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军团代号考
刘慧娟
长征中,为了保守军事机密,中央各部队机关一律用代名,隐蔽原来番号名称。今天我们见到的一些文献资料,尤其是长征中《红星》报上的报道,很多没有直接提军团名称,而是使用代号。这对我们深入解读文件、掌握长征中各军团的具体活动造成了一定障碍。军团代号问题过去涉及较少,笔者所见唯有根据敌伪资料整理的《中央红军行军中的一些代号》[1]一文,且其中有不少失实之处。本文通过对长征时期的文件、报道中出现的军团代号进行考证分析,试图厘清各军团在长征中的代号名称使用情况,为长征研究做一基本工作。
一、长征中的军团代号变化
长征出发时的军团代号比较清楚。1934年10月13日,中革军委重新规定了军委和各军团代名,师以下代名由各军团自定。
当时规定的军团代号如下:
部队
军委
军委第一纵队
军委第二纵队
红一军团
红三军团
红五军团
红八军团
红九军团
代号
红星
红安
红章
南昌
福州
长安
济南
汉口
长征出发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各部队在对外宣传时都固定使用这批代号。但是,翻阅长征中的《红星》报,1935年1月出现了“安徽”“安岳”等新代号,但此时大部分旧代号仍在沿用。到1935年3月,则集中出现了一批新代号,且变化频率很快。
较集中出现军团代号的报道有:
1935年4月5日《红星》报所载《扩红成绩的总检查和今后的工作》:
总结各军团的扩红报告,“山东”从突围以来扩大新战士2100余人,“河南”1700余人,“安徽”400余人,“九堡”310余人,“贵州”从一月起400余人,“东固”从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五日540人,总计5400余人,遵义战斗中争取的新战士在外。
里面出现“山东”“河南”“安徽”“九堡”“贵州”“东固”等6个代号。
1935年5月22日《红星》报第17期所载《努力实现总政治部提出的四大号召》:
扩红:完成总政治部规定各兵团红五月下半月扩红计划,并求得超过。已经完成的应继续进行。各兵团现数目如下:“广州”800人,“云南”800人,“四川”500人,“贵州”500人,“太阳”400人。
里面出现“广州”“云南”“四川”“贵州”“太阳”等5个代号。
1935年6月11日《红星》报第20期所载《无论如何要完成六月份扩红的计划》:
红五月下半月的扩红运动,除“云南”与“太阳”外,其他的数目为:“南昌”扩大了五百六十余名,仅占原定数目的百分之七十。“四川”扩大了三百八十名,仅占原定数目的百分之五十七。这些兵团都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们要求你们能够赶上前去,无论如何要完成与超过军委规定你们六月份扩大红军的计划!“云南”“太阳”也应继续红五月下半月扩红的光荣动员,始终站在扩红战线的最前面!
里面出现“云南”“太阳”“南昌”“四川”等4个代号。
在短短三个月之内,各军团代号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这给我们深入了解其信息造成一定困难。根据相关信息,笔者考证出几个代号所指:
1.“山东”为红一军团代号。据《红星》报1935年4月5日第13期报道《山东军团在开展着扩红热潮》,里面提到了军团的“牲”部、“决”部、“勇”部,均在红一军团政治部出版的《战士》报1935年6月3日关于强渡大渡河的报道中出现过,其中,“牲”部为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决”部为红一军团一师二团,“勇”部为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据此可以推断,“山东”为红一军团代号。
2.“太阳”为军委纵队代号。据《红星》报1935年6月20日第22期《一片阶级友爱的热忱》报道,懋功会师后,红一方面军踊跃为红四方面军捐款。“太阳”纵队捐了700多元,“特别是三科和野战医院为最多,刘光甫同志一个人捐了二十元”。刘光甫长征前为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校长,长征时编入军委纵队,恰与此处负责电台工作的“三科”对应。另据《红星》报1935年6月27日第23期《“太阳”直属队三天工作总结》提到,“干团之上干队、保卫局、侦察队,他们是执行三天工作的模范者”。干部团上干队,隶属于军委纵队。“太阳”指军委纵队无疑。
3.“云南”为红三军团代号。据《红星》报1935年6月1日第19期社论《加紧扩大与巩固新战士的工作》指出:“红五月的下半月的扩红计划,……三军团与军委纵队这次是跑到了最先头,都超过了自己的原定数目字。”与之相对,1935年6月11日《红星》报第20期《无论如何要完成六月份扩红的计划》谈到:“红五月下半月的扩红运动,除‘云南’与‘太阳’外,其他的数目为……这些兵团都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云南’‘太阳’也应继续红五月下半月扩红的光荣动员,始终站在扩红战线的最前面!”可知完成并超过红五月下半月扩红计划的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对应的是“云南”和“太阳”。前面已证实“太阳”为军委纵队,则“云南”代指红三军团无疑。
4.“广州”为红一军团代号。据《红星》报1935年6月11日第20期《无论如何要完成六月份扩红的计划》指出,“‘南昌’扩大了五百六十余名,仅占原定数目的百分之七十”。即原定计划为800人。“南昌”为长征出发时的红一军团代号。1935年5月22日《红星》报第17期《努力实现总政治部提出的四大号召》提出红五月下半月扩红计划,规定扩红任务为800人的只有“广州”和“云南”。前面已推断“云南”为红三军团,那么“广州”即指“红一军团”。
5.“四川”为红五军团代号,“贵州”为红九军团代号。据《红星》报1935年5月22日第17期《努力实现总政治部提出的四大号召》,提出各兵团的规定扩红数字。一般而言,中央派遣任务应按照部队顺序排列。文中排序为“广州、云南、四川、贵州、太阳”,已知“广州”为红一军团、“云南”为红三军团、“太阳”为军委纵队,依次类推,“四川”、“贵州”分别为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代号。《中央红军行军中的一些代号》一文认为“四川”、“贵州”均为红九军团代号[2],显然是不正确的。
6.“九堡”为军委纵队代号。《红星》报1935年3月4日第十一期《英勇的“九堡”三营》记录了三营急行军一百里,参加遵义战斗英勇杀敌的情况。里面提到夜袭敌人的霍海源,正是干部团三营副营长。干部团在军委纵队,由此可推断,“九堡”是军委纵队代号。
7.推断“河南”为红三军团代号。《红星》报1935年4月5日《扩红成绩的总检查和今后的工作》统计了6个军团的扩红成绩[3]。根据前面各军团代号的考证,指代不明的只有“河南”“安徽”“东固”三个代号,而未确认的部队有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其中“河南”扩红人数最多,达1700人,“安徽”“东固”扩红人数为四五百人。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同为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部队规模基本一样,长征中承担的任务相似,分为左右路前卫部队,其扩红成绩理应与红一军团不相上下。且根据《红星》报,红三军团下属连队曾经作为扩红模范加以报道,军团还成立了新兵补充营[4]。红一军团突围以来扩红2100余人,以此类推,红三军团应在千人以上较合情理。
据红五军团十三师三十七团政治委员谢良回忆,遵义会议后,部队在官渡河良村附近开展群众工作。三天内,“先后有三十多个青年参加了红军”。“同志们看到我们从江西出发以来,第一次补充新兵,无论干部、战士,都打心眼儿里高兴,许多班排就在阵地上举行了欢迎会”[5]。当时已经是1935年2月,却是三十七团第一次补充新兵,可见之前基本没有开展扩红工作。这与红五军团在长征前期一直殿后有关。红一、红三军团是前卫,其先遣队有相对充裕的时间扩红,而红五军团作为后卫部队,受前期长征“大搬家”行军速度缓慢的影响,时常陷入作战状态,扩红成绩不可能大幅度超过红三军团。
由此基本可以断定,“河南”为红三军团代号。
“东固”“安徽”指代的部队目前因缺乏相关背景资料,无从推导。在《红星》报中,除集中出现的军团代号外,还出现过“山西”“安岳”等代号,因资料信息过少,无法断定是军团代号还是军团下属各部代号,亦无法考证其代指。
总结目前能推断的各军团在长征中使用的代号情况如下:
部队
军委纵队
红一军团
红三军团
红五军团
红八军团
红九军团
长征中所用代号
红星、太阳、九堡
南昌、山东、广州
福州、云南、河南
长安、四川
济南
汉口、贵州
二、长征中军团代号的几个特点
从上述考证过程可以看出,长征中使用军团代号有几个特点:
一是军团代号在长征中并非一成不变。现在谈到军团代号,一般都会以长征出发时的代号为准。但实际上,长征中部队情况变化较大,如湘江战役后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遵义会议后各部队普遍缩编,此后还在扎西进行了整编,相应地,各军团代号发生改变也在情理之中。《红星》报从1935年1月15日开始出现新代号,到1935年4月、5月、6月,代号名称使用几乎一月一变,无疑显示出中央对军团行动保密性要求越来越高的发展趋势,这也是长途秘密行军不断规范化的体现。
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存在着旧代号与新代号混用的现象,这应是考虑到使用惯性的问题,毕竟一月一换会给普通战士造成巨大的认知困难。所以更可能的情况,是一个军团固定2—3个代号轮换使用。
二是军团代号并非总是按顺序排列。一般军团排列顺序为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委纵队或放在最前面,或放置最后。但在《红星》报中,往往根据内容排序。如在《扩红成绩的总检查和今后的工作》中,出现的“山东”“河南”“安徽”“九堡”“贵州”“东固”等6个代号,“山东”为红一军团,“九堡”为军委纵队,“贵州”为红九军团,就没有按军团顺序排列,而是依照扩红成绩和扩红时间来排序。这在解读相关报道时要特别注意。
三是军团代号并无明显规律可循。目前发现的代号名称与军团本身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只能依据相关信息一个一个考证。由于目前所能掌握的信息有限,可能还有一些代号没有发现,有一些代号无法判断属于军团还是下属部队,有一些代号无法考证其代指的军团。尤其军团以下各部的代号更多、更复杂,考证起来难度相当大。这一工作还有待更多有心之人仔细留意,发现更多的相关辅助材料进一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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