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宝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这是毛泽东给安吴青训班两周年纪念的题词。安吴青训班是抗战初期中共举办的一个最为著名的训练班，它的主要作用是接纳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青年。安吴青训班地处泾阳，位于国共势力交锋的前沿地带。因此，青训班的存在有一定的独特性。

一、宣传与培养：

青训班的基本功能

瓦窑堡会议上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为中共领导的革命打开了新局面。1935年华北事变之后，局势日益严峻，一二·九运动中，中共领导的地下组织和外围组织积极宣传抗日，发展党组织，在广大爱国青年当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不久之后的西安事变中，中共发挥的作用让它在全国范围内备受瞩目。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到延安去”成为一时之风潮。但是许多青年对中共抗日主张的具体方针、政策缺乏了解，也并不具备最基本的军事常识。因此，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培养抗日和青年运动所需的人才便显得尤为必要。

七七事变后不久，博古曾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向蒋介石提出要求：在西安办一所抗日军政大学分校。陕西省国民党党部以缺少房屋为理由，百般推诿。时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中央代表的林伯渠与国民党当局交涉谈判此事，最终达成了在城外寻地办学的协议[1]。同年9月，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冯文彬从延安来到陕西省委传达中央指示：“决定在云阳附近办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2]1937年10月11日，由中共青委领导的“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在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的名义下举办了第一期，位于三原县的斗口农事试验场为青训班提供了“一所现成的房子作为大家的寝室”[3]。第一期由于诸事草创，条件比较艰苦，办学场地其实就是农场一片空地，即使所谓的寝室，也不过是在地下室的水泥地上打地铺。第一期学生共计约150人，大多是来自西安师范、西安高中、西安一中、西安二中、三原三中、蒲城尧山中学参加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的青年学生；青训班有工作人员四名，亦无明确的教育计划，据当事者回忆：“乔木同志讲授三民主义，冯文彬同志讲抗战形势、青年运动，军事方面的知识则是乐少华同志讲大课。”[4]虽然第一期的授课内容更多凭借工作人员自身积累下来的革命经验，却为青训班后来的课程奠定了通过短期教育传递党的各项主张的鲜明特点。第一期共计举办15天，不少人希望结业后能到延安学习工作，但是鉴于工作需要，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又重新回西安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第一期学员结业回到地方后广为宣传，青训班名声随之大振。时任陕西省教育厅厅长的周伯敏认为中共此举使陕西原有的教育秩序受到冲击，遂向其舅父于右任诬告青训班强占了斗口农场[5]。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也因党内经费紧张不同意再办青训班，后来还是毛泽东拍板说：“青训班必须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大搞。”[6]1937年11月，青训班第二期搬迁到云阳镇东街的城隍庙内举办，至12月底举办两期，每期时间延长至20天，参与受训学员共计800余人。这两期学员除了有民先队人员外，还有从国民党监狱获释的党内同志。因此，这两期学员毕业后大量进入抗大和陕北公学继续学习。与此同时，文化界人士车向忱通过东北救亡总会与于右任亲属之间的关系，在云阳寻得安吴堡供青训班办学。1937年12月底，在共产党、国民党和民主人士三方面的共同作用下，青训班三迁至云阳安吴堡，更名为“战时青年训练班”，故又称安吴青年训练班。经过此前重重波折，自第四期之后，青训班开始逐渐进入全盛时期。

搬迁至安吴堡的青训班获得了一个可以稳定发展的环境，因而与从前相比，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学员受训时间更长，青训班的教学内容更加丰富。第四期的训练时间由之前的15天、20天延长至一个月，第五期延长到两个月，第七期起增加了三月班[7]。这种变化一方面是应前三期学员延长训练时间的要求，另一方面与课程内容的逐渐充实有很大关系。从现存的各种讲义稿以及学员的回忆中可以得知，安吴青训班新开设的课程包括抗战的形式与任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游击战争、三民主义等，又根据不同学员的实际要求，讲授学生运动、消灭汉奸、农村运动和农民运动、武装群众、职工运动、军队政治工作、儿童运动、青年运动等内容。总而言之，青训班的课程内容是党的主张的具体化，基本满足了战时向广大爱国青年和地方工作人员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快速训练中下层青年干部的需求。

第二，参训学员人数大增，来源广泛，分班更为细致合理。从第四期开始，学员人数突破每期1000人。为方便管理，青训班改队建连，由之前的编队形式改为军事化的连级编制。由于人数扩张，1938年4月开办第五期时又扩连为营，1939年青训班工作重点转移之前，每期学员人数基本上保持了三个营的规模。此前学员多为民先队队员或地方轮训的干部，而在此之后随着影响力扩大，人数剧增，学员成分也变得更加复杂。青训班根据学员的职业、社会出身、文化程度以及政治水平的差异，把他们编成职工连、农民连、妇女连、艺术连、游击连、青年干部连等不同性质的连队，开展教育。学员毕业后结合自身特点，有的深入敌后从事抗日武装斗争和群众工作，有的进入农村、学校从事基层领导和宣传工作，有的进入陕西公学、抗日军政大学继续学习，因此青训班也有“抗大和陕公的预备学校”之称[8]。

第三，青训班组织机构从最开始只有四个工作人员到后来逐渐发展健全。青训班日常的行政组织以正、副主任冯文彬、胡乔木为首，下设教务处、生活指导处、秘书处、总务处管理日常工作[9]。教务处下设军事科、教务科和讲义科，负责制定教学内容，督促教学实施，组织讨论会、读书会和学习竞赛引导学员自动学习，处长刘瑞龙。生活指导处相当于政治部，处长张琴秋，下设组织科、人事科、保卫科、社会工作科、地方工作科，主要负责学员的课外活动，如劳动、文化、娱乐、群众工作、纪律、思想教育等工作。秘书处处长郭世光。总务处下设会计科、事务科、管理科、医务科、合作社、供给科，管理青训班的日常开支，维持青训班的物质生活，处长葛瑞蓂。青训班的各个机构职能明确，管理完善，足以维持它的良性运转。

第四，发展党员与培养青年干部。安吴青训班从第四期开始，决定在学员中秘密发展中共党员。根据一份不完全统计，1938年3月到7月，也就是青训班第五期到第八期期间，发展党员544人[10]。但是1938年4月青训班第五期开办的前十天仅有党员34人，而且都是工作人员。党支部及时反思了发展组织对象存在着对象范围较小、方式呆板、胆小保守等问题，动员各支部认清发展组织的重要性，新发展党员93人。尽管这一时期青训班党员人数迅速增长，但始终没有超过学员人数的三成。一名1938年5月入党的学员回忆上党课时的情形：“手腕上缠上白手帕，作为进门时的标识。室内漆黑一团，看不见人的脸面。主讲人在楼上，通过楼梯口，将声音传下来……结束时，一个个放行，以免彼此认识。”[11]在青训班发展党组织的任务虽然略显急迫，但是其审慎也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安吴青训班于1938年4月设青年干部连，7月设党员训练班，把发展党员与培养青年干部的工作紧密结合在一起。为什么如此急迫地发展党员？这和中层青年干部短缺有很大关系。青委委员冯文彬于1938年5月16日给长江局青委写信说：“青年干部问题已成大问题，各地都需要干部，但最大的弱点是在延安各校都没有专门来训练青年干部……现已从青训五六期中抽了一百多个适宜做青年工作的……以培养做党的青年工作及青年群众工作的干部为原则。我想我们这样做，干部问题必可解决的。”[12]随着敌后抗日工作和青年运动的迅速铺开，能独立领导群众工作的中层青年干部的缺口也越来越大，于是1938年11月召开的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确定安吴青训班为训练青年工作干部的专门学校。从青训班1939年4月16日刊载于《中国青年》上的招生启事可以得知，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已经更名为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招生规模缩减，但要求更加严格，必须经由考试才有资格进入学习，受训时间也延长至一年。这是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工作重心转移的一个节点，一方面是上文提及的青年干部缺口问题，另一方面也与国共关系的转变有着莫大的关联。

1940年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4月，中央决定“撤退云阳、安吴堡两地青训班……迁至关中边区”[13]。安吴堡青训班此后更名为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继续招收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培养青年运动干部。与安吴堡青训班时期相比，除了讲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一些党的方针政策之外，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更加重视军事和民运工作的实际训练。1941年9月，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并入延安大学[14]。安吴堡青训班另有一小部分在1939年7月与陕北公学、鲁艺合并，组成华北联合大学，开赴晋察冀边区[15]。

从1937年10月到1940年4月仅仅两年半的时间里，安吴堡青训班在国共合作微妙的态势变化中寻找生存与发展的契机，四度迁徙，不断壮大，共举办了14期，给12000余名青年宣传了中共的抗日政策和政治主张，普及了抗日政治和军事方面最基本的知识，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从四面八方奔赴延安的青年们对于中共革命理论和抗战政策认知上的不足，为敌后抗日武装和日后的革命工作培养了一批急需的中下层干部。

二、分流与过滤：

青训班对中共革命的作用

安吴堡地处咸阳市泾阳县北，毗邻中共陕西省委机关所在地云阳，又十分接近国民党统治下的西安，便于各种身份的人员进出。许多青年怀揣着奔赴延安的理想，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介绍，转赴安吴堡青训班。

1938年初，年仅15岁的浙江宁波学生张林东怀着到延安去参加革命的坚定信念，开始背着家人暗做准备。5月，奉化中学的学生胡华找她商议去延安之事。当时张林东手头只有不足十元的路费，但她随即表示，就算是沿路乞讨也要到延安去。随后，张林东与邬昂夫、胡宁、洪启华四人千里迢迢奔赴陕北。他们一路颠簸，先从金华转车到九江，然后从九江买到去武汉的轮船票，四个人挤在舱尾的角落里，半蹲着坚持了一夜，轮船次日才到达武汉。当时日军逼近武汉，局势紧张，铁路交通拥挤不堪。四人身上路费有限，于是他们避开检票员，在火车站北边不远的地方，爬上了一辆运煤的敞篷车。到达西安后，他们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尽管反复请求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同意他们去延安，但是因为没有介绍信，得到的最终答复是：“介绍你们到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去吧，那也是我们八路军的一个短期训练班。”[16]与此有着类似经历的青年还有很多，安吴青训班无疑对奔赴延安的青年起到了分流的作用，减轻了根据地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