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有一首唱响全国的民歌——《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这首歌中的一句歌词是“满天的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这句歌词，不光是陕甘老区人民的心声，也反映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一段史实。

在刘志丹、谢子长的领导下，陕西北部和甘肃东部产生了陕甘边、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组建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两支正规红军，加上被隔绝于陕西最北端神（木）府（谷）佳（县）榆（林）地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游击队，总共有7000余人。1935年2月，随着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成立，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的领导机构合成了一个，两块根据地合称西北革命根据地或陕甘苏区，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称为西北红军。

这时，国民党动员陕西、甘肃、宁夏、山西4省军阀部队，对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在谢子长伤重逝世的情况下，刘志丹统一领导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及各地方武装游击队进行反“围剿”作战。在刘志丹声东击西、围点打援并用的指挥下，西北红军至1935年7月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毙伤俘国民党正规军、地方武装和民团7000余人，并且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今子长）、保安（今志丹）、靖边6座县城。西北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余人，地方武装游击队发展到4000余人。

“围剿”南方红军频频得手的蒋介石感到震惊，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纠集张学良的东北军、阎锡山的晋绥军、陕北军阀部队八十六师、收编的原西北军八十四师、陕军十七路军、宁夏马家军，发动了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1935年9月9日，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率领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保安县永宁山，在各路红军中率先胜利结束长征，受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和陕甘边军委主席刘景范（刘志丹弟弟）的热烈欢迎。在永宁山下召开隆重的欢迎大会后，习仲勋、刘景范引领红二十五军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腹地延川县永坪镇。1935年9月18日，远道而来的红二十五军与战斗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举行了会师联欢大会，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团兵力8000余人。

徐海东、刘志丹等为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会师后在半个月内即于1935年10月1日发起劳山战役。红十五军团在延安城通向甘泉县城的劳山山区将国民党东北军一一O师师部及两个团歼灭，一一O师师长何立中逃入甘泉县城，仍因伤重不治而死。紧接着，红十五军团又在富县榆林桥歼灭国民党东北军一O七师一个团又一个营，生俘后来在西安事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O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

但是，就在反击第三次“围剿”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一些深受“左”倾错误影响的领导者却开始推行大规模的“肃反”。他们把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开创者之一刘志丹等400余人逮捕。

但西北红军指战员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群众对错误肃反主持者的回答是：决不相信刘志丹是反革命。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也认为逮捕刘志丹是错误的，他通过夫人周东屏把刘志丹被关押的消息转告给了刘志丹夫人同桂荣。

西北革命根据地产生了干部人人自危、群众人心浮动的危险局面。就在这危机愈演愈烈的时刻，中共中央所率由中央红军主力改称的陕甘支队，于1935年10月19日进入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边缘地带吴起镇，胜利结束了长征。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骑兵团政委龚逢春、吴起镇游击队负责人张明科，向毛泽东、张闻天等党中央领导人汇报了西北革命根据地正在进行错误的肃反，刘志丹等一大批党政军干部被关押，一部分人已被杀的情况。毛泽东等敏锐地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下达“刀下留人，停止捕人”的命令，委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王首道、中革军委政治保卫局预审科科长刘向三、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火速前往关押刘志丹等人的瓦窑堡，传达命令保人。据刘向三回忆，他们动身前往瓦窑堡之际，毛泽东嘱咐他们说：“杀头不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王首道等到瓦窑堡后，向陕甘晋省政治保卫局局长戴季英等主管肃反工作的人宣布了三个要求：第一，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将肃反委员会的工作自今日起全面交接；第二，除工作组的人员外，其他任何人不得再插手这里的工作，如提审犯人，翻阅案卷材料，巡视牢房等；第三，请原主管这方面工作的领导和业务人员给予大力支持，主动提供情况和说明问题。

为迅速、稳妥地解决问题，党中央决定由董必武、李维汉、博古、王首道、刘向三组成五人专案组负责审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案件。专案组经过多方面认真调查，向毛泽东等汇报了刘志丹的冤案。毛泽东指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疯狂病”！刘志丹等同志应予立即释放。

1935年11月7日，刘志丹等30余人被首批平反释放，虽因一些坚持“肃反”错误的人从中作梗，刘志丹等人被留下了“犯右倾错误”的尾巴，未能真正官复原职，但人民群众看到刘志丹等人重回领导岗位，仍然奔走相告。按照党中央的部署，西北革命根据地顺利地掀起了扩红、支前的热潮。11月上旬，中央红军陕甘支队改称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合编为新的红一方面军。11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在司令员彭德怀和政委毛泽东指挥下，于鄜县（今富县）直罗镇发起直罗镇战役，全歼国民党东北军一九师和一六师一个团。各路国民党“进剿”部队闻讯纷纷后撤，蒋介石发动的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被彻底粉碎。

在释放错捕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党政军干部的同时，徐海东在富县张村驿东村向毛泽东汇报了原红二十五军“反革命嫌疑犯”的问题。原来，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大别山区出发长征时，有300多名“反革命嫌疑犯”没有定性。有人主张干脆杀掉他们。徐海东为保住他们的生命，力主带着他们一起走。300多名“反革命嫌疑犯”就这样被押解着走上了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路，从河南到湖北，从湖北到陕南，从陕南到甘肃、宁夏，再到陕北，因为没有证明人，他们一直不能摘掉“反革命嫌疑犯”的帽子。徐海东对毛泽东说：总觉得他们不像反革命，他们戴着“第三党”“AB团”等等帽子，干着挑弹药箱、背粮食、抬伤员的重活，被监押着从鄂豫皖走到陕北，本有许多逃跑的机会可就是没逃跑。毛泽东听罢对徐海东说，这些同志长征都跟着走过来了，是最好的历史证明，为什么还当反革命看？要立刻统统释放，给他们摘掉帽子，是党员的恢复党籍，是团员的恢复团籍，干部要恢复工作。并要求徐海东亲自去释放这些同志，一定要好好安慰他们。

1935年11月24日晚上，徐海东把原红二十五军的300多名“反革命嫌疑犯”集合起来宣布，事情都了结了，并表示知道大家受了许多苦，心里有怨，是自己没尽到保护大家的责任。许多同志听了徐海东这番话，都感动得哭了。

党中央来了，中央红军来了，刘志丹等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领袖、将领被平反释放任命新职了，原红二十五军的“反革命嫌疑犯”也被解脱释放恢复工作了，国民党军精心策划的第三次“围剿”被粉碎了。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也是在1935年冬诞生的。随着后来李若冰、关鹤岩、徐锁、冯福宽、刘烽等文艺工作者的加工、整理，《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唱遍了全国，唱到了今天。■

（责任编辑 王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