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大饥荒的新谬说(二)

洪振快

——从四川官方数据看“营养性死亡”250万人的荒谬性

 

 

 

三、“孙氏谬论”之手法:为了掩盖历史真相,不惜随意“抹掉”675万死亡人口,缺乏基本的史德

 

孙在提出上述一套人口迁移中的户籍重报、注销、漏报、补报的“理论”时,无法解释另一个事实:即1960年的高死亡人口和相应的高死亡率。根据《年鉴》和《汇编》,1960年全国人口死亡16934400人,死亡率25.43‰。实际死亡人口当然更多,因为安徽一省即少报约58万人。即使仅以死亡1693万人来计算,它比灾前的19551957年每年死亡700万人上下,比灾后各年(19621982年,除1964年外)死亡均在700万人以下,仍存在非正常死亡约1000万人的事实,其“营养性死亡”在250万人以下的结论,关于户籍重报、注销、漏报、补报的论据都无法成立。为此,他采取了“抹掉”这些死亡人口的“策略”,通过调低1960年死亡率的“办法”,让675万死亡人口无端消失。且看他是怎么做的。

网友chenqin在知乎网上发文,揭露孙之“策略”,如下图(AB

 

A.多削死亡率的情况

 

B.少削死亡率的情况

 

孙将1960年的部分死亡率“调整”到19541958年,最终1960年的死亡率由25.43‰被“调整”为15.55‰,下降了9.88‰,调低了38.85%,死亡人数减少到1018万人,无故减少675万人。这675万人被孙当作19541958年间的“死亡漏报”,这些“死亡漏报”又在1960年全部“补报”,这样全国统计数据中1960年死亡的1693万人就有675万是19541958年的,而不是1960年死亡的,这样饥荒也就没有了。那么,孙的这种“调整”,依据是什么呢?孙说:“我们把19541958年期间死亡漏报率暂定为12%,这是保守的估计(按照科尔和蒋正华先生的估计,这一期间的死亡漏报率高达40%以上)。如果我们把这一期间死亡漏报率由12%继续向上调整(我们倾向于这样做),则19591961年期间的死亡率就要继续下调。”14之所以要定为“12%”,是必须定为这个数字:因为如果调低太多,则1960年死亡率比其他年份还要低,这显然脱离实际太远,欺骗马上被揭穿;但如果调低太少,又达不到减少(死亡漏报675万人的目的;于是,经过屡次试验,孙将之定为“12%”。然而,这个“12%”有什么依据?实际上完全没有依据,就是孙需要,于是他就“创造”出来,并将之当作“历史真相”。

网友chenqin总结说:“为了削平60年的死亡率高峰,孙先生创造了一个没根据的概念——死亡漏报、补报;创造了两个不存在的参数——5458年每年漏报12%,在60年一次性补回。但事实上,这三个条件既没有根据,又对结论有极大的影响,它们的组合可以创造出任何结论。孙经先只是在经过大量调试之后,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结论的一组数据。按照孙的‘模型’,别说削平60年死亡率了,再狠心点,孙甚至可以声称5961年的死亡全部来自解放前的死亡漏报(5961的死亡率波峰给填到解放前去),因此三年里一个人都没死。”15

孙的“创造”,存在种种问题:比如,按孙的这一“创造”,因存在死亡漏报,则其前述人口迁移中的户籍重报、注销、漏报、补报的数字全部需要调整,所谓的四个“基本结论”都要调整、重新算过,而这,正是杨继绳质疑他忽略死亡漏报造成谬误的理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孙又在“调整”的基础上推出“经调整的人口异常变化数”。比如,调整后1960年出生率21.21‰,死亡率15.55‰,自然增长率5.66‰,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长371万;又比如,调整后1964年的“人口异常变化数”达到-1482万人,1965年达-1470人,1964年的人口普查,已经注销了此前人口数据问题,基本上已归零,孙居然“创造”出将近1500万的“人口异常变化数”,那岂不是说1964年的人口普查等于白费力气,没有解决人口数据存在的问题,反而扩大了问题?

此外,孙的这一“创造”,完全经不起事实的检验。孙在全国数据上做文章,因全国数据没有参照,问题被掩盖,一旦将其落到地方,问题马上就会显现出来。比如四川,历年死亡数据已如上述,假如孙所说为实,那么1960年死亡364.7万人就要减少,因为其中有不少来自19541958年,问题是,四川1959年死亡328.2万人,无论孙怎么调,都不能既把1960年调低,又把1959年调低,这样四川数百万的非正常死亡就无法否定。四川数百万的非正常死亡无法否定,其“营养性死亡”在250万人以下的说辞仅四川一省就可戳穿,其谬误也就不言自明了。这种随意“调整”死亡率和死亡人数的做法,说穿了就是一个为了预设的结论之需要而采用的数字游戏。然而,在人命关天的大问题上缺乏对历史事实的基本尊重,随意玩弄数字游戏,正说明其缺乏基本的史德。

 

四、“孙氏谬论”之意图:掩盖真相、混淆是非,拒绝历史反思

 

19581962年发生的大饥荒,由于档案未全面公开,真相仍未完全揭示,也留下了一些争议的空间。以大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总数而论,大部分研究者认为应为两三千万人。据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提交给20079月在延安召开的第七届国史学术年会的论文介绍,国内外学者根据户口数据和198210月起陆续公布的195319641982年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及1‰生育率抽样调查数据,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关于大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也称超线性死亡)人数的估计,从1500万到4000多万人不等。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

党和政府部门的出版物和官员个人的观点: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提出,“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1500万人”(1989);《中国人口(总论)》认为,19601962年三年中“非正常死亡人口总数约为1858万人”(199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盖隆认为,“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达到4000万人”。

国内专家的研究成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著名人口学家蒋正华认为,“在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总人口约为1700万人”;李成瑞自己认为,在19581963年间,“超线性死亡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158万人,约为2200万”;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兼任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彭希哲认为,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约为2300万;任职于上海大学的学者金辉,认为“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低限值也在4000万之巨”;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曹树基认为,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李若建认为,三年困难时期因饥荒而死亡的人口数在1530万到2470万之间;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认为,“三年的大饥荒造成的人口过量死亡至少要超过1530万”;党史专家韩钢表示,“个人对二千万以下的数字都持怀疑态度”。

国外学者方面,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认为超线性死亡为2700万人(1984);美国人口统计学家朱迪斯·班尼斯特认为非正常死亡为3000万人(1987);费正清认为约有2000万到3000万人由于缺乏营养在饥荒中丧失;麦克法夸尔认为非正常死亡人数有1600万到2700万人。16

上述数字,均指因大饥荒而导致非正常死亡,人口出生减少等损失未计在内,其数大多认为在1000万到3000万人不等。

李成瑞文中没有提到的还有两个代表性观点:一是杨继绳认为非正常死亡3600万人,一是香港大学教授冯客认为“非正常死亡人数被确认为不少于4500万”。

从上述总结来看,大饥荒导致两三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是主流,而且这是经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有些研究者认为非正常死亡总数在3000万或以上,目前还未能得到档案的证实或证伪,只能算是个人学术观点。对个人学术观点可以商榷,但不能背离史实太远。以孙经先为代表的一类人,“研究”认为只有250万人以下的“营养性死亡”,如此背离史实的荒谬“研究”结论能够出笼,并得到支持和广泛传播,实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在。

大饥荒中发生严重死人事件的各地干部,在后来的追查中,大都承认了自己的罪恶,比如,1960125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西北局书记处会议上做检讨时承认自己“确实造成了罪过”17196117日,凤阳县委书记处书记赵玉书代表县委在五级干部扩大会议上的检查材料中承认“拿人命当儿戏,我们有罪”18。然而,时至今日,竟然还有人意图否定曾经发生大饥荒的事实,他们漠视千万农民的生命权利,置他们的无辜死亡而不顾,仍试图用各种伪学术来掩盖历史真相,甚至“创造”出让人惊愕的“探索性错误”提法,其缺乏基本的学术良知和对普通老百姓生命权利的最基本的尊重已不言自明。这些人之所以如此,其意图无非是为了给某个人、某个时代辩护,因而不顾历史事实,意图掩盖真相、混淆是非,拒绝历史反思。

 

注释:

1 http://www.cssn.cn/lsx/slcz/201409/t20140922_1336727.shtml该文作者署名“北原”,文后注明系安徽行政学院退休职工,文中称曾先后在蚌埠地委办公室和安徽省委办公厅工作。

2 中共四川省委研究室著:《四川省情》,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页。

3 《四川省志·公安司法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110页。

4 同上,第110页。

5 冯客:《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第294295页,及第362页注解。

6 见彭世华:《彭水县大饥荒人口非正常死亡报告》,《炎黄春秋》2014年第9期;彭世华:《粮食的历史》,世界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版,及20143月新版。

7 李若建:《20世纪50-60年代中国人口统计数据存在的问题探讨》,《人口与发展》2012年第2期。

8 见孙经先:《关于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变动(1959-1961)》,《经济纵横》2014年第5期。

9 《安徽省志·公安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页。

10 《四川省志·公安司法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页。

11 《安徽省志·公安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页。

12 1962111日甘肃省委转发省调整城市人口领导小组呈送省委并报西北局、中央核实城镇人口和粮食供应工作领导小组的《关于普查核实城镇人口和粮食供应工作的报告》(甘肃省档案馆914407卷)。四川省民政厅涪陵工作组孙传学1962130日“关于涪陵专区灾情和救灾情况报告”(档案)。

13 《安徽省志·公安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页。

14 孙经先:《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

15 http://zhuanlan.zhihu.com/chenqin/19673836

16 李成瑞、尚长风:《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研究述评》,《国史研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述评:第七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12月第1版,第256261页。

17 《张仲良同志在西北局书记处会议上的检讨》,甘发(60265号,原件藏甘肃省档案馆,档案编号:1-办12640,转引自转引自《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甘肃六十年代大饥荒考证》,武文军主稿,兰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2001年印,第102页。

18 王耕今等编著:《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3年)》,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183页。

 

 

(责任编辑 黄 钟)


相关链接东方网新华网中青网凤凰网21CN新闻中经网中广网南方周末博客日报新民网中国网大洋网南都网中华网
凯迪网南方网文新传媒人民网中新网文史天地星岛网千龙网环球网
E_mail:yanhcq@126.com