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观察组赴延安动机揭秘

胡越英

1943年7月22日和8月7日两天,一支由美国陆军航空兵、通信兵、驻华外交官等人员组成的18人小组,分两次先后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此即美国陆军观察组(The U.S. Army Observe Group)。美军观察组的到来开启了中共与美军的首次接触,因而被中国共产党视为“我党外交工作的开端”。美国为什么派出这样一支队伍到延安?美军观察组的派出又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该小组到延安目的何在?

 

阿诺德访华暗示B-29移驻中国

 

在当时的国共两党和当今不少的研究者看来,美国费尽周折地向延安派出美军观察组,其主要目的在于调解国共关系或提前部署对苏联的防御。而对于观察组的派出过程,一些学者认为,“派遣观察组一事大致经过了中共方面发出邀请、史迪威总部有关人员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和罗斯福总统最终做出决定三个阶段”,因为美国最后派团的“根本着眼点在于保持与中共联系的渠道, 尽量避免因国共矛盾的激化引发内战, 进而在战后远东扶植起一个‘亲美’的中国政府”。

然而,如果我们能将同时期美国在华实施的、具有顶级优先权和保密特性的马特霍恩计划(Operation Matterhorn)纳入视野,美军观察组的派出过程、目的就是另外一番景象—美军观察组驻扎延安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为在印度卡拉格普尔(Kharagpur)和中国成都的美国陆军航空部队第二十航空队收集气象情报、摧毁或保护在华北地区坠落的B-29重型轰炸机残骸,以及搜救B-29回程机组人员。为什么这样说呢?这还要从此前美国陆军航空司令阿诺德将军(Henry Harley Arnold)的访华行动说起。

早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安排阿诺德中将会后立即启程前往重庆,就当时全球及美中之间的一系列重要军事行动进行协调与磋商,并抚慰蒋介石未被邀请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的不悦。

阿诺德此行尤其重要的一项实质性任务,同时也是罗斯福之所以派出陆军航空司令前往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拟在中国实施一项用远程重型轰炸机对日航空作战(这并非陈纳德带领的第十四航空队战斗机所能胜任的任务),即后来的马特霍恩计划。阿诺德就是要在此次出访中与中国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以便获取中方的协助。

卡萨布兰卡会议结束后的1943年1月29日,阿诺德同英国最高陆军元帅迪尔爵士等人首先前往印度新德里。在新德里,美国方面的阿诺德、萨默威尔、毕塞尔、史迪威,与英国方面的约翰·迪尔、韦维尔、奥金莱克等召开了一次类似于美英联合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讨论。而后,阿诺德经印度阿萨姆邦汀江、驼峰北线到达昆明,他在这里同陈纳德、史迪威、魏德迈(Wedemeyer)、毕塞尔、迪尔商定与蒋介石交涉的内容,最后才前往重庆。

在重庆与蒋介石的会谈中,阿诺德告知中方,美英希望携同中方在缅甸实施反攻行动,以便消除来自南方日军的潜在威胁,打通马特霍恩计划的潜在物资补给线。对于美英提议的缅甸反攻行动,蒋介石着眼于其中的中国战场和政治的安全,而美方则从助力马特霍恩计划的立场出发,双方殊途同归,达成一致,承诺将共同实施缅北反攻战役。在蒋介石的强烈主张下,阿诺德还同蒋介石讨论了陈纳德的升职问题。

会谈最后,阿诺德不紧不慢地透露了一项美方的既定决策—在未来适当的时间,美国将调拨500架重型轰炸机到中国,对日进行远程轰炸。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阿诺德此时所说用500架远程重型轰炸机袭击日本的计划,正是用B-29轰炸机从中国出发轰炸日本本土的马特霍恩计划的雏形。

因此,美方将在中国首先组建一个中国的战斗机中队(Chinese fighter squadron)。如果条件允许,可将其扩建为1个大队(group),然后建立4个轰炸机中队(bomber squadron),一旦蒋介石同意,美国将立即着手实施。同时,阿诺德很有把握但又有所保留地告诉蒋介石,单是将这500架飞机调到中国并不可能发挥太大作用,还必须有相应的汽油、炸药、基地、气象信息等配套措施,中国方面当下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扩建跑道、修建B-29机场、协助气象小组行动。

会谈中,蒋介石关心的是如何壮大与之配合密切的陈纳德部队,甚至认为调往中国的500架重型轰炸机应该由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来使用,对于阿诺德所关心的机场修建、情报获得等具体而重要的事务似乎并不太在意。最要命的问题是,收集航空信息的美军观察组所要前往的地方是共产党所在的西北、华北区域,因蒋介石不希望共产党与美国接触,所以,自然会有所抵触和推诿。如此,导致罗斯福总统此后进一步交涉电文,甚至派出副总统亲自前往中国去督办情报组织。

 

美副总统为美军观察组而战时访华

 

如果说,1943年1月阿诺德在重庆与蒋介石交涉时B-29还未下线(1944年3月才正式生产下线),请求中方同意派驻情报小组的信号因而还不太明确,那么,1944年2月10日罗斯福发送给蒋介石的电文内容已非常直接,罗斯福希望美军能够“立即派遣一美军观察团至陕北、山西,以及至华北其他必要之地区”。也许因为罗斯福在谈及“观察团”的动机和目的时态度显得模棱两可,因此,蒋介石极其担心美军接触中共会造成一种美国承认中共的误解。但此时,已经开始实施的马特霍恩计划急需航空气象情报,并且,需要及时处理失事坠落的B-29,以防这种先进武器的机密技术流落至苏联手中,因此,罗斯福派出了华莱士(Henry Wallace)副总统前往中国亲自交涉。

华莱士出访中国的消息甫出,中美各界就对其出行目的产生了各种猜测或希望。有美国媒体称华莱士副总统访华“意在访问中国领袖,观察中国农业状况及视察在华美军情形”;美国国内一些小道消息则认为“该年是选举年,华莱士将有连任希望,故民主党大会期间借故离美”;更有美国人认为华莱士“似有意探讨中苏关系及中共问题”。中国方面,重庆希望美方调解中苏关系,而不要触及国共关系,尤其不应直接接触延安;延安则希望华莱士能够介入国共关系。

各方猜度中,华莱士副总统、美国陆军情报局太平洋分局局长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国务院代表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等人,于1944年6月20日抵达重庆。在第一天的会谈中,尽管范宣德一再提醒此行任务实质,但由于外交礼节和蒋介石的坚持,双方还是陷入了国共关系和中苏关系的泛泛讨论之中。中缅印战区的弗里士准将因此专门致电华莱士,提醒他不要忘记此行的实质任务—获得蒋介石的同意,派遣美国陆军观察组前往延安等中共地区,因为“中共控制华北大部分乡村,其基地包括自陕北至沿海,长江各地”。

弗里士向华莱士详尽分析了向延安派遣美军观察组与第二十轰炸机队司令部之间的具体关系:由于日军在亚洲大陆实力与中共所在的华北、东北地区“共存”,故可借助中共力量为陆军航空队收集日军在该区域的情报;印缅战区美国陆军航空军司令斯特拉梅耶和第二十轰炸机队司令部指挥官沃尔夫,曾根据第一次轰炸日本本土的经验分析认为,与华北接触是绝对需要的。其最主要的好处是可以收集轰炸目标资料、日本空军的攻防力量资料、气象资料,以便估计轰炸效果、搜救飞行员,甚至了解友军状况。

总之,“派观察人员到共区非常迫切,而且随着对日作战形势的发展,这种需求更加迫切”,因为“第二十轰炸机队就要开始新一轮对日本土轰炸,届时战线必定延至中共区域”,所以,弗里士敦促华莱士“采取新的办法,照四月所拟函件的提议,再加上第二十轰炸机队的需要,务求取得蒋委员长的同意”。

后来的会谈终于从中苏关系、国共关系转到了“东亚一般之军事情形,及需要采取一切步骤”,那就是要“加速战争之结束,减少美国生命之损失”,让“美国军事情报组赴华北,能够得到情报,以救护美国飞行人员之生命”。范宣德不仅说明了观察团的具体目的,同时还试图消除蒋心中的最大顾虑,那就是“美军对共党并无任何兴趣”。他建议蒋委员长,“把美方派员收集情报这一目的,与他(蒋)去和共党达成协议的问题分开处理”,因为“在成都的B-29机群需要情报”是“美军面临的一个真正问题”。

不管各方如何猜测、希望、担心,华莱士此行达到了一个具体而明确的目标,“这就是总统对蒋介石施加一些压力,以促成美国使团前往延安之事的成功”。而此观察组的重要使命就是为在成都实施的马特霍恩计划提供气象等各种情报,协助第二十航空队有效行动,并及时处理行动后可能的飞机残骸和人员救助问题。

 

美军观察组是谢伟思等“亲共”者提议的结果吗?

 

对于美军观察组的最初成因,有人认为中共方面的周恩来、戴维斯(中缅印战区陆军军官)、谢伟思(美驻华使馆三等秘书)、卢登(中缅印战区驻成都联络官)等都曾提出过建议,罗斯福不过是听取了他们的建议而已。甚至有观点认为观察组的派出就是谢伟思、戴维斯等“亲共”的在华前线士兵长期奔走呼号的成果。

之所以出现这种说法是因为,周恩来、谢伟思、戴维斯等人确实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出过这种建议,但观察组的最终派出是不是能由这批年轻的一线美国军官所能决定,或由急盼租借物资的中共所“邀请”而来?视中共为心腹大患的蒋介石政府又是否能阻挡其到来呢?

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胡乔木,在新中国成立后一次关于美军观察组宣传工作的谈话中谈到“最早是恩来同志向美军提出派遣观察组到延安”,但“那时可能性不大,后来形势发展了”,才使观察组来到延安。胡乔木作为一个历史当事人和中共领导人,他的态度说明当时中共领导人虽然提出此事,呼吁制造舆论,但没有指望能真正实现。所以,胡乔木所谓“后来形势的发展”并非中共努力的结果,而是当罗斯福等能够主宰观察组是否组建的美方最高决策层,决定为B-29行动获取情报时,才使这件事情成为可能。

观察组的最终派出,其决定权既不在中共、国民党手中,也不是在美国的一些很有“主见”的前线军官手中,而是在华盛顿最高决策层罗斯福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手中。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作为派出这支观察组的唯一决策者,自然知道派观察组到延安的政治意味,也会料到国民政府这位“盟友”会有如何恐慌、阻挠的强烈反应,美国人更清楚“国共纷争系属内政,美国宜予国民政府以绝对之同情与支持”,可为什么美国最高决策层还执意派出这支引起是非的观察组呢?最先提出派团一事的周恩来、戴维斯等人是出于何种目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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