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七事变到淞沪战役爆发，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日军先后占领了北平、天津、上海，严重威胁到国民党南京政府的生存，迫使蒋介石对红军改编问题作了必要让步，希图红军出动到抗日前线作战，借以牵制日军兵力，减轻对国民党统治中心沪宁杭地区的压力。

1937年8月19日，国民党表示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了红军改编的命令；9月11日，又按照抗战序列，将八路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红军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实行由国内正规战向抗日游击战转变的军事战略，使游击战争担负起开辟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任务。会议结束时，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命令，任命朱德为总指挥（9月11日改称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指挥（9月11日改称副总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和第一二九师。8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成立党的前方军委分会及各师的军政委员会的决定。至此，红军的改编胜利完成。

对于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中共中央极为重视。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强调指出，南方各游击区域作为“实现党的新政策，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保存与扩大革命的支持点”，在国共谈判对南方红军游击队没有正式达成协议前，“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指示》作出了如下规定：

(1)较大的红色部队，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但必须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2)改变番号与编制后，部队中可成立队长与副队长，政治处主任及总支部书记的党的秘密委员会，领导部队中一切工作。党的工作与政治工作须改变与适合于新的情况。(3)脱离生产的小的地方性的游击队、游击小组，原则上可一律变为民团，以取得合法地位，不可能时，仍可非法存在。(4)赤少队取消，有计划有组织地改变或混编在当地壮丁队、民团中去起作用。(5)未与国民党政府及当地驻军确实谈判好以前，则我们一切武装部队，可以自动改变番号，用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名义，根据党的新政策进行独立的活动，继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以灵活的游击行动，去发动与组织人民，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捉杀汉奸，扩大党的新政策的影响。但在取得与国民党驻军停战谈判机会后，即利用时机进行整顿与训练，并掩护当地群众工作。用一切方法提高部队每个战斗员的政治水平及坚定的意识，防止一切收买利诱分化的阴谋。(6)关于部队给养问题，在未与对方谈判好以前，我们可采取由富有者募捐的方式募集钱粮。只有确实是汉奸的财产，才采取没收的办法。

中共中央的这份指示为正在进行国共谈判的各游击区的党组织，以及红军游击队的改编指明了方向。面对国民党当局妄图“收编”游击队的阴谋，大部分游击区的党组织和游击队领导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足够的警惕，但还是发生了一些麻痹轻敌的事件，如闽粤边发生了“漳浦事件”；湘鄂赣游击队代表在国民党武汉行营谈判时，承认国民党可以向游击队派副司令、军需主任、副官主任等；赣粤边负责人项英在与江西当局达成协议后，于9月27日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上的讲演，及9月29日发表的《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中，没有对红军游击队集中的原则和注意事项加以强调。

对此，中共中央立即发出指示予以纠正，认为湘鄂赣边区的作法“完全错误”，“通知谈判代表停止谈判”，强调指出，游击队改编要坚持“国民党不得插进一个人来”，要有“一定军饷”，“驻地依靠有险可守之山地，严防暗袭及破坏”三条原则（见《洛甫、毛泽东致博、叶、周并告林董、朱、彭、任电》）。认为“项英似还不明白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原则，似更不明白不应无条件集中而保持南方战略支点的原则”（见《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南方各游击队集中改编方针致张云逸等电》）。

1937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派博古、叶剑英赴南京，就国共合作遗留问题继续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对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正式提出磋商。对于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其焦点集中在改编后部队的隶属关系和领导人的配置上。只有物色一个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人选，才能被国民党当局所接受。

在此前的7月中旬，周恩来利用谈判间隙已对此先行进行了考虑。他筹划请北伐名将叶挺出山领衔南方各省游击队组建新四军抗日。叶挺早年追随孙中山，1924年在苏联留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回国参与组建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他率独立团奇袭汀泗桥、攻克贺胜桥、血战武昌城，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称号。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南昌起义，担任第十一军军长。南昌起义失败后，叶挺率部南下，组织广州起义，又遭失败，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1937年春，叶挺移居上海。

周恩来通过潘汉年的安排，会见了叶挺。他希望叶挺能回到革命队伍，参加南方游击队的改编工作，并示意可在适当时候由国民党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向蒋介石说情。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叶挺登上寓所屋顶，目睹日机深入闸北、浦东狂轰滥炸后，抗日御侮、报效国家的民族正气油然而生。叶挺决心重振雄风，再上战场，抗日驱敌。他通过陈诚的力荐，得到蒋介石的首肯。此时的蒋介石正迫于上海危急，南京岌岌难保的严重情势，同意了中共代表提出的统一整编南方游击队，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以及举荐叶挺任军长的提议。

在蒋介石看来，掌握了一军之长，便控制了共产党在南方的部队。在部队整编谈判过程中，蒋介石为了控制和削弱这支队伍，不肯给南方游击队以正规军的编制和待遇，不愿补充红军必要的武器和装备，还提出各地区游击队主要领导人离开红军，由国民党派到南方游击队军中担任军职。

双方在南方游击队未达成最后协议之前，蒋介石在未经过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抢先于1937年9月28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的名义颁发了《关于叶挺等任职的通报》。全文如下：

兹奉委员长核定：(一)任命叶挺为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二)升任夏楚中为第七十九军军长；(三)任黄维为第六十七师师长；(四)调任第九十二师师长陈烈为第十四师师长；(五)升任刘邵光为第八十军军长（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忠收第二九六号文，1937年9月28日。铨叙厅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负责陆海空军人事工作的部门）。

10月6日，蒋介石发出“鱼侍参京电”，下令将南方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归新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10月12日，熊式辉正式转发公布了蒋介石的电令，内称：

顷奉委员长鱼侍参京电开：(1)鄂边区高敬亭部；(2)湘赣边傅秋涛部；(3)粤赣边区项英部；(4)浙闽边区刘英部；(5)闽西张鼎丞部，以上各节统交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除分令叶挺军长外，希分别查照为要（见《熊式辉转发蒋介石关于红军游击队统交叶挺编遣调用的命令》，1937年10月12日）。

这是国民党当局首次正式公开发布新四军番号的文电，标志着新四军番号的确立。此后，1937年10月12日也就成为新四军成立的日子。每年10月12日，新四军军部都以这一天作为建军纪念日（详见历史文献。项英：《新四军抗战一年来的经验与教训》〈1939年1月1日〉、《抗敌报》“纪念新四军成立两周年”项英、袁国平、张云逸文章〈1939年10月11日—13日〉、叶挺：《纪念本军成立的三周年》〈1940年10月12日〉、《赖〈传珠〉参谋长在新四军成立四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1941年10月12日〉）。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当局这种“不告而宣”的做法极为警觉，对南方各游击队的集中改编制定了对策，并且对国民党军委会突击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一事，表示费解。1937年10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南方各游击队集中改编方针致张云逸等电》，提出了一些原则问题：

甲、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应该十分重视它们。

乙、国民党企图拔去这些战略支点，在西安事变后，还用了全力，用屠杀方法拔去它们。在这个方法失败之后，现在却利用抗日题目，想经过叶挺把它们拔去，方法不同，目的则一。

丙、把各区游击队完全集中，对我们是十分不利的。

丁、我们应采取下列步骤，达到保存这些支点，同时又答复了国民党：

(一)(略)

(二)国民党首先把何鸣部人枪交还，经证实具报无误后，方能谈判各游击区问题。

(三)张鼎丞、何鸣、刘英三部原地不动，理由是日本将攻粤、闽、浙三省，该三部即为保卫各该游击区及其附近土地而战，决不应集中。

(四)在一切问题解决而实行将内地若干的游击队集中之时，该集中部队领导指挥及其作战，国民党不得干涉，不得插入任何人。

戊、叶挺须来延安，在行营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军事原则后，可以去闽粤边(或闽浙边)指挥张鼎丞部(或刘英部)，以此为基础扩大部队。

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收到中央书记处电示后，认为“各游击区之游击队，长期保留在原地区极困难。因为各区实际上无大的根据地，多数系流动之部队”，“一集结则给养无法，继续分散则将消耗力量”，建议“南方各地游击队拟以集合成为一个军归八路军指挥为好。”（《博古、叶剑英、董必武关于对南方游击队集中改编的建议致中共中央电》，1937年10月8日）毛泽东收到他们的“齐午电”后，表示赞同“南方游击区由八路军节制”（《毛泽东关于南方游击队集中改编问题致博古电》，1937年10月18日）。

对于叶挺的政治态度，事关南方游击队改编的大事，中共中央极为关注。10月19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博古、叶剑英询问，“要求何应钦将叶挺之新四军隶入八路军建制是否可能”，“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受党指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并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如上项能办到，则经过叶挺整理南方游击队，并集中各游击之一部成为一军是可以的。我们正准备一批得力干部经过叶挺派往闽、浙、赣三省整理各游击队”（《张闻天、毛泽东致博古、叶剑英电》，1937年10月19日）。10月21日，博古等人回电，内称：“叶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约一二日后即起程”，“叶已领关防及开办费五万元，尚未呈报就职，待赴延(安)结果再呈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电》，1937年10月21日）10月30日，中共中央从保存南方革命支点出发，对各地游击队集中改编问题还是作了谨慎的安排：

甲、集中五分之三，留下五分之二于原地改为保安队为原则，并坚持此原则，反对全部集中的国民党要求。

乙、留下五分之二改为保安队部分，均须加以政治上整理，坚决反对投降主义，反对国民党派遣任何人，同时严防国民党之暗算，森严自己的壁垒。

丙、集中五分之三为一军，以叶挺为军长(待考虑)，项英为副军长，陈毅或刘英为参谋长，反对国民党插入任何人。

丁、以四个月为清理时间。任何游击队、区，均须党中央派人亲去传达，然后集中（见《张闻天、毛泽东关于南方游击队集中改编的有关问题致博古、叶剑英电》，1937年10月30日）。

隔数日，中共中央又根据抗日形势的发展，提出了“各地游击队总体上按集中三分之二，保留三分之一”的整编原则。

叶挺此时能够理解中共中央领导慎重处理南方游击队整编问题的复杂心情。他表示，假如中共中央不赞成他出任新四军军长，他仍可以辞职。为了表明决心抗战的心迹并直接聆听中共中央的指示，他于1937年10月下旬离开南京，途经武汉、西安，于11月3日到达延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自迎接他，为他洗尘，进行广泛交谈，陪同他到延安各部门参观。11月7日，项英也到达延安。毛泽东亲自主持在抗大礼堂召开了欢迎叶、项的晚会。

毛泽东在会上致词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将军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激动地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达到山顶，我只是爬到半山腰就折回去了，现在跟了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解放日报》，1937年11月8日）

叶挺于11月9日离开延安，12日到达武汉。这天正是数十万国民党军队撤出上海，溯江西逃的日子。叶挺在此严峻的形势下请缨杀敌来到武汉，新闻记者争相对他采访。13日，叶挺首次以新四军军长的身份向记者发表谈话。他慷慨陈词：我们只有一个字，就是“拼”！无论到怎样地步，都要拼。一夫拼命，万夫莫敌！舍得拼死，抗战没有不成功的。

11月21日，叶剑英、叶挺面见蒋介石，就新四军的建制和干部任命与蒋介石再行蹉商。叶挺在延安与中共中央原已商定的方案是“新四军隶属八路军，编两师四旅八团，拟项英副军长，陈毅政治部主任，周子昆参谋长”（《毛泽东关于新四军编制及干部配备致博古电》，1937年11月6日）。但遭到蒋介石的反对。蒋介石认为，各游击区改编“不能照第八路军的办法”，“延安提出干部名单不能同意”，并威吓叶挺说：“他们都是共产党，你不是共产党，将来你有性命危险。”“叶挺请拨经费，蒋不允”（《叶剑英、李克农关于叶剑英、叶挺见蒋介石情形致林伯渠、博古电》，1937年11月21日）。何应钦从中作了调停，提出改设纵队、支队建制。

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研究了新四军组建和南方游击区工作，决定南方“各地区的游击队迅速集中，不必留三分之一的部队在后方，拿出一切力量到抗日前线去（转引自《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综述》，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4页）。并且提出“新四军编两个纵队七个支队”的方案，指示叶挺：“新四军原则上可照何(应钦)提议作进一步磋商”，“各支队以上最好能争取成为两纵队，纵队长一陈毅，一张鼎丞”，“万一两纵队不能成立，则陈毅可改为政治部主任”（《毛泽东、项英关于新四军编制等问题致叶挺电》，1937年12月14日）。这个方案又遭到蒋介石的反对。

12月27日，中共中央同意项英提议新四军编四个支队八个团隶属八路军的方案，“四军编制为四个支队，支队等于旅。一支队张〔陈毅〕、二支队张鼎丞、三支队云逸为妥”（见《项英关于新四军编制及干部配备问题致毛泽东、张闻天电》，1937年12月14日）。高敬亭领导的鄂豫皖边游击队拟编第四支队。

经周恩来、叶挺和叶剑英同当局再三交涉，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于1938年1月8日核准了这个方案，但不同意新四军由八路军总部指挥，确定隶属于国民党第三战区，其第四支队则由国民党第五战区管辖，同时对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任一、二、三、四支队司令员“准予照委”。新四军军费原预算每月16.6万元，何应钦作了克扣，批准为6.5万元。经过周恩来等同何应钦交涉，叶挺同国民党军委总政治部部长陈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商谈，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周子昆任正副参谋长的任职命令终获发布，经费也增至“八万元，以后屡经要求，仅增加至每月十三万五千元”（引自陈毅：《论皖南事变及新四军的态度》，1941年）。

在国民党当局对新四军编制问题尚未明确之前，叶挺便抓紧时间开始了新四军的筹建工作。叶挺和当时已经到达武汉准备参加新四军工作的人员20多人，其中有年轻医学博士沈其震、参加南昌起义任十一军党代表的朱克靖、叶挺的老部下吴振邦、胞弟叶辅平、侄子叶钦和等，租住于汉口太和街26号日租界的两所小洋房，开始了新四军的筹建工作。12月23日，中共中央派到新四军工作的第一批干部赖传珠、李子芳、李志高等20余人到达武汉，在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项英也于同日到达武汉。12月25日，叶挺召集已到武汉的全体干部开会。叶挺、项英在会上分别讲话，分析上海、南京失守以后的形势，提出新四军的任务，号召大家团结奋斗，全心全意抗战到底。此后，军部地址就暂设于此，并与刚成立的中共长江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三位一体”合署办公。

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研究新四军编组等问题时，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同时成立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由项英任书记，陈毅任副书记，张鼎丞、曾山、黄道、饶漱石(后增补)为委员。确定“新四军军部第一步设南昌”，“编制等项，由叶挺向南京提出”（《毛泽东关于新四军军部第一步设南昌致周恩来电》，1937年11月8日）。

新四军军部在武汉短暂工作一段时间后，于1938年1月6日由汉口迁往南昌，驻陆家山路三眼井左侧巷一号，设置了政治部、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医务处等部门，并正式着手通知各游击区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责任编辑 刘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