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平津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的核心构成部分，新保安战役（1948年11月29日—1948年12月22日）有着特殊的重要地位。对于解放军来说，该战役的顺利展开，不但在整个战略态势上断绝了国民党傅作义(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司令)集团60万人退往傅系老巢绥远的后路，并且一举歼灭了傅作义赖以起家成名的精锐部队第35军主力16000余人。粗略一看，这场战役的规模不算很大，其歼灭人数与缴获物品数，在解放战争后期，大概只能算是一个小型战役，但事实上，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那些纸面上的数字。这场战役的主要战地指挥员杨得志曾评论说，“三十五军是整个傅系军队的灵魂，是傅作义本人的‘左膀右臂’‘心尖宝贝’”，它的败亡给傅作义造成精神上的“震撼”（聂荣臻语）是难以估量的。也可以说，第35军覆灭后，傅作义（乃至整个傅系）的战斗意志已经被彻底动摇，其后来在北平和平谈判问题上的一些拖延，不过是习惯性的讨价还价罢了。

一般地说起来，大型作战的背后总包含着各方面深刻的必然性因素，如果作战双方军事素养相当，在没有太强外力作用的干涉下，作战从预备、展开到结束有时会有一些“不得不然”的意味，所谓“妙计”“巧合”云云发挥作用的余地其实不大。但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看，新保安战役却有其相对的特殊性。它是在国共双方都没有完全做好准备的情况下突然爆发的，并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不到十天）发展成为数十万人规模的会战。由于其突然性，国共双方都获得了一些稍纵即逝的战机—从这个角度说，上天的确是公平的。值得后人深思的是，在这场事关存亡断续的较量中，共产党方面不但创造了看似不可能的机会，还用全力把握住了几个仅有的机会，而国民党方面不但挥霍了战役前全部的准备机会，并且还很马虎大意地丢掉了最后逃生的机会。本文重点讨论的就是新保安战役战机变化扑朔迷离的几个关键节点。

首先是战役的准备阶段。我们可以将1948年11月20日至12月2日，视作新保安战役的准备阶段。其特殊性体现在，掌握了战略进攻主动权的共产党方面在战役的准备阶段，并未把傅系第35军当作主攻对象。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何时入关即成为华北国民党当局生死攸关的决定性事件。有意思的是，面对这个问题，掌握战略主动权的共产党方面表现出了极高的敏感性和全力以赴的认真态度，而处于弱势的、容错率极低的国民党方面则表现出了相当颟顸麻木的态度。这其中，蒋介石、傅作义，尤其是傅作义的战略判断能力实有值得评论之余地。

不能说国民党当局对华北军事形势全无敏感性。辽沈战役结束后，也就是11月4日，蒋介石即电召傅作义到南京商讨华北作战方针（必须注意到，这时徐州一带的国民党军已处于极其不利的战略态势，他正为此焦头烂额）。他们估计，辽沈战役后东北野战军至少要经过3个月至半年的休整才能恢复战力，“目前华北不至受到威胁”。单纯从军事角度看，蒋、傅这一判断并无大错。辽沈战役步入尾声的时候，毛泽东的判断近似于蒋、傅。他在1948年10月31日给林彪等的电报中这样说：

东北主力除四纵、十一纵等部即行南下外，其余在沈营线战斗结束后，应休整一个月左右，约于十二月上旬或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准备于战争第三年的下半年即明年一月至六月期间，协同华北力量歼灭傅作义主力，夺取平津及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完成东北与华北的统一……

这道命令留给东北共产党人很大的自由考量余地。根据这份电报，毛这时对战局最理想的设计是：东北野战军主力能够在辽沈战役结束后一个月至一个半月内开始入关，而部队展开的时机似更可押后。也就是说，“威胁”到华北战局差不多就可能是1949年1、2月份了。这和蒋、傅对局势“最悲观”（即东北解放军在3个月内恢复战力）的判断差不多。

但问题在于，战争的形势总是紧随时局变化而变化的。在得出共军需要“3—6个月”恢复战力的判断后，蒋、傅似乎就将它当作定律，以为共产党必将按此定律办事，而共产党方面，则日夜加班加点，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部队的休整、编训等工作。毛泽东宁可在部队的组织、管理上付出一定代价（东北的林罗刘再三恳请他放宽东北野战军入关的时间限制，因为整训6万新兵和11万国民党俘虏兵实非易事。实情也是如此：1948年11月23日至12月底，东北野战军入关后总计逃亡达1.1万余人），也要兵贵神速，打傅作义一个出其不意。在了解部队基本情况后，他在11月中旬完全改变了主意，将东北野战军入关的时限提前了足有二十多天。11月18日，他即明确电令林罗刘：“望你们立即令各纵以一两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前进。”

11月20日开始，他开始认真考虑如何挟东北野战军入关之大势来寻求华北战场之突破点。

1948年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七十余万人开始入关。24日，毛泽东在华北战局上投下了突破性的一手：令杨成武、李天焕的华北第三兵团在六天之内到达张家口，发动进攻，摆出切断傅作义集团退往绥远的攻击性态势。

自1948年8月底开始，解放军华北第三兵团频繁出击绥远，呼应东北解放军作战，并摆出威胁傅作义战略后方的态势。当然，单凭它的兵力，并不足以对傅作义集团构成真正的威胁，因此，它的这番进击容易被傅作义看成是常规性的袭扰。这是毛泽东计划中的“平绥线作战”开篇上具有迷惑性的部分。毛泽东希望傅作义按照惯性来判断杨成武兵团的行动目的。

但事实上，这次杨李兵团进攻的内涵完全不同以往，它是一次实质性战略进攻的前奏。依托陆续入关的东北野战军主力，毛泽东以杨李兵团的进攻为先导，继之以华北第二兵团（杨罗耿兵团）、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程黄兵团）全面展开，试图在平张线困住傅作义主力步骑16个师旅。

但至于获得何种战果，是张家口、宣化一带的第105军，抑或再加上下花园第101军的一个师、怀来的第104军？毛泽东这时还心中无数。总之，只要扭住这16个师旅，能“歼灭其一部，打得该敌不能动弹，不能西逃也不能东窜，那就是极大的战略上胜利”。作为傅系灵魂，35军战斗力和战斗意志都很强。毛泽东这时并没有预料到，能够顺利地将它收入囊中。

而在这段时间，傅作义又干了一些什么呢？他似乎对东野入关这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没有深刻的计算。他大概以为摆出一些和平的姿态，派出彭泽湘、符定一与共产党密谈，共产党就会听任傅系在华北的军事存在了。他对蒋介石抛给他的诱饵抢之唯恐不及。据时任国民党察哈尔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兼张家口市警备司令的靳书科回忆说，因为蒋介石把东北战场被歼灭的6个军的番号都给了他，于是傅作义把相当多的时间都花在了扩军想象上：“大家研究一下，我们有无这多兵源？军事干部怎么抽调？武器装备如何筹拨？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如何解决？”

经过讨论决定：河北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各负责编组一个军；天主教负责编组一个军（因有位知名权威主教提出，他可以在天主教徒中负责编组一个中国天主教军）。先成立四个军。干部由总部干训团及河北、察哈尔、绥远各省干部训练团筹拨，武器装备由总部军械委员会负责电请国民党联勤总部调拨，兵员由各省自行征用。此外，还拟在东北人民解放军进关（山海关）之前，由总部编组一个全部美械装备的机械化师……

正所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傅作义似乎没有认真推想一下中共怎么可能慢悠悠地放纵他把这些空头军队给编训完成（且不说那“中国天主教军”听起来就十分不靠谱）。在东野即将入关的当口（即使东野如其所愿果然要到1949年2、3月份后才入关，留给他调整国民党华北战区态势的时间也不多了，更何况，从11月6日开始，国民党方面的“徐蚌会战”已经开场，一开战，国民党军即处于极端不利的情况），他即使费力气搭起来了几个架子军，面临东野百战雄师有何作用？可以说，这期间，傅作义做了相当多类似的既非当务之急又极耗精力的事情。

东北野战军自11月23日开始入关，虽然毛泽东叮咛说东野需要竭力做好隐蔽，但正如其时负责中共冀东区支前工作的张明远回忆的那样：

起初，东北大军11月23日开始从冷口、喜峰口及山海关北部的山区隐蔽入关，但百万大军过境，长时间保密谈何容易！果然，九纵在经过冷口时遭到敌机轰炸，大军进关已无密可保……

驻山海关和秦皇岛的敌人吓坏了，来不及抵抗，当日便乘船逃往天津。11月27日，中共秦榆工委的工作人员迅速接收了山海关和秦皇岛。29日，驻滦县的国民党军队炸毁滦河新旧两座大桥后仓皇弃城西撤。

作为国民党华北方面最高军事长官，傅作义对以上情况不会没有掌握。但事实是他根本就没有重视。（从现有资料看，从11月23日至12月4日深夜，他都没有对山海关一线传过来的情报产生足够的警觉。仅从这一点而论，毛泽东对“蒋、傅对我军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之把握就非常准确）因此，当11月29日杨成武部出现在张家口后，他就习惯性地派出其最信任的，也是手边唯一机动战力第35军，像往常一样去做些驱逐性的战斗。11月30日下午，傅系大将郭景云率第35军主力并第104军一个师增援张家口。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做了毛泽东希望他做的事情，并远远超出了毛泽东的期待。

第35军既入彀中，毛泽东立刻意识到，一个天大的战机突然掉到了自己的眼前！12月2日凌晨4点，他发报电令程黄兵团及杨罗耿兵团、杨李兵团，全力投入北平—张家口一线的作战。这意味着他决心调动手中已有的全部机动兵力，不惜一切代价，揪住并寻机歼灭第35军。

郭景云是30日下午才到的张家口，他与杨李部接战后，杨李应当花费一定时间才能判明傅的增援力量，并向毛泽东报告，而毛泽东应当又花了一定时间核实华北战场傅军的动态。以此推算，毛泽东从接到情报到下决心会战平张线，只用了一个非常短的时间，也许只有几个小时。这是一个影响整个平津战役发展的战略决断。事后证明，如果此间稍有延宕，第35军必能退回北平。而有第35军在手，傅作义之后的心态也许就会发生一些微妙变化了。

孙子云，“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这真是一个典型案例。

不过，攻取傅系的第35军，解放军方面尽管近于无中生有地觅得了一丝先手战机，但这时的战役主动权毕竟还掌握在国民党方面（仅就新保安战役而言）。因为此前毛泽东并未预想自己能够临时收获大礼，只要能歼灭傅系“一部”已感极大满足。而现在一条大鱼突然自动跳入网中，他的渔网则还需临时编织—平张线解放军主力只有杨李兵团，何谈聚歼第35军？这是新保安战役特殊性的又一个方面。毛泽东这时最倚重的是程黄兵团。程黄部拥有雄兵10万，训练、装备都胜于华北解放军各部，是华北作战初期毛泽东非常重视的战略机动力量。他曾数次动念调程黄兵团攻击唐山，截断傅作义集团东逃之路，并寻机夺取这个“平津的煤源”。11月27日后，他对程黄兵团的使用目的开始明确起来，即在北平东北的平谷地区集中后，等候中央命令，在有利时机“迅即超越密云、怀柔、顺义线上之敌”，切断张家口和南口、怀来傅军的联系。而在战机到来之前，他再三叮嘱程、黄，不可惊动傅作义。直至11月30日23时，他仍这样命令程黄部：“现在不论你们或对你们所建议的已到平泉的两纵队，均不能下立即向平张线前进的决心……傅作义在你们强大兵力威胁下，是否敢多用兵向西增援亦难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