为总原则。

据1949年11月统计，当时港币总发行9亿多，其中在香港流通的约5亿。在华南流通的约4亿多（福建1亿，广东3亿）[25]。港币成为在华南流通的主要货币。11月20日，叶剑英在向毛泽东呈报关于广州一个月来的工作情况时，其中提到金融问题：“港币占了市场，成了唯一的通货，我们认为暂时让它流通有利，俟条件成熟再行禁绝。”[26]

从这年11月中旬起，由于受全国性物价波动的影响，大批游资流入广州，以十三行为大本营的地下钱庄和金融投机商人乘机兴风作浪。广州市的物价一时直线上升，广大市民在经济上受到很大损失，人心浮动。叶向真回忆说：“泰币、缅币、港币、法郎什么都有，但是主要的是港币。由于国民党发行的法币动荡在先，人民币初一入市，并不能提振人们的信心。与此同时，地下钱庄盛行，炒港币，人民币币值天天下跌。”[27]针对这一严峻局面，叶剑英出席华南分局举行的财经问题讨论会，重点讨论市场上大量流通的港币问题。叶剑英在会上就港币作了精辟的分析，提出处理港币的步骤和方法。他指出：我们要坚决禁用港币，使人民币占领市场，那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应该这样做，但目前我们的条件还没有成熟。这是因为：第一，头寸（资金）不足，物资准备不够，配合机构没有建立。第二，特别成问题的是，珠江三角洲我们还没有很好控制，我们要禁止港币或禁止物资出口，那完全是不可能的。这像一个漏斗，什么东西都可以流出去。我们如果宣布什么时候禁止港币，那就马上港币、物资都想外逃。第三，目前，我们许多物资要争取从香港返口，保持两者间的平静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对我们是有利的。因此，暂时让港币流通，加紧准备条件，不定期限，条件一成熟，要禁就禁，主动权完全操在自己的手上[28]。分局将这次会议的内容事后请示中央，中央指示港币要迅速禁止使用，但必须有步骤有计划来禁。

11月18日，叶剑英和赖传珠发出广州市军管会布告，严禁使用金银外币。布告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所发行之人民币，为全国统一流通之合法货币，严禁一切金银、银元、外币计价、流通或私相买卖，但准许外币持有人向本市中国人民银行及其指定机构，按牌价兑换人民币或办理原币存款，但对港币，为维持市场交易起见，在短期内可按银行牌价暂时使用[29]。

11月20日，叶剑英对广州接管、治安、金融、供应等问题向毛泽东作书面汇报，其中谈到广东金融问题时认为最突出的仍是对港币的政策问题。他认为禁止港币流通目前“条件尚未成熟，港币应暂时准许流通，俟准备成熟时再行禁绝”[30]。

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扭转金融秩序混乱，人民币币值不稳，港币黑市不断高涨这种局面，华南分局和有关部门决定对扰乱金融、破坏政府法令的不法商人给予坚决的打击，并采取三项紧急措施：一是查封和取缔非法地下钱庄和“剃刀门楣”[31]；二是向商人进行支前借款，以紧缩银根；三是动员工人、学生进行广泛深入的拥护人民币、拒用港币的宣传活动。

1949年12月3日至4日，叶剑英主持召开华南分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取缔地下钱庄及“剃刀门楣”问题，决定于届时全广州采取统一行动，坚决打击扰乱金融秩序的犯罪分子。12月4日，华南分局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对投机商采取办法请示”，决定在12月5日下午2时，由部队、公安、工人、学生共6000多人分组带备武装，突然检查，抄查广州十三行一带地下钱庄170家，扫荡“剃刀门楣”549档，扣押金融投机人犯1016人。接着，由2万余名学生和工人连续开展三天的大宣传活动，通过这次行动，初步确定了人民币在广州市的地位，安定了社会秩序，保证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32]。敌对分子对这一行动则曲意诽谤，香港的某些报纸对此事大肆渲染，编造了“叶剑英洗劫广州十三行”的“特大新闻”，藉以蛊惑人心，引起社会混乱[33]。

1950年2月3日，叶剑英和赖传珠发出广州市军管会布告，明令宣布“自即日起，禁止港币及一切外币辖区内市场流通使用及私相买卖，但为照顾人民利益，准予向中国人民银行各分支行兑换人民币使用，至2月10日后如仍有使用或私相买卖外币者，一律以破坏金融论处”[34]。至此，港币长期充斥广州金融市场的局面结束。

新中国初期，叶剑英在领导港澳工委工作过程中，认真贯彻中央对港澳“维持现状，暂不收回”的方针，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无论是与港澳当局上层还是港澳知名人士，都保持沟通与联系。粤港澳三地经济上关系密切，来往很多，打破了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的禁运封锁，大力开展对外贸易，对广东经济的恢复发展与支援抗美援朝，都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注释：

[1]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80页。

[2]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广东党史大事记（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38页。

[3][15][19]范硕：《患难铸真情—叶剑英和柯麟、柯平》，《夕照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46页，第346—347页，第347页。

[4]苏永通、陈霄：《叶剑英；最后十年满目青山夕照明》，载《南方周末》2008年12月18日。

[5][6][7][8][9][11][26]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568、569、573页，第581页，第581、583页，第614页，第634页，第657页，第573—574页。

[10]《香港工作会议记录》（1950年8月23日），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叶剑英与华南分局档案史料》上册，1999年版，第137页。

[12]《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1页。

[13][17]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著《澳门归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页，第181页。

[14]澳门《大众报》1949年11月21日。

[16]赵荣芳：《爱国实业家何贤》，载《广东文史资料》第65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页；范硕：《叶剑英对澳门一往情深》 ，载《梅州党史》1999年第4期。

[18]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叶剑英与华南分局档案史料》上册，第59页。

[20]马万祺：《感怀叶帅同胞情》，载《人民日报》1987年10月21日。

[21]《叶剑英传》编写组：《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454页。

[22]范硕：《叶剑英与香港有缘，心系香港》，《夕照集》，第160页。

[23]廖琪：《庄世平传》，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页。

[24][30]《关于广州接收工作和治安、金融、供应等问题的报告》，《叶剑英在广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页，第103页。

[25][28]《财经问题讨论纪要》（1949年11月15日至16日），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叶剑英与华南分局档案史料》上册，第51页。

[27]《叶剑英之女忆父亲：长征中与张国焘决裂挽救红军》，载《南方日报》2009年8月11日。

[29]《广州市军管会严禁使用金银外币的布告》，载《南方日报》1949年11月18日。

[31]指街头非法钱档，无论货币找出换进，人们都要挨一刀，被刮一刮，故称“剃刀门楣”。

[32]蔡馥生：《一年来华南对港币的斗争》，载《南方日报》1950年10月1日；《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下卷，第575—576页。

[33]叶剑英：《广东解放初期社会情况和今后工作打算》，《叶剑英在广东》，第125页。

[34]《广州市军管会禁止港币流通使用的布告》，载《南方日报》1950年2月3日。■

（责任编辑 陈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