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主持的两次调查会

苏 星


1960年11月,陈云视察济南化肥厂


  陈云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方法,长期以来,为全党所称颂。这里,我只根据自己亲自接触的事情,对陈云怎样做调查研究,讲几点个人体会。

要用90%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工作

  陈云常说,做工作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怎样才能做到唯实呢?主要靠调查研究。他告诉我们:“领导机关决定政策,要用90%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做决定用不到10%的时间就够了。”他不仅这样说,自己就是这样做的。
  大家可能还记得,1962年2月,陈云在西楼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深刻地分析了“大跃进”以后所造成的灾难性的困难,提出了解决困难的具体办法,并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战略决策。这个讲话,起了力挽狂澜的作用,受到全党的热烈拥护。
  陈云的讲话,为什么能够如此深入人心,使大家信服呢?主要是因为它是从实际出发的,符合实际。能做到这一点,则得益于他所作的大量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
  1961年,他首先到农村做农业调查。6月下旬到7月上旬,到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做调查。调查后,向党中央送了三个报告:母猪也应该下放农民私管;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今天看,这些建议已无足轻重,但能在“左”倾思想泛滥时提出这样的建议,还是需要足够的勇气的。
  1961年秋,陈云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两个座谈会,做工业调查。10月14日至11月3日,召开煤炭座谈会;11月24日至12月11日,召开钢铁座谈会。两个会前后开了37天。按原计划还要开一个机械工业座谈会,由于陈云身体不好,1962年初开了一次会,就停下来了。我当时在《红旗》杂志社工作,领导曾派我列席煤炭和钢铁座谈会,给我的主要任务是学习。
  在会上,我认真听大家的发言,并做了详细的记录。这是一次终生难忘的学习机会。它不仅使我比较全面地了解了三年“大跃进”的情况和问题,而且亲身领会到陈云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科学的调查研究的方法。
  煤炭座谈会开始,陈云首先说明了座谈会的性质和开会的方法。他说:根据典型的情况(从61个直属矿选了6个矿)找出若干问题,专门讨论。可以得出共同的意见,也可以得出不同的意见。共同的意见也不做结论。讨论中分两类问题:一类是厂矿内部的问题,一类是从部、从全国的角度看的问题,即属于全局性的问题。工业和农业不同,必须同时考虑企业内和企业外的问题。讨论方法:先报告,再专题讨论,重点在专题讨论。从10月14日到20日,听了6个矿务局的报告,21日听了煤炭工业部部长的报告。汇报时,陈云每天按时到会,总是聚精会神地听每一位同志的发言,而且把要点记下来。在听汇报过程中,有时也插话,但插话不多。煤炭部部长汇报后,陈云提出了18个讨论题目,其中包括:三年来煤炭产量上升的原因,1960年下降的原因,现在的生产能力有多大?其余都是具体问题,其中包括工人住在农村的家属粮食定量不够的问题。他认为,讨论最怕囫囵吞枣,问题分得细,讨论反而快。
  经过讨论,陈云根据大家的意见,把三年煤炭产量上升归纳为四个原因:(一)增加来自老井、新井、卫星井和工程煤;(二)底子好;(三)干劲大;(四)不适当的开采(约6000万吨)。1961年煤炭生产下降的原因:(一)生产指标高了;(二)基本建设摊子大了;(三)因此,材料、设备分配少了,带病运转;(四)生活从1959年开始出问题;(五)管理混乱(技术革命、工具、巷道维修、各种制度)。他指出,采掘跟不上,是指标高逼的,生产指标摆在第一位,别的都同它有关。陈云说:“头几年不管什么原因总是上去了。中央、地方都积极得很。当然,预先看到问题可以改,但是也很难。通过这次座谈会,一要了解问题所在,二看综合水平如何,三是研究十年八年以内的根本性问题。
  钢铁工业座谈会的调查研究方法,和煤炭座谈会大体相同。
  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陈云在西楼会议上提出了重大的调整部署。他主张,把十年(1963-1972年)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同时提出,减少城市人口;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生产;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在这一战略部署的指导下,中国经济才慢慢从困境中摆脱出来,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希望。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郑重宣告,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无所顾忌 左思右想

  调查研究的成败,关键是被调查者敢不敢讲真话。要使被调查者讲真话,首先调查者必须讲真话。
  煤炭座谈会一开始,陈云就强调实事求是,敢讲真话。他说:座谈会要无所顾忌,左思右想,不要怕说右倾。从各种角度考虑问题会周到一些,避免片面性。
  这几句话太重要了。至少是在1958年“大跃进”以后,党内说假话成风。比赛谁的假话说得大。说真话则被扣上“右倾”的帽子,受到打击。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讲真话?这个座谈会,如果和过去一样,只讲假话,不讲真话,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陈云同志提出的无所顾忌,左思右想,对与会者是一个思想大解放,大家都敢说真话了,才有可能开好这次座谈会。
  在会议过程中,陈云一再强调讲真话。
  第一天,陈云在听完阳泉矿务局党委书记的汇报以后说:革命总是有对有错,好事讲不坏,坏事讲不好。见了面只是哈哈哈,革命会大势已去。胜利了的革命也会大势已去。革命是讲道理的,真理不能说成为谬误,谬误也不能说成为真理。一看就对的人,世界上还没有。在陈云的鼓励下,汇报的同志确实做到了畅所欲言。
  在汇报中,党委书记们对煤炭产量下降列举了许多原因。如高指标,追产量,加班加点挤了维修时间;采煤方法不当,吃厚煤层多,吃薄煤层少,大巷失修,工作条件变坏;材料设备供应不足;新工人多,技术水平和思想觉悟低;管理削弱……但最突出的是生活问题。阜新的同志说:由于生活问题解决不了,粮食和副食品不足,工人体力普遍下降。他们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大跃进”带来的。1958年以后,管理制度剩下不到一半,而且自流了;指标过高,规章制度(包括计划平衡、采掘衔接)不能坚持,乱采乱掘;取消计件工资,使劳动生产率下降了;生活困难,带来职工队伍不稳定;技术人员政策不落实,有功不显,有过难逃;群众对干部说的话失去信任,说“1958年号召什么听什么,1959年怀疑,1960年不敢说也不敢信了”。
  汇报以后,一位党委书记说:“过去只能在桌子下面讲的话,现在也搬到桌子上面来了”。陈云说:“共产党员的桌子下面的话,总有一天要搬到桌子上面来”。有人开玩笑,说“除非是和老婆说的话”。有人说:“那也不一定。”

要做事后诸葛亮

  有一位党委书记在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以后说:我这都是事后诸葛亮。
  陈云对大家说:就是要做事后诸葛亮。他说:没有事后诸葛亮,就没有事前诸葛亮,事后诸葛亮就是总结经验。错误不可避免,要客观,要接受经验教训,肃反的经验最多,没搞过的也会出“左”。土地改革也是一样,去过中央苏区的人,还是可能出“左”。许多事情自己没有经历过,就容易出问题。每个部门都有很多争论,问题是采取正确态度,要客观地看问题,否则,今后还会重犯错误。
  当煤炭部谈到“大跃进”期间生产和基本建设规模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时,陈云说:最核心的问题是每年增加多少煤。但每年能增加多少,不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10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头三年每年增加2690万吨。过去一个时期建设煤矿靠外国设备。现在要转到完全靠国产设备,争取配套。这样,每年增加2300万吨不容易,增加2000万吨比较充裕。
  总结三年“大跃进”的教训,陈云提出,一定要算账。生产和基建所需要的主要设备、一般设备、辅助材料、三类物资到底需要多少?几项材料要分别计算。以后做老实事,材料不够,可以请示综合机关,或者吃老本,或者减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是算账,一是材料和指标要一致。算账很重要,五块钱只能做五块钱的事,不能做八块钱的事。他特别强调,不要怕降低指标,向下是实的,向上是虚的,下马总有个底。东西多出来了,谁也吃不下去,半年以后可以作结论。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调整到100亿元,半年以后东西多出来了,结果完成138亿元。
  陈云很注意引导大家认识错误的性质。他说:我们在农村推广密植、种双季稻都是好心,但方法不对。我们是好人有缺点。比如电力排灌农民就非常满意。我们究竟是做的好事多还是坏事多,做坏事是出于本心还是方法不对?完全可以用事实说服农民。
  对于如何纠正错误,陈云认为,纠正只要开始走一步,就松动了。有了十二条(即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才有六十条,即《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不要急了,要一步一步认识。
  陈云的话使与会同志在认识上、思想方法上受到很大启发。当时煤炭和钢铁工业虽然正处在困境,两个部门的同志不但没有垂头丧气,通过座谈会,向领导讲了心里话,反而提高了信心。
  我讲的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计划经济体制已被市场经济体制所代替。1984年,陈云就说:“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比50年代大得多,也复杂得多。50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很多现在已不再适用。”但我认为,陈云的调查研究的精神和方法并未过时。它是不朽的。(责任编辑 吴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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