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飞与江苏农民运动

冷玉健

    在检索王若飞人生履历时,我欣喜地发现:1927年6月至1928年5月间,即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后至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前的日子里,王若飞曾在江苏工作过一年。笔者作为江苏如皋人,试图通过梳理王若飞在江苏领导农民运动(简称江苏农运)及指导如泰五一农民暴动的历史,对王若飞表达敬意。

 

一、腥风血雨中诞生的中共江苏省委

 

中共五大之后,中共中央根据新的党章,对各地组织机构作出一些调整,决定撤销中共上海区委,分别成立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共浙江省委。1927年6月上旬,中共江苏省委在当时江苏省辖的上海市成立。新组建的中共江苏省委由原中共上海区委代理书记陈延年为书记,郭伯和任组织部长,王若飞任宣传部长,韩步先任秘书长。同年6月1日,中共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议决案》规定:“省委员会所在之市,该市不另组市委员会,该市之区委员会,直接隶属于省委员会。”因此,新组建的中共江苏省委同时兼中共上海市委,换言之,由省委代行市委职责,直接领导上海各区委。是月25日晚,由于叛徒出卖,省委有三处党的秘密机关被破坏,一批工作人员被捕。26日上午,中共江苏省委在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今山阴路恒丰里90号)省委机关召开会议,正在开会时,获悉秘密机关被破坏、交通员被捕的消息,立即中止会议,与会者陆续离去。同日下午,陈延年担心省委机关的安全,与郭伯和等人又回到恒丰里探视,见省委机关并未出事,便上楼继续研究工作。但不到半小时,就听见警车呼啸而来,国民党军警根据叛徒指供,迅速包围了楼房,进行搜捕。最终陈延年、郭伯和、黄竞西、韩步先四人被捕。在敌人的酷刑拷打下,韩步先叛变了革命,指证了陈延年等。7月4日,陈延年、郭伯和、黄竞西在枫林桥英勇就义。中共江苏省委首任书记陈延年仅工作20天左右就牺牲了,年仅29岁。

陈延年等人被捕后,中共决定由赵世炎代理江苏省委书记。7月2日黄昏,还是由于韩步先的出卖,赵世炎在北四川路住处被捕,7月19日壮烈牺牲。另外,上海总工会代理委员长杨培生、组织部负责人张佐臣也于6月底被捕牺牲。中共江苏省委第二任书记赵世炎,仅工作一周后牺牲,年仅26岁。

中央鉴于中共江苏省委连遭重大破坏、已无法继续开展工作的实际,决定组建中共江苏临时省委,由王若飞代理书记,主持省委工作,常委有袁达时、饶来杰、吴雨铭、顾作霖等。7月底,临时省委又遭破坏。中央决定派邓中夏来上海担任江苏省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第三任书记王若飞工作一个半月左右,自此扭转了省委书记连续牺牲的局面。

同年8月中旬,邓中夏在参加八七会议后到达上海,成立了新省委,王若飞、刘伯坚、华少峰、郑复他等任常委。不久,项英、袁达时、陈乔年、李富春、徐炳根等先后参加常委。中共江苏省委在第四任书记邓中夏在任期间,着重抓组织建设工作,调整和充实了省委的工作机构,改选了共青团江苏省委,重新组建了上海总工会(简称上总)的领导机构。根据秘密斗争的需要,中共江苏省委将上海市区原有的8个部委改建为沪东、沪西、法南、闸北、浦东、沪中6个区委,11月又设立了吴淞区委,配备了各区委的领导干部。各区分别着手进行组织整顿工作,建立产业中心支部,发展新党员,工作有所恢复。同时,省委还选派和训练一批干部赴农村各县开展农民斗争,恢复或重建各地党组织。经整顿,到1927年12月,上海市党员总数已从“四一二”后的1220人上升为1799人。

1928年1月,中央决定调邓中夏至广东工作,由项英接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五任书记并参加中央常委会,同时调整省委成员。正当江苏省委挺过血雨腥风、革命斗争逐步开展之际,省委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2月16日,由于叛徒唐瑞麟告密,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陈乔年,省委常委、上总委员长郑复他,省委成员、上总党团书记许白昊等10余人被捕,陈乔年、郑复他、许白昊于6月初在龙华慷慨就义。是月29日,中共江苏省委为整顿组织和加强秘密工作,召开组织工作会议,中央常委兼组织局主任周恩来出席会议。会议要求各级组织严格保持秘密状态,整顿地方党部,建立产业支部和中心区域的中心工作,集中人才,培养干部,加强巡视工作等。

纵观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半年多来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虽省委领导机构遭受上海租界当局和国民党政府的3次大破坏、近10名领导干部牺牲,但包括中共江苏省委组建时的首任宣传部长王若飞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经受住大革命失败后转入地下斗争的严峻考验,坚守省委、坚守上海,坚持在严酷的白色恐怖环境中开展工作。

 

二、王若飞指导江苏农民运动工作

 

1927年8月以后,党的任务重点放在贯彻落实八七会议精神上。9月9日,中共江苏省委召开全体委员和各地负责人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邓中夏在会上详细传达八七会议告党员书和关于农民运动、职工运动、组织问题的决议,强调指出,“我们党的生死存亡,以此会为转机”。王若飞在会上作了《上海目前工作方针》的报告,按照中央新精神提出各项工作的基本方针。与会全体人员表示完全赞成中央各项决议案,决心在实际工作中纠正过去的错误。会议通过《江苏省委对于中央紧急会议之决议案》。为贯彻八七会议制定的实行土地革命,组织武装暴动,趁秋收时期实行抗租抗税的方针,江苏省委决定首先抓好农民运动,在各县举行秋收暴动。本文则沿着农民运动这个主线,阐述王若飞对其作出的积极努力和重要贡献。

同月,中央江苏省委制定出一份《农民运动工作计划》(简称《计划》)。《计划》全面分析了江苏农村的形势,指出江苏农村与全国的共性:在白色恐怖状态下,农民组织“几被摧毁净尽”,农民“只有加增苦痛”,“急求出路”,“渴望着真正的革命”。因此,“江苏革命全过程,应该建筑在农民的土地革命上”;同时也分析了江苏农村的特性:丰年农民不能得益,苛捐杂税负担重,并特别指出,江苏是“全中国产业最发达无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江苏的农运,有上海、无锡、南通等处的工运呼应的必要”,“必须上海四周的农民暴动起来,然后上海的工人暴动才有声援和保障,才能站得住”,肯定江苏农民运动的重要战略位置。计划指出目前江苏农民运动的主要工作是号召农民抗租、抗税、抗捐,造成各地暴动,并把全省划为13个区。根据江苏的特点,计划指出,农民暴动“应该特别注意江北方面”,而江南,由于交通便利,反动军队容易进攻,资本家、豪绅地主的组织也较严密,有动作较易失败,因此应努力发展减租抗租运动,有可能组织暴动的地方,当尽量发动,尽量扩大土地革命的宣传。这是江苏省委的第一个全面、系统的农民运动计划。

同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完全按照是年10月19日中央给江苏省委的来信说法,制定出农民运动的第二次(即第二份)计划,提出即刻要在江南江北发展暴动的局面,要求各地加紧工作,造成乡村中普遍的骚乱,号召农民暴动抗租抗税、没收地主土地、杀豪绅官吏、消灭军阀战争、实行耕者有其田、建设乡村革命政权、组织农民革命军,实行一切乡村政权归“农民委员会”;同时,“要注意每时每刻均有新的胜利和新的力量之增加”。显然,此计划取消了第一次计划中关于江南江北不同策略的区分,而采取了全省“一刀切”方法。这份计划,体现了当时党内“左”的理论和策略,反映出“左”倾情绪的滋长、盲动主义急性病的影响。

是年12月5日,中共江苏省委又制定了《江苏农民运动之第三次计划》。这时,宜兴、无锡等地的农民暴动已先后失败,因此这份计划初步总结了三个月来江苏各地农民暴动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过去指导工作中的缺点:“幻想一暴动就要得到广大范围内立刻的胜利,没有准备这是一个较长时期的争斗,没有准备采用游击式的战争以发动群众争斗”;使许多同志容易陷入“革命在最短期间完全胜利、所谓一暴成功的幻想”,“只注意占领城市,只注意军事行动”,犯了军事投机错误等。但这个计划仍认为目前依然是“直接革命的形势,革命潮流仍日益高涨,已经到了群众直接起来武装夺取政权的时期”。计划要求继续和扩大暴动,在江北造成农民割据的局面,在江南开展游击式作战。省委还提出明年元旦前后,江南江北一起发动暴动的计划。次日,周恩来针对此计划在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日期不应如此定,要看预备的程度来定。7月,中央致信江苏省委,批评“冒昧地定了一个全省或无锡等地暴动的日子,于发展农暴有碍”。

1928年1月1日,中央江苏省委下发《江苏各县暴动计划》(即第四份计划),修正了前几次计划的不足,并对暴动日期问题提出现在不是“即刻定期总暴动”,而是要“即刻创造总暴动局面”。要努力改造党的组织,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和发动群众斗争,把暴动意识在群众中扩大和深入,由此去创造总暴动的基础。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江苏省委,为贯彻中央关于发动农民秋收暴动的指示,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的压迫,曾在全省各地(包括上海)深入发动、普遍举行了农民暴动。但是斗争毕竟要从敌我双方的力量来估量,江苏省委第一次农运计划指出江南的敌情,原是正确的,如果只看到我方,不看敌方,不能知己知彼是不能成功的。

为了实现《江苏各县暴动计划》,省委不仅训练征调许多同志到外县工作,还派得力同志到各地进行巡视指导。参加巡视指导的同志出发前,参加了省委扩大会议,听取省委书记邓中夏的形势报告和省委常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王若飞的《关于江苏农民运动及部分地区准备武装起义》的报告。当时派到南通、如皋(时国民政府仍沿袭前政府的行政区划,仅设有南通、如皋两县,并无今南通市辖的启东、海门、如东、海安等县市)的是黄逸峰(化名张文彩)。临行前,王若飞单独向其讲述了武装暴动的准备和战略战术问题,要求把工作扎根在农民群众之中,并对南通、如皋县的工作做了具体指示。

春节期间,黄逸峰到达南通后仅做短暂停留,便前往如皋传达省委关于组织各县暴动的计划,要求当时处于秘密状态下的中共如皋县委从中国国民党如皋县党部撤出,转至农村领导农民武装暴动。同时还告知中共如皋县委,为了加强县委的领导,省委决定派吴亚苏、顾仲起回如皋工作。黄逸峰在如皋期间,还在县城西南郊福成庵召开县委扩大会,讨论组织发动农民暴动问题。会后,黄逸峰去泰兴、东台检查布置工作,不幸在东台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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