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6日，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1937年11月至1938年1月改称陕甘宁特区政府）。此时，作为八路军的总指挥，朱德既操劳着部队的工作，同时也时刻关心着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并以身作则，亲自参加和领导了部队机关的大生产运动，为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

亲自倡导发展边区生产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将侵略重点从对国民党的正面进攻改为集中主要兵力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同时，国民党又开始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全面的经济封锁，并拖延和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迫使陕甘宁边区处于财政供给十分困难的形势之下。对此，毛泽东主席代表党中央发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以渡过难关，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0年5月，朱德从前线回到延安。他一方面与毛泽东等指挥解放区军民积极抗日，另一方面以极大的热忱关注着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发展，大力倡导部队进行农业、工业、运输等方面的生产运动，以大量的劳动力支援边区经济建设。为了实现这一主张，他对广大指战员开展解释工作。他说：“国民党封锁边区，就是要边区军民挨饿，以便让日寇在战场上消灭我们。不论是军队还是老百姓，谁也不打算饿死，或者被消灭。”[1]他还说：“军队是武装的工农，他们过去也都从事生产，可是很久以来的传统，这些工农一参加军队就不参加生产了，我们八路军打破了这个传统，指挥员和战士一样参加生产，这是惊人的创造。”[2]

在朱德的倡导和领导下，边区部队的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地广泛开展起来并取得了重大成就。

在最困难的1941年至1942年，边区部队在战斗、警戒、训练的紧张任务中，从上到下，利用一切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组织力、劳动力，以极少的资金、落后的技术条件，发展了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在财政上保障了3亿元以上的供给，积累了1亿元的资金，开辟了几万亩的荒地，为发展边区经济、解决财政困难发挥了重大作用。1943年，在中共中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指引下，边区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生产运动掀起了新高潮。在农业方面，种地21万余亩，收细粮16万石，收蔬菜2081万斤；养猪9530头，养羊1.4万只，养牛1414头。在工业方面，有11个纺织厂，年产布1.7万斤，制单衣10万多套。此外，在商业、运输业等方面也有很大发展。部队自给率达56%（含粮食），生活得到显著改善，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标。

1944年，部队大生产在提高自给能力、保证丰衣足食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步。生产粮食10万石，除了自给之外还上交了公粮，打破了“吃粮当兵”的旧传统，树立了自己动手、艰苦奋斗的新风尚，受到国内外进步人士的颂扬。李鼎铭先生曾说：“几千年来国家养的兵是穿老百姓的、吃老百姓的，唯独我们八路军除了打仗以外，还进行生产，并帮助人民春耕夏耘秋收，这是天下少有的。”[3]

对此，朱德总结说：“陕甘宁边区全体军民自己动手发展生产，所有军队、机关、学校都参加生产，开荒种地，兴修水利，采运食盐，连二流子也被卷入到生产建设高潮之中。在工业方面，则自己制造设备，建立工厂，发展纺织等轻工业，所以一般生产能做到欣欣向荣，丰衣足食。”[4]他又说：“军民互相帮助大家努力生产以达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目的。”他号召部队：“第一，不要以为丰衣足食了就松懈下来，要知道我们生产不单为了吃穿，而且为了援助前方，为了抗战建国；第二，要实行节约、朴素勤俭，才能起家；第三，要把发展生产和保卫边区结合起来。”[5]

在各个场合，朱德都大力倡导生产运动。对此，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回忆说：“不论在合作社、妇女、工会、青年和指战员会议上，或者在讨论农村建设的农民会议上，在劳动模范会议上，在追悼会上，在坐满日本战俘的教室里，在工业和军事成就的展览会上，人们都可以看到他在讲演时那种坚韧顽强的形象。”[6]制定战略战术的党的会议刚刚结束，他就赶到边区妇联，去参加生产大会，跟妇女们谈种庄稼，话题又会转到养猪、羊、牛、兔子和蜜蜂等方面。他说：“牲口全身都是宝—骨头、肉、蹄、皮都是有用的，养蜂酿蜜也应该作为边区的主要生产任务之一。”他可以从看管孩子，又转而谈及手工业合作社。他说，手工业合作社一定要大力发展，在农业和手工业之间发挥桥梁作用，活跃经济，合作社不能当赚钱的机构，也不能囤积居奇，抬高物价[7]。

亲自组织军队开展南泥湾屯垦

在部队大生产运动中，三五九旅是杰出的代表，被边区政府誉为部队生产建设的模范。三五九旅所取得的成就与执行朱德首先提出的屯田政策是分不开的。

1939年底，三五九旅从前线回防边区后，便积极参加了边区部队的大生产运动，他们把“战斗、学习、生产”三者结合起来，从事各项生产工作。1940年，部队开始农业生产，计划开荒种地以后，从夏季开始，蔬菜全部自给，喂猪解决过年过节的肉食。但因绥（德）、米（米脂）、吴（堡）驻地人稠地少，开荒种地要跑到百里之外的地方，往返费工费时，加上调查研究不够、筹划不当，收获不敷购买工具和种籽，种粮宣告失败。为了解决部队农业生产基地问题，朱德及时地提出屯田政策，并与三五九旅的首长视察了南泥湾，为该旅找到了屯田的地点。1940年春，三五九旅在王震旅长的率领下，每个团带了2万元的屯田费，把主力开进南泥湾。这里是一片森林地带，荒地很多，人烟稀少。部队刚刚从敌后转战回来，没有一点家底，屯田费不够买工具，荒山里没有房舍，缺乏蔬菜，粮食有时也供给不上，油盐和一切日用品都要自己想办法。就在这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全旅指战员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上自旅长，下至勤务员、炊事员，都编入生产小组，并展开生产竞赛。每个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会种粮的种粮，会种菜的种菜，会木工的上山砍木料做木活，会做生意的去开商店，会打铁的制造工具。他们在一座废弃的古庙里找到一口大钟，制造出一批工具。干部和战士一起到80里外背米，找野菜、打野猪解决菜食。开荒种地一结束，便赶紧打窑洞，为露宿在山林里的战士解决住处。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劳动，他们开荒种地1.1万亩，种植了粮食、蔬菜、棉麻等，既供给了部队的需要，又节省了费用。同时，还打了1000多个新窑洞，解决了部队的住宿问题，取得了开辟南泥湾的初步胜利。

1942年，三五九旅通过总结经验，提出进行多种经营的生产任务，要做到粮食自给3个月，全年蔬菜自给，每个连队养猪30头，保证每人每月供给肉3斤。在干部战士以新的姿态投入到生产运动中去的关键时刻，1942年4月，朱德在王震的陪同下，再次来到南泥湾，视察了部队的生产建设工作，给指战员以支持和鼓励。这一年，他们开荒2.5万亩，在这些土地上，种上粮食、蔬菜、植物油、棉麻、旱烟等，完全解决了吃蔬菜、打草鞋用麻及旱烟叶的需要，部分解决了菜油、粮食、马料、马草的需要。生产总值已达2000万元，这为全旅各连队的农业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全旅动员，农作时间只有2个月左右，并不妨碍部队的集体训练，做到了劳武结合两不误。在发展种植业的同时，三五九旅还利用农场发展畜牧业。各单位饲养牛马羊鸡犬等，全旅养猪2000头，全部解决了食用的肉与油。同时，还组织小部分人从事农村副业，进山砍树锯木板、烧炭、拾柴，不仅解决了自己的燃料和建筑材料，还有剩余可以卖，把荒芜的南泥湾建设成为陕北的好江南。

1942年7月，朱德与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续范亭等第三次来到南泥湾。朱德热情赋诗称颂南泥湾的巨大变化，诗中说：“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小憩陶宝峪，清流在怀抱。青老各尽欢，养生亦养老。薰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三五九旅不仅取得了屯田的巨大成就，而且还建立起自己的工厂，发展起各种手工业。大光纱厂、大光制革厂、大光肥皂厂生产的布匹、皮革、肥皂等，除供给自己需要外，还可以拿出部分产品在市场出售。他们还建立了自己的运输队，拥有600多匹驮骡，从事运盐运货，并在延安、绥德、三边沿途开设了10个骡马店，每年盈利1000多万元。此外，他们还建立起大光商店分店，开展商业贸易。三五九旅制定了工农业生产方针，抓住战斗任务比较少的时机，利用南泥湾适合农业、警备区适合轻工业的地理条件，动员和组织全旅人力，经过短短两年的辛勤努力，建立起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创造了农工商及运输业等一系列比较完备的企业，积累了一套适合自己的生产办法和制度，成为边区部队生产的模范。因此，他们被誉为“发展经济的前锋”，在1943年1月受到边区“高干会”的隆重奖励。王震、何维忠、晏福生等因领导经济建设成绩卓著，又克己奉公，在战士中颇有威信，也受到奖励。

亲自动手参加大生产运动

朱德亲自领导了边区部队的生产运动，每天晚上他在“总司令部里的灯光下工作到深夜，可是每到早晨，又看见他像农民一样，下地干活”[8]。朱德在延安期间，成为首长以身作则、亲自动手的楷模。他曾与勤务员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在王家坪开了3亩荒地，种植各种蔬菜。每天清晨和晚饭后，只要有空闲时间，他便到菜地进行下种、浇水、施肥、移苗等。由于朱德出身农民家庭，从小参加生产劳动，具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所以，每到种菜的季节，该种什么，怎么种，要上哪些肥，要浇多少水，要注意些什么，他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安排得很好。凡是他种的菜，很少发生苗不出、不旺等现象。朱德因领导全军进行作战、训练、生产，工作十分繁忙，一天到晚，难得有空闲时间。兼之他年近花甲，不胜劳累，部队、机关和当地老百姓纷纷给他去信，恳求替他耕种，以便他能为人民、为革命保重身体。但朱德总是婉言谢绝，他说，“生产任务自己可以完成，生产虽然要花费劳动力，也是一件最快乐的事，这对整个革命，对自己的身体都有好处。按照生产计划，生产任务的完成是完全有保证的”[9]。朱德在生产运动中的模范行为，感动了所有见过他生产的人，成为推动大生产运动的一个巨大力量，鼓励着大家去创造奇迹。有一天晚上，王家坪门前地里点着一盏马灯，勤务班的六七个小同志在灯光的照耀下打围墙。他们脱掉棉衣，又脱掉单衣，不停地干活。虽然指导员一再催促他们把衣服穿上赶快回去睡觉，第二天再干，但他们却说：“总司令天黑了还开垦地，难道我们还能睡？”结果他们一直干到天亮，完成了任务才停工。王家坪的干部战士，不但生产运动搞得火热，而且英雄辈出，在短短的两个月内，总计义务劳动882个工作日，完成了打围墙、修水利、挖水沟、修路、填坑、修花坛等任务。其工程之大、完成之快、积极性主动性之高，也是前所未有的。

亲自指导边区工业建设

朱德除了亲自领导边区部队生产运动外，对边区工业发展也给予切实的指导和支持。1940年9月，朱德首先提倡纺织运动，推动了边区纺织业的大发展。在他的号召下，各部队机关学校都积极筹备办工厂，纷纷派人到原有工厂学技术，研究管理方法。如后勤部经建处在一年之内就兴办了13个工厂，为边区工业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为了克服困难、渡过难关，1942年5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克服困难向前进》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充分肯定边区工业建设的成绩，并指出今后的努力方向。他说，“经过两三年努力，我们已经开办了一些工厂，在重重封锁包围中间，在边区非常贫困的经济条件下，壮大了我们自力更生的力量。敌人想冻死、饿死、困死我们的阴谋是失败了。这是很有意义的成绩”；“为了迎接更加艰难的局面，我们工厂的各项工作，还须大大向前迈进一步”[10]。1943年3月2日，边区建设厅召开工厂厂长联席会议，朱德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说：“我们的工业是在摸索中做起来的，但现在摸索时间已经过去了。目前是工业建设的新阶段。”为了使工业建设健康发展，他还就改善质量、加强教育、反对贪污浪费等问题进行了说明，强调中心环节在于加强教育。他指出：“目前部分工人思想中所存在的不安心现象及落后意识，是由于没有真正了解边区工厂是我们工人自己的，没有了解做工人是最有出路的工作。加强教育，就是要使人人把革命家务处理好，把一切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反对贪污浪费，反对工人中的二流子，反对官僚主义，厉行节约，同时要提高质量，特别是供给机关，不要只图数量的完成，必须注意质量，仅从生产数量和质量看还不够，还要从思想上启发工人主人翁的感觉。只有这样，才能把工厂搞好。”这些讲话，对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减低成本，完成生产任务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了坚持长期抗战，准备反攻力量，保证边区军民丰衣足食的生活，1944年2月，边区政府召开工厂长和职工代表大会，着重讨论如何解决好边区军民生活需用的问题。会上提出争取两年内实现工业品全部自给的号召。会议中，朱德到会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干部职工建立新民主主义革命家务。他说：“这地方是新民主主义三三制的地方，不是封建社会，政治开放，经济得到自由发展，很多年的革命使我们得到在自己的工厂里自由做工，不受压迫剥削的做工，这就叫解放。我们这里为了建立家务而做工，做工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家务愈建立好，生活便越好。建立什么家务呢？不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为建立新民主主义家务而努力。新民主主义家务就是工厂是国家的。同时要建立私人家务，很多问题要自己解决，公家不能解决，也解决不好，要公私两利，先公后私，公家的工厂要大家爱护，一定要先替公家打算。在工资制度方面，要反对两种倾向：一是一切为了改善工人生活，一切为了私人打算的经济主义倾向；二是不分高低好坏，工钱一样多的平均主义倾向。”此外，他还就工厂管理问题，各厂相互配合问题，扩大工厂问题，扩大资本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11]。朱德的讲话，给到会代表以很大鼓励，对推动干部职工争取工业全部自给起到了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朱德非常重视边区经济工作，把发展经济看作坚持抗战，支援前线，改善部队和人民生活的重要工作，且在理论和实践上为边区经济建设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注释：

[1][6][7]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梅念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42页，第440—441页，第441—442页。

[2]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12月9日。

[3]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12月8日。

[4]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7月4日、7月5日。

[5]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11月27日。

[8]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5月3日。

[9]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5月3日。

[10]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5月1日。

[11]《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102页。■

（责任编辑 刘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